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明谟:中国社会学一百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6 次 更新时间:2007-01-16 01: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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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明谟  

  

  一、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起点与分期

  

  中国之有社会学,究竟始于何时,过去大多认为可以从严复于1903年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算起;这些年来经学者们进一步认真考证,认为康有为1891年在长兴学舍所讲的群学就是社会学,这样,中国社会学产生的最早时间距今已100多年了。

  也许有人说:“当时康有为所讲的群学,不是货真价实的西方社会学,而是把一鳞半爪的社会学常识和中国传统的群的观念揉合起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所谓‘新学’而已,离西方社会学的原型甚远。”〔1〕这点, 我觉得要请后来人一方面持原谅的态度,一方面还要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看待问题。所谓持“原谅”态度,就是要考虑到一个学科产生的最初启蒙阶段,不应过高要求它的专业化水平。所谓历史地看待问题,就是要把问题摆在当时的历史中去考察。清朝末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康有为等,企图从中西思想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融合而成一种新的见解,名曰:“群学”,实是一种创造。没有这种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何谈学问?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一语,并不一定要理解为贬意,其实际语意也许可以理解为“不象中国的,也不象西方的;而又象中国的,又象西方的。”如果这种理解是对的,说它是“融合中西”的成品,有何不可!我说这话,也非毫无根据。因为梁氏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他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2〕显然,梁氏是赞美“即中即西”的。

  如果说中国社会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么这100多年的发展过程,能不能找到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呢?我觉得这完全是可以的。因为社会学发展的坎坷历史,的确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但究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又因各家的观点不同,分法各异。本文根据史实和过去的分类,认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

  第一阶段 发轫期 1891—1910年 持续20年

  第二阶段 幼苗期 1911—1927年 持续17年

  第三阶段 成长期 1928—1951年 持续24年

  第四阶段 停滞期 1952—1978年 持续27年

  第五阶段 恢复期 1979年至今

  这里需要声明的是,所谓历史的分期,只是为了说明学科发展历程的方便才作出的。事实上,历史的发展总是连续不断,往往很难把时间划分开来的,不过是一定时期有某些重点而已。再者,如上的分期,其基本思路是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结合了中国社会学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特点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来考虑的。这种思路的根据是:任何学科的发生发展,往往都是与这个学科发生发展时期的社会历史进程,特别是这个学科所在地、所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相关联的,并且也一般地与它同时代的一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相关联的。中国社会学的发生发展,与中国近代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起来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翻封建地主王朝的统治而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是分不开的。一门社会科学,象社会学,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特定的历史情况的反映。因此,社会学的内容,一定程度体现为文学家所说的“时代的脉搏”。

  

  二、发轫期的两簇社会学火花

  

  阐述中国社会学早期的历史,许多人都喜欢称那段历史为“输入期”。我的视角则宁愿多看看自己的力量。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 〕如果能从我们的内因上多探讨些情况,也许对了解那段历史,更能贴近实情,而不是局限在一些“输入”的表面现象上。

  说那时中国已经有了社会学,那是言过其实;说那时已经有些先行人物,热心鼓动宣传,并迸发出一些社会学的火花,这确是历史的事实,这就是康有为的“社会改良”思想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的“群学”概念。

  康有为的社会改良思想,集中在他的《大同书》中。在长兴里万木草堂的四年教学中,康氏基本上完成了他的三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大同书》全部完成是在戊戌政变以后)。这些著作就是他当时教学中重要的教材,并为他所领导的维新运动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根据。他的《大同书》早在1884年“法军震羊城”时就开始写作,但根据他“思必出位,行必素位”(思考必须客观,行为必须诚恳)的认真态度,他长时间“秘不示人”。在万木草堂教学时,虽然把它传授给学生,但不准学生们往外宣传。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书》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但不能禁也……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

  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是他利用今文经的公羊学说和《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揉合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幻想出的一个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梁启超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先生“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正是此意。其整个学说系统,理论轮廓,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中,有较详阐释。

  大同学说的全部内容,不是本文叙述的范围,但其中论述的理想之家族与理想之社会,应该说属于社会学的范围。关于理想之社会,据梁启超回忆,康氏提出具有“特色”的“社会改良”计划十六条,其条目是:(A)进种改良,(B)育婴及幼稚教育,(C)教育平等,(D)职业普及,(E)劳作时间减少,(F)说教,(G)卫生,(H)养病,(I)养老,(J)土地归公,(K)公立事业,(L)遗产处置,(M )奖励名实,(N)刑罚,(O)男女同权,(P)符号划一。 梁氏对每一条都作了具体翔实的说明。如第一条“进种改良”,他说:“欲造大同之世界,不可不使人类有可以为大同公民之资格,故改进良种为最要焉。……先生之议,以为女子平日当受完全之教育,不待也矣。而又必定市廛乡宅之地,使各有别。凡后室不许在城市工场尘溷之地,使其有清淑之气。而政府又别置各种旅馆于山明水秀之诸地,以为士女行乐之所,令其受生之始,已感天地清明之气。及妇人之有身也,即入公立之胎教院,……他日胎教之学日精一日,则人种自日进一日。又凡废疾者……若经名医认其有遗传恶种之患,则由公局饮以止产药,无俾育兹稂莠。如是则种必日良矣。”〔4〕这不是一条上好的国家优生政策吗? 虽然其说词今天看来有些欠科学,但不能过度苛求清末人的水平。统观各条社会改良计划,其中很多条目,都是传统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课题。据此,说从《大同书》中迸发出社会学的火花,不是毫无根据的!

