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并且应当把这个世界看得通透，
然而你仍旧有必要也有理由爱它。
——题记
这是一个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断断续续绵延了数十年的故事。既然绵延了数十年，故事当然也就很长，为了使读者不至于感到乏味，我将尽可能把它写得精炼一些，这样的话不可避免就要对一些内容有所取舍，但这些取舍不会影响故事的主干，即不会影响我想议论和强调的东西。
1
先说我遇到的一次奇异的经历。
1975年前后我还在黄土高原地区的B市大学上学，秋末冬初，我所在的班级到B市以北40多里的农村去宣讲中央文件，就像干部下乡一样，我们都在老乡家吃所谓的“派饭”。那时候整个社会都很贫穷，钱也就显得很值钱，吃一顿饭我们只需要交一毛钱二两粮票就可以了。一是一毛钱二两粮票实在不多，二是即使在B市近郊，农民也是赤贫如洗的，他们自己吃饭都是问题，能够拿给我们吃的自然也就只能是粗茶淡饭，遇到心地不很善良的人家，放到你面前的是完全不能入口的东西，也只能算是你倒霉。
为什么要说到吃饭这件事呢？这是因为我们这伙学生饱受吃饭问题折磨已经很久了——我所在的大学后勤管理不善，伙食管理人员克扣以及炊事人员漫不经心，把学生的伙食降低到了“喂猪”的水准，每天都要吃的玉米面发糕带着永恒的骚臭味儿，洋芋熬白菜中往往混杂着很长的洋芋芽，众所周知，洋芋芽有毒，是不能吃到肚子里的。偶尔吃一次所谓的“肉菜”，也只是在洋芋熬白菜中添加了星星点点的肉片而已，有的肉片很显然被炊事人员咬过了，还带着半圆的齿痕。学生们中间流传着后勤部门的贪污腐败问题，而无法无天的贪污腐败问题往往比吃得不好更能激发学生的愤怒，学生们忍无可忍，爆发了好几次罢课学潮，要求彻查有关人员。学校当局为了平息学生的愤怒，答应下大力气整顿，尽可能改善学生伙食。后勤管理部门的人员的确做了某些调整，在一段时间里伙食确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却也绝不能说脱离了“喂猪”的水准。我至今也还记得，有一次学校食堂非常难得地弄来了羊肚子，学生们奔走相告，就像过节一样。然而炊事员给学生们舀到碗里的，竟然是一团团绿色的东西，用筷子拨弄几下，就发现羊肚子似乎完全没有经过清洗，皱褶间还充塞着没有被消化的青草——当然，这只是不破坏谈话气氛的说法，说白了，其实就是羊肚子里的粪便没有经过清洗，或者说没有清洗干净。
那段时间，少不更事的我几乎是怀着鲁迅先生那种“出离的愤怒”了，在这所大学的三年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为糟糕恶劣的一段时间，程度甚至甚于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认为这完全不是伙食标准太低，无法做出像样饭菜的问题，这是根本不把学生当人看的问题，这是日益猖獗的腐败问题（那段时间关于这所学校的基建腐败问题的议论也甚嚣尘上，凭借着红色根据地大学所拥有的红色血脉的优势地位，经常获得中央政府各部门大笔大笔的资金援助，而这些资金的使用却极不透明，各种各样的揣想和臆测不胫而走）。然而有什么办法呢？在那样一个困窘再加上权力无所约制横行无忌的年代，活在底层的人，比如我们这些享受国家补贴的菜金、在学校食堂吃饭的学生，就是猪，就是砧板上的肉，“猪”和“砧板上的肉”是没有办法照顾到尊严和权利的。
正是因为在学校的遭遇实在是太糟糕了，最初我们对于分散着吃派饭是怀着很高热情的，简直有胡风先生在新中国成立的日子里发出“时间开始了”的那种陶醉感和兴奋感。然而就像胡风先生很快遭到打击一样，我们也很快就遭受到了打击，这是因为“派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类似于在学校遭遇到的那种处境——农民们太穷困了，他们不可能拿出像样的东西给我们吃。
我说一件小事吧。
贫穷与不卫生常常联系在一起。有一次我到一户人家吃饭，吃的是南瓜饭，也就是南瓜和粗玉米糁煮成的黏（陕北方言发音为“然”）饭。现在听起来，这种远离油腻的黏饭似乎是很有诗意很有诱惑力的，然而在那个不见荤腥的年代，面前那么一碗黄澄澄的东西，实在是引不起食欲。那次我遇到的还不是引不起食欲难以下咽的问题，而是更严重的卫生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主人疏忽，在我坐着的那个炕上，就在距离饭盘（陕北人吃饭用一种木质饭盘，把饭菜分别摆到饭盘里，然后放到炕上，人蹁腿坐到炕上吃饭）很近的地方，几乎就在饭盘子的旁边，一个三四岁的娃娃非常适时地拉了一泡屎，那泡屎和我碗里的南瓜饭在外形、颜色上别无二致，并且同样冒着热气儿。
我急忙招呼为我提供饭食的婆姨说：“娃娃拉屎了，快收拾一下。”
蹲在灶头吃饭的浑身上下很邋遢的婆姨走过来，镇定自若地用一小片报纸把那泡屎涂抹了去——她涂抹得太草率了，炕席的缝隙间仍旧饱满地充塞着黄色的东西。从她的动作看，她已经很不耐烦我的大惊小怪了。对于她的“不耐烦”我倒是没有大惊小怪。就和贫穷总是与不卫生联系在一起一样，贫穷也总是与冷漠联系在一起。自从来到这个村子，我们就都发现村民们非常冷漠，甚至可以说他们对我们怀着一种敌意。这种敌意当然是有来由的，那就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生活境况所导致的愤慨与仇视。当然，这也与我们在会议上所说的那些官话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毫不相关有关，他们也许认为我们都是一些靠卖嘴吃饭的家伙。
结果那顿饭我没吃，默默地把钱和粮票放到饭盘里，就走开了。
那段时间，我们全班同学就像全然不顾脸面的饿鬼一样，每当饭后聚在一起，总要相互询问吃的是什么？似乎想要在这件事上比出个你高我低似的。其实哪里有什么高低？在这个被饥饿蹂躏的村落里，所有人家都是一样的，大家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慢慢的同学们也就习惯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家也就没有我前面说到的那种激情了，也就不相互比较了，就像所有对生活绝望了的人那样，对于你吃了什么、我吃了什么这件事儿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发生，如此而已而已。
没想到我竟然就遇到了奇迹！
2
一天中午，一个黑瘦的十六七岁的后生带领我到他家去吃饭。大地寂寥，干冷的风在山坡上卷起一阵阵烟尘，整个村落都瑟缩在严寒之中。我尾随着后生往前走，一路无话。我没想着要问一句“晌午吃什么”，后生也没说。在这没有诗意的岁月，人们似乎对一切都淡然了，我甚至没在意后生长什么样子。
沿着坡道上的小路弯弯曲曲地绕几个弯儿，来到了后生的家。和绝大多数那个年代的陕北人家一样，后生的家也没有院墙和院门，爬上土坡就到家门口的空场了。这是一溜三孔土窑洞，按照当时社会贫穷度衡量，虽然看上去有些破旧，门窗都已经变形，却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我看到过连门窗都没有的人家。
我们刚走到窑门口，后生就朝窑里说：“来了。”变形了的木门轰然有声地打开，从门帘后面钻出一个穿着棉襖棉裤、身体有些佝偻的老汉，黑黢黢的脸上带着动人的笑意，两只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浑身上下都显示出农民见到公家人通常都会做出来的那种虔敬恭顺的姿态。我们去老乡家吃饭，并不是经常可以看到笑脸的，所以老汉的笑意顿时使我感受到雷锋所说的那种“春天般的温暖”。\r
老汉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懂，但是我随后就听懂他在礼让我：“回来，快回来。”
“回来”的意思就是“回到家里来”（陕北话中有很多这种使人感到亲近温暖的语汇），于是我就“回来”，从厚厚的棉布门帘下面钻进了窑洞。窑洞里氤氲着浓浓的水汽，我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味儿，这股香味儿极大地刺激了我的神经，一种愉快的暗示或者说预感，在我心中升腾了起来，所以当我被老汉让到炕上，人模狗样地坐下来的时候，我几乎可以说感到很幸福了。
陕北的窑洞一般都把土炕建在窑门口，在炕的另一头，也就是靠近窑掌（窑洞最里面）的地方，是与土炕连在一起的锅灶，锅灶和窑掌之间留有较大空间，用来储存粮食和油盐酱醋之类的东西。日子过得好的人家，一般都会把用来储藏粮食和油盐酱醋的水瓮、瓦罐、瓶子（那个年代，玻璃瓶子除了容器的功能之外，还有作为珍贵物件的摆放的功能）之类的器物擦得油光锃亮，看得出这户人家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整齐的。透过浓浓的水汽，我注意到一个婆姨正在灶头忙活，一个八九岁、长得不很漂亮的女娃娃在烧火。按照当地习俗，女人对于来家的客人是全不理睬的，招呼客人都是当家男人的责任。我很敏感的香味就是从锅灶里散发出来的。眼前的阵仗（陕北方言：阵势）说明我很有可能正在进入一个不平凡的事件，因为我们平常到老乡家吃派饭，是绝对闻不到香味儿的，而且你也看不到人家怎么把饭菜做出来，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饭菜往往已经冷冰冰地摆在炕上了。
老汉从火盆的炭火旁边拿过已经滚开的泥壶（这是当地人的说法，实则是陶壶），为我斟上草原牧人（陕北地区与内蒙古接壤，在生活习惯上与草原牧民有很多相似之处）喝的那种茶砖熬出来的茶——这也是我从未得到过的待遇——然后开始相互通报姓名、年龄。B市北部有几个县的方言很难懂，我只能听懂老汉三分之一的言语，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进行交流，我哼哼哈哈、表情生动地应答着并没有听懂的话，气氛很是热烈友好。
这个村子以前曾经有北京插队知青，那个去接我的后生听得懂我的语言，他做起了我和老汉之间的翻译，这样我就知道了老汉姓潘，叫潘增，他年龄并不大，刚50岁出头，由于一辈子艰苦劳作，只是人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一些；后生叫潘建林，是老潘的大儿子，今年17岁；老潘还有一个小儿子叫潘建强，是潘建林的弟弟，当时没在家。在灶头做饭的当然是老潘的婆姨，那个女娃娃叫潘霞，是家里最小的女子，她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姐姐当时也没在家。至于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为什么都没在家，老潘没做解释，或者解释了我没有听懂，总之，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不在家。
“老陈，”老潘把放在我面前的跟陶壶同样材质的“泥”茶杯拿起来递到我手里，“喝。”
我就喝，茶很酽，几乎全部是苦涩的味道，苦涩到难以下咽的程度。
“老陈，”老汉伸过脖子问，“你以前在哪达儿插队？”
我说我在F县。F县在B市以南，而这里已经是B市以北了，两个地方的地形地貌、民情风俗都很不一样。相对来说，我插队的那个地方自然条件比这里要好很多，属于塬区。所谓“塬”，是指黄土高原还没有被切割破碎，还保留着部分类似于平原的塬面，塬面上是可以种植小麦的；有塬就会有沟，得益于近百年来从南方流落到陕北的“游民”、“黑户”，把种植水稻的技术带到了那里，因此，我插队的地方是有水稻种植传统的，可以吃到大米，这也就是说，那里的生活条件要比B市以北诸县好很多很多。这些老潘都知道，所以他一迭声地说：“好地方，好地方。”
“不敢叫我老陈，”我笑着纠正老潘，“我比建林大不了几岁，还是你的晚辈哩！”
老潘笑眯眯地咕哝了几句，我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但是我注意到，他随后就尽可能避免使用“老陈”这个称呼了，却也绝不直接叫我的名字。在随后数十年交往中，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谈话逐渐集中到潘建林身上。建林中学毕业以后就回家务农了，老潘心心念念怎样把这个儿子送到一个吃公家饭的地方，非常冗长地跟我叙述了一些有关的事情，比如他和乡上某位干部关系好，那个干部也是愿意帮忙的，经历了一系列曲曲折折（主要是耗费了很多钱物）之后，仍然没有解决潘建林的安置问题，所以直到现在还盛（陕北方言：呆）在家里，目前陷入到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老潘絮絮叨叨地诉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我似乎没有什么话可以应答。首先，我那时候也才20多岁，完全没有社会经验，我自己尚且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对潘建林的前途自然也就提不出什么有意义的建议；再就是老潘的方言口音实在是太重了，我完全听不懂，因此并不确切地了解这个家庭所面临的生存问题严峻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我也更不知道他说这番话的意图。
至少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对北京知青有一种广泛的误解，那就是认为这些学生都有显赫的家庭背景，父母亲都是当大官的，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过有插队不到一年的北京知青被“中央”派来的小汽车接走的情形。农民只相信看到过的东西，对于他们没有看到过的东西，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他也会认为你是在日哄（陕北方言：“欺骗”的意思）人哩。
3
我和老潘说话的时候，潘建林很少搭言，只是在一旁看看我，再看看他那个能说会道的父亲，有时候也会配合着我们的谈话内容，脸上显出欢乐或者惊讶的表情。我就此认为建林这个人憨厚老实，不善言谈。我的这个印象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后来我发现，潘建林的确很憨厚很老实，但他绝不是不善言谈的。在言谈方面，他很显然承继了父亲的优异基因，话说得既有技巧，听起来又让人感到舒坦。老潘说话声量颇高，语速很快；潘建林则似乎永远都在低语，就好像在跟你说不会跟别人说的知心话一样。
我对陕北人的语言技巧早已服膺。插队的时候，我曾经到一个水库工地出民工，水库工地指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然而讲起话来却绝对有演说家的风采。在一次大会上，他站在大坝坝基旁边的一面土坡上，举着包了红布的麦克风，声音洪亮地谴责一些民工借着上厕所偷懒，说：“你一泡屎拉那么长时间，你拉的是啥宝贝玩意儿？你拉的就是宝塔也应该拉出来了吧？”而我插队的村子里，也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可以把很没有道理的事情说得斩钉截铁，不由你不信。我很早就形成的“陕北人都是人精”的印象，就是从这里来的。老潘、潘建林只不过是淹没在由“人精”组合而成的人群中的一粟而已。
我后来想，当时老潘一定认为不善交谈的我还是一个有点儿“憨”的娃娃，尽管他嘴上叫着我“老陈”。其实我当时就感觉到他看得透我的每一个心思、听得出我每一句话表达和没有表达的意思了。这就是说，老潘绝对性地掌握着谈话的主动权，可以把谈话纳入到他所预设的轨道上去。而他所预设的轨道，就是在述说为儿子的就业问题如何跟干部打交道的同时，指陈和痛斥当地干部的不正之风。在那个年代，“不正之风”是一个非常有谴责分量的词汇，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塌方式腐败”、“断崖式腐败”、“灭门式腐败”，在程度上甚至比这些词语更严重。在老潘那些我只有很少部分可以听懂的言语中，很显然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有权就可以为所欲为，没权你就寸步难行，只能甘愿被欺压，就连养几只羊你也要贿赂干部，看干部的眉高眼低……他说了好几件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些事情都和老潘一家的命运遭际有关。
他还跟我讲述了一件难辨真伪的逸闻：有一个县长，硬是把自己的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憨儿”（陕北方言：智力有缺陷的儿子）活生生安置到一个乡当乡长，这位乡长一天到晚什么事也不干，就是惦记着怎么糟蹋人家的漂亮女子，弄得全乡鸡飞狗跳，女娃娃家见到他就吓得哇哇大哭……老汉讲完以后并不笑，专注地看着我笑，似乎我的笑也是他讲述的故事的组成部分。
