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衰落以及个人决策机制在大国的盛行，这两个现象体现了国际价值观的倒退趋势。不过，任何类型的国际领导都不可能是永久性的，这就使进步的国际领导有机会在未来出现。
当前的中美两极化意味着两件事，即中国将进一步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以及将两国政治思想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可建立起一种比自由主义更为先进的意识形态。
雷乌斯·斯米特提出，国际规范是根据相关原则建立的，相关原则并非都是同一类的，可以是不同类型原则的组合。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仍然具有全球性影响，而中国正式宣称要用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观来指导其外交政策，所以“千禧一代”的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可能学习对方的价值观建立一种更先进的意识形态。
因此，本节将讨论关于自由主义的三个价值观（平等、民主和自由）与中国的三个传统价值观（仁、义、礼）进行结合的可能性。
在讨论如何将这些价值观结合起来之前，我们需要先定义“公平”和“正义”这两个与国际政治相关的概念，以避免人们源于日常使用这两个概念可能产生的误解。
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说，“正义就是公平”。这个定义是针对与其他社会无联系的封闭体系而言的正义原则，不适用于国际关系范畴。显然，国际体系是由不同的国内社会构成的，在国际体系中正义和公平的原则主要是用来判断组织行为的，而很少用来判断个人行为。
因此，正义和公平的原则在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是不同的。例如，有正义战争与不正义战争之分，却没有公平战争与不公平战争之分。同样地，有公平贸易与不公平贸易之分，但绝没有正义贸易与非正义贸易之分。
为此，本人将正义定义为与正当的结果相一致，而把公平定义为与照顾弱势群体的道德相一致。
仁与平等的融合
依据基督教的传统，平等是一个生命自然法则的概念。然而，先天的遗传差异使人们在智力、体力、身高、体重和运动能力方面有所不同，这是自然现象，同时不同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社会交往等社会环境使人们之间形成社会差异。只关注平等而不考虑这些差异等同于提倡丛林法则，即盲目的平等权力和不论强弱的平等原则。
因此，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往往导致人类之间的冲突而非合作。即使将平等定义为竞争机会的平等，当暴力手段是赢得竞争的最佳选择时，绝对平等还是会导致你死我活的争夺。自2011年以来，利比亚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的战争是证明这一点的例子。
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和社会规范，仁之精髓为治理原则，呼吁国家领导人同情和关怀人民。因此，它用于管理不对等的人际关系，如强者对弱者的关系、富人对穷人的关系、上级对下级的关系，从而减少由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差异引起的社会冲突。由于国际体系的成员按实力分为不同等级，不讲仁的平等原则势必使实力较弱的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于是，这些实力较弱的国家就会不断争打，以获取平等权力。
通过将平等与仁融合在一起，我们可以使公平成为一个普遍的全球性的价值观。比如，“先到先得”是个绝对平等的原则。依据这个原则，排在队伍前面的人上公交车能有座位，但这对年老或体弱的人是不公平的。依据公平的规范，无论是否排在队伍前面，身体好的人都要把座位让给那些更需要座位的人，这样就解决了后来的弱者无座位的问题。
奥运会拳击比赛规则也是个人们熟悉的例子。为了确保平等，已有的规则是，被击倒的运动员在裁判数到10的时候还站不起来被判为失败。然而，为了确保公平，要根据体重将拳击手分成不同的等级，这样给不同体重等级的拳击手平等的获得冠军的机会。在这个例子中，将拳击手进行重量分级是裁判员根据选手在比赛中所表现的技能做出公平判断的前提。
这种区别对待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国际政治。例如，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提出的，1992年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被《京都议定书》接受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概念反映的就是这一理念。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国际社会已经接受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
欧洲共同体（EC）的9个成员国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ACP）的46个发展中国家于1975年2月签署的《洛美协定》也体现了公平的原则。在这份协定里，欧洲共同体国家对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成员国提供优惠的经济待遇。
上述这些条约意味着未来的国际原则可能强调更多的是公平而不是平等。
义与民主的融合
民主是自由主义对人类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贡献，其核心是以大众的广泛支持使政府的行为合法化。
在现代公民社会中，从法律上来说，每一个公民平等地享有国家的主权和权力。然而，众多的人口使决策面临着组织工作的困难，不可能让所有公民都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于是，代议制成为明显可行的选择，即通过民主程序行使国家权力。民主程序中的积极原则是无记名投票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然而，民主决策秩序使政府决策合法化了，但它不能确保这些决策具有正义性。例如，2003年，美国国会根据伊拉克被指控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批准了白宫攻打伊拉克的决定。这个授权使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合法化，但真相是被指控的证据并不存在，最终这场战争被证明是非正义的。
