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大西洋革命理念的世界史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4 次 更新时间:2022-01-02 00: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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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晚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政治史学家喜欢使用“大西洋革命”这个术语,作为一种政治史学修辞,它有多重含义。突显美国成型的世界史地位,改变史学界长期以来更多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世界历史新纪元标志的习惯,是这一术语最为基本的含义之一:尽管《独立宣言》(1776)和《人权宣言》(1789)是世界性历史变革的共同标志,但法国革命的直接动力因素并非是法国启蒙运动,而是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革命。[1]

   2006年,以《拷问法国大革命》一书享誉学坛的政治史学家雅克·索雷在他的新著中写道:

   从年代上说,1776年的美国革命,是18世纪末大西洋世界的第一场革命。它的早熟使它得以创造出一些行动方式和基础性原则。这种模式的传播为其他革命提供了众多的参照标准,如1780年代的荷兰革命和法国革命。[2]

   索雷甚至质疑,1789年前夕,法国人是否“存在革命心态”:

   直到1787年,公众舆论的政治色彩仍然非常有限,它更关注其他问题,很难将其和革命心态画上等号。由于内部的分歧,人民虽然对政府无法顺应社会进步进行改革心存不满,但并未提出具体要求。由于被美国革命重创 ,长久以来享有盛名的英国模式也无法得到普遍的赞同。[3]

   1756年,欧洲爆发了“七年战争”,丘吉尔称之为现代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大战”,更为准确的说,是英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国际性战争:辉格党少壮派议员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 -1778)出任国务大臣后“运筹帷幄,策划了东起印度西至美洲的战争,并赢得了胜利”,它“将对北美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4]然而,这场战争的真正导火索是1754年发生在北美的英法冲突,以至于有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应该被称为“九年战争”——甚至应该把这场英法冲突与英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视为“一场连续的战争”,这才是“大西洋革命时代”来临的标志:“危险的世界中”一个全新的国家诞生了。[5]

   法兰西王国在这场与英国的全球争霸中遭受重大损失,当英属美洲殖民地出现分离主义叛乱时,法国人便自愿组成志愿军前往北美支援叛乱。正是这一意外的行动,美国革命的理想从北美来到了当时的欧洲心脏——法国。一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兰西公爵在参与《人权宣言》论辩时呼吁:“美国在新的半球树立了伟大的榜样,让整个[欧洲]世界也有一个榜样吧。”[6]

   法国伯爵圣西门(1760 - 1825)17岁那年(1777)凭亲戚关系进入法兰西王国都兰步兵团当上少尉军官,两年后(1779),他主动申请前往英属美洲殖民地,在那里他“参加过五次战役、九次海战,两次负伤”,亲临过华盛顿和拉法耶特指挥的那场决定性的约克郡战役(1781年10月)。这场战争“在他的心理、道德和政治观点上划下了一道无形的界限”——如他自己后来所说:

   当我在美国为实业自由的利益而战斗的时候,我多么希望看到另一个世界的这种植物也能在我的祖国开花结果;从此以后,这个愿望一直在我的思想里萦绕。[7]

   圣西门后来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并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拿破仑战争之后(1817),他对追随者们说,自己早就“预感到,美国革命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纪元的开始,必然决定整个文明的重大进展,并将在短时间内使欧洲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发生巨变”。因为“美国人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没有跟着欧洲走”,他们“为自己建立的制度比欧洲人民实行的制度要自由和民主得多”,而即便“在1789年,法国人民也远远没有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社会制”。[8]如果美国的确是圣西门心目中的理想政制,那么,他的社会主义确实是一种空想。事实上,连圣西门的学生们也没有无保留地附和自己的宗师对美国的溢美之词。

   但是美国,这个极好的国家,据说它不会以政府的需要作为庸俗的借口,那么它做了些什么?使它惭愧的应该说,它同土耳其人签订了关于供给他们军事给养的条约!南美的一部分民族希望摆脱仍然在它们身上的西班牙枷锁,那么对于自己的宗主国充满痛苦记忆的合众国——不久前还听到要打碎锁链呼声的合众国,它是否能帮助自己的同胞在某些方面得到解放呢?不能,不能。最后,它是否向海地共和国提供了偿还赎金的财政援助?没有,也没有。据说,这个自由的民族摆脱了一切旧欧洲的偏见,然而,这个在文明道路上走在一切民族前面的民族,却声明反对被释放而自由的民族的存在,反对黑人民族的存在。[9]

   现代的独立主权国家的观念并不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物,也不是博丹或霍布斯的绝对君主论之类理论的产物,而是北美殖民者独立建国的实际影响:19世纪以来,模仿《独立宣言》的新政治单位何其多!维也纳会议期间,“德意志人的普遍愿望是,哈布斯堡皇室应该恢复皇帝尊号,并给予它更广泛和更实际的权力。”尽管如此,即便是梅特涅(1773 - 1859)和弗里德里希·根茨(1764 - 1832)这样的保守分子也看到,无论以何种方式重建神圣罗马帝国,“对德意志和欧洲都没有好处”,因此支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提出的“主权独立”诉求。[10]

   大西洋革命的世界史含义是,自然权利原则逐渐取代传统的自然正义观念,并支配了晚近两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塑造了普世性的西方形象:“西方的(也就是大西洋两岸的)特性,就是所有那些沿着十八世纪末的政治理念发展的总和。”[11]

   当法国人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结盟反对英国的时候,它引发了一场横跨大西洋的观念传播,这些观念包括了权利、代议制和共和主义。法国革命的爆发为这些随后席卷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观念提供了新的形式和流通媒介。革命者和反对他们的君主制之间的战争改变了欧洲的边界和政治体制,为自由、平等和民族独立等观念传遍全欧洲并传入南美和亚非部分地区开辟了道路。(亨特、森瑟,页xx)

   那么,大西洋革命理念何以又会是一个世界史悖论呢?