从时间上说，那时候我从北京到陕北已经六七年了——插队三年，在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三年，尔后又上了大学——再加之我自己经历了一些事情，确立了要当作家的理想，而这个理想的核心，用我当时的话说，就是要“说出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值得指出的是，那时候我已经读了一些书，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生都不会改变的观念性见解，譬如渴望平等、公平、正义，对不平等、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深恶痛绝等等。因此，我对老潘说到的事情——包括他讲述的很多难辨真假的故事——很感兴趣，我有时候还插言询问一些我没有听懂的细节。
也许就连老潘也没有想到，我们的第一次谈话竟然如此深入。当我对老潘质证的某些人和事进行带有观念色彩的分析和归纳的时候，老潘用黑漆明亮的眼睛看着我，表情专注而严肃，他大概从来没有听过有人从那样的角度概括这些问题。
潘建林在旁边提醒父亲说：“吃饭了。”老潘这才醒悟过来，赶忙招呼让快把饭盘子端过来。
潘建林把饭盘子搬到了炕上。果然不出所料，饭盘里不仅有白花花的麦面馒头，有红艳艳的油泼辣子，更有白菜粉条熬豆腐；尤其让人想不到的是，在那些杯杯盏盏之中，竟然蹲着一大海碗红烧肉！在那个贫困的年代，纯粹的红烧肉是一种极为奢侈的东西，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更不要说吃到嘴里了。我当时的惊讶程度，简直可以用“振聋发聩”来形容。我相信老潘和潘建林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这是他们预料得到的效果。
那个在灶头烧火的女子毫无声息地把一个温在热水里的磁酒瓶和几个小酒盅盅放到饭盘子旁边。瓷质的酒瓶和酒盅盅白地蓝花儿，烧制得很粗糙，好像年头已经很久了。老潘用颇有仪式感的动作斟满一个小酒盅，双手捧给我，说：“今儿咱俩拉话（陕北方言：说话）拉好了，咱好好喝几杯。”
我急忙摆手说：“我不会喝酒。”
在此之前我已经说过我不会抽烟了，现在又说这样的话，老潘完全无法理解，因为这严重地颠覆了他对北京知青的印象，因此带着极大的困惑问我：“咋会是这！？”
“真的，”我再次说，“我真不会喝酒。”
老潘有些失望，也就不再劝我了，把酒盅放在他自己面前，然后开始礼让我吃饭吃菜。这期间潘建林是站在炕沿边吃饭的，虽然也会向我张罗几句，但不会破坏老潘的主导地位。我特意向老潘的慷慨款待表达了感谢，老潘很受用我的话，然后开始围绕他到附近集市上买肉、买豆腐的话题，谈论这个地区的物资供应情况，意思是尔格（陕北方言：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可以买到肉买到豆腐，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老潘眯起眼睛笑着解嘲说：“关键是没（陕北方言发音“末”）钱儿。”我后来注意到，无论老潘还是潘建林，说到“钱”的时候后面都喜欢加一个轻轻滑过的儿音，并且把“钱”字发成去声，这样，“钱儿”就成了“歉儿”。我不知道当地人是不是都这样说“钱儿”的。我前面说过，老潘的话我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听不懂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交谈，尽管有时候我们交谈的也许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那顿饭吃的很愉快——为了保住脸面，我这里就不说红烧肉带给我的从生理到精神的巨大满足感了吧！
自从吃第一口饭菜开始，一个问题就开始纠缠我：我该怎么付给老潘钱和粮票呢？我决定多付给他一些。饭毕，当我把五元钱和一斤粮票递给老潘的时候，正在谈笑风生的老潘陡然变色，用很夸张的动作愤怒地把钱和粮票重新塞回到我手里，厉声道：“吃顿饭是个毬事情！再不敢这样闹！”
在那种情况下，我当然无法按规矩只给他一毛钱和二两粮票，所以我就把钱和粮票收起来，按照老潘的愿望，不再“闹”这件事了。我们约好了以后常来常往。送我走的时候，老潘和潘建林就像和公家干部告别那样和我热烈握手，直到我走出很远，他们还站在家门口的坡地上向我挥手。
中国人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说法，这既是中国文化中最可宝贵的部分，实际上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人们都是无法忘记帮助过自己的人的。我铭记着老潘一家对我的盛情款待，并且开始琢磨用怎样的方式回报他们。
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我和老潘一家人数十年交往的开始。
4
我没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我觉得如果我像述说逸闻那样跟同学们炫耀这件事情，就是对老潘、潘建林一家人情谊的亵渎，我必须把这种情谊深深地珍藏在我的心底。由此——就像一个作家通常做的那样——我还把这个奇异的经历升华和抽象成了如下观念：身处社会底层的陕北乡民淳朴而善良，在他们粗粝外表的下面，永远隐藏着一颗博大精深的爱心。后来我写了很多陕北题材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基调或者说意象来处理以陕北人为原型的小说人物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这种处理是否准确，是否真的精确地达到了人性的深处。
那时候的陕北，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方式只有两种，一是见面，二是通信。我和老潘一家人的联系，这两种方式都用到了。结束宣讲中央文件，我们就离别小村落回到了学校。老潘不识字，我就把信件写给潘建林，大概过了两三个月时间，有一天上午潘建林就骑自行车到学校来看我了，而这正是我所期盼的。
我带潘建林参观了大学校园，我感觉潘建林对我企图向他炫耀的东西并不十分感兴趣。后来我才了解到，他对内心世界之外的任何事物都不特别上心，有一种得道高僧一般的冷漠与淡然。他绝不像很多人那样，在与他人的对比中生发出对自己生存状况的不满乃至于痛苦。正因为如此，他的情感中也就很少有羡慕什么欣赏什么的因子，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换一句话说，在他那里，至少表面上，命运不是用来反抗的，而是用来顺从的；他从来也不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样子，在这些事情上，他与父亲有着极为显著的区别。我在与他数十年的交往中，很多次感慨他“谋生有道”，但这种“道”仍旧不是反抗，而是类似于道家的那种“顺应”，严格说，是从善如流。在人生的战场上，他用的从来都是类似于打太极的那种“软功”。
我当然不能让他在学生食堂吃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就让潘建林用自行车驮着我到城里去了。我请潘建林在B市很有名的大桥食堂吃了回锅肉、蛋炒饭和小笼包子，然后我们开始逛街——逛街只是由头，我是想给老潘及其家人买一点儿东西。我虽然是从工厂上大学的，却并不带工资，家里又没有条件给我资助，尽管吃饭不成问题（学校每个月发十几块钱伙食补贴），手头还是很拮据的。即使是这样，为了报答老潘一家人对我的盛情款待，我还是用手头仅有的钱买了一些烟、酒、点心等作为礼物，让潘建林带回家。
潘建林自然做了很激烈的推脱，但是我的态度显然比他更坚决，帮助他把东西绑缚到了自行车上。我把潘建林送到东关汽车站附近，他就骑上车子走了。
这次见面，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六七个小时，聊了很多事情，进一步巩固了我对潘建林的印象，他憨厚老实，待人诚恳，很值得交往。这个家庭虽然还在持续努力，但仍然没有让潘建林吃上公家饭的迹象，这件事带给我的主要印象，是他们活得太不容易了，我对他们有一种极为深切的同情却又爱莫能助。在这个印象之外，或者说作为这种印象的副产品，是我觉得老潘在陕北农民中应当属于“能人”，也就是俗话说的“能折腾的人”之列，他不安于自己的命运，总想着通过什么办法去改变这个家庭的处境——我提请读者注意，这是一个中性评价，非褒非贬，因为在我印象里，绝大多数善良的陕北农民都是惯于听天由命的，对苦难有极为坚韧的忍耐力，这跟我前面说的“人精”不“人精”的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安慰潘建林说：“你爸爸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一定能给你找一个好的出路。”
潘建林笑了一下，什么都没说。
5
1977年我大学毕业，在B市一个文化单位参加了工作，在这个人人都无所事事的单位里，在时间上我几乎享受着专业作家的待遇，可以把全部心思都放到创作上去。这期间我虽然较少见到老潘，潘建林却时常来看我，每次来都带小米、绿豆、红枣之类的家乡特产。自然，我也不会让潘建林空着手回去——那时候我有了大学毕业生标准的工资，我有条件给老潘家买一点儿比较像样的东西了。
那时候的陕北物资极为匮乏，表现在吃的方面，就是很难吃到大米、白面之类的细粮，我们在单位吃食堂，伙食仍旧是有粗细粮比例的，粗粮（通常是玉米面）一般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所以馒头、米饭都是很金贵的东西。当时社会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松动，有门路的人就从关中地区买白面、大米，因此那个时候的司机社会地位很高，如果听说哪一位女子嫁给了司机，通常是很让人艳羡的事情，不亚于今天听到有人嫁给了“官二代”、“富二代”。
我不直接认识司机，但是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我在《记忆一个远去的人》一文中描写过的“老帅”）却有这方面的独特本事，好几次帮助我从关中买来了白面、大米。我写信让潘建林过来，让他把一袋白面、一袋大米带回家去的时候，潘建林的激动和感激，就好像今天极为意外地收到了别人馈赠的一套房子。后来我见到老潘，他也数次笑眯眯地表示说，那两袋白面和大米“可美了”。
我和老潘一家尤其是和潘建林的友谊，就这样发展着，就好像结识了一门亲戚一样。也是，远离北京，在这里举目无亲，突然有人像家人一样对待你，你自然会很珍重这种情谊。后来我也见过建林的弟弟建强，这个身体强壮的后生由于没见过世面而言语木讷，总是用嘿嘿的笑声来替代交谈，他身上有比潘建林更显著的庄稼人后代的特征，面部黑黢黢的，双手骨节粗大，但是我敏锐地感觉到，他比他哥狡黠，做事情有自己的盘算，我的这种感觉以后不断地得到证实。
参加工作不久我就结婚成家了，老潘数次邀请我和爱人（她留校在我毕业的那所大学教授外国文学）去他家做客。有一年放暑假，我和爱人还专门骑车去看望了老潘。我们赶到那里时大概是上午九、十点钟，这个家庭像迎接亲人那样迎接了我们，尤其是潘建林，里里外外地张罗着事情，尽可能让我们感到像是回到了家里。我们到那里的时候老潘不在家，过一个时辰他才挎着一个沉重的篮子汗津津地回来。原来他翻过一座山到另一个村子为我们买甜瓜去了，那个村子已经属于另外一个县，来回要走十几里路。那时候陕北虽然已经开始使用化肥，但是在种瓜这件事上，陕北老乡仍旧很固执，坚持使用农家肥，以保证甜瓜的色、香、味。老潘买回来的甜瓜绿皮红瓤，离很远就可以闻到浓郁的香味，吃起来清脆可口，又香又甜。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甜瓜，我自然也深切地记得老潘为我们付出的辛劳。
时代的脚步迈入八十年代，即便是在十分封闭的B市，也感受得到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历经几十年带有社会实验性质的折腾，企图创造乌托邦历史的人终于认识到人性是不可违拗的，在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土地的收益与个体的人建立了最直接的联系，这片曾经被饥饿和贫困折磨了数十年的人民也终于不再为吃饭问题发愁了。我眼见得老潘一家的生活境况好了很多，很为他们高兴。潘建林的两个姐姐都已经出嫁，现在这个家庭有老潘、老潘的婆姨、建林、建强和潘霞五口人，老潘带两个儿子放羊和侍弄承包地，老潘的婆姨带着女子除了做饭之外，就是养猪、养鸡，总之全家都扑在了谋生这件事上，活得甚为辛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给儿子安排更好的前程，始终都是老潘竭力操心的事情。
有一次老潘诚恳地嘱咐我和爱人说：“以后你俩也给我操心着，看有没有机会让建林出去闯一下。”
我们都答应说，没有问题，我们会留心的。我们的确想了些办法，找了一些人，但是最终都没有把建林从村子里弄出来。改革开放初期，至少在陕北这个地方，人们所能走的路，除了“吃公家饭”之外还是窄之又窄，而要获得公职，没有一定的权力背景是很难办到的。老潘家的遭遇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为建林奔走的时候也充分领教了这一点。当然，这里也有我的办事能力的原因——我一向不善于经营复杂的人际关系，一生中最大的渴望就是静静地坐在书斋里，写我想写的东西，看我想看的书，在这个领域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强者。然而一旦把我放入社会，就像把一条鱼从水里捞出来放到河岸上一样，我也就只有挣扎的份儿了，这时候还谈什么走关系、探门路，去办那些只有拥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办成的事情？因此在潘建林的事情上无法取得进展，我心里始终沉甸甸的压着一个东西，就好像我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一样，我也觉得对不住老潘对我的期许。有一段时间，潘建林的事情竟然使我感到了生活很沉重。
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没有办成潘建林的事情，也有潘建林本身的原因，那就是他的文化程度太低了，他虽然念书念到初中毕业，然而就真实的文化程度来说，大概只有小学水平，连最基本的读写能力也没有。我记得有一次，通过曲曲折折的关系，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单位的领导答应面见一下这个人，我就把建林带了过去，经过短暂的交谈，领导大失所望，虽然答应“研究研究”，但我已经感觉希望不大了。过几天那位领导果然打电话给我说：“咱这儿是文化单位，我们这里没有他干得了的事情，这个人恐怕不行……”言语间似乎有我不该向他们推荐这个人的意思。我当时竟莫名地感到有些羞愧，赶紧向那位领导表达歉意和感谢。
我们没有能力帮助解决的问题，老潘自己解决了——他通过关系（是一种绕了很远的亲戚关系）在B市××局为潘建林找到了粮食仓库搬运工的工作，虽然没有正式进入编制，属于临时工，终于可以挣到“钱儿”了，也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潘建林到我家里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我犹如一下子卸掉了压在心头的巨石，专门为潘建林包了羊肉馅饺子以示庆贺。吃过饭以后，我跟着潘建林来到B市二道街附近的××局粮食仓库大院，专门看了一下他的宿舍。宿舍大概有十五六平方米，放了四张架子床，住了八个人。我看他铺盖很单薄，又给他送来了一个毯子。
就像我的亲兄弟找到了好安置一样，那段时间我感到浑身轻松，心里甜蜜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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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得近了，我和潘建林之间的来往自然就比以前多了一些，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如果让我用最简短的语言向读者交代我和建林的交往状态，那么我可以说，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都像是在亲兄弟之间发生的，总是相伴着相互的理解和体贴。虽然文化知识差异导致我们的交往有很大一片“黑障区”——我无法跟他谈论构成我精神生活绝大部分的时事、政治和文学，以及任何我用灵魂感知的事物，他也知道我对于塞满了他全部生活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感兴趣，这就导致经常出现我们虽然面面相对彼此间却无话可说的情形。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像亲兄弟那样交往，我们彼此间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不仅仅因为距离近了的缘故，我意识到潘建林正在走到这个家庭的前台，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他父亲老潘基本上不出面料理什么事情了。
