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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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提供了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的一大根本背景和动能。两个寓于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密切相连的概念———“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可被用作概览和分析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一项主要工具,据以揭示和阐说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新特征。本文主要在三个层次上进行这样的讨论:第一,中国外交战略基本目标;第二,中国外交战略缔造机制;第三,中国外交战略工具。最后,经过在“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概念框架内的分层次解析后,还需要多少着重地展示该框架本身的固有局限和外交转型的有限性,以避免就中国外交战略和亚洲国际关系的复杂未来做出简单化的错误判断。

  [关键词]中国社会变迁:“经济第一”:“并入世界体系”;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当代巨大的社会变迁

  

  自从约25年前邓小平启动富含伟大创新性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92年他就国家方向和根本战略所作的锐意改革的南巡讲话引发中国经济持续腾飞以来,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巨型国家已经发生了种种巨大的变迁。尤其最近一两年里,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的亚洲邻国,乃至在差不多整个世界,这些变迁引起了可谓异常密集的关注。它们导致了如此众多的关于中国未来崛起为世界强国的预计和讨论,连同如此众多的关于这愈益可能的前景将对区域和世界政治经济、权势结构、大国关系、总体和平和国际安全等等具有何种含义的猜测和估算,①以至简直遮蔽了先前在这同一主题上的预言和论辩,①尽管后者多年来也绝非稀少浅薄。

  在中国种种持续的巨大变迁当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并引发了非常丰富的联想的变迁,无疑是中国经济力量的急剧增强:十多年来经济不断高速成长,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总量一再成倍增大,对外贸易就其规模和地理分布而言无不迅猛扩展,中国在全世界产业、商业、原料和能源需求等方面的分量和地位节节跃进。与这些密切相连,以下事态发展同样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多种多样的讨论: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巨大扩展;大多数领域中市场经济愈益取代计划经济或指令型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上从未见过、然而当前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新现实的“经济自由”;十多亿人口的社会价值观和基本社会关系相应的巨大变化;在国家和政府的各个层面政治运作方式虽然有限、但仍显著和重大的种种转换;愈益引人注目甚或急剧发展着的社会内部差距、分野和紧张,它们出自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幸但也许殊难避免的种种社会不公正问题。②

  

  “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中国社会变迁的概念化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所有上述重大变化提出了一个既有实质性的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实际价值的问题:如何以合适的方式“设计”出一个尽可能简约的“范式”,以说明中国当代的变迁与其未来方向?较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下列问题:如何以一种足够全面和深切的方式界定这些变迁的基本性质?如何以尽可能少的、同时不仅足够清晰而且含义足够丰富的概念来将这一性质概念化?如何使得这一概念通过阐发成为一个适切的指南或纲要,以便统一和完整地理解中国在当前甚或未来可预见的时期里基本的社会/政治/政策状况?

  在美国,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以求为上述问题(确实很困难的问题)提供一种学术解答。以设在夏威夷的著名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为组织支撑的几位学者设计了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变”,并正在以此为“范式”或主题实施一项同名的项目研究。①从邓小平直至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和大多数中国学者决不会接受“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变”这个概念,而且为此有着在事实、思想和道义诸方面的足够理由以及必要的政治考虑。但是,在方法论上,寻求将中国当代社会变迁概念化的努力值得借鉴,因为一个尽可能简约的“范式”有着如前所述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特别就中国外交战略讨论而言,一种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适切的概念化有助于把握这一战略的根本动能、深层原因以及基本方向。为此,本文提出两个密切相连的概念———“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将其用作对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一种概览和分析的主要工具,即便与使用单独一个概念相比,使用两个概念还不能算是达到了最大的简约和整合程度。因此,在目前的框架内,本文就中国当代外交战略这一领域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在于:与先前相比,“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背景下的中国外交战略有何新特征?

  这个问题主要可从三个层次予以探究:第一,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目标;第二,中国外交战略的缔造机制;第三,中国外交战略的工具。①最后,经过在“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的概念框架内分层次解析中国外交战略之后,还必须多少着重地展示这一框架本身的固有局限和外交转型的有限性,以避免就中国外交战略和亚洲国际关系的复杂未来做出过于简单化的错误判断。

  

  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目标

  

  讨论中国当代外交战略,在过去20余年中国社会巨大变迁和转型背景下应予强调的一大事态发展,就是中国外交战略基本目标在很大和显著程度上的“经济化”。旨在维护中国“经济安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经济政策本身,成了对外政策的一大愈益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日常一般场合的首要部分(或至少是首要部分之一)。中国对外政策或战略中传统的国家安全目标已被赋予了一个具有非常清晰的经济性质的动机,而且是一个根本的动机,即如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府领导人和政治精英们多年来所惯常表达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有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政策或战略中传统的外交目标也被赋予了一种至关紧要的、往往是直接的经济动机,那就是促进外部资本、技术、原料和能源的输入,同时促进中国产品的输出(现在还有逐渐浮现和增长的中国资本输出)。②

