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康德哲学的当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9 次 更新时间:2021-10-21 12: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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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进入专栏)  

  

   两百年来,还没有一个人作为纯粹哲学家的声望能够超过康德(1724—1804)的。而在今天,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康德思想的魅力还有愈来愈强烈之势。两百年来,一个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哲学家,早已经被无数的人宣布批倒批臭了,却仍然如同巨大的山峰巍然高耸,虽然并不见得“可信”,但却如此“可爱”,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从康德那里究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教益?我想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康德哲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号称“批判哲学”,康德明确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批判的时代,一切东西都必须经受批判”。批判精神的提出是西方理性精神的一次飞跃。西方理性精神从古希腊以来经历了四次大的飞跃。首先是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逻各斯”的发现,它导致西方人对“一”即普遍规范的追寻,从而为理性精神(逻各斯中心主义)奠定了第一块基石。然后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反思精神,促使逻各斯精神进入了一个从低向高层层递进、不断超越的无限有序系统。第三是近代笛卡尔的怀疑精神,使理性达到了能动的主体即自我意识。第四就是康德的批判精神,它使理性的主体能动性开始发挥其自我批判和自我建立的作用,从而首次使理性成为人类一切认识、道德和历史活动中的最高原则。

   正是凭借同一个批判精神,康德哲学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遭受到了最深刻的批判,但也正因为如此,康德的批判者也恰好都是康德的继承者,康德的理性批判成为了康德哲学永恒的功勋和荣耀。自从康德以后,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思想就进入了“批判的时代”,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以后也不会丧失批判精神。批判不再只是个别人或某个时代的特征,而成了人类精神生活中必要的基本素质。

   其次,康德哲学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近代以来,人类越来越走入了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精神迷宫,真善美的价值越来越让位于经济实用的现实需求,上帝已死,宗教信仰只剩下休谟所说的“习惯”的意义。康德在两个世纪之前就提出人类出于自己的道德本性必须对上帝加以“悬设”,认为这不是什么自我欺骗或自我安慰,而是从人的自由这一“事实”所作出的推论。这是对人性的深刻洞见。人的本性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悬设一个“理念”让自己去追求,不管这个终极理念叫做“上帝”还是别的什么,否则人就跟其他动物没有什么区别。

   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都证明,人的创造性就在于把原先认为不可能甚至不可思议的事通过自己的不懈追求实现出来,因而人的本质并不能仅仅归结为他所创造出来的现实事物,而在于他的不断创造的精神力量。人类终极目的的悬设正是激发他的无穷创造力的必要条件,只有在这一条件之下,人的本质潜能或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丰富性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人才能日益完善自身、摆脱自己受(自然界和他人)奴役的状态。两百年后回头反观康德的理想,我们更是深感这种理想主义的缺乏乃是现代社会一切病症的症结。

   第三,康德的“先验哲学”历来为我们所诟病,但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有其合理的成分。胡塞尔现象学通过“先验还原”把现实世界还原为一个理念世界,一个“应然”和“可能”的世界,是对欧洲人性的拯救。因为在这样一个“本质世界”的平台上,人们就可以超越日常世俗生活的狭隘眼光而意识到自己的真正本性之所在,怀着一种真诚的信念去追求那合乎人性的生活。先验哲学并不是一种思想的蒙昧,而是对经验的超出;但也不是完全脱离经验,而是对经验之所以可能的前提的清醒意识。

   没有这样一种先验的眼光,一切对崇高理想、圣洁人格、神圣信念、惟微天道的追寻都会成为世俗考虑的一种工具、一种应付现实问题的经验态度甚至权宜之计。当然,先验哲学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但它提供了一种生活境界,我们凭借先验原则可以在自己心中辨别伪善和乡愿。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启蒙中的启蒙”。

   第四,康德的人本主义尽管已经遭到现代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的批评,特别是受到“后现代”的猛烈抨击,但它的基本精神仍然是支配当代社会时代精神的主干。虽然有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局限性,但“人是目的”,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完善和完成,康德的这一原则直到今天还有普遍的效力,并且是一切文明社会所奉行的最高原则。当代唯一能对这一原则造成冲击的是自然原则,它体现为“环境保护”原则。但自然和人的对立并不是康德的过错。勿宁说,把康德的人本主义理解为与自然主义相对抗的,这只是一种误解。康德认识论中固然有“人为自然立法”一说,但他并不认为认识和科学就是人对待自然的最高态度,而是认为必须通过审美和自然目的生态链而向人的道德过渡,自然是向人、向人的道德生成的。人的道德素质表现为全部自然历史的最终成果。

