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金生:民国时期民族研究学科的发展、路径与趋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1 次 更新时间:2021-12-06 11:02

进入专题: 民族研究   分科治学  

段金生  

關键词:民族研究;分科治学;路径;趋向


摘 要:认识近代民族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主要路径及其表现的一些趋向,探究影响其迅速发展的因素,对理解外来知识进入中国的过程及其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关系十分有益。近代中国在国际秩序的空前变革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民族研究的认识、路径等内容发生了新变化。清末分科治学推进了民族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同时民族学的发展也受到西学传播、留学生归国及时势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民族研究的发展路径上,历史性是民族研究的重要根基,民族田野调查是民族研究的基本方法,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是民族研究的突出特征。民族研究实践的本土化、中国化趋势明显,应用民族学发展迅速,民族研究与边疆研究在相互交织中不断发展,表现出实现中华民族富强这一强烈的时代特色。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1)06-0015-09


The Development,Path and Trend of Ethnic Stud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logical Researcher


DUAN Jin-sheng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Affairs,Yunnan Minzu University,Kunming 650504,China)


Key words:ethnological studies; disciplinary studies; path; trend


Abstract: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main path and trend of the modern ethnology,an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its rapid development,is very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foreign knowledge entering China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local culture. Modern China encounter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the unparalleled re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new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perception and path of the traditional ethnological stud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disciplinary studies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the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was also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returning students. In the development approaches of the ethnological studies,the “historicity” is its important foundation,the ethnological field research is its basic method,an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theories and methods its prominent feature. During this period,the practice of ethnological studies showed an obvious trend of localization and sinicization,and the applied ethnology developed rapidly. Ethnological studies and frontier studies developed continuously in the interweaving process,showing the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realizing the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近代中国在国际秩序的空前变革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在理念与实践上都遭受了沉重挫折。马克思曾言:“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1]第2卷,3在这一解体的复杂过程中,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思想等都遭遇到新挑战并发生着深刻变化,不仅关乎中国传统秩序的应对与调适,更关乎东亚区域政治格局的转型,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形态的变革。自先秦至晚清,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结构及理念,缘于“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及“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2]661的因素,其间虽经历了多次复杂的演变,但自成一体。然而,伴随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东扩,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政治秩序、空间意识、文化理念在新形势下发生了激烈的转型与变化。西方民族学知识及研究方法的传播与民族认识及理解的相互关系等,颇为时人所注意。梁启超在1902年就谓:“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礡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3]787此论从另一维度表现了民族及民族主义话题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性、重要性。梁启超所言的近世史,是其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对历史分期的一种叙述话语。梁氏仿效“西人之著世界史”的分期原则,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划分中国古史:上世史即“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体之时代也”;中世史即“自秦一统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近世史则“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1627这是梁启超在清末中西接触及知识交融场景中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一种理解及阐述,民族叙事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线索,既有中国传统天下观念历史实践和夷夏交互关系认识的延承,也融合了工业化及新航路开辟后欧美地区民族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的内容,更给时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启示和命题,即如何理解和认识西方民族学这一外来学科知识及其研究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过程。


缘于近代时变势异的客观环境,传统民族认識、记述或研究路径等,都受到西方民族学知识、研究方法的影响。如何认识近代民族学学科的发展过程、探究影响其迅速发展的因素、民族研究的主要路径及其表现的一些趋向,对理解外来知识进入中国的过程及其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关系十分有益。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已多有讨论。1民国尤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批民族学研究者结合自身的知识结构,对西方民族学知识的传播和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进行了描述。笔者在此不揣浅陋,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研读这批学人著述的理解,就民族研究的学科发展历程、研究路径,以及呈现出的一些趋向进行阐述,以期对深入认识近代民族研究的发展及其学科构建、近代中国知识的转型等有所裨益。


一、清末民国时期民族研究的学科发展及其原因


伴随近代西力及西学的东入,19世纪后才逐渐成熟的西方民族学理论也逐渐传入中国。对这一复杂过程,卫惠林结合中国民族记述的传统及西方民族学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在1936年作了简要总结:“民族学在中国亦早有巩固的根底,古代史家及地方志的编著者都曾很注意的描述过中国周围的原始民族的生活”,但“民族学这名辞在中国还是很生疏的,民族学的运动之开始,只是近十年来的事。”[5]


