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现代国际秩序的政治史学含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1 次 更新时间:2021-03-24 11: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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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 (进入专栏)  

  

   1960年5月,在“二战”中立下卓著战功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887-1976)第一次访问中国。他这样记叙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

   毛泽东对我说:“我想你知道你是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我国在联合国被扣上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乎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呢?”他说这话时闪动着眼光。我回答说,西方世界的某些国家过去在这方面不是完全无可指责,他大笑了起来。①

   毛泽东明显是在调侃朝鲜战场上曾经的对手,蒙哥马利的回答则带有西方政治人惯有的闪烁修辞。他并没有否认联合国当年的定性,仅仅承认西方国家在过去也曾有过“侵略”行为。

   美国借联合国的名义把金日成统一祖国的行动说成“侵略”,继而把中国介入半岛战局视为“侵略”,而以美军为主的国际联军越过三八线却不是“侵略”。遭到新中国军队的打击后,情形就变了。

   当美国摒弃了绝对胜利的观念以后,它就忘记了谁是侵略者,或者至少不再这样考虑。它致力于通过谈判谋求妥协性和平,正如它对其他任何国家所要做的那样。国际法视侵略者为罪犯的观念,并不足以激发美国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决定朝鲜命运的是战场,而不是联合国大会的公断法庭。联合国的影响在于事件及其结局的模式和道德意义,而不是战役的起源、发展和结局。②

   阿隆并没有追问当年的联合国行为究竟有何“道德意义”,依据现实主义政治原则,他根本没把这当成一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有西方的自由派政治史家随口就说,当年的联合国行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它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国际组织对一个政治事件做出了“动武”裁决。

   阿隆也没有追究这样一个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而追问没有新中国的联合国决议是否合法,甚至乎反倒认为,新中国应该接受这样的联合国调停。

   1970年代,美国被迫承认新中国时,仍旧坚持与败退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保持半官方关系,史学家也没有问这是否合法,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事实。按照阿隆的现实主义逻辑,这样的问题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意义,一切取决于军事实力,因为这是常识。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问,美国的行为究竟有何“道德意义”,因为美国政治家迄今坚持宣称,美国的行为有道德意义。

  

   一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政治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功打造了一种“自由的国际秩序”,它堪称世界史上的一项划时代“成就”。

   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从事了世所未见的、最具雄心壮志和深远影响的自由秩序的构建。这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独特类型——自由的领导权秩序。③

   所谓“自由的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指它是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所谓“领导权秩序”(a liberal hegemonic order,我刻意不用这个词的贬义即“霸权”)指美国在“二战”后肩负起“建立和管理”国际秩序的“责任”,以多样的建制、同盟、特殊关系和“附从国”(cliente states)来构建自由秩序。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领导的这种秩序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与美国争夺领导权的那些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手们都消失了。作为一个单极力量,美国完全站在了世界的中心。在自由国际主义事业这场大剧之中,美国所拥有的充满活力的超凡能力、利益和理想,构成了一种卓著的成就。(伊肯伯里,页2)

   这位美国的政治学家为此颇为自豪,并把“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称为“美利坚世界秩序”(the american world order)。他闭口不提如下史实:1950年,美国作为掌握这种秩序领导权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不仅拒绝新中国进入这一国际秩序,还挑起了一场与新中国的战争。1970年代初,为了走出“越战”泥潭,美国又主动与自己曾不止一次交战的“侵略者”握手言和。

   在我们这里,上演的则是另一出戏。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我国以开放的姿态积极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自由秩序”,新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随即获得了否定抗美援朝的理由:抗美援朝使得中国自绝于国际社会,被封锁长达近20年,耽误了自身的发展,得不偿失。

   这个理由不难反驳,毕竟,当时并不是新中国不愿进入“自由的国际秩序”,而是美国拒绝新中国进入这一秩序。我国的抗美援朝研究长期争论不休的战争决断问题,纯属莫须有,因为朝鲜半岛爆发内战后,美国随即介入中国内战。的确,“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④

   既然如此,新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何以觉得自己有理由否定抗美援朝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进入“国际秩序”(“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不仅成了我国学界人士的口头禅,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也已经是一种国家立场。

   奇妙的是,中国进入自由的国际秩序后,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美国政治家又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美国领导的这个自由的国际秩序出现了危机:美国的力量正在衰落,国际秩序的基本组织逻辑和原则的新方案正在出场。

   在这场即将上演的宏大剧目中,中国是引人注目的领衔主演。中国不会成为既有秩序的利益攸关方,反而会利用不断增长的实力将世界政治推入一个非自由的方向。开放性和以规则为基础的既有国际秩序的深层特征正在发生转变。(伊肯伯里,页4)

   尽管如此,这位美国政治学家对美利坚世界秩序的道德原则仍然充满信心。在他看来,自由的国际秩序如今面临的不过是“内部权威”或“治理方式”的危机,而非“这一秩序本身所蕴含的那些深层原则的危机”。

