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与工农联盟

——当代中国宪制思考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7 次 更新时间:2022-03-18 00: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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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由工人阶级领导,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是世界近代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动力和象征;传统农耕中国必须通过革命和建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重构现代中国;占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必须逐步加入这一进程,不只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同盟,更是加入工人阶级队伍。本文还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农业机械化历程为例证,论证了前述论题。

   关键词:工农联盟;工人阶级领导;现代化;宪制;法治

  

   01

   一、问题

  

   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与工农联盟三个词放在一起看上去不像是法学问题,更像是政治学问题。然而,1982年宪法第1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不只是历史中国的简单延续,她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承1840年以来在历次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的遗志,在20世纪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重构的。这就不可能只是宪法律的(of constitutional law)问题,更是宪制的即国之创制的(of constitution)问题。而且,即便是政治学问题,法学人也没有理由拒绝思考。关键不在于其是否是政治,而在于有无法律制度意义!更重要的是,相关的思考、分析和表述是否有点道理,令人有所感悟甚或醒悟。但,即便有上述回答,这也只是个题目,算不上问题。所谓问题,我指的是一个值得甚至迫使你思考和追问的疑问或难题,起码你曾有点困惑。我确实曾困惑很久。不仅有关中国宪法:为什么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也有关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很久。那是1966年初夏,小学毕业之际,我第一次接触《毛泽东著作选读》。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析了工人阶级的特点和优点,认为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还分析了半无产阶级,除了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外,主要是半自耕农和贫农,这个“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一般都受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生活困苦……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刚进入少年的我,刚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和定义,却不真理解。也更习惯一直主导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喜欢从诸如好人、坏人或修身齐家这类维度来理解工人、农民、地主和资本家。不是在社会理论层面,只是作为教义和信念,我接受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中的地位。

  

   几年后,参军服役,我开始读毛主席的其他著作。林彪事件后,开始读《共产党宣言》等马恩著作,塑造了至今我对中国法治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但是,马恩集中关注工人阶级,与毛主席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和命题,如“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等,形成鲜明对比,令我甚是困惑。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既不是工人,也不出生于工人甚或贫苦农民家庭。中共早期的著名工人领袖中,有为革命献身的,如王荷波、项英。但也有向忠发和顾顺章这种毫无气节的叛徒。相反,一批知识分子出生的中共领导人英勇无畏,慷慨就义,著名的如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方志敏等。

  

   而且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产业工人也就200多万人,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很多还是外资产业。其他工人几乎都是手工业或工匠学徒性质的,有技能,但缺乏现代产业工人的组织性,与农民相差无几。当时中国农民人口4亿多,苦难深重,愿意革命。从早期的红军和游击队,到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甚至直到我服役时,从军官到士兵,几乎全来自农村。就这,我能理解,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为什么工人阶级是先锋队,为什么中国革命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我一直没明白。

  

   直到20多年前,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包括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也随着城市化,农民工和城市人口持续增加。有一天,回顾近代以来中国走过的路,我突然明白了。随着时间推移,理解也更深了。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定位,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国宪法规定的工农联盟。也因此,也更能理解今天常说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一百年”,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2

  

   二、工人阶级与工业化/现代化

  

   之所以强调工人阶级领导,我的理解是,中国共产党人用工人阶级来代表18世纪中期以来首先在欧洲兴起、以工业化为当时之标志的根本性社会变革。这个变革一直持续至今,只不过今天我们更习惯用一个涵盖更宽的概念,现代化;更准确,也更容易理解。

  

   在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少数中国人,到20世纪初,几乎已是所有中国政治文化精英,无论传统与否,无论是欢迎、怀疑还是反对,都已意识到,这个变化已不可避免。由此,才能理解李鸿章1870年代的感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他之前,有了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又有一批清廷官员,包括李鸿章本人,推动了洋务运动。甲午海战失败后,社会上又有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张“实业救国”。之后,才有了新文化运动,主张科学与民主。

  

   在这两者中,“科学”应当说比泛泛的“洋务”更为基础,比“师夷长技”也更深入了。因为,科学的背后是另一个知识体系和世界观,不仅明显有别于根植于农耕中国的儒家文化,那是现代工业、制造业的基础,注定引发商业、贸易及其集中地“市”,有别于传统中国的政治军事重镇,“城”或“卫”。“民主”,就启发民智,关注民生,鼓励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而言,意义当然重大。但究竟以何种形式来实现这一层面的民主,则是个重要但在当时中国是无解的难题。要想在帝国主义列强觊觎、掠夺和操控之下,以西方票选民主的方式,在当时中国小农加游牧的经济社会基础上,重构一个现代中国,根本不可能,甚至很危险。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太弱,工人阶级太小。有家国情怀,同时有现代眼界的知识分子更少,而如果不同工农大众相结合,他们还很可能一事无成。

