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安奎:身份政治:根源、挑战与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 次 更新时间:2022-02-14 15: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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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安奎  

   【摘要】:身份政治与承认和差异密切相关。在古典时代,承认被认为建立在血气和荣誉的坚实基础上,但它也在一个伦理化的等级秩序中得以安顿。相反,由于泰勒所说的“大脱嵌”,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反而让承认问题变得更为严峻。试图以平等的个人权利实现普遍承认,这一思路一方面难以为与经济平等相关联的承认提供理论辩护,同时又无法回应对个体认同具有构成性意义的群体差异问题,从而要承担政治认同走向瓦解的风险。基于本真性自我的预设,重思契约论对于建构“人民”共同体的理论意涵,或可发掘出现代国家共同政治认同的根基。建构性的人民主权者作为一个基于特殊政治关系的共同体,也有望为经济正义意义上的承认诉求提供道德理由。

  

   【关键词】:身份政治;承认;本真性自我;政治共同体;人民建构

  

  

   强调群体身份及其差异,包括伸张多元文化主义,是欧美过去几十年来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果说它们曾长期被视为具有社会批判意义的进步力量,那么,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及其背后激流涌动的民粹主义,还有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家毫无掩饰地对国族身份优先原则的捍卫,则引发了学术界对身份政治的高度忧虑。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主义传统来看,身份政治在欧美乃至全球范围内转变为政治“主旋律”的隐性趋向尤其值得关切。

  

   本文试图在厘清身份政治的基本含义并探讨其伦理根源、观念起伏的基础上,揭示它在强调个人主义和本真性自我的现代社会所引发的挑战。基于个人主义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固然也有思想资源回应身份政治的部分诉求,但却遭遇到两个相当棘手的难题:一是如何为财富平等分配层面的承认诉求提供理据,二是如何应对群体差异所带来的瓦解政治共同体基本认同的风险。本文最后尝试以“我们人民”的建构为切入点,为化解上述难题提供一个初步的思路。

  

  

  

   一、理解身份政治

  

   顾名思义,所谓身份政治乃是以身份认同为中心的政治形态。其中,从理论上讲,身份认同既可以在个体层面,也可以在群体层面上得到解决。当然,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它更多地是以群体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在这里,群体的概念可以指向种族、族群、性别、特定性取向的人群,甚至可以指向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国族。但对身份政治的这种形式化的界定无助于我们对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因为它没有呈现身份政治更具体的内容或维度。学术界目前也没有对身份政治给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更实质化的界定,而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又在于,这样的界定必然高度依赖于身份政治如何在实践中呈现自身。虽然如此,为方便讨论,我们仍然有必要,也有可能在现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先为身份政治给出一个尽可能完备的操作性定义。本文倾向于对身份政治采取如下理解:身份政治是以基于特定身份的诉求为目标,或以特定身份为优先考量乃至政治判准,或以特定身份的表达本身为动力的政治形态。这种界定并不排除身份政治会有其他的实践形式,因此它对进一步的扩展性理解保持开放。但是,身份政治的上述三个方面不但各自有其实践上的表现,而且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含义,这就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界定的价值。对于它们的不可替代性,我们可以做如下解释:

  

   其一,表达特定群体(例如黑人、女性)的诉求不一定是要强调该群体的优先性,更不必坚持该群体的诉求构成唯一的政治标准,它有可能仅仅是一个群体在寻求平等对待,或者是寻求某种补偿性的正义。同时,这些诉求往往有与群体身份相关联的具体而明确的内容,它们原则上是可以满足的,而且一旦得到满足之后,这个意义上的身份政治就达到了目标。这种身份政治显然不是以表达或彰显自己的独特身份本身为目标的,后者可能意味着一个无休止的政治过程,而这恰恰是因为它关注的是身份的独特性本身,而不是与之关联的其他确定的诉求。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民权运动就是第一个方面的身份政治的典型。

   其二,相对于特定群体对平等对待或补偿性正义的诉求,以特定身份为优先考量或以其为政治判准,具有明显的排斥性。但是,它往往也有具体的权力利益或经济利益作为内容,而不仅仅是试图彰显某种身份的独特性。“美国优先”就是典型的体现,它明确地把美国摆在优先位置,但具体表现为捍卫美国的权势和经济利益,而不打算以更普遍的价值之名放弃或损害这些利益。其排斥性表现在,它因此可以不顾或损坏传统的盟友关系,遑论其他竞争对手的利益。

   其三,所谓以特定身份的表达本身为动力,意味着相关的群体似乎既不追逐具体的权力或经济利益(至少不直接这样做),也不需要强调自己比别人更优越,而恰恰只是为了表达、坚持自己的与众不同。当然,这可能意味着拒绝接受任何其他群体所认定的(或被认为是其他群体所认定的)评价标准和行为规范,因为它们被视为异己的、压迫性的力量,虽然它们可能以普遍性的名义呈现出来。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大约于1980年代开始风行于欧美的差异政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差异政治理论看来,试图用普遍规范超越群体差异,乃是对特殊性的恐惧,其敉平差异的企图其实是对特殊群体的支配和压迫。而差异政治的要义就在于,要让公共领域成为异质性的表达空间:“差异政治直面这种恐惧,并且旨在将群体差异理解为含混的、关系化的、变动不居的、没有清晰边界的,既不是无形的团结,也不是纯粹的个性。通过主张自己身份的积极意义,受压迫群体要去夺取命名差异的权力,推翻将差异视为对规范的偏离的隐秘定义,这个定义将某一些群体固化在自我封闭的性质当中。至此,差异不再意味着他者、排他的对立,而是个殊性、多样性和异质性。”[1]要防止被界定、被命名,就需要在公共空间中持续地自我表达。因此,如上文所说,它只能是一个无休止的政治过程。

