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世界历史·亚细亚现象·中国道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角度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 次 更新时间:2022-01-30 23:37:41

进入专题: 世界历史   亚细亚现象   中国道路  

何中华 (进入专栏)  

  

   摘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被空间关系中介了的时间关系的历史展现。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实际地崛起,使历史逻辑的时间性展现获得了一种横向的空间性意义。人类通过普遍的交往,使得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再按照同一路径和模式走向最终的历史目标既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亚细亚现象”。这种个案性使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既是能够的也是必要的。这就从学理层面上为东方国家按照自身的历史特质,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开辟了可能性,由此决定了“中国道路”的选择和方向。

  

   一

   在西方思想史上,有两种较为典型的“世界历史”观:一是绝对主义的,一是相对主义的。前者可以黑格尔为代表,后者则可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相对于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它们似乎都固有其偏颇。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这显然是把欧洲的近代文化视作“历史的终结”,这同黑格尔把普鲁士王国视作国家的最高典范颇为相似。有趣的是,作为辩证法“大师”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授课中竟然说过同辩证法的逻辑不甚相侔的话:“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形式重新召回是愚蠢的。”这种历史哲学依旧隐含着一个假设,即在线性关系的意义上把东方和西方置于这一模式加以排列,所以未能摆脱线性历史观的窠臼。也正因此,黑格尔的历史观难以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成见。这也是本文之所以把它称作绝对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原因。值得指出的是,上面所援引的黑格尔的话,出自G·霍迈耶尔的课堂笔记,它记录了黑格尔在1818年10月至1819年3月讲授法哲学的内容,其中有涉及“世界历史”的内容。问题在于,同后来在1820年公开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相比,黑格尔的这些讲课内容更为激进。譬如,黑格尔在讲课时说:“精神的历史永远是它的解放,把它所是的东西作为对象,认识它所是的东西,从而使自己摆脱这种东西,以此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历史就是自我意识的这种必然前进的发展。”但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使用的已不再是“必然前进的发展”,而是“必然发展”这样更为一般化的说法了。黑格尔在书中说:“世界历史是理性各环节光从精神的自由的概念中引出的必然发展,从而也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必然发展。”据德国学者卡尔·H·伊尔亭格考证,造成这个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普鲁士政府根据卡尔斯巴德决议(1819年8月)实行书报检查制度,黑格尔为了规避风险,不得不将公开出版的著作做某种修饰。另有资料显示,在1819年9月,有一位柏林评论家向普鲁士政府告发黑格尔,迫使其在出版《法哲学原理》时修改书稿。由此可以断定,课堂笔记中所记载的黑格尔的那句话,即“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形式重新召回是愚蠢的”,更真实地反映了黑格尔的本来思想。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辩证表现或理性表现。就此而言,人类的全部历史都属于这种广义上的“世界历史”,它所内蕴的普遍性规定正是其绝对主义性质所在。尽管黑格尔所谓的“世界历史”也需借助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历史样态具体地表征出来,但它终究是囊括时空意义上的“整个世界”。对于黑格尔来说,“世界历史”在真正的无限性意义上是有一个完成的,但在“恶无限”的意义上则是开放的和永无止境的。

   耐人寻味的是,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中提出:“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因为“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就是在这同一篇文献中,马克思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告终。”马克思所谓的“复归”,作为后资本主义阶段,是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达成的。在复信的“第二稿”中,马克思又把“共产主义所有制”称作“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当然,这种“复归”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重演”和“再现”,而是在经过了否定环节这一更高基础上实现的。这种“复归”的取向,并不是马克思晚年的一种突发奇想式的主张,而是贯穿其一生思考的一以贯之的立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了“人性的复归”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又把“古希腊”作为复归的象征性目标;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依旧坚持“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逻辑,如此等等。

   在历史观领域,斯宾格勒自称实现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例如,他在《西方的没落》“导言”中说:“这种使各大文化都把我们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绕着我们旋转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的最恰当的名称可以叫作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这本书里用来代替它的体系,我认为可以叫作历史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它们都是动态存在的个别世界。”在他看来,欧洲中心论意义上的“世界史”具有狭隘性:“这种所谓世界史实际上是一部有限度的历史,最早是一部关于东地中海地区的历史,随后……它就变成了一部西欧—中欧史。”斯宾格勒反省道:“制造这样的‘世界历史’幻景,只是我们西欧人的自欺欺人,稍加怀疑,它就会烟消云散的。”他甚至认为,“现代中国人或阿拉伯人具有全然不同的智力性质,对他们说来,‘从培根到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珍玩价值。”这就不能不隐含着一个走向相对主义的陷阱,其危险在于把“作为某一存在且限于某一存在的表现的史实的历史相对性”本身绝对化。

