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共和精神与政府预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95 次 更新时间:2007-01-20 10: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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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进入专栏)  

  

  一、难以走向共和

  

  看到本次会议的主题,勾起我一直以来对中国近代史的兴趣,虽然没有作过这方面专门的研究,还是愿意试探着边学习边写下一点心得体会。重新审看我们多灾多难的历史,最深切的一个感觉就是,历史怎会如此相似?

  何清涟认为戊戌变法前困扰中国的有五大社会问题,即教育、农业、吏治腐败、社会贫富两级分化和民族等问题,她认为一百年过去,中国社会实际上还在原地踏步。袁伟时先生认为是三个错误打倒大清,这三个错误是一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无力制止贪污和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我的看法是,何先生和袁先生的观点都有道理,但中国问题真正的原因在于某种制度性和文化性因素必然的结果。这里所说的“根本问题”指的就是中国的共和之路被阻塞,不能接受西方的共和精神和议会民主制度的影响。本来在民初的时候已经走上了共和之路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却又退了回去,重回专制,用战争这个成本最大的手段来解决面临的问题。从袁世凯复辟帝制算起,这个错误持续了近百年,至今仍未回到共和的路上去。这不仅使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是今天的中国人茫然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往那里走的根本原因。

  清王朝在它的没落期,也就是1865年到辛亥革命爆发,这50年当中,它实际上一直在设法“自救”,为此发动了一系列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运动的第一的阶段是洋务运动,其特点是政治上拒绝西方文化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样样都好,只是武器装备不如人。所以这是一次仅限于器物层面的经济改革,奉行的是“中体西用”的原则。北洋大臣、洋务运动领头人李鸿章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开国门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企业存在,建立经济特区,开放通商口岸,等等。

  大清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之前,上海没有电灯,没有电报,没有电话,没有火车,没有汽车。仅短短几十年时间,上海滩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一,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三大条马路上的一栋栋花园洋房,浦江岸边的一栋栋的高楼大厦。开平矿务局,已开始用机器采煤,兰州开办了织呢局,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沿海、沿江各省都架设了电线,厦门、台湾之间竟铺设了海底电缆,上海、广州的市民用上了自来水。可是这些成就能挽救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吗?1905年孙中山曾说: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话、电报这样一些西方的物质文明,不进行政治改革,只能为国内的官吏腐败打开更加方便的门路。

  持续了30年的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当时世界上装备最先进的海军之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1897年被德、俄俩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湾,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宣告了这场意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的改良运动的彻底破产。血的教训使中国人终于开始明白,问题不是出在器物层面,而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有问题。一批中国人开始探求新的出路,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回顾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它告诉当时的和现在中国人,避开政治领域的变革,企图用经济增长代替政治改革的“改革开放”,此路早就不通。

  李鸿章的悲剧在于,他只能为清王朝的改革开放充当一个裱糊匠,当小风小雨吹来的时候,他就给它糊一糊、抹一抹、涂一涂,让它表面上看的光鲜一点。 但是当真来了一场大风大雨的时候,这个老屋子就顶不住了。 所以如果说清王朝的改革开放并没有成功的话, 那不能怪李鸿章;而是怪这个王朝的制度王朝的政治,不允许李鸿章真正地执行他的改革开放的雄才大略。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其实能做什么呢?我什么也做不成。”其实他对于满清王朝必然失败的命运心里面是非常清楚的。

  “戊戌变法”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已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1895年,康有为于京师率千名举人第二次上皇帝书,要求政治变法。1898年,光绪皇帝将康、梁、谭等力倡政治变法的人物,从大清朝的体制外召进体制内,发布钦定国是诏,颁布十条新政,推行政治变法。变法进行了100天,结果是力倡力行变法的六君子则亡命菜市口,22名变法维新人士遭通缉,被迫流亡海外,“百日维新”被腰斩在西太后的皇权之下。

  相对于前三十年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改革开放,戊戌变法无疑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尤其是它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以倡扬西方精神文明,以及对三权分立制度的向往,即使百年以后,也是中国人做不到的。如今我们拟出的政改方案,恐怕连戊戌变法的水平都没有达到。

  百日维新失败后,以大阿哥溥隽为首的清王朝顽固派得势,专制王权的全面强化,经济上则使得持续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果亦难以保持。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更使清王朝在经济上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曾打算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西太后,更招致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本人苍黄中逃往西安。清王朝的命运似乎在菜市口的刀光剑影之间,就已经走上了王朝命运的飘摇期。

  1900年,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仍旧失败了,但是,这时候的国人不再骂他为乱臣贼子,不再指责民主革命派为大逆不道。可见,正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西太后的倒行逆施,造就了民心的转向,即由期待改良向渴望革命的迅速转变。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戊戌之後两年,清王朝的飘摇命运,迫使西太后不仅重倡改革开放,而且要推行曾被她腰斩的部分戊戌新政,以挽救她的大清朝。1901年1月29日,西太后在西安发表了她的“西巡谈话”,即“变法上谕”,称:“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弦……”。这就是说,除了三网五常不能易,满清君主的统治就不能变,别的都可以改革,这就做了一次比较大的让步,因为原来一直坚持的祖宗之法不能变此时也放弃了。于是,政治上,西太后黜退顽固派,重新起用洋务派;经济上,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大量引进外资,解救财政危机。这可以被视为清王朝的二度改革开放。