   毕竟,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比如中国)进入这一秩序后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在世界秩序是否应该是一种自由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上,“西方国家与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之间”已经取得了共识。自“9.11事件”以来美国面临的危机,“并不意味着自由秩序的必然终结”,毋宁说,这一秩序面临的挑战仅仅是“旧的权威关系正在销蚀”,从而需要重新“确立一种能够代表全球社会进行协调的国际行动的正当权威”(伊肯伯里,页5,7-8)。

   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新生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仍然有理由把抗美援朝视为一次历史性失败。在他们看来,抗美援朝针对的是美国管理国际秩序的权威和方式,而非否认这一秩序本身所蕴含的那些深层的国际秩序原则。

   一旦问“这一秩序本身所蕴含的那些深层原则”究竟是什么,那么,自由主义哲学的“世界大同论”问题就回来了。

   这位美国政治学家告诉我们,“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愿景”最初是威尔逊总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解而提出来的,它充分表达了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理想。由于当时的美国尚未取得全球领导权,这一“愿景”才没有实现。1940年代中期,罗斯福总统领导美国击败德国和日本之后,美国自然就“处于构建国际秩序的位置”。随后,“杜鲁门扩展并最终彻底改造了自由主义国际事业。”在接下来的冷战状态中,自由的国际秩序不断演进,随着“民主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和安全关系”的发展,最终击败竞争对手,自由主义秩序由此“转变为一种向外扩散的全球体系”(伊肯伯里,页13-15)。

   从威尔逊到杜鲁门的世界历史的确是美国崛起的40多年,但也是朝鲜问题形成并最终引发朝鲜半岛国际战争的40多年。既然朝鲜半岛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解决,与之紧密相关的中国领土完整和统一问题也没有解决,人们能说这仅仅是美国掌握秩序领导权的方式或治理秩序的方式有问题?“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愿景”本身难道没有问题?毕竟,武力干涉朝鲜半岛和中国内战的理由,恰恰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愿景”。

   现代欧洲史上有著名的波兰问题,它形成于18世纪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三次瓜分波兰(1772-1795)。稍微熟悉世界政治史的人们都知道,1815年的维也纳协议、1919年的巴黎和约以及1945年的雅尔塔协议都没有彻底解决波兰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一位政治史学家曾写道,“回顾历史上对波兰的瓜分和重新瓜分、许下自治的承诺和违背自己的承诺”,再研究一下地图就知道,“所有一切都表明,许多问题很难解决”,而“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战争结束时各国力量的对比”。⑤

   这位史学家没有想到,“一战”结束后对波兰问题的解决为引爆下一场更为惨烈的战争埋下了烈性炸药。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

   波兰自从根据苛刻的《凡尔赛和约》侵占了德国领土之后,就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切骨之恨,因为这种侵占无论从历史的公正角度,还是依据民族自决论而论,都没有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件导致德国国衰民弱,一直处在被“可恶的联盟”左右的噩梦之中。如果我们想一想怀有恶意的大多数波兰人对德国领土怀有的野心,那么这个噩梦会促使我们去干更多的事。⑥

   扎莫伊斯基的《波兰之路》出版于1987年,在接下来的20年里,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有不少人认为,“史学家应该彻底改变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扎莫伊斯基起初觉得,“这种观点看起来很荒唐”,但他重读自己20年前写的史书后又不得不承认“这种观点有道理”。

   在这20年里,历史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到达了终点,而只是观察历史的人们彻底换了一个角度。⑦

   乌克兰脱离俄罗斯帝国后,波兰人不换一个观察历史的角度行吗?14世纪后期,蒙古帝国的金帐汗国逐步衰落后,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向东扩张,控制了第聂伯河以西的右岸乌克兰地区,并传播天主教信仰。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居民则保持了基辅罗斯时代的东正教信仰。到了17世纪,乌克兰地区成为当时东欧三大强国(波兰、俄罗斯和奥斯曼土耳其)反复争夺的战场。⑧

   美国的政治学家固然可以说,由于美国在“一战”后还没有获得世界秩序的领导权,“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愿景”才没有实现。但既然1945年的雅尔塔协议乃至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都没有解决朝鲜问题,他又怎么好意思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美国所拥有的充满活力的超凡能力、利益和理想”的“一种卓著成就”呢?

   与波兰问题相似,在东亚有朝鲜问题,在中东有巴勒斯坦问题,凡此问题无不是检验美利坚世界秩序“本身所蕴含的那些深层原则”的试金石。⑨ 就此而言,朝鲜半岛战争蕴藏着巨大的政治史学资源。

  

   二、世界史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

  

   要考察这一资源,必须先澄清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什么是“国际秩序”,如今的国际秩序是怎么来的。

   不妨从世界历史的常识说起:人类世界何时开始出现所谓国际秩序?显而易见,在世界历史的上古时期和中世纪,或者说在始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之前,整个世界仅有区域性的国际秩序,谈不上有全球性的国际秩序。原因很简单,在16世纪之前,世界上的政治单位还没有形成全球性关联。

1559年以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船舰已经划破了地球温带和热带的全部海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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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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