［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提供了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的一大根本背景和动能。两个寓于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密切相连的概念———“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可被用作概览和分析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一项主要工具，据以揭示和阐说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新特征。本文主要在三个层次上进行这样的讨论：第一，中国外交战略基本目标；第二，中国外交战略缔造机制；第三，中国外交战略工具。最后，经过在“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概念框架内的分层次解析后，还需要多少着重地展示该框架本身的固有局限和外交转型的有限性，以避免就中国外交战略和亚洲国际关系的复杂未来做出简单化的错误判断。

［关键词］中国社会变迁：“经济第一”：“并入世界体系”；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当代巨大的社会变迁

自从约25年前邓小平启动富含伟大创新性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92年他就国家方向和根本战略所作的锐意改革的南巡讲话引发中国经济持续腾飞以来，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巨型国家已经发生了种种巨大的变迁。尤其最近一两年里，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的亚洲邻国，乃至在差不多整个世界，这些变迁引起了可谓异常密集的关注。它们导致了如此众多的关于中国未来崛起为世界强国的预计和讨论，连同如此众多的关于这愈益可能的前景将对区域和世界政治经济、权势结构、大国关系、总体和平和国际安全等等具有何种含义的猜测和估算，①以至简直遮蔽了先前在这同一主题上的预言和论辩，①尽管后者多年来也绝非稀少浅薄。

在中国种种持续的巨大变迁当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并引发了非常丰富的联想的变迁，无疑是中国经济力量的急剧增强：十多年来经济不断高速成长，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总量一再成倍增大，对外贸易就其规模和地理分布而言无不迅猛扩展，中国在全世界产业、商业、原料和能源需求等方面的分量和地位节节跃进。与这些密切相连，以下事态发展同样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多种多样的讨论：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巨大扩展；大多数领域中市场经济愈益取代计划经济或指令型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上从未见过、然而当前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新现实的“经济自由”；十多亿人口的社会价值观和基本社会关系相应的巨大变化；在国家和政府的各个层面政治运作方式虽然有限、但仍显著和重大的种种转换；愈益引人注目甚或急剧发展着的社会内部差距、分野和紧张，它们出自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幸但也许殊难避免的种种社会不公正问题。②

“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中国社会变迁的概念化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所有上述重大变化提出了一个既有实质性的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实际价值的问题：如何以合适的方式“设计”出一个尽可能简约的“范式”，以说明中国当代的变迁与其未来方向？较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下列问题：如何以一种足够全面和深切的方式界定这些变迁的基本性质？如何以尽可能少的、同时不仅足够清晰而且含义足够丰富的概念来将这一性质概念化？如何使得这一概念通过阐发成为一个适切的指南或纲要，以便统一和完整地理解中国在当前甚或未来可预见的时期里基本的社会/政治/政策状况？

在美国，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以求为上述问题（确实很困难的问题）提供一种学术解答。以设在夏威夷的著名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为组织支撑的几位学者设计了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变”，并正在以此为“范式”或主题实施一项同名的项目研究。①从邓小平直至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和大多数中国学者决不会接受“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变”这个概念，而且为此有着在事实、思想和道义诸方面的足够理由以及必要的政治考虑。但是，在方法论上，寻求将中国当代社会变迁概念化的努力值得借鉴，因为一个尽可能简约的“范式”有着如前所述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特别就中国外交战略讨论而言，一种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适切的概念化有助于把握这一战略的根本动能、深层原因以及基本方向。为此，本文提出两个密切相连的概念———“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将其用作对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一种概览和分析的主要工具，即便与使用单独一个概念相比，使用两个概念还不能算是达到了最大的简约和整合程度。因此，在目前的框架内，本文就中国当代外交战略这一领域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在于：与先前相比，“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背景下的中国外交战略有何新特征？

这个问题主要可从三个层次予以探究：第一，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目标；第二，中国外交战略的缔造机制；第三，中国外交战略的工具。①最后，经过在“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的概念框架内分层次解析中国外交战略之后，还必须多少着重地展示这一框架本身的固有局限和外交转型的有限性，以避免就中国外交战略和亚洲国际关系的复杂未来做出过于简单化的错误判断。