  1905年,慈禧派出五大臣赴欧美考察,以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和救国的办法。这五人归国后向她汇报:必须立宪,只有立宪,才能“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内战可弥”。这对慈禧的影响很大。1906年,尊崇国礼、巩固君权”的本意之下,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将立

  宪日期确定于九年之后。慈禧太后推行新政,要君主立宪,预备立宪。她知道不宣布立宪是不行的,真搞立宪也是不行的。宣布立宪早晚死,真搞立宪马上死。早晚死总比马上死好些,于是宣布了十二年立宪。但历史留给她的时间显然已经不够了。

  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後崩殂,其时革命风潮大涨,其势已不可遏,摄政王载沣不得不诏令办理立宪事宜,成立各省咨议局,将九年立宪改为六年。

  “资政院”是中国议会的雏形,是清政府自己建立起来的,但权力一旦被制约,也给不可一世的皇权专制政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1911年预算案,这是我国破天荒第一次实行预算管理,资政院的议员们据理力争,竟迫使政府屈服,经过多次详细审核,将原预算额37635万两核减掉7790万两,使岁入总额略有盈余。议员的实际行动表明了资政院是具有独立品格的机构。谁说中国人素质低、不能搞宪政民主,100年前的生活在大清帝国的中国人就会,怎么现在反倒不会了?

  当然,清政府从本质上是不可能接受立宪、接受共和的。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和满族贵族,决意维护大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绝不甘心让出丝毫的权力。西太后只要活一天,什么三权分立;什么立宪,完全没有可能。所以,清王朝的政治改革是假改革,预备立宪是假立宪,经济改革的发展带来的是贪污腐败盛行。当明白这一点时,一批立宪革命派便诞生了。如徐锡麟,初时他是一个保皇改良家,后来变成了民主革命家。暗杀恩铭以后,在被受审的大堂上,他说:凡是假立宪,必来真革命。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立宪是个幌子,是维护政权专制统治的一个幌子。既然不愿意再受欺骗,只有起来革命。当时法国的报纸有一篇报道,评论清王朝的立宪,有两句话非常精彩:“清政府之立宪实乃清太后之愚民之术也,不过是愚弄人民而已,你用立宪来愚弄人民,人民一旦不被愚弄的时候,知道你是假的,当然就要推翻你。”

  于是想起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明知道自己这一百多人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攻击衙门不过是用鸡蛋撞石头,此去必死无疑,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他们的英勇牺牲,真的非常值得,因为它带来了真正的历史进步。

  清王朝的“改革开放”具有专制改良的性质,它没有走通,失败了,折腾够了,也就给孙中山所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带来了历史的正确性和政治的科学性。辛亥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共和革命也。孙中山10次起义,开始为天下所弃,后来为天下所拥,人民越来越觉得只有用共和革命的方法推翻满清王朝,才能够真正的走向共和立宪的道路上去。不是孙中山要革命,不是历史没有给清王朝以机会, 是清王朝自己没有抓住时机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是它自己断绝了中国在清王朝后期用和平变革方式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

  辛亥革命后,共和终于上路了,它马上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带来了新的生命活力。人民在这个新国家里开始享受从思想到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各方面的前所未有的自由。在思想上,任何主义,任何思潮都能在中国被宣传,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三权分立,从来没有过的政党政治,从来没有过的法制,在这个时候有了。在经济上,1911-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超过辛亥革命前40倍。1914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华工商业联合会。这就是历史的进步,中国社会本质性的发展变化。它是用鲜血换来的,中国的事情总是如此,要办成什么事情,得用命去换。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亦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人们长期的印象中,这一时期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然而,还有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近代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思想解放运动也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等,中国共产党也创立于这个时期。显然,这又不是一个全面禁锢的时代,反而是一个中国这个千年不变的社会发生显著变化的时代。这是为什么呢?

  在这个时期,三权分立制度建立起来了。《临时约法》、《天坛宪法》都对总统的权力都作了限制,这种限制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是“假”的、“空的”。例如在对德国宣战问题上,段祺瑞提出参战案,国会拒绝合作,段祺瑞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结果国会作出决定,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总统黎元洪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解除了段祺瑞的职务,从而引起政府危机,段祺瑞的参战计划受挫。显然,那时的国会并不是什么“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一些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作用。议会对政府的制约已经出现了,尽管可以说还很稚嫩,不成熟,但却没有理由否认它的存在。

  在这个时期,司法独立体制建立起来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和《天坛宪法》都明文规定了独立、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如法院审判须公开;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以法律宣告,不得解职,等等。其中对法官权益的保护,确保了司法的公正和独立。1920年,北京政府又以法令的形式对法官的自身公正作了一条补充规定,即法官不得列名党籍,有党派背景的就别当法官。这一点最具现代法治精神,使司法审判不会因一党私利而有失公正。多么宝贵的法律财富,在那个时代已由中国人自己创设出来!

  在这个时期,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相当的尊重和保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等都赋予人民空前的权利和自由。就是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体现袁世凯独裁集权的“新约法”也有保障人权和自由的规定,如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第五到第十条规定的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包括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这就使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权利和自由。该时期的宪法已从立法角度确定个人权利并提供保障,并包含平等原则和保障权利观等内容。法律上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并没有在实践中全部落实,但是,即使是这种法律上的尊重,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旧中国,历来由少数上层统治者说了算,包括百姓草民的小命,民众议政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但在北京政府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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