潘建林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农民特征，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外在形象上，他都是一个农民，用现在的话说，他农民身份的辨识度是很高的。单位同事很惊讶我怎么会和这么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走得如此亲近，还以为我和他真的有什么亲戚关系。当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频频点头却不相信那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办法。时常就会有人把旧衣物送给我，让我转送给“你那个亲戚”，我把东西都收下了，转交给了潘建林。潘建林一点儿也不掩饰对那些旧衣物的喜爱，他甚至穿着我的同事们送的旧衣服在我们单位进出——我的家就在单位大院里面——我时常看到同事张大了嘴巴看着潘建林，目光中既有讶异，又有优越感得到满足的虚荣。
在B市这个几乎全部由农民构成的城市里，摆脱农民命运的人往往对农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歧视与排斥，这也是这个小城留给我的诸多负面印象之一。在此之前的上大学期间，我已经领教过了我们班那些来自农村的同学怎样处心积虑的褪掉自己身上的农民色彩，下乡的时候故意装出五谷不分的样子，我认为那样子十分虚伪、矫情和丑陋，令人嗤之以鼻。我始终都很喜欢潘建林身上不失农民本分的朴实做派。
在××局做搬运工是一件极为艰苦的工作，潘建林每天都和二百多斤的麻袋包打交道，在仓库粮囤和运粮卡车之间扛上扛下的，下班以后往往累得像一滩水，连话也不想说了。潘建林的身体并不强壮，这意味着他要在劳作中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辛劳和汗水，在这种情况下营养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一群扛麻袋包的临时工，就像我们当年在大学当学生一样，在吃食上谁会拿你当人呢？每天都是清汤寡水的土豆熬白菜和玉米面发糕，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既使有肉菜潘建林也舍不得吃，“钱儿”在他心里重于一切，他每天都在算计赚了多少钱、攒了多少钱。我认为潘建林心里一定有一个攒钱的目标，至于完成那个目标要达到什么目的，则是我完全无法了解的。或者由于劳累，或者由于缺乏营养，有一段时间，我看到潘建林指甲盖的边缘都翻翘了起来，我简直有些心疼起他来了。他来我这里，我总是尽可能给他改善一下伙食。
通常我们会聊很多，而在他走以后我又往往觉得什么话都没说，耳畔回响着的只有潘建林那带着浓重口音的“钱儿”、“钱儿”……我不认为潘建林是钱迷心窍，对财富有一种畸形的渴望，他之所以看重“钱儿”，是因为在他整个人生中，“钱儿”始终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他太需要它了。在一定程度上，“钱儿”是他人生价值的尺度，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钱儿”本身。再者，一个几乎是文盲的人能有多么开阔的视野呢？人的精神都是有维度的，你没有办法指望人超越自己的维度，看到比他所能够感知到的更宽广深远的东西。比如我们这些不以为自己缺钱的人，你能想象利用权力撒豆成兵，攫取到数百亿财富的人是怎样活着的吗？你能想象他们是怎样看眼前这个世界的吗？你想象不来的。
在过去这三、四年时间里，潘建林一直在当搬运工。看起来他对自己的“钱儿”的状况是满意的，每次都会跟我念叨一下他在存折上累积起来的数目。我一再嘱咐他，千万要保重好身体，不敢在这上面出麻达（陕北方言：麻烦），我还很不切实际地建议他想办法换一换工作，不要再去扛麻袋包了。但是他告诉我说，他们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只有扛麻袋包才可以保证比较理想的收入，这个收入在当时甚至比正式职工还要高。既然如此，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1983年，得益于我在小说写作上取得的成绩，得到了调往省城某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机会，于是我和爱人、孩子就把家从B市搬到西安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竟然想不起来我跟潘建林是怎样道别的——虽然潘建林后来反复提到我离开B市时送给他的那个北京产的天坛牌折叠餐桌。我只记得，那段时间很忙乱，我的母校，也就是我爱人工作的单位，派出一辆卡车帮助我们拉运物品，前前后后有很多事情都需要招呼和料理。也许是因为太忙，我和潘建林没有来得及道别，这也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件事儿也说明，我和潘建林的交往状态并不像读者想象的那样形影不离，彼此不分你我，毕竟，除了我上面说到的原因之外，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都有需要自己操心的事情，而在这两种生活之间，却又很少有交叉点。
7
到西安以后，我和潘建林虽然没有中断联系，但联系也少得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生活状况。没多久我开始在我工作的那家出版社主持大型文学双月刊的工作，而我自己也在一如既往地写作着，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就连写一封信的功夫也没有，潘建林及其家人似乎淡出了我的视野。
我调到西安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的春天，我非常意外的在办公室外边看到了潘建林的弟弟潘建强，我赶紧把他让进了办公室，问他：“你怎么来了？你哥呢？”潘建强告诉我一个很不好的消息，潘建林在扛麻袋包的过程中损伤了腰部，几乎不能行走，也曾经到B市的医院去看过，但是当地医院认为没有什么好办法，劝他们到大地方去看，于是他们来到了西安的某家医院。那家医院坚持必须支付1000元押金，才可以收治入院，而他们离开B市的时候，身上只带了1000块钱，交了押金就没有钱看病了，现在潘建林就躺在医院的挂号厅里，等着潘建强来向我借钱。
听了潘建强的话，我很着急，问他需要多少钱，他说有600块钱就够了，我马上带他到银行从我的折子里取了钱，火速赶到医院。斜倚在长条木椅上的潘建林显见得比几年前老相多了，而且脸色蜡黄，头发很长时间没有修剪，看上去既憔悴又狼狈。我问了问他的病况，他现在只有在人的搀扶下才能挪动脚步，完全丧失了劳动机能。
潘建林惨淡地笑着对我说：“这下毬势（陕北方言：完蛋）了。”
我心里很难过，把取出来的钱交给潘建林，让赶紧去办入院手续。潘建林倒是没有推辞，却也把钱紧紧地攥着不装到兜里去，一再向我表达感谢，说实在是没办法了，才去请我帮忙。我制止他说：“不要说这样的话，你本就应该来找我。”
潘建强去办理入院手续，我问潘建林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这样？潘建林说这阵子活儿多，有点儿使过劲了。我也就不再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呢？从北京到陕北插队，我也曾经沉落到社会底层，我知道社会底层的人的生活境况，以及这种境况所折射出的残酷逻辑：他们仅仅是在“活着”，他们活得既没有尊严，又没有地位，这些用自己的劳动推动社会发展的人，实际上是被整个社会排斥在外面的。
交了押金，住院手续很快就办好了，我在病区门前跟他们道别，嘱咐他们说：“如果钱不够，就跟我说，千万不要客气。”我把电话留给了他们，嘱咐他们说：“到时候告诉我病房号，我会时常过来看你。”我也嘱咐了潘建强一些话，无非是照顾好他哥哥之类。
潘建林如期作了手术，又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和爱人时常去看看他，给他带去一些我们做的饭菜作为营养补充，看他恢复得很好，我们都很高兴。每次见面，潘建林都要反反复复说我借给他钱的事情，我没想到这件在我看来不是什么事情的事情，在他心里竟如此重要，他要表达的意思非常夸张：我帮了他大忙，救了他的命，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出来的——他的意思是我一点儿也没有担心他不还这笔钱；他说他回到B市就把钱给我寄来……我很不好意思，一再说这算不得什么，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儿记挂在心上。但是我的劝告完全不起作用，每次见面他仍旧这样说，我把他们兄弟俩送上返回B市的长途汽车，他还在这样对我说。唉，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呢？
潘建林回到B市以后，很快就把钱寄还给了我，我们也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信件联系。潘建林的字写得扭七扭八，但可以大概其看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麻袋包肯定是扛不成了，这等于是丢了在××局的临时工的工作，然而他没有离开××局，没有了断与××局的关系，仍旧住在××局的宿舍里，他说他正在争取按照工伤事故处理他的看病就医问题，并且获得相应的待遇。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回信对他进行了鼓励。
但是潘建林的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利，他说××局领导明确拒绝了他的申诉，他正在想办法找比××局领导更高的领导，总之事情不可能就这样让它过去。没过多久，我接到一个厚厚的挂号邮件，那是潘建林找人写给××局领导的申诉书以及各种各样的证明文件。潘建林之所以要把这些东西寄给我，是因为他觉得原来那个申诉材料写的不好，没有把事情说清楚，因此不是很有力量，他希望我为他写一封更强有力的申诉书，至于要把这个申诉书投递到什么地方，或者要交给什么人，他则完全没说。
我自然不敢懈怠这件事情，放下手头的创作，开始熟悉材料并撰写申诉书。这中间有一些我不明白的地方，我还写信给他进行询问，他也认真地做了回答。现在我对整个事情已经有了一个印象轮廓了：潘建林的腰伤与他繁重的工作当然有直接的关系，他有理由申诉；而××局对于这件事的回复，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应当说是不讲道理的，然而在当时却是普遍的情况。怎么一种情况呢？那就是在招工合同中就已经申明，单位只发计件工资，不包括住宿、医疗、伙食等方面的福利，更不包括工作期间的伤病责任。
既然是申诉，目的当然是为了最大程度获取利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招工合同中的相关条款提出质疑和否定，为此我查阅了很多类似于我们今天劳动法之类的国家文件。遗憾的是当时这还是一片灰色的区域，我并没有获得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尽管这样，我还是为他写作完成了这份申诉书，按照我的标准，这份申诉书已经达到条件所能允许的最佳效果了。我把申诉书打印了出来。我为这件事付出的时间精力简直犹如完成一部中篇小说写作，把申诉书寄给潘建林以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仅仅是缠绕我很长时间、无法摆脱的意外人生事件的一个开始。
8
潘建林接到申诉书以后没有马上回信给我，我有点儿不放心，写信问他，他才说收到了。至于收到以后他利用申诉书做了哪些事情，则完全没有提及。那段时间我很忙，这件事儿就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我后来才了解到，潘建林利用一切亲戚、朋友的关系，找到了有关领导，又通过有关领导找到了有关领导的有关领导，硬是把这件几无可能办成的事情办成了：××局报销了他在西安治疗期间的费用。
在我看来这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结果，然而对于潘建林来说，这个结果只能算是解决了他三分之一的问题，他心里还在盘算着更大的目标。他的逻辑是：既然你报销了我的医疗费用，那就等于证明我受的是工伤，既然我受的是工伤，我就有理由获得正式职工的身份，而正式职工因伤丧失工作能力，那就是因为意外事故导致提前退休，既然是提前退休，你就应当给我相应的退休待遇。
听到潘建林的解说，我并没有对他说法做是与非的判断，它留给我的强烈印象是，潘建林绝非表面上那样简单，这是一个非常难缠的角色，有点像俗话所说的“牛皮糖”、“滚刀肉”、“铜豌豆”，沾到身上你是休想把它抖落掉的。之所以有这种印象，也因为他在此之前跑关系解决报销医疗费的问题过程中，已经显现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任何权势背景，竟然调动起了权势地位很高的人物，求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批示。
如果说在此之前我和潘建林的交往仅仅是一种“交往”的话，那么现在我对他开始有“交往”之外的在意了——也许是出自作家的本能，我将其放置到了社会角色的位置上，开始审视这个角色显现出来的“意义”。这当然也与我对社会了解的深度和厚度在不断增加有关，这种了解在我眼前勾勒出了这样一条清晰的生物链：有权有势的人活在生物链的顶端，他们在过着普通人无法想象的生活，而无权无势的人——我在陕北农村看到的无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陕北人——永远都面对着生存压力，他们几乎把一生的全部生命力都消耗到了谋生上面，就是这样，他们也没有摆脱物质和金钱极度匮乏的窘态，我把同情寄予在在我看来是在社会最底层讨生存的潘建林身上，在当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然而这里我必须强调，就像人类的历史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样，人类的社会生活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政治规则、政治生态所排列的那种样态，这里面还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决定着事情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生存状态，不是被一种因果关系所决定的，而是很多种因果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阶级斗争、政治规则、政治生态很可能仅仅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你比如，我就始终认为，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往往决定着那个地方的人的精神质地，同样是农民，甲地和乙地的人会有非常大的差别。这种见解甚至来源于我童年时的一段经历。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家从燕山山脉深处搬到了华北平原的北京近郊，我们吃的是商品粮，拥有居民户口，但我们临时落脚的那个村落却是典型的农村。这里的人彪悍而刁蛮，旦有争执，就动扁担动铁锨甚至动刀子，时不时就会有凶杀案件发生，人们彼此间的关系非常紧张，邻里也很少来往，这一切都与我老家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在我印象里，老家的人淳朴而善良，相互间彬彬有礼，我始终记得过年时邻里们互相作揖拜年的融洽情形；遇到事情总会有很多人过来帮衬，民风可谓是“门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两个地方的巨大区别，同样也折射到了我的童年生活中——刚来那年我在上小学一年级，需要从我所在的村子走二里路到另外一个村子，结果这段路程成了我无法摆脱的噩梦：有那么几个年纪比我大一两岁的孩子，每天准时准点儿地在路上等我，或者要钱，或者要吃，或者没来由地打我一顿，这样的岁月一直延续了将近五年，直到我们家搬进北京城里，才摆脱了那几个在童年的我看来犹如恶魔一般的家伙。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挨欺负的日子里，是那么怀念在老家度过的金子一般的岁月。我当时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两个地方的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同？我前面所谓“地域文化”的概念，是数十年以后我结束在陕北15年的生活，调动工作到西安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9