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目标

讨论中国当代外交战略，在过去20余年中国社会巨大变迁和转型背景下应予强调的一大事态发展，就是中国外交战略基本目标在很大和显著程度上的“经济化”。旨在维护中国“经济安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经济政策本身，成了对外政策的一大愈益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日常一般场合的首要部分（或至少是首要部分之一）。中国对外政策或战略中传统的国家安全目标已被赋予了一个具有非常清晰的经济性质的动机，而且是一个根本的动机，即如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府领导人和政治精英们多年来所惯常表达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有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政策或战略中传统的外交目标也被赋予了一种至关紧要的、往往是直接的经济动机，那就是促进外部资本、技术、原料和能源的输入，同时促进中国产品的输出（现在还有逐渐浮现和增长的中国资本输出）。②

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中基本的经济目标与愈益参与和并入世界体系有极密切的联系，而那是一种经济目标与经济效果之间的联系。由此而来，中国的国际身份认同发生了改变：从一个“体系外国家”变成了一个“体系内国家”；从一个强烈反对国际现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大致认可、甚或在许多方面立意维护国际现状的国家。虽然存在着若干基本的复杂性、制约和含糊性，虽然中国关于国际社会的终极理想和哲理信念在于远未实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对外战略纲领和实践中的首要倾向和选择还是比较清楚的。①（即如前述东西方中心研究项目设计者和主事者所言：中国的转变“正在激发中国外交的一个新时代。中国需要为社会—经济发展保持一个和平的环境，这势必导致一种对于区域权势结构、特别是美国的协调性政策。由于中国从现今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获益，现状愈益符合它的利益。”②）

从江泽民主席1997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克林顿总统达成构设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原则性共同立场（不管其虚实如何）起，尽管中美关系几乎总是起伏不已、波动不绝，然而从任何庶几可以定义为中国对外政策纲领宣示的中国政府公开声明③之中，都能够见到可表达为“大国外交”的思想，那是自上述访问后经常被许多研究中国外交的中外学者使用的一个概念。确实，“大国外交”一语本身几乎从未见于中国政府公开文件，有别于另两个用语或概念———时常可见的“大国关系”或“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大概因为此类公开文件多少顾虑一项由来已久的传统外交信条，即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重心。然而，中国政府早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北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外交的教授2000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中国必然也必须将恰当地处理“大国关系”当作中国对外政策的第一优先，以此操作中国的“大国外交”。④

在“大国外交”（如前所述主要指对发达大国的外交）与愈益并入世界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对美外交中一个比重愈益增大的内涵，在于造就和发展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之间、甚至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双边和多边的体制性经济安排；中国对欧洲大国（和欧盟）的外交，连同对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的外交，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由那种经济优先的参与性目的所驱动。与此同时，在“大国外交”的背景下，中国之愈益广泛和深入地卷入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了一种政治和战略性的“溢出”效应，因为它往往在非同小可的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对多种多样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体制的参与。在愈益并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发展出了逐渐增大的、与外国对华经济依赖并存的中国对外经济依赖，而这后一依赖总的来说形成了对中国外交战略目标和行为方式的有力制约，从而与其他基本原因一起，导致了很大程度上基于至关紧要的“经济安全”考虑的审慎与温和。这在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和操作上有反复不已的重要表现，并且影响着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对韩国、有时还有对日本的政策目标和行为，①虽然有时这方面简单化和夸大的评估确实助成了某些西方观察家过分“乐观”的预言。②它对中国在台湾、香港、人权、军控和不扩散等问题领域的政策行为的影响，连同它对中国总的对外态势的效应，也值得予以认真、恰当的观察和分析。

中国外交战略的缔造机制

要分析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的缔造即决策机制，或者说要一般地解释为什么中国有人们在当今时期看到的那种外交政策和战略，充分考虑到“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是非常有用甚而透彻的。从最高层次开始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当代最高领导（他们在多数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无疑一如既往地拥有压倒性的决定作用，尽管中国在其他许多方面有了深刻的变化）的某些新特征，也可以发现这些新特征与上述两个界定性概念之间的某种本质联系。

