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学生运动是一个蓄势待发而被瞬间点燃的运动，其所蓄之势是多方面的，且有远因有近因，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最直接的近因就是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种种希望和失望的轮回更替，使不少学生处于一种山雨欲来的态势，而以新思潮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则推促了青年的失意和烦恼。这些蓄积虽非一日之功，最后的“引爆”仍是突然的。而此后新的政党组织和运作方式等新因素的进入，使学生运动是否“有组织”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原本有社会基础的“自在”组织模式逐渐被有“主义”有领导的“自为”组织标准所取代，使学生运动的本事在历史叙述中变得模糊，也使五四运动的偶然与不偶然成为需要斟酌的问题。

　　 1919年4月30日，受邀来华讲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抵达中国，几天后就发生了五四学生运动。这个几千人的游行及其后续之事，对时人的冲击甚大，也改变了中国历史。此后在中国各地频繁演讲的杜威说，他在思考布置教育哲学的系列演讲时，“不知不觉中有一个意思常常在脑子背后”，那就是“学生运动的影子”；自己在“讲演中虽然不是处处说到，但却处处想到”。这一坦承告诉我们“五四”如何存留在很多人心中，其影响有时可能仅在字里行间，却也实实在在。

　　 因为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所以杜威对运动的观察也仔细。就在这次演讲中，杜威说到了学生运动的不足，首先就是“偶然的，因为原于意外之事的发生”；其次“感情的，因为实在愤激了，忍不住了，遂起来的”；第三是“消极的，因为是阻挡禁止一件事体，不让它做去”。所谓“消极”，当从胡适关于民族主义的三个层次看，亦即“抗议”。杜威希望学生能“做有恒的事业”，即“从偶然的归到根本的、永久的事业上去，从感情的归到知识的、思想的事业上去，从消极的归到积极的、建设的事业上去”，最终“把中国逐渐革新”。

　　 这样看来，杜威所说的三项不足，毋宁是学生运动的三个特点，即突发的、感性的和抗议的。而在胡适划分的三层次里，杜威希望学生运动能从民族主义的最低层次转向最高层次。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三点被视为杜威对“五四”的“诬蔑”，而胡适也被株连，因为他对“五四”的态度和杜威一样，都是负面的。杜威不通中文，他对“五四”的看法一定受到周围中国人的影响，有些看法可能还是这些中国人“提供”给他的（不必就是胡适）。反过来，胡适对学生运动不少看法确与杜威相近，也不乏直接、间接的引用。但说他们师徒唱“双簧”，共同“表演了一幕滑稽的‘二重唱’”，或亦稍过。

　　 在杜威看到的三个特点中，“抗议的”更多是学生运动的性质，而“突发的”和“感性的”则的确是运动鲜明的特点。由于过去每将广狭两义的“五四”并论，而又不知不觉把“五四”说成启蒙运动，后者的关键词“理性”成为认识和描述“五四”的一个重要视角，导致“五四”感性的一面被压抑，尚待更充分的展示。而“五四”那突发的“偶然”一面，也常被忽视，至少也存在争议，仍需进一步的斟酌。

　　 引言：“五四”的偶然与不偶然

　　 1947年纪念“五四”时，流传着胡适关于五四运动是“自发”“偶然”的说法，引起了一些不满回应。当时有几次胡适关于“五四”的谈话记录，媒体刊发的都不是逐字逐句的记录，其中既有表示五四运动是偶然的，也有明说不是偶然的。大约同时胡适也在《大公报》刊发了自己的文章，可知他并不认为五四运动是偶然的，但的确认为五四学生运动是无组织而自动爆发的。

　　 先是《观察》在当年4月下旬采访了胡适，他在其中明言，“五四运动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领导，自动的爆发的”运动；是当时“一个秘密而可靠的消息，引起了这样的一个大运动”。唯在胡适自己，之所以强调“五四”是“一群捣乱的孩子们自发而没人领导地弄出来的”，是一种表示“谦虚”的意思，——“为了怕将来有人写错了，变成假历史，以为是胡适来领导的”。