  社会学在当时本有两个名称,一曰群学, 一曰社会学。 谭嗣同于1896年著《仁学》一书,即提出“社会学”。稍后,章太炎于1902年翻译出版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中文书名就定为《社会学》。但为什么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却大倡“群学”而不言“社会学”?我认为,如果按照当时的历史情况,可以说倡言群学是适应了时代潮流,能够起到鼓励中国人救亡图存、团结御敌的功效,对国家、社会的进步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群学的群字,来源于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在《荀子》一书的《王制》、《富国》篇中,都有论及。《王制》篇中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力多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中的这段话,可以名之曰“合群论”,论点有三:一是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为什么牛马反而为人所用?这是由于人能合群,牛马不能合群。二是人为什么能合群,因为人有自己的“礼义法度”,人有社会制度,人有文化来管理自己。三是人为什么有了制度,有了文化就能战胜万物,这是因为有了制度和文化,就能和谐相处,团结一致,强大力量,向前发展。《荀子》中这一段话,论证得虽不尽合理,却称得上是精辟的社会学理论,是中国文化引为骄傲之处。无怪乎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卜朗(Radcliff-Brown)1936年就曾说过:“社会学的老祖宗应当是中国的荀子。”〔5〕因此严复说:“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矣!”〔6 〕为了宣扬这个“大人之学”,严复在翻译《群学肄言》时,其文笔古雅而情深,文章并可琅琅成诵。这就可以一扫那些大人(士大夫)睨视西洋文章经济远不如我,只是洋枪洋炮较好的看法。文笔古雅,就能传入那些大人、士大夫的书斋。章太炎虽于1902年翻译出版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但他思想中仍是称颂群学的,因此他也说出了康、梁、严复等的同样看法,他说:“知群之道,细若贞虫,其动hóng@①hóng@①,有部曲进退,而物不能害。”〔7〕蜜蜂那样的小虫,知道了合群,就像军队那样,别的动物就不敢危害它们,何况人乎!

  

  三、栉风沐雨的社会学幼苗

  

  中国社会学的产生、成长与整个国家的命运风雨同舟。它在推翻清朝帝制,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国共合作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暴风骤雨中,艰难地破土发芽,长出一些不同色彩的幼苗。

  在辛亥革命前,清朝朝廷为了抵抗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压力而不得不采取一些所谓实行宪政的措施。“广修学校”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在所办的一些新型高等学校中,就有了社会学课程的设置计划。据查,最早考虑设置社会学一类课程的是京师政法学堂。该校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奏定京师政法学堂章程”中,在政科政治门第一学年课程表内,设有社会学2小时。到1910 年(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该校改订的“政法学堂章程”中,政治门及经济门课程表内,第1学年均设有社会学2小时,第3 学年均有工业政策和社会政策4小时。接着,就在这一年, 我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大学“京师大学堂”(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创立)在它的“分科大学第一学年学科课程表”里,其中政治科政治学门第1 学年课程时刻表说明第四条有:“社会学、政治地理及伦理学,均与政治诸学科极有关系,”“均拟于补助课中增入讲授。”所增加的这三门课程,系于第2 学年及第4学年中讲授。到了1911年(宣统三年六月), 京师大学堂在“改正政法科课程表”的补助课中,第3学年又有社会学2小时。〔8〕

  从此可知,在当时清朝政府所办的新型高等学校中,已正式开设社会学一类的课程。但这类课程,虽然从课程表里看是开设了,而是否实际开设,何人所教,用什么教材或课本,其详情尚有待考证。至于京师以外各大学,如上海的南洋公学、天津的中西学堂或也已设置了社会学一类的课程,惟均尚无可考。惟知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所办的圣约翰大学于1908年开始设置社会学课程;由美国人孟(Arthur Monn )担任讲授,采用白芝浩(Waltor Bagehof)的《物理与政治》(Physics andpolitics)为教材。可知在辛亥革命前,还没有中国人自著的社会学书籍,少数学校虽设置了社会学课程,但详情尚待进一步追询。

  到了1912年(民国元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就是积极介绍外国社会学著作的严复。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门,均设有社会学课程。但迄今为止,能够证实已开课的时间,要到1916年秋。这年该校开讲了第一班社会学,由康保忠教授担任,自编讲义,印发学生参考。一般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在大学讲授社会学的开始。除设置课程外,专门在大学设置系科,培养专业人才的,首推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开办的沪江大学。该校于1913年(民国二年)设置了社会学系,由美国教授讲课。另外,在科学研究方面,最早的要算1915年发表的陶孟和与梁宇皋合著的《中国乡村与城市生活》一书。这是作为一个中国社会学者第一次用英文发表的研究中国的书。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出版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

  早期的中国社会学与日本、美国和前苏联有特殊的关系。日本明治维新后,努力向西方学习,取得了很大成效。中国广大革命进步人士和有志青年纷纷东渡日本,学习革命真理和富国强兵的本领,一时形成潮流。1907年留学日本的已逾万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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