虽然中国的民族记述或研究有着深厚基础,但在近代学科知识传入之前,主要是在传统经史子集各类文献中有所关涉。古代传统文献十分注意对周边族群生活、风俗及源流演变等的记载,但缺乏近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准确描述。卫氏所言,即是基于这一现实的思考。


(一)清末分科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


学术发展自有其内在理路,但是社会政治形势对学术发展趋向之影响甚大。近代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呈现出逐步深入的趋势,尤其是洋务运动之后,求强求富的主观追求与学习西方技艺的客观现实相互递进,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知识谱系有了全新的了解。而因甲午战败,维新变法之思维日益发达,在学习西方器物之技时,西方系统的知识谱系也逐渐成为时人关切的重点。一方面,西方分科治学理念逐渐对中国知识群体产生影响,民族学也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商人、领事等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的民族调查与记述,开启了西方民族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在近代学科发展专业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学术体系也面临新的构建,其重要表现就是分科教育模式的确立。晚清新式学堂分科设学的方式,重构了晚清学人的知识分类,也逐渐确立了近代学术发展的基本方向。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及次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都体现了分科设学的思想。《奏定学堂章程》将大学改立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8类。民国成立后,分科设学已成为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的基本架构。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明文规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7个学科,1913年公布的《大学规程》规定大学文科设置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6]449,473-474,511-512《大学规程》还规定,哲学、历史学、地理学三门都要设“人类学”及“人种学”课程;此外,还规定高等师范学校的本科历史地理部都要在第三学年设“考古学概要”和“人类学概要”各一学期。[7]85人类学及人种学课程,自然涉及民族研究,这是民族研究在近代中国学科体系内逐渐形成的早期表现形态。


西方的相关研究著作也逐渐被译介入华。黄文山在1936年认为,严复翻译《群学肄言》后,开始了“以西洋民族学说解释古书之开端”。[8]徐益棠在1946年总结了民族学学科知识的早期传播历程,1903年京师大学官书局出版了林纾与魏易合译的《民种学》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学科知识逐步被介绍到中国。1904年,蒋智由撰写的《中国人种学考》发表于《新民丛报》,徐益棠谓其为“谈中国民族由来最早之作”,但认为“惟其取材经史,故不免多附会牵强之辞”。[9]黄文山强调的是以西方民族学知识解释古史的开始,徐益棠则指出了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最初场景,但都表明,相对明晰的民族学知识谱系在中国的传播及构建,始于清末时期。


伴随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展开了对中国民族关系的研究。徐益棠称蒋智由撰写《中国人种学考》主要考察中国民族之由来,其依据主要是传统文献材料。其实这是当时民族史研究的主要特点,并非个例。梁启超在1905年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其立意是考察中华民族之由来是“一民族”抑或“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其叙述的主要路径就是传统文献考述。当然,梁启超也强调西方体质、语言诸方法在民族研究中的运用。梁氏言:“盖谓以皮肤骨格辨人种,不如以言语辨人种。……故近今考族类者,必以言语为基。”[10]1678-1679在这一研究过程中,西方知识谱系已经开始展现其学理影响,其中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极大。周树人在1907年发表的《人之历史》,就是用“进化之说”来解释“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其论述涉及生物学、进化论诸学科理论。[11]8-23这一时期民族学学科知识虽然得到传播,但对其认识的深化及相关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何联奎就言:“往时国人之注意力未能集中于科学,因而吾国未有民族学之科学的建设。……顾西洋民族学之科学的产生,在十九世纪中叶,其初输入于中国者,则在本世纪之始。”[12]


民国成立后,学术发展与学科体系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日益密切。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大致延续了清末《奏定学堂章程》的体制。当时唯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在1918年中国史学门类中增列了由陈映璜主讲的《人类学与人种学》课程,并且是与哲学门类合并开设。1920年,朱希祖接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后,主张一二年级应重点研习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基础学科,同时辅修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等科目。1924年,厦门大学历史系改称史学系,其课程设置中包括了人类学、政治学等科目;广东大学的史学系除了史学课程外,也开设了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等课程。[6]517-518,527,541-542这些高等院校设置人类学、人种学等相关课程,促进了对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的了解及探讨。