   其实,黑格尔的绝对主义,抑或斯宾格勒的相对主义,都偏离了历史的真相。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对这两种偏颇的克服和扬弃。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被空间关系中介了的时间关系的历史展现。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包括诸草稿)中谈到“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时,反复申明它的特定历史语境,即资本主义生产与俄国村社的“同时存在”这一空间维度,强调它们是“同时代的东西”。我们知道,在文化人类学的演进中,早期的代表性学说是文化进化论的,它主张把不同的文明纳入同一个时间坐标轴中予以定位;后来便让位于文化相对论,即把不同的文明纳入空间坐标轴加以定位,将其看作彼此不可通约的平权关系。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历史观在逻辑上可谓是扬弃并克服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对立,或曰超越了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彼此紧张。

   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首先是一个先验的规定;与此截然不同,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却是历史本身的产物。这意味着两者在出发点上就存在着原则区别。马克思说:“这些抽象(指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概括——引者注)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抽象”真正地回归“现实的历史”提供了具体依据。基于这种“世界历史”,历史逻辑本身不再是一切地域、一切民族、一切国家都必须重演的超历史的线性规定。也正因此,马克思才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发生及其机制,严格地限制在“西欧各国”这一特定范围。对于马克思来说,“世界历史”本身就是“历史的”。它既是历史建构的产物,也是历史建构的表征和确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意味着作为历史的产物,“世界历史”本身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有一个历史地生成过程。唯其如此,才有一个马克思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问题。这同黑格尔把“世界历史”了解为绝对精神(在历史的意义上即为“世界精神”)的外化和显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马克思特别强调,这个“转变”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可以说,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实际地崛起,使历史逻辑的时间性展现获得了一种横向的空间性意义。人类通过普遍的交往,使得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再按照同一路径和模式走向最终的历史目标既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

   二

   马克思发现了一个独特的“东方”,发现“东方”异于“西欧各国”的个案性特征,正是其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的重要契机。马克思并未把“东方社会”看成某种外在于“世界历史”的现象,而是看作“世界历史”赖以建构的一个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东方社会绝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块“飞地”。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历史视野是全球性的,它是一种真正的“全球史观”。因此,唯物史观并不存在“欧洲中心论”的成见及其狭隘性。本文所谓的“亚细亚现象”,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维度的规定,所以其含义要比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更为宽泛,但又必须以它为内核和依据。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待一种社会形态的性质和特点,自然有其足够的适切性,这也正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所在。但若着眼于广义的文化层面,则无疑会“溢出”生产方式范畴,需要一种基于特定地域而形成的历史性的独特文化现象的指称。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待“亚细亚现象”,自然着眼于生产方式这个最基础的层面。按照他的观点,作为东方社会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同西欧社会存在着异质性差别,正因此才把自己对资本主义历史发生所作的揭示,严格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在谈到俄国情形时,马克思把它不同于“西欧各国”的最突出特点,归结为“农村公社”。他认为,西欧历史上的日耳曼农村公社,虽然带有类似的特点,但不过是昙花一现,并未实质性地影响西欧各国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第三稿中写道:“俄国的公社就是通常称作农业公社的一种类型。在西方相当于这种公社的是存在时期很短的日耳曼公社。在尤利乌斯·恺撒时代,日耳曼公社尚未出现,而到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的时候,它已经不存在了。”诚然,马克思也指出了日耳曼公社所具有的“天赋的生命力”,以至于“零星的这类公社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马克思甚至举例说:“在我的家乡特利尔专区就有。”但是,在西欧社会,它终究是“零星的”存在,这同农村公社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就开始注重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特别关注不同国家的公社形式。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仔细阅读俄国学者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并作了详细的摘录(写于1879年10月至1880年10月之间),其篇幅竟占原书的一半以上。这在马克思的所有读书摘要中都是罕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在1881年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关于“农村公社”的观点,可谓是其在这个“摘录”中所作批注观点的继续。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一段人们熟稔的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是马克思正式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原始出处。值得注意的是,既然马克思把它作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之一,那么它就必须被纳入时间性的序列来予以定位和理解。但马克思使用这个地域性的称谓来刻画人类社会形态的最原初阶段,除了时间性的演进这一含义之外,还有一种地域性的指涉,即隐含着凸显东方社会之独特性的用意。正因为这种原始形态在东方存在着“停滞”(这一点不同于西欧各国),所以才能够在客观上形成马克思晚年在给查苏利奇复信中所说的它与西欧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局面。马克思明确指出“公社”的历史演进的两种可能性,它在事实上究竟朝什么方向演进,则完全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东方社会的“历史环境”中,是不存在使亚细亚生产方式解体的可能性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何中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世界历史   亚细亚现象   中国道路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世界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278.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