事实上，即使一国的行为具有国际合法性也不能确保其就自然是正义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体系，因此国际机构成员国之间的权力主要是依据各自的实力大小进行分配的。因此，仅依靠国际机构的程序获得正义结果是罕见的。
关于自由主义者所持的纯粹程序正义观点，罗尔斯说：“即使认真遵守法律，公正合理地执行了司法程序，结果仍可能是错的。这种非正义并非源于人的过错，而是偶然的综合环境条件使法律规定无法实现其目的。”他补充说：“很显然，在有很多实际利益的案例中，完美的程序正义是罕见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例如，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决定将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政府驱逐出阿拉伯联盟，并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援助，这些决定都是通过民主程序的。这种民主决策在国际上使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支持合法化，但这使战争升级，导致数万平民死亡和造成100多万难民。因此，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阿拉伯联盟的决定是非正义的。
义是包括儒家、道家和墨家在内的许多中国古代哲学流派共同的道德准则。义虽有宽泛的内涵，但其核心是指正直、合理、得体的行为。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换言之，只有选择正义的路才能实施仁慈。
义和民主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政策的结果，而后者强调政策的合法性。艾利森说：“对美国人来说，民主是政府唯一的正义形式：政府的权威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在中国通常不是这样，人们一般认为政府是否有政治合法性要看其执政效果。”
事实上，许多非正义的结果都源于合法化的政策。例如，建立联合国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由大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主导的机构。这些大国会利用否决权破坏联合国的民主规则，以实现其特有的非正义目的。
义的原则要求形式和结果都得是正义的，这有助于抑制主导国的非正义行为取得合法性。把民主和义融合起来，可以推广义的价值观，有助于保证国际组织的决议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其结果是正义的。当两者整合为一时，正义便树立起来。
例如，在冷战期间，多数国家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实施了制裁。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通过的决议支持这种制裁，这些制裁行为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反对种族隔离具有正义性，符合义的原则。民主与义两者相结合，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制裁行为不被视为干涉内政。
如果将正义和民主进行比较，正义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是比民主更为有用的价值观。同时，正义并不排斥民主，而是通过民主获得支持。事实上，正义可以把民主作为手段，使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同时还可防止产生不正义的后果。
罗尔斯提出了两个关于正义的原则：一是自由平等，二是机会均等和差别待遇相结合。原则二旨在实现以公平价值观为基础的正义，但这单靠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除了用民主程序来保障主导国行为的合法性外，还需要按照义的原则对决策进行评估，以确保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是正义的。
例如，由于全球化是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要促进共同发展，就得优先考虑正义原则，而非民主原则。单凭民主原则只能确保每个国家，不论其财富多寡，都有平等的权利决定各自的发展方式。相比之下，正义的原则呼吁消除或者减轻贫富两极分化，要求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当于其GDP 0.7%的经济援助。
礼与自由的融合
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核心价值观。希望自由是所有动物的本性，人对自由的渴望源于人的天性。自由是人的基本需求，这就为人类社会应有自由提供了合法的正当理由，如同人渴望长寿就为生存权提供了合法的正当理由一样。不过，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社会团体是其生存的先决条件。然而，要建立社会秩序，就得在某种程度上以自由为代价建立便于管理个人行为的规范。
在国内和国际两种社会体系中，都存在个体自由与群体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通过垄断暴力可以在国内体系中执行社会规范，但如果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也用暴力维护其利益，暴力冲突和混乱就必将盛行。因此，各国的自由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平衡问题就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礼是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仅适用于政治事务，而且适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礼是指依据某种伦理道德形成的社会规范或习俗。礼虽然是仪式，但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比法律发挥着更为广泛的作用。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法律通过事后惩罚避免未来的违法行为，礼则是以道德形式预防性地抑制人的不文明行为。