上述学科设置,虽然尚未明确有民族学之科目,但实则人类学或人种学科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指民族学。徐益棠就称,民族学在英、美等国通常被称为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而在法、德诸国,以人类学专称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则称文化的或社会的人类学。如前所述,林纾、魏易最初将民族学译为“民种学”(1903年),蒋智由则将其称为“人种学”(1904年)。事实上,被确切地称为人类学,是1916年孙学悟撰写的《人类学概略》。直到1918年陈映璜出版《人类学》,1921年李济之出版《中国人种之构成》,“国人始知有此类科学”。[9]徐益棠认为李济之的《中国人种之构成》一书,是“用科学方法写成此种著作”的代表作品,呈现了“中国民族学之基础,于此发其端绪”。[9]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但当时因“军事倥偬,政局动荡”,故“尚未为人所注意”。其后,蔡氏再度发表《民族学与社会学》后,其见解才引起了“一般学术界之注意”,于是民族学这一词语,为学术界广泛认同。[13]


要指出的是,清末分科治学为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伴随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民国时期国人的科学意识有了明显的增强,促进了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徐益棠在1942年总结言,民国建立后国人的科学研究突飞猛进,在生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等领域取得了较大成绩。“是时关于边区民族之知识,大都为各自然科学家自边区附带而来”,但中央研究院成立又成为推动学术研究之主要机构,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他称当时科学考察团工作的大量开展,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工作,“不独一反昔日专从外国人著教科书中求取知识之态度,且从吾国固有材料中实地寻找问题,推究结论,科学研究之正轨,乃于国是纷纭中获得之”,实为“我国民族复兴史上之一大转捩也”。[13]自清末发轫,至20世纪中后期,民族学学科在中国才得到明显发展。


(二)民国时期民族学迅速发展的推进因素


自清末传入中国,民族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之后逐渐取得了较大发展。这一发展状态如何形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既是理解民族学学科发展的自然要求,也是认识近代学术和社会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首先,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国人对西方知识认识与了解深入的自然结果。罗志田就言,中国士人既然已主动学习西方,则“西方文化优越观的确立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夷务、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称西方为“夷”到尊崇的称“泰西”,西方在中国人的认识中的地位步步提升。[14]47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民族学等西方学理知识自然日益成为国人学习的内容,一批西方民族学著作开始译入中国,国内学术界对其之理解渐增。


其次,清末到国外留学的留学生在民国时期逐渐返回国内,他们对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掌握娴熟,或撰文、或译介,推动了民族学知识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民族学在中国发展推动甚力的蔡元培,即是此一类型之代表人物。何联奎在民国时期总结言,蔡元培于1906年游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寝馈于民族学者,凡三年”。1916年蔡氏回国,在次年出任北大校长,设人类学讲座。尤其在蔡氏于1928年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对于人类学及民族学研究,擘划周至”,专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下成立人类学组,“专司人类学及民族学研究工作”。[12]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人类学组后,先后组织了大批人员展开对边疆民族的实地考察。伴随民族学知识传播的深入,民族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当时,有“少数青年学人已受中央研究院以及其他学术机关之影响,感到此科之兴味,或在国外开始研习,或在国内自动译述,当时法京巴黎,德京柏林已有此科中国学生,而上海坊间亦有东西洋民族学者权威之著作,渐渐发现”。[13]


再次,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政局的变化,对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政局变化对民族学发展的影响,可从内、外两个层面进行观察。


就内部层面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结束了北京政府时期派系轮流执掌中央政府的景象,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政治形势的相对稳定促进了对边疆民族关系的关注,民族研究日益发展。徐益棠就言:“我中华民国成立至第十九年,内战方告平息,然其時,京粤两方尚因政治意见不合而有争议;四川尚为一大小军阀割据之局面;而红军方力争地盘,自出政令;中央因谋内部之团结,注全力于整军齐政,以谋各方之协调,心目专囿于一隅,固未尝措意于边疆也。”[13]徐氏所言虽然称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政府才有余力关注边疆,其实,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及其倡导对边疆民族的调研,即是政局逐渐安定后,政府对边疆民族研究的一种统一部署行为。是以,黄文山称“文化人类学在中国被称为民族学,在1928年以后成为趋势”。[8]杨堃也称,自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之后,内部分为四组,其中一组即为民族学组(即前述人类学组),此后“民族学一名称,始渐为国人所认识”。1930年,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开成立大会,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作《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演讲,而后民族学的名称“在中国社会学界,始渐通行”。杨堃还认为,“民族学之名在资格上虽较人种学为晚,然而后来居上,已大有压倒前辈,而为ethnolgia一字专有译名之趋势矣”。[8]在政局稳定的形态下,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在国内得到迅速发展。