在此应当注意的头一项显著的事态发展，在于中国最高领导的意识形态有了一种新的复杂性。作为中国对外政策方向的基本原因之一，他们怀抱的“传统”意识形态系由三大成分构成：第一，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在此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信念；第二，中国的爱国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现代激进民族主义；第三，“现实政治”（real pol i t i k）意识形态，或曰关于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思想，这当然并非中国人或共产党人所独有。而现在，一种可称为“新国际主义”的新成分已被相当引人注目地添入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系统，这可以被认为是在全球化和中国愈益卷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国际观中浮现和发展着的“自由国际主义”因素。这种“新国际主义”的特征，在于虽然有限但仍较迅速地（带有某些波动）增长着的一些特定的诚信———相信多边合作、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以及跨国的非政治交往，既在于它们对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助益，也在于它们本身被认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特别是江泽民主席本人提出并由中国政府在他退休之后继续持有和宣讲的“新安全观”，①

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新国际主义”的体现，还有得到中国媒体大量宣传和学者众多讨论的“多边外交”和“多边主义”。②同样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很大程度上由“经济第一”驱动的中国之愈益并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最高领导怀抱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总的“烈度”业已逐渐减低，除了在台湾问题和中国边疆领土完整性问题上。由此而来减缓了的民族主义可定义为“讲求实际的民族主义”（“p ragmatic nationalism”），对其特征以及它与中国民族主义其他基本形态的区别，丹佛大学的赵穗生教授作了很好的展示和分析。③同样这些状态和影响，还创造和加强了在中国最高领导的“现实政治”或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某些新内涵，即其“国家利益”观念在颇大程度上的“经济化”和“国际社会化”。（后者主要指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利益”的颇大一部分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融合或同化）记忆驱使人类行动，其作用一般超过甚或远远大于意识形态。中国最高领导的压倒性的记忆或历史体验，特别是他们在自己作为最高领导的开初时期里获得的印象最强烈、最持久的历史“教训”（或曰他们作为最高领导的“出生经验”），在塑造他们的基本政策和战略方面极为重要。这一点就邓小平以来的最高领导而言，几乎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因为三大极为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分别极为有力地塑造了他们作为最高领导（或最高领导成员）的“出生经验”，那就是（对邓小平而言）“文化大革命”与紧随这场十年浩劫而来的起初的改革开放，连同（对江泽民和胡锦涛而言）1989年初夏的动乱。在本文的框架内，很容易意识到关于“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历史教训，连同改革开放之初所带来的非常令人鼓舞的成果，直接导致邓小平和中国树立了“经济第一”信念，并且开启了愈益并入世界体系的过程。

对于他以后的两代最高领导而言，1989年动荡岁月里中国总体经济状况良好所起的生死攸关的“政权稳定”效应（它说到底归功于“经济第一”基本国策、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以及卷入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以及由此而来的被强化了的相关信念，非常有力地加强了确立不久的经济/社会转型方向，尽管有紧随动乱采取的政治上的种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措施。①

除了这些极重要的国内历史经验外，最高领导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关于对美关系、卷入经济全球化和参与国际体制的那些基本记忆或历史经验，也在外交战略的缔造方面至关重要。②历经20多年，“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这两者的运作帮助促成了中国政府体系的新特征，包括它在对外政策的缔造和贯彻机制方面的某些新特征。与这两项关键因素直接相关的事态发展之一，在于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愈益增生。它出自国家内政外交管理任务的愈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而后者本身出自如前所述中国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在最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中国的转型。所有这些对政策缔造包括外交战略缔造有一种总的来说分权化或分散化的影响。中国从未有过像当今存在并且继续膨胀着的那么庞大的政府机构体系（用政治学常用的中性术语来说是“官僚机构体系”），相关的低效、紊乱、不同机构利益之间的竞争以及所有其他“大政府”现象便在所难免。③

就分析目的而言，最容易做到的是制订一份简单的“范畴表”，以考虑相关的情势和问题：文职领导（在政府日常运作中主要从事国民经济管理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内稳定问题）vs.军方系统；外交部门（一般显著倾向于扩展中国的国际生活参与，包括国际经济参与，连同维持国际秩序的总体稳定）vs.军事部门；外交部门vs.经济管理部门（前者的事务已越来越多地被注入了经济内容，与此同时后者的规模和复杂性，连同在外交政策和战略的缔造和实施方面的分量和影响已变得愈益增大）；国家安全信息系统问题（该系统的部分特征在于机构体系多元，功能区分有限，互相协调欠佳，内部缺乏单一的集中控制机构）；基于政府不同部分的不同利益、不同传统或不同“政治文化”和经验的“机构舆论”差异。与上述诸种情势和问题密切相关，存在着协调机制和中央控制机制问题，这对于高效的对外政策缔造至关重要。就此，注意力和可能的研究应当指向：（1）协调机制及其效率；（2）对整个政府和整个政策缔造/贯彻的中央集权控制能力（它自邓小平以后在非危机性问题上总的来说已逐渐减弱）。最后，一个重要但几乎完全缺乏研究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压倒性的地方经济关切和它们在对外政策方面有限的新作用。