  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中基本的经济目标与愈益参与和并入世界体系有极密切的联系,而那是一种经济目标与经济效果之间的联系。由此而来,中国的国际身份认同发生了改变:从一个“体系外国家”变成了一个“体系内国家”;从一个强烈反对国际现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大致认可、甚或在许多方面立意维护国际现状的国家。虽然存在着若干基本的复杂性、制约和含糊性,虽然中国关于国际社会的终极理想和哲理信念在于远未实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对外战略纲领和实践中的首要倾向和选择还是比较清楚的。①(即如前述东西方中心研究项目设计者和主事者所言:中国的转变“正在激发中国外交的一个新时代。中国需要为社会—经济发展保持一个和平的环境,这势必导致一种对于区域权势结构、特别是美国的协调性政策。由于中国从现今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获益,现状愈益符合它的利益。”②)

  从江泽民主席1997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克林顿总统达成构设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原则性共同立场(不管其虚实如何)起,尽管中美关系几乎总是起伏不已、波动不绝,然而从任何庶几可以定义为中国对外政策纲领宣示的中国政府公开声明③之中,都能够见到可表达为“大国外交”的思想,那是自上述访问后经常被许多研究中国外交的中外学者使用的一个概念。确实,“大国外交”一语本身几乎从未见于中国政府公开文件,有别于另两个用语或概念———时常可见的“大国关系”或“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大概因为此类公开文件多少顾虑一项由来已久的传统外交信条,即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重心。然而,中国政府早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北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外交的教授2000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中国必然也必须将恰当地处理“大国关系”当作中国对外政策的第一优先,以此操作中国的“大国外交”。④

  在“大国外交”(如前所述主要指对发达大国的外交)与愈益并入世界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对美外交中一个比重愈益增大的内涵,在于造就和发展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之间、甚至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双边和多边的体制性经济安排;中国对欧洲大国(和欧盟)的外交,连同对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的外交,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由那种经济优先的参与性目的所驱动。与此同时,在“大国外交”的背景下,中国之愈益广泛和深入地卷入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了一种政治和战略性的“溢出”效应,因为它往往在非同小可的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对多种多样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体制的参与。在愈益并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发展出了逐渐增大的、与外国对华经济依赖并存的中国对外经济依赖,而这后一依赖总的来说形成了对中国外交战略目标和行为方式的有力制约,从而与其他基本原因一起,导致了很大程度上基于至关紧要的“经济安全”考虑的审慎与温和。这在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和操作上有反复不已的重要表现,并且影响着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对韩国、有时还有对日本的政策目标和行为,①虽然有时这方面简单化和夸大的评估确实助成了某些西方观察家过分“乐观”的预言。②它对中国在台湾、香港、人权、军控和不扩散等问题领域的政策行为的影响,连同它对中国总的对外态势的效应,也值得予以认真、恰当的观察和分析。

  

  中国外交战略的缔造机制

  

  要分析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的缔造即决策机制,或者说要一般地解释为什么中国有人们在当今时期看到的那种外交政策和战略,充分考虑到“经济第一”和“愈益并入世界体系”是非常有用甚而透彻的。从最高层次开始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当代最高领导(他们在多数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无疑一如既往地拥有压倒性的决定作用,尽管中国在其他许多方面有了深刻的变化)的某些新特征,也可以发现这些新特征与上述两个界定性概念之间的某种本质联系。

  在此应当注意的头一项显著的事态发展,在于中国最高领导的意识形态有了一种新的复杂性。作为中国对外政策方向的基本原因之一,他们怀抱的“传统”意识形态系由三大成分构成:第一,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在此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信念;第二,中国的爱国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现代激进民族主义;第三,“现实政治”(real pol i t i k)意识形态,或曰关于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思想,这当然并非中国人或共产党人所独有。而现在,一种可称为“新国际主义”的新成分已被相当引人注目地添入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系统,这可以被认为是在全球化和中国愈益卷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国际观中浮现和发展着的“自由国际主义”因素。这种“新国际主义”的特征,在于虽然有限但仍较迅速地(带有某些波动)增长着的一些特定的诚信———相信多边合作、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以及跨国的非政治交往,既在于它们对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助益,也在于它们本身被认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特别是江泽民主席本人提出并由中国政府在他退休之后继续持有和宣讲的“新安全观”,①

  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新国际主义”的体现,还有得到中国媒体大量宣传和学者众多讨论的“多边外交”和“多边主义”。②同样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很大程度上由“经济第一”驱动的中国之愈益并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最高领导怀抱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总的“烈度”业已逐渐减低,除了在台湾问题和中国边疆领土完整性问题上。由此而来减缓了的民族主义可定义为“讲求实际的民族主义”(“p ragmatic nationalism”),对其特征以及它与中国民族主义其他基本形态的区别,丹佛大学的赵穗生教授作了很好的展示和分析。③同样这些状态和影响,还创造和加强了在中国最高领导的“现实政治”或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某些新内涵,即其“国家利益”观念在颇大程度上的“经济化”和“国际社会化”。(后者主要指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利益”的颇大一部分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融合或同化)记忆驱使人类行动,其作用一般超过甚或远远大于意识形态。中国最高领导的压倒性的记忆或历史体验,特别是他们在自己作为最高领导的开初时期里获得的印象最强烈、最持久的历史“教训”(或曰他们作为最高领导的“出生经验”),在塑造他们的基本政策和战略方面极为重要。这一点就邓小平以来的最高领导而言,几乎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因为三大极为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分别极为有力地塑造了他们作为最高领导(或最高领导成员)的“出生经验”,那就是(对邓小平而言)“文化大革命”与紧随这场十年浩劫而来的起初的改革开放,连同(对江泽民和胡锦涛而言)1989年初夏的动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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