就外部层面而言,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边疆民族危机加重,也促进了国人对边疆民族关系的关注与研究。卫惠林在1938年就言,中国的国土大量为辽阔的边疆地带,居住着“数千万满蒙回藏苗夷等民族”,虽然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其“文化生活与汉族同化揉合为一个坚强不可分的社会”,但大量仍保留其固有的生活方式,维持其固有的民族团体,使用其固有的民族语言,在政治组织上亦不变其传统的土司制度、王公制度等。此一状况“固然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并无碍于其国家事业之和平发展”,但当国际形势紧张之际,则面临着重大的危机。所谓的重大危机,就是帝国主义易利用“国内民族间文化的隔膜,与边疆国防设备的空虚”,挑动民族分裂。新疆、蒙古、西藏及西南诸边疆省份的民族关系,都是当局应“切实加以考虑之问题”。[15]在此背景下,形成了学术界通常所谓的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峰场景,其中民族关系研究自然受到广泛关注。当时,“一般民族学家已于此时期内尽其最大之努力”,一方面撰述通俗之文字,以引起社会之关注;一方面发表学术研究论文,“以奠定民族学之基础”。[13]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民族学学会这一全国性的民族研究团体于1934年12月,在中央大学何子星、黄文山、孙本文、商承祖、胡鉴民等人及国立中央研究院凌纯声诸人的共同推动下正式成立。在中国民族学学会的倡导下,民族研究发展迅速。此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9年厘定各大学课程时,将社会学系分为城市、乡村与边疆三组,但《民族学》为社会学系必修之公共科目,于是“民族学在大学课程中之地位始确定焉”。[13]此后,民族学研究在中国日益发达。


二、民族研究的发展路径


在民族研究的发展路径上,“历史性”是民族研究的重要根基,民族田野调查是民族研究的基本方法,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是民族研究的突出特征。


(一)“历史性”是民族研究的重要根基


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不论是民族学自身的学理、方法,还是中国传统对边疆民族的记述,都表现了民族历史的探讨是民族研究根基的特点。


在1783年民族学兴起阶段,斯洛伐克的历史学家科拉尔曾第一次给出了民族学研究(包含了民族志工作)的定义:“关于族群(ethnic group)和人的科学,或者说,它所研究的是各个族群的起源、语言、风俗以及制度,进而最终将它们纳入德国本土和历史传统的脉络中,以便更好地以不同族群和人的历史性特征来判断它们。”1现有研究认为,这一概念说明了民族志和民族学以历史、语言、文化作为其概念对象进行系统考察的科学地位,同时也表达出自民族志和民族学诞生以来便以所有族群和全人类为经验对象,并且包含了对研究者自身和被研究者的双重内省式理解,即一方面“保持了对研究者自身历史和文化境遇的反身性关注(‘德国本土的历史和传统脉络)”,另一方面也“对被研究者采取了相对主义的主位观点(‘以不同族群和人的历史性特征来判断它们)”。当然,“最初作为历史学和地理学的补充而提出的民族学和民族志,因德国学者对人类文化及物质境遇的整体性关注而包含了对人类体质因素的考察”。[16]上述观察表明,西方民族学从其发展起源上就十分重视民族“历史性”特征的探讨。


黄文山在总结西方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发展状况时就观察到,民族学名词之起源早于人类学,但在范围上欧美学者一向以人类学包括民族学。美国早期民族学家布林敦(D.G.Brinton)就将人类学分为人体学、民族学、民族志、古物学四类。但英国人类学家哈顿(Alfred C.Haddon)则将人类学分为人类生物学、人类种族及其分布、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志四类。上述分类虽各有得失,但均认为人类学为研究人的科学,而民族学则为研究人类种族及其特性、历史、风俗与制度之科学。[8]黄文山还就1900年代前后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之新开展”为题进行了总结。在1900年前后,一是单型进化论之论据“渐失其重要的地位”,历史学派开始兴起,“在欧美民族学上已占一个极重要之位置,骎骎然大有夺取进化论派之宝座而据之倾向”;二是因历史学派之兴起,文化人类学者倾向于对特殊文化区域之探究,包括“对于初民文化之研究,注重限定的史地区域,由纵的年代,研究其历史的过程,由横的地理,研究其他区域上之发展与部族间之接触”等内容。[8]这充分说明了“历史性”是西方民族学方法与理论内涵的重要特征之一。