  

   中国人口中比例最多的农民,一直生活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没有其他新的社会参照系,根本无法理解身在其中的这个农耕大国。敏感的,最多也问一声“帝力于我何有哉?”很多人更可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们看不到自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即便身受其冲击而破产,身边出现了“洋人”,也不能联想到更不能理解中国正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走投无路时,农民会造反,却不可能自动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反倒可能,也很容易,被帝国主义支持的各地军阀甚至分裂势力操控。辛亥革命到1949年间的中国就是典型例证。在非典型农耕的边疆地区,各种外国势力先后介入和入侵,制造了伪满洲国、外蒙的事实独立,内蒙、新疆和西藏等地区也都有分裂势力。即便在农耕地区,军阀割据,从未真正统一;此外,也还有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操纵的华北五省自治和南京汪精卫政权。包括满蒙等地在内,全国共有近百万各类伪军,其实基本都来自农民。若不是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就开始努力,最终解散了蒙奸博英达赉(赖)(赵福海)为首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真不知千里转进后,蒋公会如何继续他的“地图开疆”。

  

   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因此,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世界近现代史和社会变迁的一般理解,赋予自己历史使命:要在工业化也即现代化的基础上重建统一的现代中国,一个人民共和国。因为现代工业生产是体系化的,不仅要采矿,还要制造,一定与商业贸易交通运输联系起来。要支撑、发展工业生产,一定需要科学技术,需要产品创新,不断开拓市场。除继承历史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文化传统外,在20世纪,以工业化/现代化为基础,才可能从经济维度,进而在新的制度层面,重新整合中国这个农耕加游牧的传统大国,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各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工业和产业的凝聚力,远比农耕社区间的甚或农民个体间的自然相似,或儒家文化分享,更有凝聚力;也比历史中国的农耕与游牧渔猎地区间的相互需求和依赖有更强更持久的整合力。就因为,在20世纪帝国主义嗜血的“丛林”中,西周以来中国政治精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愿景,秦汉之后的“郡县制”、全国统一选拔政治精英的科举制以及为防范地方割据的“异地为官”等,即便加上“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家国情怀,这些政治文化制度措施和努力,都不足以维护一个传统的中国了,更别说重构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中国,巩固这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只有工业化/现代化,中国社会才可能变得富裕,国力随之强大。甚至不是因为有钱了,可以购买更多现代武器,重要的是有了本国工业制造体系,这个大国的国防才可能逐步自足、日益强大并现代化。与工业化/现代化联系的不只是工人,还有更多城市人口;有更多基础教育,不只是读书识字、诗词歌赋,还要有,也更多是,声光电化以及相应的技能。教育将包括全新的社会规训,劳动分工、协调行动、组织纪律。因为社会需要,就会催生,更强的社会组织纪律性,以及现代国家观念。这将全面影响社会,重构社会行业,创造全新行业。重要结果之一是新式军队。不只是勇敢,也不止是操弄洋枪洋炮。袁世凯创建的北洋新军,所有军官都必须毕业于军校,士兵也要筛选,识字士兵会获得更高的薪水。

  

   为什么不是(或包括)资产阶级呢,既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共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强调自身是工人阶级的代表? 仅仅因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有矛盾、冲突和阶级斗争吗? 或仅因为他们是穷人且人数更多吗? 而在当时中国,如果不是更穷,农民也比工人多太多了。甚或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和设想的,在彻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不再有资本家,只有工人阶级代表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愿景?

  

这可能还不是全部理由。中国共产党选择代表工人阶级还基于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更具体细致的分析。这就是,近代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更多受控于帝国主义各国。虽记得“月是故乡明”的诗句,情不自禁,还是认为月亮是外国的圆,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一心当好各类买办或“倒爷”。民族资产者作为阶级,力量单薄,生性软弱,同样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严重缺乏自信。就像在上海解放初期,不少资本家很怀疑共产党有能力管好上海经济。或如张东荪,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认定“中必输”,想以自己曾是“国共调人”以及自己与司徒雷登的私人关系,来调解中美关系。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自信力的有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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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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