在影响外交政策和战略缔造的各种因素中间，一项晚近浮现的、与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的因素，是半官方和非官方大众媒体的纷繁丛生与公众舆论的显著兴起。“市场力量的成长”、由这一经济转变导致的“大批新的社会力量”以及“种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表达”提供了这方面的很大部分动因。在市场和私有经济急剧发展以及它们导致的社会多样化背景下，半官方和非官方大众媒体急剧增生和膨胀，其影响迅速扩大。

关于此类大众媒体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公众舆论，有几大问题。①首先，必须强调大众媒体的半官方和非官方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上升得相当迅速。什么是官方舆论？在当今中国，大致只有很少数由中央政府以及省级政府直接经管的媒体才能被认为是纯官方舆论喉舌，其余则大都是半官方和非官方的。就对外政策来说，中国这么多半官方和非官方大众媒体有怎样的基本性质？一般而论有两项彼此并存和矛盾的基本性质：支持或附和政府的意图、路线和政策；从商业和民族主义兼具的动机出发，间接地干扰甚或“婉转地”反对政府的意图、路线和政策。

因而很清楚，它们具有双重性质。为什么会有后一重性质，即间接地干扰甚或“婉转地”反对政府的意图、路线和政策？答案是以下两个动机在起作用：第一是依靠尽可能多地卖报纸、卖杂志去赚钱，设法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增加发行量以图牟利，这就会较严重地影响编辑方针；第二是大众民族主义，与在公众中间一样，它也广泛存在于新闻业者行列。而且，这两个动机或原因经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增加发行量往往需要附和甚或间接地鼓动大众民族主义，而新闻业者中间“真诚的”大众民族主义往往能自然而然地促进发行量的增加。关于公众舆论，必须强调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大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及许多非西方的民主制国家，然而某种形态的“大众政治”在中国已经存在。

在这日益发展的大众政治当中，公众舆论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与过去相比迅速增长，而且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相当显著。不能简单化地看待公众舆论。就此有几个理论和实践意义兼备的问题。第一，什么是“公众”？其构成或内在区别如何？第二，什么是“公众舆论”？其统一性和内在差异怎样？第三，在什么样的问题上公众表达其特定的意见或舆论？第四，公众通过怎样的渠道表达舆论？第五，政治领导人依靠什么办法知道公众舆论？不能认为由于中国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国家，中国领导人就不顾或忽视公众舆论。他们对公众政治舆论的了解程度几乎肯定不亚于例如美国领导人对美国公众舆论的了解程度。差别主要在于了解的办法和渠道有所不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中国领导人以怎样的方式回应公众舆论？不同的政治领导人对公众舆论的关切程度有所不同，回应方式也不一样。邓小平大概不在乎或不怎么在乎所谓公众舆论，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则对公众舆论往往非常关切，甚至相当顾虑，而将他们在时间上隔开的那一代领导人对公众舆论的关切程度，连同其政策受公众舆论影响的程度，显然介于这两者之间。不仅如此，不同的政治领导人有不同的“胆魄”去对待公众舆论，并且运用不同的技能去影响、引导和调控公众舆论。在随社会变迁而势必继续增进的中国“大众政治”中，对中国外交战略势将更加重要的一大道理在于：政府是国家利益的受托者和首要责任者，而不是大众激情的单纯呼应者；政治伦理根本上说是从政治后果（就国家总体利益而言的政治后果）估量出发，而不应等同于普通的情感。对公众舆论的正确呼应和引导既取决于政治才能，也取决于战略意识和负责精神。

中国外交战略的新工具

有如前述东西方中心研究项目的设计者和主事者所言，中国的变迁“产生了新的对外政策工具。它们包括？？经济和外交合作的新途径”。①然而，由此新添的中国对外政策工具并非只有合作性的经济和外交交往。它们（主要是潜在地）还包括经济威慑、经济压力甚至经济惩罚，特别在2004年年中开始被象征性地暂时运用于台湾问题。②这些新工具基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更大的分量、更高的经济互相依赖程度和愈益增多增大的经济影响渠道，它们是中国在自己的经济发展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