西方民族研究的“历史性”特征,在中国尤其有着深厚的土壤和基础。梁启超曾谓:“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17]10中国丰富的文献资源中,含有大量的民族史志方面的内容。在各类官修正史、地方志等文献中,关于各地民族或族群文化、经济、宗教、地理、物质、政治诸方面的记载更是汗牛充栋。1933年,钱穆曾言:“以中国疆域之广大,种姓之复杂,年代之悠远,而史乘完备,举世无匹。”[18]136-143中国深厚的历史传统,客观上为民族研究的“历史性”论述奠定了基础。


(二)民族田野调查是民族研究的基本方法


欧洲科学化的民族学自产生始,其重要趋势就是“对于原始民族之野外研究的伟大的扩展”,“英国在印度、澳洲、非洲诸殖民地的官吏莫不从事于原始民族及其文化的资料之搜罗”。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调查是其运用的最重要的基本方法。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最初就是传教士对中国周边的调查研究。徐益棠所谓“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士、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而尤以法国之天主教徒及英国之基督教徒为最有贡献”。[13]这一群体的调查,既有“一部分为真理而求真理”之研究,也有受“国内政治力量”推动而展开的,如“日俄之于东北,俄国之于蒙古、新疆,英国之于新疆、西藏,法之于云南、广西,升堂入室,搜索尽至”。[8]


自1920年代中后期民族学的方法与理论在中国渐为发达后,以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人类学组为重要起点,民族调查在中国日益发展。凌纯声等人认为,在中国發展民族学就必须从记述民族学开始,于是将早期研究活动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田野调查。在调查中,许多学者以细致全面著称,从调查提纲的拟定到调查的实施,均尽力按照当时国际学术界的规范进行。[7]167-185在1930年代中前期,刘咸、何子星、何联奎、费孝通、杨成志、马长寿诸学者都展开了对边疆民族的调查实践。[9]此外,一些报刊记者“亦颇有涉足边区以关于民族方面之新闻资料供献于一般读者”。[13]尤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边疆民族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政府与社会对边疆民族之调查日益重视,民族调查发展迅速。


伴随边疆民族田野调查的开展,一些学者还专门就田野调查的对象、方法等撰写专文,进行方法论的指导,如凌纯声撰写了《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李景汉撰写了《边疆社会调查研究应行注意之点》,言心哲撰写了《边疆社会调查与边疆社会改造》,张少徽撰写了《研究苗夷族之内容及方法刍议》。这些专文,既注意到民族田野调查的普遍性方法,也关注具体调查步骤、内容的引导,具有较强的规范性与指导意义,对民族田野调查研究的深入展开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是民族研究的重要特色


