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英国,用白银、鸦片加坚船利炮突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28 次 更新时间:2007-02-05 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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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在清帝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中,还包括对市场的分工、协作、交换的高度鼓励,而鼓励市场和交换的措施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康熙时代规定海关税“正额”仅为银4万3千两,而这个税额直到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

下面的表中列出了自1764-1833的(东印度公司垄断权被废除前)70年间,广州粤海关仅对欧美的贸易值统计,它起码能使人一目了然地认识到:一是所谓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拒绝贸易”这种流行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可靠的;二则它还可以通过对比显示出,中英双方同期的海关税收之差距是怎样的天文数字,从而向我们清晰地昭示着:真正给贸易和商人加上沉重负担的,究竟是中国当局还是英国当局。

中国与欧美各国海上进出口贸易值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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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4-1833每年平均数               单位: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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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度  进出口总值   进 口   出 口  出(+)入(-)货值

  1764    5,545,847  1,908,704  3,637,143  (+)1,728,439

  1765-1769 5,952,724  1,774,815  4,177,909  (+)2,403,094

  1770-1774 6,451,012  2,094,336  4,362,676  (+)2,268,340

  1775-1779 6,721,893  1,995,913  4,725,980  (+)2,730,067

  1780-1784 7,002,880  1,994,617  5,008,263  (+)3,013,646

  1785-1789 12,944,247  4,489,527  8,454,720  (+)3,965,193

  1790-1794 13,243,083  5,894,663  7,348,420  (+)1,453,757

  1795-1799 12,946,191  5,008,937  7,937,254  (+)2,928,317

  1800-1804 19,129,161  8,737,364 10,391,797  (+)1,654,433

  1805-1806 23,517,162 23,348,319 11,168,783  (-)1,179,536

  1813-1819 22,823,948  9,053,208 13,770,740  (+)4,717,532

  1820-1824 22,630,740  7,952,488 14,678,252  (+)6,725,764

  1825-1829 23,551,422  9,161,314 14,390,108  (+)5,228,794

  1830-1833 22,636,249  9,192,608 13,443,641  (+)4,25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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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第45页两表编制,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尽管是抽象的):18世纪-19世纪的亚洲贸易市场是个怎样人头攒动、川流不息、热闹非凡的商业大道,可惜的是英国长期却找不到进入这条热闹大道的门径。于是,并非这条市场的大街是“死胡同”,而是寻找这条大街的艰苦过程,反复给英国人留下了陷入迷津和“死胡同”的深刻印象,这却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进入这个市场的有效商品所致。

我们暂且将如何应对自然生态、资源困境的问题放在一边,还是先来看一下被这一结果逼进“死胡同”的英国商人,究竟是如何从那里突围出来的吧!

因为,工业革命及其伟大成果(英国商品),如果真像人们所宣扬的那样,具有改变世界的伟力,那么19世纪后期的英国商人们,也就不至于为了“呢绒”而苦恼,满世界去寻找救星,以至于让美国人看他们的笑话了。感谢上帝,他们找到了救星,因为救星竟然就在那个被称为“世界体系”的东西里面――而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漫长的17、18乃至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贡献其实很少,而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却对英国贡献最多。

当然,英国从世界体系找到的,首先就是白银,或者西班牙银圆。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银矿的85%流进了中国,在换回茶叶和生丝等对英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商品外,还导致了中国黄金的外流,因为在中国白银而不是黄金扮演着通货的角色,黄金/白银在中国的比价为1:8,而在英国则是1;16,这从而为后来的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埋下伏笔――这些自然在此不必赘述。