“经济外交”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变得越来越显著，其运用的频度和突出程度在2005年可谓近乎急剧增长。①先前，其最显著的例子是对美经济外交，尤其是政府主持下几度反复进行的对美国工业设备和民航客机的巨量特别采购，主要是出于重大的政治和战略目的。还有类似的、以巨量特别采购为主要特点之一的对欧经济外交。与这方面的事态发展相关，美国从事巨量对华贸易和投资的诸大公司形成了一种相对松散、但效能甚为可观的对华亲善“院外游说集团”，中国方面也恰当地利用了它在中美关系方面不时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相当重要的还有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结构很特殊的经济关系，以俄制先进武器装备的购买和销售为其压倒性的主要内容，加上未来可能大规模进行的能源贸易。它们对中国有着非凡的战略意义。②

如此就涉及到了中国的军事能力———中国对外政策的又一个新近增强、甚或大为增强了的工具。这一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所有上述经济变迁，正在逐渐增大的程度上促进中国作为一个真正大强国的崛起，虽然它当前的使用非常有限，除了作为阻止台湾法理独立的愈益可信的威慑。随着加速增强军力在中国国务优先议程上的地位显著上升（这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战略家看来绝对必须，因为先前20年里不管是否出于必要的原因它的地位都未免过低，也因为中国的外部安全关切业已增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家财经资源分配和对外政策缔造的影响大概已经增长，而且会继续增强。它是国家利益之“军事”方面的首要代表，也是一个有着本身某些特殊的思想倾向、“机构文化”、利益和财政要求的特殊群体，而所有这些特殊性一直被置于国家政治领导的合理控制和有效制约之下。

关于可预见的未来时期里的中国军事力量，每个通晓常理的观察家都会同意下述事实性描述：“中国年度防务预算据最高估计，仍低于五角大楼4000多亿美元（年度）预算的四分之一。即便如此，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该国高速的工业化正在给予北京规模大得先前无法想象的财政和技术资源，以改善其武装力量。”③晚近几个月里，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们就中国军力加速增长的关切所作的公开表达急剧增加，而且其“威胁评估”显著升级。①这表明，中美两国之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特别在战略性领域）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甚至潜在地更为强烈，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加速集聚的乌云或潜在风暴。②

再回过来谈中国的“经济外交”，连同更广泛的、中国日益发展的世界经济介入。应当指出，它们的一个越来越扩展的部分，是寻求追加的能源供应。最近一两年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国内相当急剧地兴起了一种对未来能源供应可能严重不足、“能源安全”急需预先保障的忧患感。用一位境外著名研究者的话说，这在某些场合达到了“能源执迷”的程度。③与之相伴，在中国与某些邻国之间的关系中，正在出现由此而来的复杂化甚而紧张的颇大可能性。不仅如此，已经有了：（1）中日之间为争取俄罗斯石油优先输入的相当激烈的竞争，它对中日和中俄关系都产生了负面影响；（2）中日之间就东海海底油气储藏和钓鱼岛归属的正在恶化、趋于危险的争端，后一领土争端也有显著的能源意义；（3）就长期而言含意甚至更重大的、美国对中国新近开始的世界范围内能源追求的神经质反应，连同它就此作出的空泛的负面性战略想象，其最近的突出表现就是中海油竞购尤尼科在美国引起的巨大政治反弹。此外，对未来“能源安全”的担忧，甚至导致中国某些媒体呼吁尽快创设强大的远洋海军，以保护至关紧要的中国海上石油运输信道。

经济/社会概念的缺陷与中国外交转型的有限性

正如本文第二节末尾所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分析，“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这样的经济/社会概念虽然在许多方面有其准确性和适切性，但同时也有其不可忽视或轻视的局限性。它们富含中国“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和“市民社会”成长之意，在用以讨论中国外交时，容易使人低估甚至忘怀某些另外的动能和潜因，而正是这些动能和潜因可能使得中国对外政策方向不会像西方世界不少人预料或希望的那样，那么多地具有通常意义上的“温和”、“通融”和“国际化”的性质。首先，某些自由派理论的基本前提———自由经济完全能构建一个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对外政策的自由政治国家———远不是完全可信的，正如严重低估或完全否认这种效能的现实主义理论前提一样。历史反复表明，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性质，基本的政治动能和政治问题有其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而且往往产生支配性效应，特别是在那么大地受到种种结构性要素（例如地缘政治和国家间力量对比）和集体心理要素（例如民族主义情感和大众成规观念）影响的国家间关系和国家对外政策领域。在这方面，特别是因为其政治、文化和历史特性，变迁中的中国不会例外。