民族学自产生开始,在理论与方法上就不断发生流变。在1946年,戴裔煊就认为,“纵览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就其特色来辨别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进化论派、文化史方法论派(历史学派)、功能论派。在三大主要流派之中,“复可分出若干的派别,各派别的理论,仍容许有若干不同”。戴氏认为,“现代的民族学,可以说是随应用进化观念以从事初民社会与文化和古代的相比较开其端”。但他也观察到,由于缺乏“可靠的民族志资料”,以及受“占优势的自然科学思想之感染”而 “忘记或忽视了人类精神产品的文化”,容易产生在资料不准确、不完全的情况下而“加以论断”的情况,并且“受当时优越的思想所支配,认为一致的发展阶段具在”,这使得进化论存在容易将研究对象“凑集起来”而“构成自己预定拟定的发展阶段”,导致形成片面认识的弊端。在这样的过程中,文化史学派因应而起。不过,进化论派与文化史学派并不互相对立,二者有着密切关系,文化史学派本身“也未有完全脱离进化论的氛围”。进化论者与文化史学派“所研究的主题是起源与发展”,二者并非研究目标不同,而是研究方法不同。进化论派所用的是心理学方法,文化史学派所用则是“文化史方法或史地学的方法”。心理学方法可以不论历史关系而说明起源与发展,而史地学方法必先研究历史关系,而后“再论起源与发展问题”。戴氏认为,“进化学派是进化论登峰造极时期的产品”;文化史学派虽然是相对于进化论派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反思,但“大旨仍与进化派无殊”,仍受进化派之影响。而后,功能学派兴起。功能学派并不反对关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但与“进化论脱离关系了”,强调“整体不同于部分的总和,整体不是部分偶然的凑合,而是由部分交织成的东西,部分与部分有它们的关系和作用”。基于上述观点,功能派也被人称为“总体论者”。功能学派与进化论派、文化史学派的差别在于:前者重视的系“在乎用”,强调作用不同,即有不同的观念、文化价值和名称,“重视功能而忽视形式,忽视形式之同,而重视功能之异”;后两者“研究文化都是注重在形,注重在形的异同问题。由形的相同或类似,构成文化的亲缘关系,由形的简单与繁复,构成文化的发展阶段的先后的顺序”。总体上,进化论派和文化史学派研究的主题是起源与发展,注意社会与文化时间上的变迁,而忽略了内在的关系及功能;功能学派所强调的地方,的确是前两派所缺失的,三派之间并不对立。[19]


三派理论与方法,在中国民族研究中均有实践。中国传统史籍中的民族研究,就重视族源及其演变的叙述;清末民初以降,虽然重视新的民族学人类学方法与原则,重读古史发掘文物,探究原始文化,但也十分重视历史演进变化的论述。[8]进化论的阐述,在中国学术界影响极大,民族学也莫不受其影响。1935年,功能学派代表人物英国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受吴文藻邀请到燕京大学讲学,对传播功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起到了推動作用。不过,近代中国的民族研究,不仅受到三大流派的影响,还呈现出多学科交汇的特点。徐益棠就言:“民族学主辅各科,包涵相当广大,自体质以至文化,就理论以至应用,凡语言心理、社会、人文地理、古生物学、考古等科,莫不与之有密切之关系。”[13]黄文山亦言,“我国社会演进之阶段,古代文化之原型,民族迁移之路线,皆为民族学者研究之主要对象,而一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史学、考古学之进展,亦皆有赖于此种问题之解答,及其解答之程度如何以为断。”[8]徐、黄二氏之语,充分表现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运用,是近代民族研究的重要特色。


三、民族研究的趋向


民国时期学人们关于民族研究的探讨与实践,表现出了一些阶段性的特色,但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向,为后来民族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借鉴。


首先,民族研究实践的本土化、中国化趋势明显。徐益棠在1942年总结称“我国民族学发展之历史,严格言之仅及十年”,尚属“幼稚肤浅,毋庸讳言”;但他强调,“惟世界民族科学之主要贡献,亦在最近之三十余年,而发挥光大,尚待今后全世界民族学者之努力”。[13]徐氏之语,是对世界民族学及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一个扼要总结,表现了近代民族学在中国发展积累较短的客观现实。不过,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民族学的发展相当迅速。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在倡导民族学,积极进行民族研究实践、译介西方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著作之时,也重视民族研究的本土化与民族学学科建设的中国化探索。欧洲学科化的民族学自产生开始,其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对于原始民族之野外研究的伟大的扩展”。例如英国在非洲、南亚诸殖民地的工作人员,“莫不从事于原始民族及其文化的资料之搜罗”,再进而展开对“人的科学之研究”,自然“成为研究原始民族及其文化之权威者”。[8]但中国民族研究的实践,其路径并非按照西方列强的民族研究模式,以殖民地的民族为研究对象。中国民族研究的实践,是立足于中国本土边疆民族而展开的。我国“悠久之文化,广大之边疆,繁多复杂之民族,研究机会之良适,为任何国家所不及”,尤其在边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背景下,“处此重要时代,边民生活亟待改进,边疆富源,亟待开发,而建设边疆政治,提高边疆文化,又刻不容缓”,这些都须“应用民族学之知识与方法以解决之”。[13]上述之富源与时势之形态,为民族研究的本土化实践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民族研究需要遵循民族学自身的学科典范、研究方法与理论。因此,虽然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成为中国民族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在民族研究的具体实践上,并未照搬,而是充分结合本土资源而展开。同时,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也重视中国化的探索。徐益棠称,“民族学之科学的建设,依方法言之,则读书与考察并重;依内容言之,则主科与辅科俱进”;他指出“我国科学的民族学资料,至今尚不甚多,而过去的史籍方志,大都未加整理,……故现在可读之书,大都为欧美人之著作,然亦须有明锐之眼光以鉴别之,精敏之手腕以组织之”。[13]文献阅读与实地考察、主科与辅科之言,按诸中国丰厚的文献资料、广阔的边疆地带,都为民国时期民族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深厚土壤。凌纯声、卫惠林、黄文山、林惠祥、吴文藻、杨成志诸学者在介绍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知识之时,就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边疆民族实况进行比较思考,开启了民族学学科建设中国化的探索。民国时期边疆学、边政学的提出,事实上就是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建设中国化探讨的重要表现。[20]


