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和沈祖棻在武汉大学的那段岁月里有许多伤心往事，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但是，程千帆、沈祖棻与武汉大学的关系却又“剪不断、理还乱”。直到晚年，程千帆先生在致友人的信中仍然提到：“千帆在武大工作数十年，虽其间不无拂意事，然浮屠桑下之恋实深”。[ 冯天瑜：《冯氏藏札》，长春出版社，2017年，第431页。]一直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回头看看程千帆、沈祖棻在武汉大学的那些过往，对他们在武汉大学的经历、思想和情感作一梳理和回顾。机缘巧合中，这样的机会不期而至：2019年底，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成立，随后两年，在对划归古籍保护中心管理的民国书库进行清点的过程中，我和同事惊喜地发现书库中有许多程千帆、沈祖棻夫妇（以下合称程沈）题署、钤印和批点的书籍，这批藏书正好成为我们 “回首向来萧瑟处”，感悟其中风雨阴晴的极好载体。

　　 01

　　 据初步清点，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可以确认曾经属于程沈的藏书约有民国时期铅印精平装书70余种，线装古籍和手抄本若干（具体数量待进一步确认）。程沈这批藏书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入藏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因时过境迁，详情已很难考证了，只能作合理的推测。据程先生自述，他到南京大学的时候，“随身的就几个木书箱，书也几乎没有什么了”。[ 程千帆述，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页。]可知，1978年程先生的家虽然搬离了武汉大学，他们的藏书却大部分留在了武汉。

　　 程沈武汉藏书去哪儿了？徐有富先生曾撰文专门讲述程千帆先生藏书的去向，该文主要针对程千帆一生的藏书而言，并以南京时期为重点。归纳徐先生所述，程沈在武汉的藏书大致有三种去向：

　　 一是“文革”中因红卫兵抄家损失了一批。程先生在《劳生志略》中回忆说：“有一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那就是把我的《史通笺记》《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还有一些小稿子，就是《古诗考索》里的那些文章，都给红卫兵抄走了。我们那个时候完全处在一种红卫兵的暴力专制的环境下，他要怎样就怎样。一件东西，他若是看中了，就可随便拿走。”[ 程千帆述，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页。]据程丽则女士回忆，红卫兵当年抄走的主要是程先生的手稿和部分家藏的字画，还有1953年参加朝鲜慰问团时带回来的一些纪念品。当时家中的书架都被红卫兵贴上了封条。1966年秋天，他们一家被勒令迁居珞珈山角的小渔村（此地又叫小码头）附近，原特二区的房子被分配给一位工人师傅居住，因书架上有封条，书籍的损失不算大。两三年之后，经向校“革委会”申请，他们把藏书都运回小渔村旁的简陋平房中，所幸大部分图书都还在，只损失了少量话本小说和通俗读物。

　　 二是不同时期赠送给友人和学生一批。文化人之间相互赠书是常见的事，程先生的藏书中有一些是友人寄赠的，也有一些书的封面上题有“程千帆先生赠”的墨迹。程先生一向重视学生的培养，也很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相关回忆录中经常提到程先生将藏书借给或赠给后学的事例。如他在指导吴志达、郝延霖做论文时，“把他的私人藏书李壁《王荆公诗集笺注》和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均为线装书）”借给吴志达，“把王文皓《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和《苏诗总案》（也是线装书）借给郝延霖”。1957年6月，把一本施子瑜编的《柳宗元年表》送给了学生黄瑞云。对教师的赠书则更慷慨，1955年陆耀东留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为了帮助他教好所承担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先生将自己的全套《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惠赠给陆耀东。1976年，程先生得知在四川任教的老学生王淡芳“欲理旧业而架空箧虚”，“即从劫余幸存之家藏韩集、苏诗等十余种线装古籍及沈尹默、谢无量、潘伯鹰诸先贤之墨宝远自汉皋寄我诲我（我，指王淡芳）”。[ 参见徐有富《程千帆先生的藏书哪去了》，载杜泽逊主编《国学茶座》  2015年1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6－61页。]

　　 在程先生赠书的事例中，最让人难忘的是杨翊强讲述的。1958年留校当助教不久的杨翊强受到反右运动的牵连：“待遇降到每月生活费二十元，扣掉房租和还偿互助金，我只余下两块钱来过一个月的生活。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我还要如常寄回去十元钱报平安，一时间想想山穷水尽，忍不住大哭起来”。当时已是“右派”的程先生为了帮助杨翊强，在无奈之下，想出了用藏书去换钱的办法。杨翊强回忆说：“到了星期天，我去了程先生家，他早已收拾好了一大袋子书，我知道读书人对于书的珍爱，所以在感激之余又怀着一种不安。书卖了四十多元钱，其中有一套原刻《归方评点史记》也只是卖了六块钱，我回来告诉程先生，他仍然很高兴”。[ 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9－240页。]