从正面说，陕北人朴实但绝不窝囊；憨厚却绝不失狡黠；本分也不意味不敢做恶事；表面羞涩拘谨更不是上不到台面，如果是生存所必需，他们是敢跟最强大的权势人物叫板的。我不愿意用“穷山恶水出恶人”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这种状态，但是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长时期以来食不果腹的这片黄土高原区域，生存着一些穷凶极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无形无状的人也绝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把大明王朝折腾了个溜够、并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的闯王李自成出生在陕北米脂县，除了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社会性缘由之外，我觉得一定还有一定地理范围内承接和延续的生物性的人种因素。
为什么这样说呢？历史上陕北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陕北人的血管里流淌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血液，如果你在公交汽车上、高铁上与一个用浓重鼻音说话的陕北人发生交集，那么你就很有可能是在与一个匈奴人、突厥人或者鲜卑人的后代子孙对话。中国汉唐之际大规模的军事作战，一幕幕金戈铁马、血染黄沙、马革裹尸的历史戏剧，就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甘肃、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这片皇天后土埋葬着无数叱咤风云的将士的尸骨，在这些尸骨中既有汉族儿女，又有游牧民族的儿女。汉武帝、唐太宗毫无疑问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中国英雄，但是你能就此认为与其作战的彪悍的匈奴、突厥、鲜卑骑兵不是中国英雄吗？很显然不能。数千年以来，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着民族大融合，消解了彼此间的民族身份异同，以“中华民族子孙”的共同身份生息和繁衍，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精神传承上丧失掉了自己的特点。面对黄土高原支离破碎的地貌，面对绵延无尽的沟、峁、塬、梁，我常常能够体会到一种历史的沧桑感——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个体有时候是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
陕北人形容能人有一句话：“可以在石板上扎下根来”，某种意义上，所有陕北人都是“可以在石板上扎下根来”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不择手段”当然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的谋生手段。
在此之前，有鉴于我和潘家颇富传奇色彩的交往起因，我从来都是把老潘和潘建林从我对陕北人的一般印象中排除出来的，但是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我不得不把它们重新置放到我对陕北人的一般印象之中了——更精确的表述是：我必须承认老潘和潘建林是千千万万极富生存能力的陕北人之一了。生存能力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才能，这种才能与社会地位高低，与拥有还是不拥有知识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形：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学富五车的人，在生存能力上却往往是比较低下的，尤其是一些社会地位并不真的很高，“学富”也没有达到“五车”，仅只是一车、两车的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社会底层的“卑贱者”在心底里其实是很轻视他们的，极端情况下，“卑贱者”甚至会认为那些人五人六、装模作样的“大人物”，不过是一些供人观赏和玩耍的猴子而已。我在陕北农村插队的时候，就曾经很多次听到过庄稼人对到乡下吆五喝六、指手画脚的县干部的辛辣嘲弄：“外人（陕北方言：那个人）是个毬么。”用北京话说就是：“丫是个傻B嘛！”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敢轻视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的生存智慧了。
具体到潘建林，很显然是秉承了他父亲的生存智慧基因的，这首先意味着他们通晓社会的行为准则，知道人性的弱点，并且更加知道怎样利用这些弱点。我后来向潘建林了解了一下当时他是怎样打通上面的关节，争取到按照工伤事故处理他所遭遇到的问题的。简单说来，就是利用一切可能了解和掌握上通的渠道，捕捉住特定的对象，然后展开难于招架的物质进攻，然后诉诸悲情。有了这两点，潘建林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如其所愿、畅通无阻了。那还是一个困难的年代，一袋小米，一袋绿豆，几十斤核桃或者大枣，对官员还能起到收买的作用，不像现在，胃口大得简直可以吃天。为什么还要“诉诸悲情”呢？这是因为通晓人性的他们还要为官员铺垫占据道德高度的理由，直到官员说：“底层老百姓，可怜人，能办就给办了吧！”结果事情就给办了。
这时候我对潘建林简直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了——在生活中，我对任何比我更具有生存能力的人都肃然起敬，我几乎认为这是天生的一种才能，不是后天可以习得的。
我夸赞潘建林说：“建林，你真够棒的！”
我认为潘建林承担得起这种夸赞，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得因于我对潘建林另外一种特殊才能的发现。什么特殊才能呢？我学究一下，暂且称之为“精神能力”或者“精神感应能力”吧！这种能力在人际交往中的具体表现是：他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心理脉动，并且能够在极短时间内调整自己的表情和语言，微妙地掌控和引导谈话的方向。他有无数种办法把对方引导到他所希望的地方，这意味着，他总是能够听到对方说出有利于潘建林而不是对方自己的话语，甚至会造成“对方”因为言不由衷的失言而感到极度沮丧的情景——因为这种失言常常会让“对方”无意之间给自己徒增额外的义务，说白了就是你会无意间做出的承诺，并非是你真的想那样承诺，谈话气氛使然，谈话情境使然，如此而已。如果我们用形容的方式来描述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可以说：不管是谁，你只要处在潘建林的精神感应范围之内，你就由不得会受到魔法的控制，做出就连你自己也始料未及的举动。这时候的你已经不是你了，换一句话说，此时的你几乎与砧板上的鱼肉无异了。
这当然是对信守道德的人而言，道德有时会成为禁锢，会使人成为失去对自己保护能力的人。
在生存层面，潘建林毫无疑问是一个强者，一个几乎不可战胜的人。
我在和潘建林的交往中，这种无法做善恶是非判断的印象不断得到印证和强化。
读者随后也会看到这一点。
10
我在西安工作了将近10年，1993年底，我调到北京工作了。
在西安这段时间，与潘建林交往虽然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却不是主要的内容，较之与他人的来往，我们的关系虽然有些特殊，却也仅只是许多朋友关系之一，再加上我前面说到的文化差异、生活内容差异的原因，我们的联系几乎可以说是微弱的，是所谓“事业朋友”之外的朋友。我记得有那么几年，我们之间完全断了联系，我并不知道他目前的状况如何。偶尔有B市的朋友来，向他们打听，得到的也只是茫然——也是，谁会知道像小动物一样在社会底层挣扎的潘建林呢？
又是四、五年过去了。有一天上午，我非常意外地在北京的办公室接到了潘建林从B市打来的长途电话，我首先惊喜地问他：“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他竟然通过我一位绝对不会与他产生任何交集的朋友那里打听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当他叙述这个过程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他对我的朋友关系（或者说朋友网）知之甚详，更让我惊讶的是，他了解我最近六、七年以来生活、事业的所有重大变故，包括前一个多月才发生的我的职业位置的变化（插一句：前不久我开始主持这家出版社的工作。我不是出于卖弄或者随意插这句话的，读者随后就会看到，这件事在我与潘建林的交往中的重要性）；包括我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在西安和到北京以后，都编辑和出版过他们的很多作品……说实在的，我心头掠过了一丝不安，就好像赤身裸体站到了人面前一样，不过这种感觉倏忽之间就过去了，毕竟，在我的心目中，我和潘建林的关系是不同于一般朋友的，我对过往时光总是充满了怀念。再说，即便是在一般朋友中间，你也不可过于敏感，去计较不该计较的事情，否则你将没有朋友。
电话打了一个多钟头，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说他的生活变化，而这也正是我所关心的。
三年前他结婚了，娶的是B市一个叫“李彩霞”的女子，现在已经有了一儿一女。由于改革开放，即使是在陕北那样封闭的区域，社会活力也正在恢复，人们谋生存的门路比过去宽广多了。潘建林非常幸运，他的老丈人有做月饼的手艺，老丈人就把这门手艺传授给了这位聪明的女婿，现在他在B市一个我很熟悉的街巷里开办了一个月饼铺。由于货真价实，生意很好，大部分都是回头客，甚至有从西安返回来第二次购买他的月饼的人。生意好，“钱儿”的状况当然也就很好，潘建林虽然没有跟我说他攒了多少“钱儿”，但是我从潘建林的语气中都能够感觉到他的满足。我很为他高兴，因为我深切地知道钱对于他的意义。
他父亲老潘年事已高，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就在老家养老，跟小儿子建强住在一起。潘建强也已经结婚，在老家的承包地上务育果树，日子说不上特别好，却也说得过去，不愁吃不愁喝的。两个嫁出去的姐姐都在附近的村子，经常会回家来看一看老父亲。小妹妹潘霞也不上学了，目前也在潘振林的店里给她哥嫂帮忙。
他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和以往一样，他对人的奉承经常就会超越你所能承受的程度，他说：“早就想给你打电话，前些日子北京开会（他指的是中央的“两会”），我晓得你就会很忙，没敢打，一直等到了今天。”我在西安工作的时候，他时常就会有意无意把省上的重大政治活动与我牵连在一起，我曾经阻止他：“快不要这样说，我跟那些事情一点儿也沾不上边儿。”其实我知道他并不真的以为我参与了那些重大政治活动，他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一种奉承的手段或方式，就好像有人对你说“你最近气色很好”，至于气色是不是真的很好，甚至于你是不是有可能马上就要死掉，则完全是另外的事情。他的这通电话真切地唤起了我对他的记忆，这就是说，潘建林还是那个潘建林，一个既憨厚又狡黠的人。
我觉得他比我更在意我当了出版社“社长”，很多次强调说我的时间金贵，他不忍心占用我更多的时间。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客气，我说这时候我没事，我们多聊几句吧！于是我们就多聊了几句。
我对他生活境况的改变给以了热烈的赞扬，我说：“好人有好报，你现在得到的都是命里该有的。”
他很高兴听到我的夸赞，他说B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邀请我回B市看看，我答应他说：“以后一定有机会。”他要我的地址，说是要给我邮寄一些月饼来让我尝尝。一开始我没有答应，我说：“那要花很多邮费，不值得，等以后我去看你了再吃你做的月饼吧！”但是潘建林要做的事情，你是很难拒绝的，三五次推拒以后，我就不得不妥协了，把地址、邮编告诉了他。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一个用胶带打捆得异常结实却已经严重变形的纸箱子，用的是他婆姨李彩霞的哥哥（陕北人称之为“妻哥”）所在工厂的地址、邮编和电话。拿到家里打开，就像我预料到的那样，月饼被挤压成了一团团不辨其貌的东西，只有七八块是完整的。月饼分为“枣泥”和“五仁”两种馅料，松软酥脆，的确比外面卖的要好吃不知道多少倍。我很感谢潘建林的盛情，很快打电话给他，结果被电话那一头的人粗暴地拒绝了：“没（陕北方言发音：莫）这个人！”我在B市生活过，知道那里的人对于不是熟人的人的态度，所以也不责怪潘建林“妻哥”单位里的人太粗暴。没办法，只好写信给他，除了表达感谢之外，我特别强调以后不要再邮寄了，把这么好的东西糟蹋了很可惜。潘建林回信给我说，那箱月饼是专门为我做的，用了更好的馅料，烤制得也更加精心。他没有回应我“以后不要再邮寄”的要求。我很了解潘建林的做事风格，从此心里就增添了一分不安，担心他再把月饼给我寄过来。果然不出所料，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给我发一个邮包，无论我怎么劝说都无法阻止他。
他给我邮寄第一个邮包是春天，室内室外的温度是一样的，所以尽管月饼有破损，却也没有发生霉变。到了冬季，运输的时候气温很低，而到了邮局站点进入室内又气温很高，而运输的时间又很长，往往需要半个月乃至于更长时间，所以月饼到我手上往往都已经变质了，严重的时候只是一团长着绿毛的混杂物，完全不能食用。我把这种情形告诉给了潘建林，他却完全不在意，他在意的似乎只是把月饼邮寄给我这件事本身，至于能不能食用，是否浪费了金钱，则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我是以后很久才破解潘建林这种独特的思考问题方式的。说实在的，这种来来往往的推推搡搡让我很是疲累，然而我却没有任何办法，我不得不驮负着这沉重的“友情”，在我并不知道通往何处的小路上踽踽而行。这样的日子挺可怕的，我不知道阅读这篇文章的读者是否有过与我相类似的体验？
事情还在沿着潘建林的意志定向地向前发展。
11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中国的交通状况正在大幅度改善，那时候尽管从北京到B市的火车还没有通车，更谈不上高铁，却已经有个体运输公司把长途客车从B市跨过黄河经过山西直接开到北京来了。当潘建林跟我说他要和彩霞来北京看我时，特别强调了长途汽车的便利性，我也就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他了。
这时候有了手机，潘建林和李彩霞在长途客车站下车以后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开车去接他们。在北京西南的一个长途汽车站广场上，我找到了这对风尘仆仆的夫妇，他们守着两个硕大的纸箱，正在眼巴巴地在人群中寻觅着我。气氛是热烈并充满温情的，就好像久别的亲戚重逢了一样。我招呼他们去停车场，这才发现那两个纸箱极为沉重，几乎是无法挪动的，我只好说：“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我去开车。”