   除了差异政治,与身份政治密切相关且在思想史上更为源远流长的另一个概念是承认政治。身份本身以及基于身份的其他诉求,或者直接源于他人的承认,或者部分地依赖于他人的承认。这种承认可能是以社会规范、制度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例如,我们通常认为,人们在前现代的伦理与政治秩序中的身份认同就取决于我们依据某些规范在社群中的地位和角色。由于人们在给定的伦理、社会、政治秩序中各自确立自己的身份,并各安其分,个体反而不需要担负对承认的焦虑,因为这种承认已经由秩序本身确定好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标识之一的现代社会,其决定性特征便是个人的身份认同开始摆脱给定的外在秩序,并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和内向性。它表现为一种关于本真性(authenticity)的理想,仿佛自我是自足之物。然而,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例如被他人认为是卑贱的、狭隘的),也会对个人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并因此带来某种伤害。

   正因为如此,在着力阐述现代的本真性理想时,泰勒(Charles Taylor)反而强调,一个人的认同决定性地依赖于他(她)和他者的对话关系,因为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所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性、本真性恰恰把承认的问题空前凸显出来了。换言之,在个人主义的背景下,他人的承认反而失去了前现代社会的那种保障,因此,“提出一种内在发生的认同的理想必然会使承认具有新的重要意义”[2].进而,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都需要努力寻求他人的承认,结果反而“把对自我的私人追求转变成了一个政治议程”[3]。由此可见,身份政治与承认政治在本质上无法分开,只不过承认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可能变成了更为严峻也更为突出的政治问题。他人的承认,关乎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尊严,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罗尔斯(John Rawls)要把“自尊的社会基础”作为一个正义社会所要分配的基本益品(primary goods)之一。[4]

   从身份政治的上述操作性定义来看,它与西方历时久远的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似乎既有某些关联,又存在严重的抵牾。从积极的方面看,人们或许可以认为,自由民主传统本身就体现了个体之间平等而普遍的相互承认,甚至可能据此主张说,身份政治、承认政治最终要求落实为这种平等、普遍承认的政治形态。但消极的方面似乎更为突出,因为我们稍加推敲便不难发现,身份政治的三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与自由民主传统的个人本位和平等权利主张相冲突。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近几年来,在自由民主传统内部,对身份政治的反思也形成了不同的取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温和反思和里拉(Mark Lilla)的激进批判。

   在福山看来,“身份政治本身没什么不对,它是对不正义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反应。只有当身份被以某些特定的方式来解释或声称的时候,它才成为问题”[5]。我们在后文中将会看到,这正是对自由民主的黑格尔式解释所要传递的信息,根据这种解释,自由民主完全可以在身份政治和承认政治的框架内得到理解。在里拉看来,美国左派(自由派)的身份政治最初关注的是非裔美国人、妇女这样的大规模人群,试图通过动员进而依靠我们的政治机构去保障他(她)们的权利。但到了1980年代,它却逐步让位于“自我关切和日渐狭隘且日益具有排斥性的自我界定的伪政治”[6]。之所以说它是伪政治,主要是因为它没法掌握权力(甚至也不以此为目标),没法提供团结,更没法提供政治愿景,因为它越来越关注的是对独特身份的自我界定和对群体差异本身的表达。里拉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派身份意识的每一次推进,都标志着自由派政治意识的一次退却,而且它破坏了自由民主社会内部既有的奠基性原则和对这些原则的共识,并可能催生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反自由民主的身份政治形式在当前的大爆发。

   我们可以看到,身份政治所引发的理论问题,至少就其在现代或当代语境中的探讨而言,似乎主要在于,它究竟是注定要把我们引向特殊性和差异,还是至少原则上也可以把我们引向某种普遍性和平等?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能需要探究身份/承认政治的人性基础或根源。

  

  

   二、血气、荣誉与平等 :身份政治的观念起伏

  

   在福山看来,身份政治并非一个现代或当代现象,而是有其人性的根源。据说,苏格拉底所说的灵魂中除欲望和理性之外的那个部分,即“thymos”(如今被广泛接受的英译为“spiritedness”),“正是如今身份政治的地盘”[7]。在古希腊,“thymos”是灵魂中与勇敢这一德性关系最近的部分,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讨论这一问题时,也是以荷马史诗中所刻画的、在古希腊被视为英雄人物典范的阿基琉斯为例来展开的。如果给出一个较为中性的定义,它被认为是“对何为正确、何种东西 带来尊严与荣誉的精神感受”[8]。但这个表述显得太温和了,因为“thymos”似乎总是与某种形式的愤怒联系在一起,它意味着超出对外物的欲望乃至对生命保全的计较,当然也超出理性的计算,以捍卫(自己所理解或珍视的)正义、尊严、荣誉。因此,越来越多的中文译者将其译为“血气”,而不是曾经长期流传的“激情”,因为后者的含义太泛,且无法传达它背后的伦理内容。

但柏拉图的权威研究者也认为,血气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动机,我们只能通过与欲望的对比才能把握其特征。欲望指向某种具体、直白的需要的满足,血气的目标则是不明确的,“它最简单的表现是愤怒,但愤怒满足了什么需要却并非一目了然。血气似乎更多地被它克服欲望这一事实、而非它自己的任何积极目标所塑造”[9]。换言之,我们对血气的理解,更多地只能从消极的角度来进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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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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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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