　　 三是1975年春廉价出让了一大批。关于1975年出让图书之事，沈祖棻在1975年12月25日写给王淡芳的信中有明确的说明：“吾等书籍已极大部分于今春出让矣。因既不教学，又不能作研究，年老多病，不如及生前处理，以免身后散失可惜也。棻曾为此不怡者累月。闲堂虽力主几乎全部出让，但夜梦亦有叹惜之呓也。仅留极少数大字本诗集，以供娱老悦目而己。虽李太白集，亦因我力争始留得一部也。”[ 沈祖棻著，张春晓编：《微波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出让图书之后，沈祖棻和程千帆先后“奉命自愿退休”，沈祖棻曾赋《优诏》二首表达当时的无奈和遗憾之情。其二云：“作赋传经迹总陈，文章新变疾飙轮。抛残旧业犹分俸，卖尽藏书岂为贫？自昔圣朝无弃物，毕生心力误词人。从来雨露多沾溉，盛世欣容作逸民”。吴志达先生评论此诗说：“她和程先生的藏书很丰富，劫后幸存，亦尚可观，这是学者宝贵的精神财富，激愤之下卖尽藏书，当然不是因为生活的贫困”。[ 吴志达：《沈祖棻评传》，载沈祖棻著《唐人七绝诗浅释 宋词赏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92页。]诚然，这二首诗中确含有一定的“激愤”之情，但程沈两先生当时决定出让大部分藏书当不是“激愤”之举。程千帆对《优诏》二首的笺语云：“祖棻以一九七五年奉命自愿退休，而出语温厚若此。其雅量高致，远非余之所能及也。”[ 沈祖棻著，程千帆笺，张春晓编：《涉江诗词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3页。]沈祖棻正式退休的时间是1975年12月，1975年夏作《优诏》二首时尚未退休（可能已经接到退休的口头通知），出让藏书的时间更早。从写给王淡芳的信可以看出，出让图书之举是经过两人深思熟虑、商量后决定的。其主要想法，一方面缘于临近退休时的失落感和对前途的失望，另一方面是基于“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理念，希望他们的藏书能为更多的人提供帮助。程丽则女士清晰地记得，父母在出让图书前夕，曾让中文系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到家中来挑选图书，来的老师一般每个人都挑选了若干种。徐有富先生说：“程千帆夫妇在武汉大学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害怕这些藏书身后散失可惜，还是将藏书中的极大部分整体出让给了武汉大学图书馆。”[ 徐有富《程千帆先生的藏书哪去了》，载杜泽逊主编《国学茶座》  2015年1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6－61页。]可见，这批书出让的对象正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笔者在向程丽则女士咨询武大图书馆程沈藏书的来源时，她也认为大部分图书应该是1975年她的父母亲临近退休时半卖半送给图书馆的。

　　 由此可知，武汉大学图书馆的程沈藏书应远不止前文所述的70余种。前文所述精平装书70余种及线装书若干种只是留下了程沈签名、钤印等明确印记的书籍，那些没有留下印记的藏书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不过，在清理、阅读这批有程沈印记的藏书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程沈藏书进入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另一途径，可算是程沈武汉藏书的第四种去向：程先生在1955年之前向中文系资料室捐赠了一批。

　　 武大图书馆所藏程、沈两先生的图书，有一部分在书的末页钤有“一九五五年查讫”、“1963分馆”等字样的图书章。例如程千帆先生早年著作《目录学丛考》（中华书局1939）的末页同时钤有此两枚图章及“80年清点”的图章。其封面则钤有“国立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图书阅览室”、“武汉大学文科图书室”等几枚图章。表明这本著作可能在国立武汉大学时期就已经赠给中文系图书室，经历了1955、1963、1980三个年份的图书清点。

　　 另有一部分图书封面上有“程千帆先生赠”的墨笔题字，一般同时钤盖 “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图书阅览室”、“武汉大学文学院图书室”、“武汉大学文科图书室”等图章，末页钤有“一九五五年查讫”、“1963分馆”等字样的图书清点章。如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5）内封有程先生“程千帆丙戌（1946）春”的墨笔题字，表明该书程先生购于1946年春，而该书封面“程千帆先生赠”的题字和“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图书阅览室”、 “武汉大学文科图书室”的图章及末页“一九五五年查讫”等图章等表明，该书程先生在1955年以前已经捐给中文系图书室。

　　 同类的捐赠图书在程沈藏书中为数不少。这些捐赠恰好表明向资料室、图书馆捐赠图书是程千帆先生的一贯做法。这批1955年之前捐赠的图书有可能是分批次捐赠的，其中当有一次数量较大的捐赠，捐赠时间最大的可能性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在中文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期间。这些图书虽钤有“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图书阅览室”等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图书章，但它们有可能是旧章的沿用。程千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教学、科研和行政事务之中。他为学生开设了《中国文学史》《文艺学》等课程，并多次致函给赵景深、孙望等友人，千方百计收集新开设课程所需的参考书和资料。把自己的藏书捐献出来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与程先生急公尚义、以学术为公器的一贯风格也是相符合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武汉大学图书馆和各院系资料室的图书分分合合，有过好几次的调整和搬迁。程沈部分藏书在武汉大学图书资料的分合过程中，经中文系并归图书馆。这大体是今天所见程千帆、沈祖棻捐赠书籍入藏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基本过程。

　　 02

　　 程千帆和沈祖棻在书中所留下的一题一签、一墨一印成为今天我们钩沉旧事，感受岁月沧桑，缅怀高尚灵魂的片片黄叶。

　　 在程沈武汉藏书中，有一册由民国学者夏敬观选编的《二晏词》（商务印书馆1933），内封有沈祖棻的墨笔签名和“丁丑（1937）夏末秋初日军日夜空袭之时”的题字。[ 此处题签为程千帆先生代笔，详下文。]

出身书香世家的沈祖棻1936年从中央大学国学研究班毕业，她以能诗善词、文辞典丽而在南京师友中享有美名，本可在南京一展才华，七七事变的炮火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沈祖棻在《二晏词》上的题字表明日军空袭南京从1937年夏末就开始了，夏末秋初正是日本飞机日夜空袭、加紧轰炸之时，沈祖棻从此走上流亡之旅，她的诗词也开始关注“国忧家恤”，大量写“骨肉凋谢之痛，思妇离别之感”。在以后的岁月里，她避乱安徽屯溪，仓促结婚之后又被迫作“新婚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