贿赂了广场管理人员，我才把车子开到潘建林夫妇面前，一起把纸箱子抬进后备箱。我问潘建林：“你带了什么东西这么沉？”潘建林没有回答我，只是憨厚地笑着。李彩霞长得不漂亮，矮墩墩的，眼睛很大，脸蛋儿上有两坨触目的高原红印记。与潘建林截然相反，她性格开朗，眉眼活跃，直言直语，从见面那一刻起就以“大哥”称呼我，客气话、奉承话说得既得体又让人感到熨贴。李彩霞几乎取代了老实巴交的潘建林的位置，大部分沟通都是在我与她之间完成的。
我把他们直接带到了家里。纸箱子里都是陕北土特产，有小米、绿豆、核桃、大枣以及他们亲手做的各种馅料的月饼，量都很大，已经远远超出了“礼品”这个概念所能容纳的分量——这句话的意思是，潘建林夫妇一如既往地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他们仿佛仅仅是把这些东西在自己的窑洞里换了个存放的位置。我再次被他们的真诚打动了。并不是我多么需要这些东西，我是从中看到了超越友谊的亲情，而亲情永远都是最值得珍重的。当我们向他们表达这种情感的时候，潘建林反复说着一句话：“啊！这算个啥嘛！”李彩霞则比他说了更多的客气话，意思是我过去曾经帮过他们很多忙，他们为我做这点儿事情是应当的。
我留他们在北京呆了三天，吃住都在我家里。当然，我们到全聚德烤鸭店吃了烤鸭，去了前门、北海、颐和园和天安门广场。然而没黑没明讨生活的人，对于超出谋生范畴以外的事物似乎没有很大的兴趣，我很快就发现他们疲惫了，于是不再带他们去逛景点（我原本还想带他们去逛长城的），留出了更多的时间在家里陪他们。我们聊了很多。
最惬意的话题，是他们目前的生活景况——生活景况当然是很好的，由于信誉好，他们月饼铺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用“顾客盈门”四个字来形容；原来只租用一间房作为店面，现在已经扩大成两间房子了；他们已经有了固定的原料供应商，可以购进质量好、价格便宜的原料；每到逢年过节，很多人都把潘建林家出售的月饼作为礼物送人。当然，他们也很不容易，可以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一直要忙活到晚上10点钟。他们有了一儿两女，儿子叫潘博，大女儿叫潘玲玲，小女儿叫潘巧巧。潘博已经上了初中。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观念的原因，我很惊讶玲玲和巧巧却都辍学了，在家里帮助爸爸妈妈忙活月饼铺的事情。潘建林的小妹潘霞在B市找了婆家，嫁出去了。潘建林一家在离月饼铺不远的山坡上租了一孔窑洞，他们给我描述说，窑洞很好，冬暖夏凉，租金也不贵，看样子他们对一切都是很满意的。
当我们聊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潘建林有更重要的话要对我说，而说出这些更重要的话，正是他们夫妇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主要原因或者说主要目的。
在以往的电话交谈中，我知道潘建林和××局的事情还没有完，他现在的诉求是：争取正式职工因公负伤的劳保待遇；按照正式职工办理退休手续，拿到相应的退休金。由于我为潘建林写过争取报销医疗费用的申诉书，因此对于潘建林的情况是有一些了解的，在我了解这些情况基础上审视潘建林所提出的诉求，我当时就感到这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那时候我对潘建林的办事能力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很多在我看来不可能办成的事情，在他那里却是有可能办成的，因此在电话中我对他进行了鼓励，并未提出质疑。
最近一些年以来，他一直在为这件事奔忙，当我们在北京见面的时候，这件几无可能的事情已经办到了这个程度：B市某区的某位领导就他的诉求做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研究解决。然而“有关部门”却一再推诿延宕，既不研究，也不解决。现在看来，必须找更上一级的领导来给下面施压了。潘建林在诉说他的这种境况的时候，对权力的横行无忌做了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的谴责，而这些谴责又直接呼应了我从观念世界中得来的某些见解，因此我也是义愤填膺的，本能地把同情寄放在了潘建林一边，我认为他像所有的小人物一样，成为了被权力忽视和欺凌的对象。
我对潘建林目前所面临情况的判断是：某区“某位领导”的批示很可能是由于“盛情难却”（你完全可以想象潘建林给这些人输送了多少“盛情”）而走了一个过场。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一般来说，某位领导的批示是足以解决问题的，然而也有例外的情形，在这件事情当中，“有关部门”之所以反常地敢于推诿延宕，有极大的可能是这两者配合默契演出了一出双簧，为的是把潘建林蒙哄过去，这也是基层官僚应对纠缠不休的“刁民”通常都会采用的办法，这更是普遍意义上的权力运行的逻辑。
从这件事情当中，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社会现实与我的观念、见解所产生的呼应，我更进一步领略到了潘建林非同一般的办事能力，我认为这种能力只有在那片皇天后土上讨生存的人才会拥有，它是深邃的人文历史铸就的，更是无情的社会现实所形塑的。
12
在这样的谈话氛围中，我产生出一种深深的代入感，就好像我们议论的事情不是潘建林的事情，而是我的事情一样。所以，当潘建林以商量的口吻跟我探讨下一步该如何走，即如何找到更高一层的市级领导给与支持时，我亦是绞尽了脑汁的——在浑然不觉的情态下，我顺滑地进入了潘建林预想的縠中。因此，当潘建林说出“蒋锋”这个名字时，我感到十分惊喜，一拍大腿说：“对呀，我怎么没想起他来呢？”
蒋锋是我的大学同学，现在是B市主要领导人之一，可以说权力地位很高了。我就读的大学学生生源主要来自A市和B市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也正是严格意义上的“陕北”。那个年代（1977年）陕北地区格外封闭和落后，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社会活力丧失殆尽，整个社会的价值，已经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活而优则仕”，你要是想活出个人样来，除了走当官儿这条路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当官与不当官在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尊卑程度上又显见地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件事，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谁不想社会地位高一些、经济状况好一些、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而不是被人鄙夷呢？这就导致了我的同班同学回到家乡（我们那届毕业生的分配政策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并且全部用于充实陕北地区教师短缺问题）以后，带着强劲的生物学冲力，并没有按照国家规定进入教育战线去当老师，而是纷纷想尽各种门路进入了各级行政部门，也就是进入了官场。当潘建林和我处心积虑地寻找可以帮忙的人时，我的很多同学在这两个地区都占据了很好的权力位置，成为了当地官僚队伍的骨干。
然而我跟这些同学很少来往，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来往，因此当我主动向潘建林表示“我跟蒋锋联系，请他帮忙”时，我内心其实是很纠结的：这么多年没有联系，突然给人家添加这样大的麻烦，确实有些难于开口；更重要的是，在我的本性中，除非万不得已，我是绝不会求人的，尤其是求助于权力的事情。因此，就在我向潘建林表示愿意帮助他联系这位身居高位的同学的同时，我心灵的原野上同时也飘过了一片阴云，意识到自己应承了一件让我颇感为难的事情。
潘建林不失时机地捕捉住我应承的话语，马上奉承我说：“啊！这还有啥麻达（陕北方言：麻烦）？你只要给他打个电话就把事情办了。”我为什么说潘建林这句话是一种奉承呢？他巧妙地把我放在了比那位同学高的位置，我给那位同学打电话不是“求”他办事，而是“吩咐”他办事……只有心思缜密的人才可以把握这里边的细微区别。经过长时间的交往，我早已领教过潘建林的语言艺术，对于这种狡黠，我心里有时候虽然也挺不舒服的，但大体上并不认为他违背为友之道，因为我已经有了些社会阅历，我知道作为底层人活着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了活得好一些，活得有尊严一些，耍弄一点儿小聪明、小技巧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更知道，在潘建林的眼中，我跟他不处于一个社会阶层，他很可能认为使用必要的手段从我这里获得某种便利——我相信这也是他跟所有权势人物打交道的内心逻辑——是很自然的事情，牵涉不到什么道德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认识，所以在他有求于我的时候，我才总是心甘情愿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这件事上同样如此。我认为潘建林的这个忙是无论如何也要帮的。
潘建林给我提供了蒋锋的邮编、通信地址、手机、办公室甚至家里的电话——他不是口头告诉我，而是拿出一个预先准备好的纸页交到我手里的。我把纸页拿到手以后，能说会道的李彩霞在我身边说着很多在这种场合应当说的话，一声声“大哥”叫得格外甜蜜……气氛融洽而热烈。与此同时，我脑子里却起了高烈度的踌躇：该怎么跟我那位素无联系的同学开口说这件事情呢？
议定这件事的第二天，我送潘建林和彩霞到长途汽车站，他们将乘坐一整天的汽车返回B市。望着这对朴实的夫妇，我内心充盈着感激，毕竟，他们是为看我才带了那么沉重的行李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虽然我也意识到他们这次来有请我帮忙的意思，可这难道不是应当的吗？我1968年底到陕北插队，经历过也目睹过什么叫底层人的生存，谁没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所谓朋友，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及时出现的人吗？
我很快就给蒋锋往他的办公室打了电话。蒋锋接到我的电话感觉很诧异，我们寒暄了很长时间。他似乎也了解一些我的事业发展情况，对我表示了祝贺；当然，我也对他所取得的成就表达了敬重，我奉承他说：“在咱们班的同学中，就看你了。”这句话很显然让他感到很满足。
蒋锋直截了当问：“你怎么今天想起要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我办？”
“还真有事情想请你帮忙，”我把潘建林的事情大致说了一下，“我想他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北京来找我的，而我在B市只能找你了，很抱歉给你添麻烦。”
蒋锋说：“这不是什么事情，是这，你让他把材料给我递的来，我让人去办。”
我喜不自胜，说：“那可真要好好感谢你了！”
蒋锋反复说：“老同学，不说这样的话。”
我们又聊了很多别的事情，无非是这个同学现在怎么样，那个同学现在怎么样，包括我们在上大学期间共同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谈话是轻松愉快的。我们约定以后经常联系，蒋锋说：“我现在手里还有点儿权力，以后你在B市有什么要办的事情，就直接跟我说，千万不要客气。”
放下电话，我如释重负，很为蒋锋真诚的同学情谊而感动。
我很快打电话给潘建林，向他转述了蒋锋的意见。潘建林自然十分高兴，说他马上把材料递过去。我在电话里特别赞扬了蒋锋的真诚和热情，潘建林笑着说：“我就知道你说话管用了么！”
我以为这件事这样就会办成了，潘建林也认为不会有任何问题，然而我们都错了。
13
很长时间没有消息，而我那段时间又很忙，没工夫过问，等到我稍闲一些打电话给潘建林询问事情的进展情况时，潘建林的情绪不高，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下面用我的语言叙述）——
蒋峰的确在潘建林呈递上去（蒋峰亲自接见了他）的材料上做了批示，要求区里协调解决潘建林的退休待遇问题。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此之前态度很好的区委书记不但没有按照蒋峰的批示协调解决问题，反而突然变得冰冷起来，潘建林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走进区委书记的办公室了，阻挡住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说：“那件事已经处理完了，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潘建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再去找蒋峰。即使在平时，蒋峰也不是随便就可以见到的，他的秘书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会形成层层保护，绝不会允许一个普通农民人模狗样地坐在这位领导对面并与之交谈。被挡在市政府大门口的潘建林，就像有人用棍子在脑袋上敲击了一下，用现在的话说，彻底“懵圈”了，他无法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出现的情况已经远远超出他的经验范围。在他从小到大累积乃至于从父辈遗传下来的经验认知中，权力、地位才是眼前这个社会运转的最基本、最真实的动力，这就是说，世界上的所有社会运行的力，都是由大权力向小权力、高地位向低地位传导的，其他任何东西——宣传词语也罢、官员对民众的亲情姿态也罢、老百姓的意愿与呼声也罢——都是无用的东西。现在，就在他眼前，这条坚固的逻辑链竟然断裂了，他认为一定是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情。
潘建林不愧是潘建林，他很快就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奇妙的是，他寻找到的原因再次证实了贯穿在他经验认知中的那个逻辑链：蒋峰既年轻又有才干，所有人都认为他有可能继续升迁，而他自己也正在为此不遗余力，这意味着他在政界（具体说是省级领导）必须寻找到非常强大的靠山，碰巧的是，以前给潘建林做过批示的那位区委书记的伯父正是省级领导，于是，两个严峻的问题尖锐地摆到了蒋锋面前：一是那位省级领导有足够的权力成全或者败坏蒋峰的上升之路；二是那位区委书记去年才从省上空降到本市，很显然是来镀金的，他的政治前途弄不好比蒋锋还要来得顺滑和光明，如果有一天这个人成为了蒋锋的上级，绝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官场上的人，最大的利益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利益；最重要的权衡不是经济利弊的权衡，而是政治利弊的权衡。蒋峰在给这位区委书记作批示以前，大概就了解到了他所面临的情况，所以批示是不是很有分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区委书记向蒋峰说明情况，说“潘建林是一个牛皮糖式的人物，你满足他这个要求，他就会提出另一个要求，没完没了，永无止境”时，蒋峰的反应可想而知，他是绝不会为一个刁钻的普通农民去冒让这位很可能会火箭式蹿升的区委书记感到为难的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区委书记一句“××局已经按照国家政策处理了这个人的问题，给与了很多优惠，按照道理，应当说问题是解决了的”，蒋峰还能说什么吗？充其量他会说：“好了，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这件事迅速在××局引发反应，潘建林试图再次去那里了解情况时，有关人员勃然大怒，威胁说：“你有完没完？再这样闹下去，你狗日的小心着！”
“我当时想告诉你这事，”潘建林电话里说，“但我又怕给你添麻烦，所以这个电话一直没打。”
我直截了当问他：“你打算怎么办？”
“啊——（这是陕北人表达轻蔑的感叹词，轻滑音，发去声）国家还有法律了么？！咋能是他们说啥就是啥哩？我想办法呀！”