不难发现下列两者间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是中国国内政治转型和政治文化变迁的有限，另一方面是其对外政策变迁的有限，尽管这决不意味着在所有这些领域已经发生的转变不是很大和实质性的。不仅如此，在试图思考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前景时，除了本文前面在“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的框架内已经展示和阐说过的以外，还应当考虑到下列特定状况或事态发展

——大众民族主义相当迅速的增长及其对外政策影响，包括在此背景下政府有大得多的需要以一个接一个的对外政策成就（能够很容易地被公众视为促进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伟大的对外政策成就）来增进公众支持。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长期结构性矛盾，或者说是上一节已经提到的中美之间“被结构性地规定了的”可能的战略竞争、战略互疑、战略对立甚或冲突。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政治和战略性对立和竞争，它们在近期急速加剧，连同同样“被结构性地规定了的”强有力的权势动能和更强有力的心理动能。

——东亚国际政治中若干重大的不确定因素或动能，包括未来朝鲜半岛和美韩同盟的不确定性，未来日本作为一个张扬的政治甚至军事强国的不确定性，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不确定性，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不确定性。

在当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亚太地区（而且甚至对中国本身而言）最重要的一个“结构性”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以一种快得惊人的速度崛起。众所周知，这一崛起很大程度上出自中国在一种宽广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转变，不管是谁如何在理论上界定这一转变的性质。在外部，首先由于无政府的国际政治的本性（这种政治被修昔底德描绘为由“恐惧”以及对“荣誉”和“实利”的追逐驱动的紧张，被霍布斯甚至更暗淡地说成是一种植根于“疑惧”以及“光荣”和“竞争”中的“战争状态”），中国经济实力、外交影响和军事能力的高速增长很可能导致邻国产生程度不等的忧虑，特别是使超级强国美国及其首要盟国日本感到在战略上“受威胁”，即使假设（一个与正常情况远远不同的假设）在此国际结构中它们与中国一样有尽可能良好的意图。仅仅这一个因素，就足以使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前景大为复杂化。

在中国国内，在其迅速崛起的背景下，下列新近浮现的公共舆论肯定跻身于特别重要的事态发展之列。就中国对外政策方向而言，它们既展现了宏远的应有期望，也蕴含着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①第一，中国舆论大致突然发觉中国有了由多年经济迅速发展造就的、相当巨大的经济实力，发觉这一实力在不少场合是可用的（而且目前是狭义的外交之外近乎唯一真正可用的）对外战略重大国力工具。第二，中国舆论大致突然发觉需要有积极进取的外向型对外政策，特别是外向型经济战略，以造就或维护非常需要的外部资源和市场来源以及有关的政治影响，进一步促进国内发展，并且帮助对付现今和未来的某些国内经济和社会紧张。第三，如上一节所述，中国舆论大致突然形成了相当强烈的“能源安全”紧迫感，还有与之关联的在某些舆论那里强烈的海权意识。第四，中国舆论（至少是相当大一部分舆论）多半由于台湾问题，大致突然发觉美国从根本上说是战略对手，并且开始并非朦胧地感到未来颇有可能因为台湾问题而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甚至局部战争。第五，中国舆论大致突然发现面对一个巨大和危险的日本问题，并且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日本意象”：一个正在崛起、同时又正在衰落的日本（崛起是指政治上的张扬和军事上的躁动，衰落是指经济上甚至人口上的相对和绝对减弱，连同与中国迅速崛起比较而言的相对颓势）；一个历来可恨、今后又会威胁中国的日本；一个中国未来一定要、也一定能够压倒的日本。②

还有一个在国内外环境中相对晚近浮现的、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原因的变化，那就是从很大一部分“精英舆论”来看，在对外问题上的紧迫感已变得远超过发展国内改革的紧迫感；在不少人那里，曾在多年里差不多可以说代表对外政策精英舆论共识的“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观念似乎已悄然隐退。这与本节谈论的所有其他因素一起，会多少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缔造，增进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有限性。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