　　 这个说法立刻引起了反弹，有人从五四运动是“全无组织而且突然爆发的”的说法中看出胡适“对这个纪念日颇为淡漠”，且“窥其不尽语气，对于此一运动还深有憾焉”（说“五四”“无组织”就相当于淡漠，甚可见“组织”在时人心中的重要性，详后）。作者进而引申说，“今日对‘五四’淡漠的，大都是在政治舞台上已获成功的人；反之，却是还没有地位的人，想鼓起‘五四’的情绪，让他们再有一次争取的机会”。就此言，“胡适之淡漠，原因是‘当了过河卒子’”。似乎是先把胡适划在亲官方的一边，然后提出批评。还有对胡适讲话不满的人，把五四运动当事人许德珩的说法与胡适的对应起来，好像是许德珩在反驳胡适。

　　 胡适曾说五四运动“是全无组织而且突然爆发的。许德珩教授则对这有不同的说法”，他认为“五四是有组织，有远因的。国外欧洲革命、国内军阀横行刺激出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倡导在先，蔡孑民先生到北大对旧的不合理的事作无情打击，带来新作风”。随后学生自己也办了《新潮》和《国民》，两刊“各出版四期后，五四才来到”。这是《大公报》的“地方通信”栏，文章1947年4月28日寄自北平，说是许德珩在“五四”纪念日一周前的谈话，与上引胡适谈话基本同时而略晚一点。两人的谈话在报刊公布都晚，但通信者显然当时就得知了胡适的谈话内容，故意把许德珩放在“反驳”胡适的位置上。

　　 这方面许德珩的看法是一贯的，他在两年前先已说五四运动“不是仓促间一种乌合之众的行动，而是经过了相当长时期准备的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其所说的“准备”也大致相同，尽管他承认自己所在的《国民》杂志“单纯从文化的意义来说，是不及当日的《新潮》《新青年》之引人注意”的，但“若从学生运动和民族意识之表现来说”，这刊物的实际影响更大；尤其学生运动中“许多努力的人，多半是这个刊物里面负责任的份子”。而他自己参与的学生活动，包括南下联络他处学生，则表现出运动的组织性和计划性。

　　 整体看，关于“长时期准备”的一面，许德珩说的正是胡适想要说的内容。而在运动是否“有组织有计划”一面，两人所见确实不同。这牵涉到五四运动的广、狭两义，广义的“五四”当然不是偶然的，而狭义的“五四”则不无偶然的一面。我们先看看胡适的说法。1947年“五四”纪念日前夕，胡适又和媒体有谈话，其中明确指出：

　　 在“五四”前两年半当中，以北大教授为中心，年轻的学生也都来附合。那时教授办了《新青年》杂志，学生办了《新潮》杂志，因这些文字的作用，引起了全国守旧分子及青年学生的注意，所以五四运动不是偶然的，有两年半的新思潮、新文艺做背景。

　　 这个记录大体准确，《益世报》的报道稍详一点，也记有胡适表示“人家说五四不是‘偶然’的，我也说不是偶然的”。胡适自己大约同时发表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中的文章则明说，作为“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长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运动。‘五四’之后，有全国知识青年热烈参预的新文艺运动和各种新的政治活动”。

　　 简言之，胡适想强调的是，五四运动是以“思想文化运动”而“震动全国”，但他那时似乎对政治的意义也较为重视。我们都知道，胡适曾以为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晚年尤乐道之。但在壮年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他也曾认为新文化运动从文化走向政治是合乎逻辑的自然发展。据说在1947年的谈话中，“胡氏郑重地说：‘我们的思想文化的运动变为政治的，变质了。这不能说是一个错误，而应认为是历史的趋势。’”政治冲击使文化运动“变质”的说法，是胡适自己曾经提出后也重复的，故不排除这是记录的错误，但也可能他真这么说了。