我不敢再接这个话茬了，我意识到我和他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人，他要做的事情我是没有本事去做，即使想做也做不好的。我为没有帮助他办成这件事表示歉意——我的确有一种很强烈的歉疚心理。潘建林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他诚恳地对我说：“不能这样说，不能说人家蒋峰没帮忙，就是下面这些人太儿（陕北方言，“太坏”、“太难斗”的意思），一满胡来了嘛！”
我不能说潘建林的话没有道理，但是与此同时我脑子里也闪过了一丝不快：他好像根本不考虑如此这般处理这件事情，会在我和蒋峰之间造成很大的困难，会严重伤害我们之间的情谊。我当然不能为此直接指责他，只好婉转地嘱咐他说：“说一句不用我提醒你的话，你也要谨慎一些，不敢惹出什么麻缠（陕北方言：麻烦），这样对谁都不好。”
潘建林笑着说：“我啥都没有，就是想惹麻缠也没本钱去惹呀！”
这时候，我悟出一个人生的道理：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确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够制约或者限制人的面情、友情之类的东西在他那里是无用的，普遍道德在他那里不是约制和禁束，而是可以完全不必顾忌的负担，它在生存层面是负值，而负值永远都是有理由丢弃的。鲁迅先生那句“忠厚是无用的别名”放到潘建林的观念世界里似乎可丁可卯，格外合适。这甚至有可能是潘建林以及所有在社会底层讨生存的人的信念。
你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厉害的人。
14
我和潘建林的弟弟潘建强几乎没有什么来往。
人的感觉是很奇妙的东西，它可以通过一些你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微妙信息，在潜意识中影响到你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到你的行为。潘建强外表非常朴实，比他哥还要朴实，说话之前总是先“嘿嘿嘿”地笑，每句话甚至每一个肢体动作都显示着极度的谦卑，但是我从来不认为潘建强对谈话对象有最基本的尊重，相反，我从他的目光深处，可以看到嫉恨与怨毒，这是一种源自于“你为什么过得比我好”心态的情绪性反应，这不是他自己可以控制的。我经常想，如果有什么社会变动，首先冲上街头杀人放火的，不是潘建林，而是潘建强。潘建强骨子里蕴含着暴民的因子，这是我在跟他打交道时，时常都会提醒我自己注意的，这就是说，我在和潘建强为数不多的交往中，也是甚为谨慎小心的。
如果我们把上述情节扩展为社会学话题，那么我愿意强调，千万不要小看卑微者，他们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要远比宫阙里面的帝王将相估计的更敏锐，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的覆亡，除了宫廷政治的原因之外，都源于统治者对卑微者心理感知的忽略与蔑视。
就在我带着歉意脱离开潘建林的事情之后不久，我突然接到潘建强写来的一封信。在这封写得歪七扭八的信件中，潘建强说他要养羊，急需3000块钱买羊羔，要求我把这笔钱借给他。在那个年代，3000块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面对信件上的寥寥数语，我有些发懵，奇怪他怎么就好意思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一个可以作为假设的解释是，他捕捉到了我对他哥哥的歉疚心理，他认为在这时候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有可能得到满足的。基本上可以认为这是一次情感的或者说心理的敲诈。我内心里认可了这个假设，于是没有回复他的这封信。
潘建强紧跟着又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就像电报一样，在不带任何温度的三言两语之中，“快把钱寄的来”几个大字格外触目。我当然可以善意地认为潘建强没有文化，不懂得说话的技巧和人与人交往的基本礼节，但是鉴于我前面说到的我对潘建强的警觉，我认为事情也许不这样简单，这粗暴的威胁和蛮横后面一定是有原由的……在我与潘家的交往中，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情动过气的我，这次真的有点儿生气了，我仍然没有回复他这封信。
时间过去了很久，我在与潘建林的通话中偶然说到了这件事。潘建林也很生气，他说他不知道这件事。他对我说：“建强不懂事，你不要理他。”潘建林还进一步解释说，建强这几年过得很不顺当，靠种庄稼赚不了钱，生活苦哈哈的。我没有接潘建林这个话茬，而是婉转地对他说：“建强也是成年人了，你转告他，他应当知道成年人怎样跟成年人打交道，否则的话，他会不断遇到更大更多的难于解决的问题。”
在这次通话中，我没有询问潘建林解决退休待遇的事情进展怎么样了，但是潘建林主动说到了这件事。我这里就不复述事情的态势了，我能告诉读者的是，潘建林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并没有因为我那位同学蒋锋没有帮忙帮到底而退缩，相反，他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更猛烈的进攻，不仅锲而不舍地争取再次向蒋峰当面申诉，甚至不惜拦阻蒋峰的车辆，同时还到区委大闹了几场，直到有一次被区委的保卫人员捆绑起来，在一个屋子里关了一天一夜才放出来。潘建林的下一步打算是，到省上去告状，他在言语中暗示给我的是，只要把状告到省里，即使他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这壶酒也够区委、市委那一伙人喝的，言外之意是，别看他们人五人六的，其实都是经不住查的腐败分子，他手里握有足以威胁这些人政治前途的材料。
潘振林说的事情虽然离我很遥远，然而我却像是被人兜头打了一棍子，有点儿懵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我才梦幻般地问了一句：“振林，你的生意怎么样了？”
我在这里必须向读者说明，并不是我对潘建林的生意多么感兴趣，我只是想结束潘建林沉浸其中的那个危险的话题。尽管我自认为对潘建林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听到他说的这些东西，我开始怀疑是不是真正了解这个人了。更让我心里不安的是，我害怕潘建林给我那位同学进一步带来麻烦甚至于伤害，毕竟，这股“祸水”是我引到他面前的。
潘建林月饼铺的生意仍然很好，由于两口子乃至于一家人勤奋努力，相较于前几年，收入已经成倍增长，目前他正在谋划把它租住着的那孔窑洞买下来……他还告诉我说，潘博已经上高中，学的不错，他打算供他上大学，他说绝对不能再让儿子像他那样活着了。
我说：“你说的是对的，一定要让儿子上大学。”
我对他目前的生活状况表示了祝贺，并且补充说：“你也不能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失败的，你可以想一下，比起我第一次到你们家吃饭，现在的情况好了多少？人这一辈子，钱多钱少都不是大问题，知足者长乐，平安就是福，在平平安安中，能够为子女铺垫一个好的前程，比什么都重要。”
我觉得潘建林并没有听懂我的话，电话就挂了。
氤氲在我心里的那种不安时常搅扰我，我终于下决心拨通了蒋峰的电话。在电话里我没说别的，首先向他道歉：“我上次请你帮助的那个人，很可能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很过意不去。”
蒋峰显然没有了上次通话时作为老同学的热情，客气地对我说：“也说不上什么麻烦。”我希望蒋峰说两句痛斥潘建林的话，这会减缓我内心的负担，但是他始终没说这样的话。
我们就聊了一会儿别的，通话末了，蒋峰才对我说：“你很可能不了解那个叫潘建林的人，或者说，你根本不了解陕北人。这是一个很难缠的角色，你最好离这样的人远一点，否则你会吃亏的。”
我感谢他的提醒，同时也意识到，潘建林确实是给蒋峰添了很大麻烦的，因此再次向他道歉。蒋峰没再说什么，就把电话挂了。这是我与蒋峰最后一次通话，也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联系，就此以后，我们彼此间就断绝了音讯。放下电话，我内心里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就像丢失了宝贵的东西，我同时也意识到，如果说我和潘建林之间有一种朋友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关系对于我来说很显然过于沉重了，我有点儿拖曳不动它了。
我决定不再与潘建林联系。我做出这个决定其实是很不轻松的。我记得日本一位作家说过：“如果让我必须在鸡蛋和石头之间做选择，那么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我呢？我站在了石头一边，而这是违背我的价值观的。在某些瞬间，我很鄙视自己。
人就是这样的矛盾的多面体，人永远都是这样的多面体。
不久就听到了蒋峰提前退休的消息，我的一位陕北同学告诉我，他出了些问题，所谓“提前退休”不过是换取不追究法律责任的一种变通，一种条件。我曾经惊心动魄地想过，蒋峰的结局与潘建林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潘建林做了什么事情，颠覆了这位跟我很要好的同学的政治命运？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我自己否定了：处在潘建林那个社会阶层的人，是不可能或者说完全没有条件掌握蒋峰这个级别的人的负面材料的，蒋峰没有理由惧怕他们，这也就意味着，权势人物的命运前途，与底层百姓的愿望或者说舆情完全没有关系。在这件事上我是可以宽心的。
15
又过了两三年，我突然又接到潘建林用快件邮寄过来的一箱月饼，由于改换了包装，再加上物流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包裹的投递期限较以前大大地缩短了，因此月饼没有变质，也没有被挤压，绝大多数都是完整的。我很想再次跟读者重申，从口味上说，潘建林烤制的月饼确实比外面卖的月饼香酥可口，这唤起了我对陕北美食的记忆。那时候手机已经非常普及，很久没联系了，按照常理潘建林是应当事先给我打一个电话过来的，可是他没有打，于是我尝试着把电话打回去。潘建林的手机号竟然没有变化，接电话的仍旧是他的婆姨李彩霞。
“大哥！”彩霞掩饰不住激动，“大哥！是你呀！你不知道我们多想你哩！”
我也说着那个场合应当说的话，气氛热烈而真诚，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中断过联系一样。我问建林在哪里？他说他在哩，于是高声喊潘建林，随着一句我熟悉的应答声，我听到一阵脚步声，接着是潘建林的声音：“哎呀！”这句感叹的意思是：终于联系上了！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
他照旧说生意不错，大女儿玲玲也已经出嫁，小女儿巧巧尔格成为了重要的帮手，儿子潘博今年高考，他说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考上。我说你一定嘱咐孩子努力，一定要考上大学。潘建林颇为感动地说：“我记着你的话哩！唉……也就是你还惦记着我的娃娃哩！”我本想问他是不是把那孔租住着的窑洞买下来了，话到嘴边又没有说；我更没有问他争取退休待遇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这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故意与这件事拉开距离。除此之外，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就是嗯嗯呀呀了，我对他寄来月饼表示了感谢，并且嘱咐他以后不要再寄，让他好好照顾生意，他的生意好了，比什么都好。潘建林再次邀请我去B市看看，我嘴里虽然答应着，却并不认为有任何实现这个愿望的可能。
万万没有想到，没多久我真的有了一次去B市的机会——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们那批学员组织去B市参观学习，我决定顺便去看看潘建林。我不愿意打扰潘建林，因此没有事先告知他，我是到B市以后才打电话给他，说是要去看看他的，潘建林自然是喜出望外，大声说：“我去接你！”我说不用了，我正好可以沿街看一看，我去找你。那天下午，我放弃参观革命旧址，专门去看望潘建林及其家人。
细想起来，人真是“记吃不记打”的动物，当我沿着变得陌生了的街道摸索着寻找潘建林的月饼铺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次我们重新建立交往，潘建林很可能还是有事情要我办的，就像以前每当我们的交往达到一定的热络程度时，他总会适时提出一些需要我帮助解决的问题一样。
B市，这座我生活了15年的小城，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几乎认不出它了，我从街景变化中感受到当地人的生活水准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很为B市人民高兴。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民，仅仅因为国家政策向人性做了某种程度的回归，人性获得空前解放，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这里面蕴含着很多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拐进潘建林所在的这条街巷（实际上是一个沟壑），破败和贫穷一下子就显露了出来，与B市主要街道的繁华热闹形成了鲜明对比，到处都是污泥浊水，街面上各种各样卖吃食的商铺也很简陋。好不容易才找到潘建林的月饼铺。这个家庭为我的到来显然做了细致的准备，全家人——除了潘建林夫妇两个之外，还有刚参加完高考的儿子潘博，本应当上学却辍学在家帮助爸妈照顾生意的潘巧巧，两个孩子站在父母亲身边，非常拘谨地对我表示了欢迎。我先从外面看了看他们的铺面，竟然连一块招牌也没有，与旁边卖烟卖酒的小卖部没有什么区别。买卖还是不错的，我看到十几岁的巧巧熟练地应对着顾客，为顾客把包好的月饼放到塑料袋里，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并且还在向客人说着什么，很显然这是一个回头客。我夸奖说：“时间过得真快，如今你的娃娃都顶上用了。”彩霞笑着说：“你还说哩，尔格全凭这个娃娃了。”
铺面房里面已经收拾得整整齐齐，里面这个区域是操作间和他们日常吃饭休息的地方，被打扫得焕然一新，空气中散发着洒过水以后的清新气味儿。屋子中央摆放着我将近20年前离开B市时送给他们的折叠餐桌，餐桌竟然还完好无损，上面摆着几盘香蕉、橘子、菠萝、开心果、腰果、美国大杏仁之类的东西，都是我在B市生活期间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显示着时代的巨大变迁，也更显示着主人待我的诚意。
彩霞用一只老式茶壶沏了一壶茶，我们落座以后，潘建林斟满了我面前的茶杯。我注意到潘建林和彩霞都比几年以前更老相了，尤其是建林，也许是因为腰部做过手术的缘故，他很明显地佝偻起来，走路也不可控制地有些打晃和偏斜；他的视力也出了问题，当他拿什么东西的时候，手上总带着盲人那种摸索的痕迹；他的话也比以往少多了，他好像更愿意听他婆姨跟我交流……我内心不禁起了深切的同情。
某个瞬间，我脑子里闪映出20多年前我在年轻后生潘建林带领下去他家吃饭的情形。虽然看上去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但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为此做了多么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已经目睹过无数所谓上层人尤其是权势人物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听说过很多“权二代”、“权三代”富可敌国动辄数百亿的财富积累故事，虽然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性认识——诸如“阶层固化”、“社会上升通道堵塞”之类——已经使我不那么愤世嫉俗，然而置身于潘建林家的这个小店，切切实实看到他们的生存境况，我仍然禁不住对这些像蝼蚁一样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生发出诸多的感慨，仍然禁不住会把观念世界中“公平”、“正义”的概念引入到对眼前情形的感觉归纳之中。我颇为伤感地想到，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伊甸园，它过去不是，现在不是，甚至有可能将来也永远都不是。