但是,正如彭慕兰正确强调的:白银的开采,却与任何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都没有关系,因为这完全是欧洲“高压统治”政策的产物。“由于欧洲获得并经营银矿,也提醒我们想到高压统治在促进欧洲经济优势中的巨大意义。”的确,我们不应该忘记,所谓“资本主义海外高压统治和工业化之间看起来更强的联系”,进一步说明,英国霸权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其技术、生产力和财富所决定的,而是由在漫长的欧洲内部战争和移民战争中日益强化的武力决定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武力崇拜,也深刻地体现在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关于民族国家、市场竞争和国际法的构想之中。或许事实竟如此:不是工业革命导致了霸权政治,而是如果没有这种霸权政治传统,工业革命其实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为什么,能真正将英国拖入困境的不是别的,而总是一个与之类似的霸权。1779年,由于西班牙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英国的对华贸易从而彻底陷入困境。由于西班牙原来向英国开放的银元市场被封闭了,所以自1779年至1785年,没有一块银圆从英国运到中国。随后,新的美国政府强制实行纸币制度,更给英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甚至直接导致英国罗氏银行破产。而恢复装运现银之后,受银供应不稳定的影响,英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变得惊人。

而当英国再次发现它还是没有从“死胡同”里突围出来的时候,它想出来对付这个根本难题的办法也不是别的(实际上它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而是印度和孟加拉殖民地的产品――而那恰恰又是一项英国军事暴力和霸权的产物,我想关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大概也不必在此赘述了。

实际上,是英属印度的产品,而不是“英国商品”打开了中国市场。其中主要的产品是棉花,其实中国本身也生产的(如彭慕兰所说的棉田对于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而在中国植桑、种水稻比种棉更有市场效益,所以中国的棉花市场时而会出现周期性短缺空隙),另一个则是鸦片――这则是中国政府禁止的。但无论如何,随着印度产品的加入,市场天平似乎终于开始倒转,1804年以后,东印度公司运往中国的现银就开始大规模减少,而自1806年开始到1809年,约有700万两高成色的纹银块(而不是银圆)从广州运往印度。

从表1可以清晰看出,在70年的贸易中,中国唯一出现逆差的,恰恰也就是1805-1806这一次,这乃是一个新的界标――原因在于:印度产品对原有中英贸易的加入。

而这个新界标意味着,1804年之后的中英贸易,其实是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展开的:英国向中国购买茶叶、生丝、黄金,却用印度殖民地输入中国的产品赚来的白银结帐。从而,东印度公司不必再直接从英国乃至美洲运载银圆。更具体说就是:印度殖民商人通过东印度公司开具的汇票,将从中国赚来的款子汇到英国老家去,这就是中国/印度贸易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贡献,即使从帐面上也可以查阅的开始。

我们从前面的表中还可以看到:从1804年起,广州对于英美(除了美国棉花之外,英国对中国的进口部分,实际上都是由英属印度完成的)的贸易总值一下子就突破了2千3百多万两白银,此后一直到1833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废除,这个数字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此大规模对于英国资本积累的支持,即使从帐面上看也是一目了然的。

显然,一个初步的结论到此才清晰起来——18世纪后期以降,英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如下条件基础上的:美洲大陆的遗民空间、奴隶制庄园的农业产出、银矿的开采;印度殖民地农奴制度下的棉花和鸦片生产;中国的茶叶、黄金、生丝――特别是1804年之后中印贸易的货币盈余。而这个时期,也就是彭慕兰所说的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的“世界经济”,与亚洲“死胡同”发生“大分流”的时期。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所谓英国工业革命其实是这几个大项的产物,然而如果将这些基本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又怎能说:英国的工业革命,标志着突破人类生态资源困境、人口压力 “现代经济”的创生?我们又怎能说:这种所谓“现代经济”可以彻底摆脱自然资源、土地和人口的制约而独立存在?

真正使英国处于有利地位的,不是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英国力图武力统治世界的霸权政治的产物。如果没有野蛮的军事暴力支持,没有“高压统治”,不但所谓“工业革命”会因为其“奇技淫巧”(1804年之前,英国可以勉强出口中国的商品,无非是坚硬的呢绒和“打簧器”,后者的大部分今天依旧陈列在故宫的所谓“珍宝馆”里供人欣赏)找不到市场而胎死腹中,而且,如果没有军事暴力,英国要想让美洲、印度都俯首帖耳,那根本就办不到。所以说,英国指责中国的“朝贡体制”垄断,那么它代表的也从来不是自由贸易,而是力图剥削全人类的炮舰资本主义。英国进而指责“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虚伪而且古老,那么,它就也因为其炮舰贸易的赤裸裸,而不可能长久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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