礼之所以比法律具有更广泛的约束力，是因为礼在法律管辖之外的领域同样发挥着作用。法律保护言论自由，但不能约束人们说脏话，而礼可以抑制人们说脏话。没有礼的约束，自由很容易引发暴力冲突。
例如，2012年的美国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在法律上是符合言论自由原则的，但结果是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引起了广泛的抗议，造成许多人员伤亡。2015年，针对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刊发讽刺穆罕默德的裸体漫画，一对后来被确认是恐怖主义者的兄弟在巴黎袭击了该杂志社的办公室。这次袭击造成12人死亡，11人受伤。
2017年1月7日，《查理周刊》恐袭事件遇难者家属及巴黎市民来到法国巴黎共和国广场，缅怀2015年1月《查理周刊》恐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图/新华社）
礼是文明的基础，在推动人类生活进步方面，礼的社会重要性超过了自由的原则。人类珍视生命的意义，所以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不是追求自由的程度之别，而是人追求自由是为了有意义的目的。礼有助于引导人类行为文明，从而增加人类生命的意义。
没有文明约束的自由可能导致人类社会向动物世界的自由倒退。荀子说：“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中国文化将乱伦和虐待老人这种极不文明的行为视为禽兽的恶行。人类的文明在于区分社会善恶的能力。例如，所有的动物都有排便的自由，但是人类的文明禁止人像动物一样随地大小便。人类因为文明不断进步，而其他动物却永远处于未开化状态。东西方的礼仪在习俗和仪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但遵守礼仪是共同的社会规范。
将自由与社会认可的礼融合起来可提高人类的文明程度，从而降低人类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危险。
艾利森对中美之间潜在的文明冲突表示关切，因为“中美两国在国家、经济、个人作用、民族关系和时间性质的观念上都存在深刻差异”。他说：“中国文化不赞赏美式的个人主义。美式个人主义评价社会的标准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没得到很好的保护。”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化之所以提倡礼的重要性，是为了防止由个人自由引起的社会暴力冲突。
如果崛起国和主导国都以文明原则指导其国际权力的竞争，这种竞争将是和平的，并且可能是健康的。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两个巨人越来越有必要考虑以文明的行为规范约束其竞争方式。
虽然控制自然资源是崛起国和主导国权力之争的一部分，但是在21世纪，创新已经成为积累财富的最主要方法，这极大地减少了控制自然资源的需要。因此，中美两国建立一些文明规范，以和平方式竞争全球主导权是可能的。
在历史上，世界权力的转移常常伴随着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是国际社会不文明的典型表现。依据文明的价值观建立国际规范将有助于减少包括崛起国和主导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之间的战争危险。在建立新国际规范的过程中，将文明的价值观具体化，不仅能超越自由主义，而且能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小结
国际主流价值观对建立国际规范具有指导作用。依据这一准则，自由主义衰落不可避免地会使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同时使在美国指导下建立的当前的国际规范受到挑战。拥有30年的主导地位之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了与其竞争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如美国的反建制主义、欧洲的民粹主义、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东的伊斯兰激进主义以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流行的经济民族主义。
在当前国际格局两极化中，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无力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取代自由主义成为全球性的主导意识形态。未来10年可能会出现一个众多不同意识形态竞争的两极世界，这些意识形态将竞争地区的主导地位或竞争对某一类国家的影响力。
目前，个人决策机制在大国中流行，这导致了历史倒退趋势的出现。许多国家的决策者将更偏好秘密外交而非公开外交，更偏好搞阴谋而非对话，更偏好进行制裁而非谈判，更偏好贸易保护主义而非自由贸易原则，更偏好政治欺骗而非关注战略信誉，更倾向于军事霸凌而非战略威慑，更偏好双边主义而非多边主义。各国将比以前更重视主权和特权，而不那么欢迎全球治理和区域化。
虽然未来10年可能是一个规范秩序倒退的两极世界，但在中美两国的“千禧一代”掌握国家权力后，他们有可能为世界提供一种先进的领导。
目前，美式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仍然大于其他意识形态，中国的崛起将增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国际影响。这两个因素为将中国传统的仁、义、礼的价值观与自由主义的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相结合提供了机会，从而使它们成为现代化的公平、正义、文明。最终，将这些价值观融合起来，是有可能使之成为不同国家人民都接受的普适价值观的。
（本文节选自阎学通教授新著《大国领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