参观了潘建林租住的窑洞——窑洞在店铺对面的山坡上——我的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我本以为潘建林挣了足够的“钱儿”，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没想到窑洞还是我以前看到样子，几乎可以说家徒四壁、空无一物的。巨大的土炕上有几团陈旧的铺盖，他们一家四口就睡在这面土炕上。窑洞里有一种农村家庭里常有的腌酸菜的味道。简陋的桌子上，摆着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而那时候彩色电视机已经普及了。让我感动的是，窑洞墙壁上竟然还挂着那年他们到西安看病时我和潘建林、潘建强的合影。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没有把窑洞买下来，既然看到了眼前这困窘的景象，我认为再提出这样的问题十分可笑。与此同时我内心里也略略产生出一丝不安，觉得以前偶尔冒到心里的对潘建林的责怨是不合情理的，觉得我应当为他多做一些事情……我似乎重新把他们归入到了理性世界中的“类”的观念里，而关于“类”的观念又总是以对社会的观察与归纳密切相关的，只有在这种情景之下，所谓的“公平”、“正义”之类属于精神范畴的东西，才会在最本质的意义上显示出值得珍重的价值。
潘建林娶了一个很好的婆姨，上山下山李彩霞都是搀着潘建林走路的。我再次具象地想象到，每天早晨4点钟，他们就要到小店去忙活，一直要到晚上11点钟才回到住处……我想象着在路灯微弱的光线下，这对勤劳恩爱的夫妇日复一日地在这条蜿蜒的小路上蹒跚，心里真是充满了感慨。
16
我们又回到了小店。在参观窑洞的过程中，潘建林的儿子潘博始终和我们在一起，但是我没听见他说一句话，就像潘建林小时候一样，这娃娃也有一种沉静的个性。在小店重新坐下来，我问潘博：“听说你刚参加完高考，你感觉考的怎么样？”
潘博不自觉地看了父母亲一眼，羞涩地回答说：“谁晓得哩！”
彩霞收敛起脸上的笑容，开始很不客气地数落儿子，意思是潘博不努力，致使考试考得不好。彩霞数落了很长时间，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她是真的动气了。
我问潘建林是怎么回事？建林说：“唉！娃娃不争气……”
潘博报的第一志愿是省上的一所大学，第二志愿是我曾经就读过的B市大学。从潘建林了解到的情况看，潘博被省上那所大学录取的可能性为零，即使上B市大学恐怕也有一定的困难。潘建林说，B市而今的社会风气很差，没有后门、没有关系什么事情也办不了，你就是考的好也未必能够被录取……潘建林并没有提出要求让我帮忙，但是他把话说到这里，我已经开始琢磨怎样帮到他了。
我爱人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在那里工作过五年时间，应当说还是认识一些人的，但是我没有把握这些人是不是可以在录取问题上帮助到潘博。于是我说：“你们别着急，我打个电话。”我在电话里跟爱人说了一下潘博的情况，要求她想想办法。她有些为难，但是她说：“我试试吧，也许可以帮上忙的。”
李彩霞要跟我爱人说话，我把手机递到她手里。
“大姐，”彩霞用很大的声音说，“哎呀！多长时间没见你了，你咋不跟大哥一搭里过来看看呀？”然后就是家长里短。彩霞有烘托谈话气氛的独特才能，跟她通话，总是可以感受到贴心、热情和友好。潘建林也接过电话说了几句，嘱咐我爱人注意身体，“年纪大了，保重好身体比啥都要紧。”
我对我爱人说：“那你就联系一下，看谁可以帮到忙，有消息了给我回个电话。”
我在那里流连了整整一个下午，彩霞要炖羊肉给我吃，被我阻止了，因为我们到B市以后，是由相应的接待单位接待的，吃得很好，也基本上都是陕北风味的饭食。彩霞感觉很过意不去，潘建林说：“那就算了，哥想吃啥就做啥吧！”我让他们熬了小米绿豆粥，就的是他们腌的酸菜，那顿饭吃得很好。
送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潘建林坚持要送我到饭店。我没有让他进去，独自走进了饭店旋转门，走进了灯光璀璨的饭店大厅。就是这样一道旋转门，把我和潘建林隔绝在了两个世界里。这两个世界似乎彼此从来没有交集过，支配它们运转的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力量。潘建林一定想不到，我和我那些享有一定行政级别却也不是很高的党校学员，生活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与他和彩霞以及他们的子女完全不同。比如，他能想象在这个豪华饭店的餐厅早晨就餐以后，餐桌上的盘子里会留下许许多多鸡蛋黄（那段时间有一种传说认为吃鸡蛋黄会升高胆固醇），以至于整个餐厅的餐桌桌面看上去都是黄澄澄的一片吗？他能想象这个完全隔绝于他的生活之外的“人民公仆”群体具有怎样强大的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吗？他能想象比这些人行政级别更高的人具有怎样的犹如超人一般的呼风唤雨的能力吗？奇妙的是，虽然两个世界从不交集，然而那个被称之为权力世界的神圣之地，却对被称之为“众生之地”的世界产生着最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延伸到众生的精神生活、生存境遇之中，它的触角甚至伸向他们的店铺、他们住的窑洞、他们子女的前途命运之中。
最可悲的在于，像潘建林这样的在“众生之地”弄潮的人，并不真的知道无论他们付出多么大财富和精神的代价，在改变命运问题上所起的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我甚至具体地想象到，按照潘建林月饼铺的经营状况，这十几年以来应当是赚了一些钱的，可是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呢？是为孩子上学攒起来了？是准备积淀起把窑洞买下来的款项了？还是为了“办事”把钱全都用在给官员行贿上了？他们看起来为什么还是如此窘困呢？我完全无法揣想其中的原因。如果真的是把钱全都变着法儿输送给官员了，你那些用性命换来的一点点“钱儿”，填得满官员们深不见底的欲壑吗？从老潘到潘建林，这一脉脉遗传下来的农民式的狡黠，究竟是人生蒙昧还是生存智慧，谁说得清呢？
目前，不管潘建林夫妇嘴上承认不承认，有一个事实都突兀在了他们面前：他们逐渐变得衰老了，这就是说，他们几乎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填埋到这个家庭的命运征途上了，他们总是想把这条路修得平整一些，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们走得容易一些。他们也许会认为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他们甚至有可能是心满意足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或者说并不完全知道，他们得到的东西在巨大社会财富的移动与转换中，仅仅是沧海之一粟，仅仅是大山下面的一颗沙粒；他们自以为拥有的精神和物质的殿堂，不过是蝼蚁在其匆忙的一生中，奔走其间的一个黄豆粒大小的孔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从来不把潘建林这个世界当作世界的人，却一直热心于把它当作旗帜来挥舞，宣称说他们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世界而存在的。
在诸如此类的观念浸淫中，当我很快接到爱人电话说她找到了一个可以帮忙的人的时候，我是极为高兴的，马上打电话给潘建林，告诉了他那个人的联系方式。那个被潘建林称之为“高教授”的人，后来的确为潘博被我的母校B市大学录取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当然是雪里送炭的行为，应当好好感谢，然而我不担心潘建林和彩霞会在礼节问题上疏忽，我知道他们在这类事情上一向是非常大方不计工本的。果真，“高教授”在跟我爱人的通话中，没有丝毫的对“麻烦”的抱怨，非常真诚，她就像是在给自己的家人办事一样。当然，我更愿意认为“高教授”的帮忙是出于人世间已经罕有了的良知与责任，出于对社会底层人的深切同情，因为她也是陕北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群体中经过努力一步步苦熬上来的。
那段时间，每每想到潘建林的儿子潘博如愿被B市大学录取，我心里都甜滋滋的，感觉特别温暖。我知道，对于那个家庭来说，这是以前从未燃起过的光亮。我一再嘱咐潘建林说：“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不要怕花钱，这是改变孩子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唯一通道，其他都指望不上。”
潘建林由衷地说：“你说得对着哩！”
17
我们在B市的参观学习活动一共三天，第四天早晨就要乘车离开了。
临走前一天的下午，潘建林带着潘建强——他是专门从老家赶过来看我的——来向我告别，同时给我带了很多土特产。潘建强黑黢黢的，看上去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年农民，脸上有了深深的皱纹，头发似乎也有些花白了。经过交谈，我知道现在他目前仍然在承包地上务育果树，他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他照例“嘿嘿嘿”的只是笑，除非你问他，他很少主动说什么。我注意到他的双手大而粗糙，似乎和身材不合比例，可以想见这双手一天到晚在怎样操劳。潘建林和潘建强的父亲，也就是我前面称之为“老潘”的那个人，那个在极为困难的年代招待我吃红烧肉的人，也有这样一双手。由于身体和衰老的原因，老潘已经不能出门了，潘建强跟我说：“我爸问你好。”
当时，陕北的能源开发（主要是石油和煤炭）正在大规模进行，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大地深处涌流出来，不仅富裕了整个陕北地区，更是造就了很多煤老板、油老板之类的超级能人，陕北人的经济富裕程度，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富庶的关中地区，西安的房地产主要由陕北买家来支撑……在所有这些社会表象背后，是巨大的人性浊流的滚动和蔓延，这里面的故事离奇魔幻、惊心动魄。两厢比较，我愈加感觉到，潘建林、潘建强兄弟已经被这个滚滚向前的时代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他们从来也没有走出过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无论他们付出多少辛劳，使用多少心机，从本质上来说，都无法真正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被一种不变其貌的力量牢牢地钉在了固有的位置上。
潘建林对此似乎有所醒悟，在说到建强目前状况时，向我感叹了一句：“不愁吃不愁穿就行了，咱无权无势，还能咋？折腾不出圈儿去。”
我看了建林一眼，确信他说的是心里话，然而我什么都没说。
这几天以来，我一直谨慎地回避着潘建林按照正式职工争取退休待遇的事情——最主要原因是我真的帮不上他什么忙，再就是我不愿意触及与这件事有关联的某些事情，譬如蒋锋，譬如蒋峰的提前退休，等等。我想潘建林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些东西，所以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说这件事情。现在，临别之际，即使出于礼貌，我也应当问一问了。潘建林惨淡地笑了一下，说：“事情还搁着，还没完。”他说他还在想办法。我没有再往下接话茬，只是表示说：“这事儿可真难为你了。”
我给潘建林和潘建强看当地接待部门送给我们的土特产时，他们很显然受到了震撼，意识到我们这伙子面皮白净的人的生活与他们截然不同。我没怎么费口舌，就说服他们拿走他们带给我的土特产（我留下了几包潘建林亲手做的月饼），并且让他们拿走了接待部门给我们的奢侈馈赠（在这些所谓的“土特产”馈赠中，甚至有茅台酒和冬虫夏草）。他们没多说什么，在收拾整理那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似乎突然变得沉静了。
当我站在饭店门口，向拎着大包小包远去的兄弟俩挥手告别的时候，我体会的不是难舍的情谊，在那两个佝偻的背影中，也许出自于某种直觉吧，我分明看到他对我和我所置身的社会群体在情感上的冷漠、疏离，甚至于——仇恨。我真的希望所有官员都能够看到这种冷漠和疏离，能够看到氤氲在很深很深的社会心理中的仇恨。这种仇恨，在以往数千年中曾经无数次地改变过历史。
我回到北京以后，也就结束了在党校的学业，回到了单位。回到单位就很忙了，因此我很长时间没有再跟潘建林联系。又过了几个月，我接到潘建林的电话，这次他报告的是好消息——在我看来是天大的好消息。
曾经帮助过他的那位有背景的区委书记，果真在几年以前调任到关中地区高就去了，后来又从陕北某县调来了一位姓缑的干部到这个区当了区委书记。潘建林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竟然也与这位缑书记建立了联系，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缑书记竟然答应帮助潘建林解决退休待遇问题；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缑书记竟然把潘建林的月饼铺作为了自己的扶贫点，潘建林不仅在政策上享受了很多好处，还额外地得到了资金补贴。在区政府有关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月饼铺搬到了市中心一条繁华街道上，店面也较之以前扩大了许多，仍旧是“前店后厂”的模式，但是潘建林、彩霞和他们的女儿巧巧很显然无法应对目前的生产规模和销售量，现在他们又雇了两三个人，生意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毕竟是多年的朋友，潘建林能跟我说一些心里话，他说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巧巧早晚要嫁人，潘博马上就要从B市大学毕业，他打算让儿子回来，把这个“摊仗”（陕北方言：摊子）接过去。
潘建林的这个想法没有什么不对，甚至可以说，在这个赚钱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情的家庭里，它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对于潘建林的打算我仍然感到有些不安——潘博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学的还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以后竟然还是回来接父亲的小生意……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儿不那么对头。更让我担心的是，官场如流水，充满了变数，如果缑书记上调了或者下台了，或者因为某些不便言说的原因不再把潘建林当作扶贫点了，月饼铺失去官方的支持，还能保持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吗？
我问潘建林：“潘博什么意见？他愿意吗？”
潘建林说：“嗨，娃娃家，解下个什么？”
意思是可以不考虑潘博的意愿。
我有些漠然，抓住电话停顿了很长时间。
18
事情果真在按照潘建林的设想发展，大约过了两个月，潘建林再次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潘博回到了月饼铺，取代了父亲的位置。至于这中间潘博是不是心甘情愿，经历没经历过波折，潘建林没说，我也没问。潘建林说，娃娃肯吃苦，脑子也够用，看样子弄得不错，他也就放心了。现在潘建林基本上不到店面去了，彩霞也只是给潘博打打下手，在生活上照顾一下儿子，不再参与月饼铺经营和发展的重大决定，一应事情都由潘博和潘巧巧承担和料理。我向潘建林表达了最良好的祝愿，却把我很想对他说的话都闷在了心里。
人的价值系统会由出身、经历以及所受教育的不同而不同，你很难说哪种价值系统更正确，所以古人一直劝诫人们不要“以己度人”，不要随便评价他人的是非曲直。当你为某人某事感觉遗憾时，你很可能是陷入到了“以己度人”的迷思之中，不自觉地把自己作为了价值尺度。此类情形如果出现在人际关系中，它所引起的往往是冲突而不是和谐。