其次,应用民族学的发展迅速。民族学在西方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服务于政府的现实需求。事实上,19世纪末西方国家开始兴起民族学的研究,其重要目的就是为西方列强侵略殖民地服务,即作“施政及经济与文化侵略之指针”。黄文山明确言:“民族学不只为一种文化理论的科学,而亦是一种应用的科学,其与实际政治与近代思潮之关系,最为深切。”[8]黄氏之语,即谓虽然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与路径明显与西方不同,但也具有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诚如徐益棠所言:“如欲建设边疆,则此种应用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必须急起直追,努力研求。”[13]是故,应用民族学的发展是近代民族研究的重要趋势。


再次,民族研究与边疆研究在相互交织中不断发展。《诗经·小雅》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论述,表现了“天下”主义的思维认知;但《尚书·禹贡》中所言的“五服”之说,则从另一维度呈现出“天下”主义在政治权利、文化认识、疆域空间等方面的分层性、相对性;而春秋时期华夷之辨的认识,就是这一分层性、相对性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在长期的历史演进历程中,中国的边疆、民族虽有其各自之内涵,但政治、文化、空间、经济活动等方面交互影响、絮结难解。道咸时期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之学,其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北方民族;在20世纪末开始兴起的边疆研究,各民族也是其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此时关于“盖中国边疆问题,亦即中国民族问题”[21]1、“边疆问题,最重要的是民族问题”[22]等论述屡见报端。徐益棠、卫惠林、黄文山、吴文藻等诸多前辈学者的研究,均表现出这一特点。前面所言的应用民族学发展迅速,也是为了应对当时严重的边疆危机。其时勃兴的“边疆学”“边政学”等学科理论,都十分重视民族问题的研究,充分呈现了边疆研究与民族研究彼此交织的特点。当然,边疆研究与民族研究亦各有侧重,其研究方法、理念及对象等自有分别。[20]


最后,寻求“中华民族”的富强路径,是近代民族研究的根本主线。西方民族学的兴起及其传播,是工业革命及新航路开辟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表现与内容,与西方列强的海外殖民扩张密切相关。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传入中国后,由于其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时势有密切关系,与中国的现实问题产生了深刻共鸣。顾颉刚言:“吾人处于今日,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忧忧,无任忧惧。”[23]1在这样的时势下,民族研究的重要趋向就是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服务,以寻求救国之路。黄文山的总结相当具有代表性:“民族学之研究,不但有理论上之价值,抑亦有其实用的价值”,“在由前一方面言,民族学之纯理研究,可以供给社会科学以无数之可靠的假定。由后一方面言,民族学之实地调查,尤其可以供给民族改造之妥善的计划”。[8]在当时国难深重的场景下,寻求民族复兴,“中华民族须团结”“中华民族是一个”成为共识,成为近代民族研究的重要主线。[13]


总之,民族学学科知识及其学科构建,是清末以来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是晚清以降西方知识与中国传统文化调适的重要表现。清末民国时期民族研究的發展,既有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发展历程相似或相近的一面,也受中国深厚历史文化与社会土壤的影响。民国时期民族学研究的前辈学者们关于民族学学科知识传播过程的认识、民族研究方法与路径等的思考,是近代中国学术组成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入理解近代学术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口。在新的时代,民族研究如何深入发展,构建中国自身民族研究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是我们在继承前辈学者厚重积累基础之上开拓进取,推动民族研究取得发展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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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21年6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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