　　 因为当时北京正有学潮，而胡适曾就此在当局面前批评政府，并为学生辩护。在1947年5月18日的胡适日记中，保留了一篇题为《李主任昨约平津教育界交换学潮意见》的剪报，内容是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召集平津两市院校长和主要教授开茶话会商讨解决学潮等问题。同时存留的还有一篇《经世日报》5月20日的剪报，是记者对胡适的采访。在两次谈话中，胡适都重申了他关于在政治没有走上轨道的国家里，改革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的“公律”。且他不仅批评了政府的举措，更说“青年不满政治，或对政治感到兴趣，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中国的现状，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满意的”。

　　 特别能表现胡适态度的是，日记中也保存了《华北日报》那天关于采访的简报，胡适附注说：“此是官报，故删去我批评政府的话。”随后他收到陶孟和来信，对胡适的谈话表示呼应，胡适从中看出了“一般朋友的心绪”。尤其胡适对“南方报纸也有发出我批评政府的话”，感觉“甚可喜”。这些现象都表明胡适当时的政治倾向，则他正式肯定“五四”之后全国知识青年热烈参与“各种新的政治活动”，应是有的放矢。

　　 可以看出，胡适其实有点向青年靠拢，已引起“一般朋友”的注意，唯尚少进入青年的视野。且胡适对人说“五四”而只字不提许德珩所在的《国民》杂志，是有明显偏向的，表现出从“五四”当时就已形成的“家派”意识仍有影响。所以上引对胡适言说不满的人，或也因派别不同而未必注意到胡适政治倾向的某种“改变”。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此前就认为“五四”不是偶然的。他们一则说“五四运动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乃是受了世界潮流的激荡，随着客观环境的需要而发生的”；再则说，“‘五四运动’那决非偶然的????激起‘五四’运动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二十一条，酿成五四运动的是几十年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提醒五四运动的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世界革命潮流激荡，所以这运动不是偶然的、无意识的”。两说都是国民党的“官方”立言，后说既是前说的延伸，也是前说的“完善”。

　　 上引国民党人的言说大致针对的是狭义的“五四”。运动既然是被“激起”，已多少带有偶然的意味，而世界潮流的激荡下的“酿成”则指向不偶然的一面，并以处于两者之间的“提醒”证成其“不偶然”的论旨。这样的不偶然是相当开放的，且开放的尺度很宽，从不久前的“二十一条”到几十年的帝国主义侵略，皆为运动的渊源。我们或可说，五四学生运动以蓄势待发、瞬间点燃为特点，运动本身确实带有一些“偶然”的特色，而其所蓄之势则是多方面的。

　　 实际上，如果把晚清以来的中国视作一个过渡时代，其间的任何一个运动，无论多么偶然，都是前有渊源后有余波的。近年文学界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也阑入史学界，不过那更多涉及广义的“五四”。至于狭义的“五四”，则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的大失望，应是“酿成”五四运动的重要因素；而最直接的导火索，当然是巴黎和会期间中国的待遇。但不论是“酿成”还是“激起”，这些事物都与其他因素关联互动，共同促成了运动的发生。

　　 五四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它是一个几乎从发生当时就开始被传颂、记忆和诠释的特殊事件。不少亲与其事的人，过后也不断有所评说。上引胡适和许德珩对“五四”追述的异同，当然是受到具体语境影响的言说，却也体现出运动本身的丰富面相。故对五四学生运动那蓄势待发与瞬间点燃两面的探讨，仍需回到当时、当事之人的持续言行之中，注重他们本事与言说兼具的感触，从感性的一面理解五四学生运动的发生，以及因此而生的对“五四”的某种特定认知。

　　 一、蓄势骤发的运动

　　 具体而言，“五四”不论广义狭义，其发生与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的希望与失望是分不开的。陈独秀在运动次年说：

清末革命的时候，人人都以为从此安宁了，不料袁世凯秉政结果，反而不好；袁世凯死的时候，人人又以为从此可以安宁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