但是你必须注意到一种耐人寻味的情况，那就是在人际关系中过于理性，往往会拉大人与人心理或者情感的距离。我在与潘建林数十年交往的过程中，始终都存在这种心理或者情感的距离问题，有时候远一些，有时候近一些。具体地说，当我把他作为自己的亲兄弟看待，跟他说肺腑之言的时候，往往也是我对他“以己度人”、不把他当作外人的时候；如果我对他“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也正是我把他推远，只将其视为万千社会中的一种“现象”的时候。后者是没有感情温度的。
关于潘博的话题，就在这种状态下结束了。
潘建林紧接着说到了另一个我不想触动却又时常惦记在心里的话题，那就是月饼铺是否仍旧得到官方支持、那位缑书记是否安好的问题。他说缑书记很好，不仅继续把月饼铺作为扶贫点给予持续的支持，甚至还想把潘建林家的月饼推广成为B市的知名品牌。为此，缑书记亲手题写了“春兴记月饼”五个大字的匾额，目前已经悬挂到店铺的大门口，并且举办了一个声势很大的“开业”仪式，当地报纸、电视台都围绕着“扶贫”主题做了广泛报道，缑书记成为了一系列相关重大政治新闻的中心人物。现在“春兴记月饼”在B市名头越来越大，销售额也在成倍增加。
这个消息简直令人振聋发聩！它从一切方面都印证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隐性规律，那就是民营资本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在获得权力保护和支持的条件下才是有可能的，很多令人瞠目的造富故事，都在反复证明这个不便明说的规律的有效性，它几乎贯穿了改革开放的始终。甚至可以说，权力和资本有效的利益平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命门，如果这个命门遇到了问题，那么中国经济也必将受到冲击。
这里所谓的“问题”，既可能源自权力的态度（亦可以称之为权力因利益而起的态度，这里存在着无限的变量），又可能源自权力与资本的勾连（常常体现在利益分肥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否超越了民众容忍的限度，是否唤起了质疑的声音。这些环节中的任何部位出了问题，都会造成伤害，既可能伤害权力，又可能伤害资本。
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它有点儿像俄罗斯轮盘赌（注：源自俄罗斯的一种自杀式赌博游戏，参与者将一颗子弹塞入可以容纳6颗子弹的左轮手枪弹夹中，然后将弹夹快速旋转，旋转停止后，参与者轮流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按下扳机），赌赢了，富可敌国，权力与资本弹冠相庆；赌输了，赤贫如洗，权力与资本都有可能锒铛入狱，丢失掉性命。谁都知道这个游戏极端危险，然而却不断有人进场，这既是人性使然，又是社会使然；就和没有人可以把自己提离地球一样，同样也没有人可以逃脱于这个规律或者说社会的规定情境、规定动作之外。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将像看电视连续剧一样，看到成功者和失败者像走马灯一样一闪而过。
宏观的社会戏剧一般不展示细节，在观念上，它们甚至是形而上的，是无所谓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的，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斤斤计较于权力与资本的相互利益输送，很显然格局就小了。然而在我讲述的这个故事中，我又必须强调，老潘——潘建林——潘博这三代人，依着人性的指引和某种社会力强制，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游戏场，他们的未来显示出无限的可能性，既有巨大成功的可能性，亦有彻底失败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无意识地跳离了世世代代困窘他们的生存难题，进入到了具有标准社会意义的命运博弈之中。
对此我能说什么呢？如果说我过去是站在一定高度俯瞰他们生存的，那么现在，身在游戏场之外的我，则只能隔着门帘猜想门里边发生的事情了。“猜想”不过是一种主观上的审度，是不能随便示人的，因此我在回复潘建林的这通电话时，除了“好好好”之类的祝贺话语之外，别的什么都不能说。
“是潘博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的，”或许由于年纪和身体的原因，较之以前，潘建林的声音愈发显得没有气力了，但是他还能够清晰地表达他的意思。“潘博说，缑书记喜欢文学，尤其崇拜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潘博说，你是他们的好朋友，你说话肯定管用。路遥去世了没办法，潘博希望你给陈忠实和贾平凹说一声，请他们到B市来，为缑书记写一篇关于扶贫的报告文学……钱不是问题，缑书记说了，区上有专门的宣传经费，这笔钱放在那里是花，放在这里也是花。潘博还说，到时候他也会在钱的问题上想想办法……”
以往我接到潘建林请求我帮助的电话时，或者爽快地答应，或者颇感为难，自己在心底里纠结，然而这次，我断然拒绝了，我笑着对潘建林说：“你们错看陈忠实和贾平凹了，莫说是我，就是他们的亲娘老子让他们写这样的文章，他们也不会干的。”
“啊——”潘建林不改数十年以来的执拗性情，“事在人为了嘛！”
我说：“很抱歉，建林，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了。”
潘建林在电话的那一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这事儿也不着急，你给咱再看看吧！”
我说：“好的，我再看看。”
“你什么时候再回来一趟？”潘建林诚挚地邀请我，“如今B市的变化更大了……”
我说以后一定有机会。
19
这大概是我与潘建林的最后一次通话，通话以后没多久，我就办理了退休手续，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随心所欲地过晚年生活。有时候我会在国外呆一段时间，再次回到国内，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听到很多有意思的信息，尤其是关于朋友方面的。潘建林当然是我的朋友，但是数十年来他并不处在我朋友圈的核心位置，因此有时候也就淡忘了，偶尔想起来，我想着更多的是：不知道他的月饼铺现在经营得怎么样了？我在潜意识中渴望着听到“春兴记月饼”成为B市知名品牌的消息，毕竟，他——应当说是潘博了——拥有一切发展成为知名品牌的条件。然而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
几年以前，我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国内，不知道为什么再次想起了潘建林，想起了他的“春兴记”月饼铺。有一天下午，我闲得没事，就想试着给潘建林打一个电话，看可不可以打通？没想到电话竟然通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么多年，潘建林的电话号码竟然没有变！接电话的不是潘建林，而是潘建林的婆姨李彩霞。数年前我给潘建林打电话，接电话的也往往是李彩霞，因为他们夫妻两个用的是同一个手机，所以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让我意外的是，彩霞一改过去活泼热情的性格，即使是在我说出我是谁以后，她也显得很沉静，似乎不愿意多说什么，气氛一时间颇有几分尴尬。我问建林在不在？她冷冷地说：“不在。”接着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沉默。我只好讪讪地说：“那好吧，我没什么事情，就是想问候你们一下，那就这样吧！”我的话音刚落，彩霞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日子过好好的，没事儿找事儿，突然遭遇到这么一场冷落，难免就会想一点儿什么。什么事情会致使彩霞如此对待我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当然知道陕北人中有一种人极为势利，他对你的态度取决于你对他有用还是没用，如果没用或者失去利用价值，瞬间就可以翻脸。难道是因为我退休了，再也没用了，所以才视之如敝履？然而我无论如何不相信潘建林和彩霞是这样的人。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潘建林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比如潘建林和彩霞离婚了，彼此已经成为路人，即使是这样，彩霞从哪里来的对我的火气呢？难道是……难道是潘建林去世了？即使是他去世了，彩霞也不应当这样对待我呀，她比任何人都知道我和老潘、和潘建林这数十年以来是如何交往过来的，以往在电话里或者在当面交谈中，彩霞总是念念不忘我给予他们的帮助，她绝对是一个知道事情轻重的人。计较我没有按照他们的愿望邀请陈忠实、贾平凹撰写歌颂缑书记的报告文学了？也不至于呀！潘建林性情中固然有极为执拗的一面，但他也绝对是通情达理的，尤其是在跟我相处的过程中，除非必须，他一般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也许正是因为这件事太奇特了，有一段时间它竟然成了我的心病，越是不知道的事情越是想知道，我甚至拐弯抹角联系了我在A市和B市的几个大学同学，跟他们了解“春兴记月饼”的有关信息。更加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的这些同学对“春兴记”竟然一无所知，既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到过，更不要说品尝过。这一定是撞见鬼了！有很多次，我在恍惚间感觉自己被置放到了聊斋或者宫崎骏的奇幻世界——所有因果关系都是破碎不堪的；所有逻辑链都是断裂的；所有偶然性和必然性都纠缠在一起；就连时间轴似乎都出现了翘曲：开始就是结束，结束就是开始……一切的一切都失去了惯常的意义，像巨大的谜团，变得无法理解，无法辨析。
能是什么原因呢？我就像是一个失恋的人，苦苦地思索着突然被人抛弃的原因。
人在夜晚的思索是很容易走极端的。有一天深夜，一个极为荒诞的念头忽然飘拂到了我的脑海里：莫非……莫非潘振林跟我说的那些关于缑书记的所有话语都是虚构的？没有什么缑书记答应帮助他解决退休待遇问题，没有什么扶贫点，更没有什么“春兴记月饼铺”的开业典礼，有的仅仅是：潘振林——更有可能是潘博——知道区上来了一个喜欢文学的缑书记，他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攀附上这位缑书记的，问题在于，随着贿赂行情的不断增加，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再用经济贿赂的方式买通缑书记了，于是他们把陈忠实、贾平凹纳入到了他们的设计之中：如果能够请这两位著名作家出面站台，哪怕仅只是来B市跟缑书记见上一面，召开一次座谈会，他们就有把握让缑书记帮助他们解决退休待遇问题，也有把握让缑书记把月饼铺作为扶贫点……我没有答应帮助联系陈忠实和贾平凹，那么这一切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也就是说，潘博接过来的月饼铺仍旧是潘振林和李彩霞苦心经营的那个“摊仗”，他们仍旧蜷缩在那条肮脏贫穷的沟壑里，仍旧孤立无援地过着需要消耗生命才能够维系的艰辛日月……而这也正是我那么多陕北同学都根本不知道“春兴记月饼”，更不知道潘振林、潘博的唯一原因，只有在这个原因的框架之内，才可以理解潘振林、李彩霞、潘博为什么会突然把不能或者不再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我视为路人，我没有任何理由责备他们对我的轻慢……就连我自己都被这个念头中推想出来的情境吓到了，它一旦形成轮廓，马上就被我否定了：不，生活不是小说，它不可能生成得如此“艺术”。
我揿亮床头灯，为自己倒了一杯开水，出现短暂凌乱的大脑才逐渐恢复正常，感觉世界里才越来越多地充盈起有意味的现实的内容，我想到的是——
在人的生存之中，任何观念性的东西，譬如道德、信义、原则都是苍白无力的。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一旦进入生存层面，人往往会展现出赤裸裸的生物性特征。生物性特征是什么特征呢？简单说趋利避害的特征，就是唯利是图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类社会仍旧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并不为过。人们之所以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不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着兽性，并不是它们之间没有兽性没有争夺，只不过是这种兽性和争夺被某种温情脉脉的东西（譬如友情）掩盖了而已，或者说，你的人生资历尚不足以使你看到兽性、看到争夺而已。
我不能强调上述见解的绝对意义——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能跟读者说我们所过的生活全部是灰色，没有任何明亮的色彩，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虚无，但是我要说，在某些局部，在你经历过的某些人生事件中，的确显示的是灰色，是空前的价值混乱。你没有看到吗？在旧道德不断沉坠、新道德还未见踪迹的这个混乱时期——这个时期可能要延续数十年乃至于上百年——如此这般的事件是越来越多了，种种吸引人眼球的社会新闻，都描述了这种令人唏嘘的情景，什么爱情，什么友谊，什么亲情，似乎都丧失了它们本真的意义，成为了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困惑和绝望，而这也正是我发出上述感慨的主要原因。
如果放到更大的历史空间去看，其实这种状况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人性多么古老，伪善就有多么古老，司马迁先生发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感慨不是没有缘由的。在我们的人生里，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伪善、虚假乃至于欺骗，并非自今日始。我们说目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道德崩解之中，也是相对意义的，事实上这种崩解早已经开始。如果我们非要为这件事儿画出一条显性的线，我认为1957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尽管社会凋敝，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差，然而作为精神内容的传统道德却还拥有一席之地，自此之后，这种道德就被证明无用而且有害了，它不可避免走向了匮竭，一种我们感觉十分陌生的“恶”从一片狼藉的道德废墟中站了起来，逐步成为了强大的社会存在，成为了精神意义上的“利维坦”。我们今天遭遇的不过是它的一个后果而已。
我今天说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中的人，曾经在相当长时间里使我感觉到被善意和友情包裹，我甚至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赞叹在平凡的生活中，有很多让我们感到温暖的东西，这是我们爱这个世界的理由。那时候我还在事情的过程之中，正处在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时，随着时间的延续，我终于走出了那座山，蓦然回首，才发现在此之前我所有的感觉都是极不准确的，这使我很沮丧，就好像你突然被告知手里的珍贵藏品是赝品一样。
然而仔细想想，我又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或者说完全不必要感到沮丧，生活原本就是这个样子，过去你之所以产生某些错觉，是因为你在生活中没有积累起足够的智慧，你的智慧尚不足以应对比你更高的智慧，没有辨析清楚隐含在人之所为后面的、常常是不易为人察觉的强大的生物性动机。这里没有美丑，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高低，没有黑白，人类世界是一个浑然的整体，它是不可分解的……现在你发现它的本真面目了，诸般人与事依照它们的本质回归了原本的位置，实在不应当沮丧，应当感到高兴才是。
遗憾的是我发现得有点儿太晚了。
202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