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程序|公众号|微博|手机版
导言
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稍后举行的“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再次强调：“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这说明，中国的新发展战略不再以出口导向为主，而转向以内需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
如何全面地理解“双循环”新战略，国内学术界还在研讨中，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个难点是如何理解2015年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目前提出的“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关系。本文第一节将初步讨论这一“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关系，并指出这是中国实践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挑战。本文第二节认为，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中国原来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成功的原因及其当前面临的挑战。中国的出口奇迹（被国际媒体广泛称之为“世界工厂”）和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在其中不断升级密切相关。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战两个近期因素，使得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战略受到重大挫折。这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战略于2020年5月提出的直接动因。本文第三节讨论，“双循环”新战略与新型生产方式---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 常被简称3D打印）---的关系。全球价值链是基于不断细分生产过程再组装的思路(如苹果手机在美国加州设计，但一些部件在中国生产)，而增材制造则是争取一次性整合地制成产品或主要部件。我国的增材制造已经有了相当发展，但我国舆论界目前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增材制造作为新型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意义，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增材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下降后对中国 “内循环”的意义。例如，目前国内流行的“互联网+”的技术路线，其思路还是把数字技术应用到现有的生产方式上使之更精准，而不是真正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来改造生产方式本身。推动增材制造在中国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的意义上的大发展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战略的题中应有之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关系
理解“双循环”新战略的最大难点在于理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间的关系。从西方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看来，前者似乎在思路上属于“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所谓“萨伊定律”，而后者则属于以扩大总需求为要旨的“凯恩斯主义”。本节将论证，从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2020年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反映了中国经济政策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认识的逐步深化，其指向是超越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而形成新的综合。让我们先来回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次于2015年提出的背景。
在百度指数中搜索“供给侧改革”词频，可以发现2015年11月之前这个词完全不存在，但该词在2016年3月达到使用高峰。在百度指数中搜索“供给侧”三个字，也是2015年11月之前没有，之后开始出现，并于2016年3月达到高峰。“供给侧”（supply side）英文里的“side”翻译成“侧”，说明中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现实的相互作用，而且在思想上中国的政策话语也“全球化”了。“供给侧”一词既然是翻译，就引起了一些误解，英国的《经济学人》2016年1月份的杂志封面就叫“Reagan’s Chinese echo”（“里根的中国回声”）。但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专题研讨班上讲话中明确地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儿。他的大意是：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实际上是所谓的萨伊定律，履行减税，提高人们的储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限制货币发行以稳定物价。主要缺陷是只重视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而供给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简言之，主要政策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所谓“三去一降一补”）。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用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的表述[1]。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不是里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回声，但是“供给侧改革”的确是翻译过来的词，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它是从什么地方翻译过来的？如果我们想真正深入地了解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么它是从哪来的呢？本文猜测，它可能来自于2014年澳大利亚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所提出的宏观经济与供给侧改革方案。
2016年9月初在杭州召开了G20峰会，中国首次作为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20国集团在2008年以前只有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才开始有了首脑峰会，它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G20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它不是一个常设机构，没有一个常设秘书处。所以，主席国对会议议程的设置有比较大的影响。中国在2016年G20的首脑宣言里特别提出，要继续推动2014年澳大利亚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所提出的宏观经济与供给侧改革方案，以力求达到2018年全球增长目标。2014年澳大利亚倡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2]，20个国家都同意了，而且每一年有一个各国之间对达到2018年目标进程的相互评议(peer review)，并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这20个国家的评议。它的目标是到2018年世界的真实GDP能比IMF的增长预测模型所预测的增长率额外增长2.25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目标不是当年增长2.25%，而是说，如果各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2018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将比没有进行供给侧改革时的模型预测值再增长2.25个百分点。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些大方向，但同时强调各国的自主性，各国自己提出进行什么样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IMF协调，各国有一个相互的评估，这是G20在2008年开始有首脑峰会以来的最重要的方案。这里面特别明确的提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以，中国2015年提出 “供给侧改革”这个词，很可能是因为2014年参与G20峰会，而且中国也确实同意这个方案，并做出了“供给侧改革”措施的承诺。2014年在澳大利亚峰会上各个国家提出自己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中国提出了50多页的方案，美国只提出16页方案，各国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方案，并不要求各个国家一样[3]。以中国和法国为例，比如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是一种供给侧改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可能需要提高农民工的待遇，给他们更多的集体谈判权利。而法国的供给侧劳动力市场改革则不同，那里的劳动法过于繁琐了，缺少灵活性。中国现在要建立企业的集体谈判制度。而法国原来的劳动法是要求整个行业进行集体谈判，一个企业无权进行集体谈判。法国现在主张的改革是可以允许单个企业在一定条件下进行集体谈判，这可能是对过于僵化法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但是，中国的职工和本企业的集体谈判都很难，整个行业的集体谈判则还完全不在政策议程之内, 而这些政策在2014年的G20峰会里都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例子有助于说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提法确实不是来自于里根，但也不能确定就是来自G20澳大利亚峰会；本文只是做出一个猜测。
国内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争论不是特别明显，但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意见。有代表性的一个观点是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权威人士”的访谈，他认为要彻底放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他直接用了“高杠杆是原罪”。强调要比较强力的化解过剩产能，强力地处置僵尸企业，并且认为当前究竟是通胀还是通缩还不能下结论。但对这个“权威人士”的观点还是有不同意见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认为2015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紧缩和经济持续下降[4]。“供给侧改革”短期内会产生失业和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因而需要提高“有效需求”来刺激经济。他认为，面临我国资本产出率不断提升，增加有效需求最佳方式为“消费”，但是这是长期目标，短期还是要扩大投资来应对经济增速下滑，而增加投资的最佳方式是扩大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供给。货币政策应该适应财政政策的需要，应以降低国债收益率作为目标。
余永定强调短期总需求管理的观点显然是接近“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有一句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5]。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它的重点是短期的需求管理。他说 “长期是对当前事物的误导”（But this “long-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凯恩斯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是关于长期发展的经济学。从长期看，市场的波动和失业都是短期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好像也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但是，凯恩斯说，如果经济学家对中短期的问题什么都说不出来，“在狂风暴雨的季节只会说当风暴过去以后海洋又会变成平的，那么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太简单太没有用了”。所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在一个短期的需求管理上，而供给侧政策则一般是在长期的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范畴之内。
余永定的观点和《人民日报》权威人士的观点强调的侧重点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同，但也不是绝对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2016年9月初在G20杭州峰会的主旨发言和开幕式致辞中，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表述，比较明确地说要统筹兼顾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他强调，“要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并重，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这同他于同年5月在中央党校的讲话用“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表达“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有了微妙的区别。可能暗示中央决策层认识到去产能有的地方可能过了头，比如煤炭价格当时上升得很厉害，妨碍了经济发展。在政策的提法上，不再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而是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并重”，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调整。
在回顾了中国在2015年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和G20峰会可能有关系之后，我想强调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概念是舶来品。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采取的4万亿财政刺激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虽然它缓解了经济大滑坡，但深层的体制机制问题并没有解决，并引起了较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