   一

   这一革命理念在诞生之初就引发巨大争议——在围绕《人权宣言》展开激烈辩论时,

   由于布列塔尼俱乐部及其盟友坐在会场主席团成员左侧,那些反对激进措施的人开始坐到右侧,现代政治中“左”与“右”的概念诞生了。(亨特、森瑟,页47)

   两百多年来,世界历史中的“左”与“右”有了无数新变体,激进与保守的对立格局始终没变,斗争尖锐得不可调和,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但是,这并不是大西洋革命理念成为一个世界史悖论的真正原因,毋宁说,悖论来自革命理念本身所携带的Chim?re Freiheit[吐火女妖般的自由](根茨语)的内在能量。自1990年代以来,正当人们以为大西洋革命理念已经取得普世性胜利之时,其“最有价值的遗产”即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却面临“来自内部”既峻急又致命的威胁:

   那些民粹主义的运动和政党声称它们才是民主的真正代表,因为它们,并且只有它们才为“人民”说话。(温克勒,《西方的困局》,页335)

   民粹主义的基本动力恰恰来自自由民主的权利观念。换言之,“大西洋革命”的激进理念威胁到这场革命的成果本身,或者说自由民主理念威胁到自由民主政体本身——这就是悖论。

   温克勒是当今德国的世界史学者,名气很大,他说大西洋革命理念自1990年代以来才面临危机,未必符合历史实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德国的思想史家特洛尔奇(1865 - 1923)就曾指出,欧洲所经受的“最为内在的战栗和最深层的变革”,已经让“我们令人骄傲的时代开始暴露出明显的罅隙和断裂”。

   欧洲人文理想以及相关的国家和社会秩序被相对化,乃至被批判地瓦解了,于是屈服于林林总总的未来计划、悲观主义或者纯粹需要暴力来实现的物质兴趣。[1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1901 - 1985)重提这一话题:如今人们都相信技术文明和人道精神带来的进步可能性,但在科学技术和商业生活获得伟大进步的同时,人们也看到了一种新的野蛮主义。它诞生于相信文明进步的十八世纪,直到20世纪还“散发出一种腐臭”。[13]

   1955年,时年36岁的哈茨出版了反省“美国主义”的书,据说如今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史学经典。该书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那年动笔,可谓意味深长。他在书中问道:

   你可把威尔逊主义的问题反过来问:美国何时曾较为深刻地估价过它自身提供给其他国家的文化范式的局限性?你还可把麦卡锡主义的问题反过来问:何时对公民自由意义的理解比现在更透彻?[14]

   在这位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看来,“得到强化的‘美国主义’与新启蒙之间斗争的结局依然悬而未决”:

   对我们来说,该问题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它给我们带来的疑问是,一个国家是否可能通过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弥补其国内生活的单一性。进一步讲,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否可通过外部的经历获得那种相对意识,即获得欧洲自由主义通过内部社会变动和社会冲突的经历得到的那种哲学火花。(哈茨,页12)

   温克勒没有理由说,大西洋革命理念的危机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才出现的。他至多有理由说,“冷战”后,这一理念面临的危机远比前两次战后危机都要严峻而且深重得多,因为,“美国这个跨大西洋西方世界一直以来的领导力量自身也正陷入一场严重的认同危机和系统性危机”(温克勒,页345)。

   晚近20年来,“探讨全球正义的哲学文献以指数级别与日俱增”,而“所谓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据说“在当代的研究文献中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15]其实,自由主义理念越来越需要辩护,恰恰意味着大西洋革命理念的危机日趋严峻。

   图片

   2007年,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首位女性院长安玛丽·斯劳特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The Idea That is America颇见修辞功力,副标题则具有激励性:“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坚守我们的价值。”作为国际关系学专家和对外政策分析师,安玛丽·斯劳特在书中一开始就说,“美国以冷战无可争议的胜利者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之后,虽然“实力和财富均举世无双”,但“世界许多地区对我们深恶痛绝,以致凡有美国牵头的政策,出台即亡。甚至我们民主友邦的公民亦认为美国道德败坏,而这并非无稽之谈”。[16]

   面对美国遭遇全球道德谴责这一现实,安玛丽·斯劳特笔锋一转,高调表示自己有责任在承认这一现实的前提下为“美国价值”辩护,以激励国人坚持“美国的爱国主义和美国的进步精神”。她相信,如果我们美国在国际领域不能也像在国内那样“成功地坚持自己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更加敌视美国因此也更加危险的世界”中迷失方向,偏离我们的价值理念(安玛丽,页4)。

   安玛丽·斯劳特还承认,美国的价值观不是现在才面临危机:

   显然,冷战以来,我们就已节节败退。如果严肃地看待这一点,即我们最大的优势不是军队、国土和财富,而是我们的价值观,那么,就应重新反省目前用以反映和促进那些价值的整套战略和行动。(安玛丽,页13)

   的确,1960年代初,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经济史家沃尔特·罗斯托(1916 - 2003)就已经提出:

   在亚洲、中东和非洲进行着的权力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已危及这个出于本能的假定:美国式的民主无论在哪里,都必然是未来的潮流,而且在道德上是正确的。[17]

由此可见,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道德形象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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