   康德对人类实用性地宰制自然界是瞧不起的,认为这种实践技术的活动并不属于人的自由本质,人的真正的自由体现为人的道德素质,而具备了这种道德素质的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欣赏大自然的壮丽和美,珍惜大自然,把大自然对人类的好意看作一种应该感激的“恩惠”。康德道德化的人本主义不是与自然毫无关系的,更不是威胁自然界的,而是包含有环境保护意识于自身中的。把人和自然看作一体的这一立场在马克思那里发展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本主义”的观点。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自身,因为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第五,康德的“不可知论”对于人类知识的进步也许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在这方面它已经被马克思的实践论所超越;但对于人类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却是一个可以而且应当保留的前提。因为知识所探讨的是必然王国,而道德是基于人的自由。把自由还原为必然是人类道德堕落的根源。既然谈到自由,就永远会有“不可知”的成分。所谓自由,根本说来就在于人的行为的无限可能性,我们既不知道究竟有哪些可能性,也不知道我们在这些可能性中将会选择哪一项。自由诚然也有自己的必然原则,在康德看来这就是“自律”。一个人违背了自律就会感到惭愧,感到不自由;实践了自律则会感到自由的尊严。但正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在他选择的一念之间究竟会选择什么,是服从道德律还是服从感性需要,这是不能通过外在的必然手段预先保证的,因而是不可知的。

   康德把道德从人的知识中割裂开来,这固然使道德成为一种抽象的形式,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历史;但这一方面使人在道德上摆脱对自然规律的依赖,不至于以为只要按照所认识了的必然规律(自然规律和历史的“铁的必然性”)去做就是道德的,为达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也破除了对自己的过分自信和骄傲,自以为可以完全把握自己、认识自己,自以为出于“诚心”就什么事都可以干,就可以犯下了滔天罪行还不知忏悔。在康德那里,“不可知”并不是放弃道德责任的借口,恰好相反,它正是承担道德责任的前提,因为“不可知”是排除了一切客观和主观知识对人的行为的规定,而只以“应当”作为行为的唯一衡量标准,只以人自己的自由或任意作为责任的承担主体。因此“不可知”为人对自己的道德反省留下了无限的余地,为道德上的“可持续发展”、扬弃旧道德而建立新道德开辟了道路。在今天我国社会发展的转型阶段,必然也会并且已经向我们提出了“道德转型”的历史任务,康德的“不可知论”在这方面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探讨价值和启发意义。

   第六,康德的世界主义和全球化观点对我们的时代也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毕生不愿意迈出哥尼斯堡的康德却具有“世界公民”的眼光,这种眼光与当前流行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同,是以历史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进化为线索的。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康德才能预测人类由恶向善的前进和“永久和平”的实现,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指望现实世界的弱肉强食有一天会停止。但康德的世界主义又不是一种温情而无奈的期待,他清醒地意识到人类全球化历程的艰难,战争的血腥和民族矛盾的不可调和,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在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中人的道德意识的觉醒。

   在“文明冲突”的今天,康德的这些观点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当代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冲突虽然包含有野蛮与文明对抗的因素,但整个却是原始野蛮的“丛林法则”在文明时代的重演。霍布斯当年所描述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今天正在各国之间、各种文化之间以世界规模进行,却不再有一个世界君主来充当裁判。我们甚至可以预料,将来即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消除了贫困,但在文化上的鸿沟却仍然难以填平,经济的发达并不能减少战争的危险。地球资源的耗尽和移居外太空的滞后就足以使人类倾向于互相摧毁。我们至今还看不到人类避免自身这种悲惨结局的方法,除了康德所指出的人类道德上的提高。我们以往的道德并没有告诉我们,当人们遇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其他人类时应当如何与他们打交道。我们只是出于利害和临时的考虑才和其他社会的人群结成暂时的联合,一旦触犯自身利益,马上原形毕露。

   但也有些迹象表明,一种全球化的道德正在悄然形成。“9.11”事件后,即使在那些实际受害或可能受害的国家,反对“以牙还牙”的呼声也在日益高涨。由于环保意识的普及,跨国公司的企业也不得不考虑所在国的环保问题,以免给自己的声誉和销售带来损失。欧洲联盟的建立显然促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种族和民族的偏见及历史恩怨的阻力,而走向一个更为合作与和谐生活的时代。全球化肯定不只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球化,而同时应当是文化心态和道德意识提高到可以互相宽容、互相协作的结果;也不应当只是“多元并存”,而是谁最先意识到并且最能够做到文化宽容,谁把自己的道德意识提高到能够宽容其他文化,谁就能在多元中占据主导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近世第一大哲康德”(梁启超语)的这些思想即使在两百年后的今天也完全没有过时,而是一个还有待于我们去挖掘的思想宝藏。

  

   (本文为邓晓芒教授为康德逝世200周年而作,原载《文汇报》200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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