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中国和美国:新时代新博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0 次 更新时间:2021-08-14 23: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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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  

  

   美国《欧亚评论》网站发表题为《中国和美国:新时代新博弈》的文章,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威廉·H·奥弗霍尔特。全文摘编如下:

  

   中美之间的博弈不同于过去崛起中的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冲突。对此类较量的大多数分析是基于二战前的历史,没有注意到二战后博弈发生了根本改变。有时,当游戏规则或工具发生变化时,风险和最优战略也会发生变化。

   主要学者和战略家往往会错误解读过去中美冲突的教训,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带来了新的博弈。

   学科的条条框框导致学者们对政治-军事关系的过度强调,并使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忽视决定性的经济问题。负责处理美中关系的领导人同样过于强调军事,因为在和平时期,美国的国家资源分配取决于国会里的游说,军工复合体往往在国会里具有压倒性优势。

   如何正确理解和展开博弈,同时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其他关键问题,这将是贯穿本文的全部内容。其中的要点是:军事冲突远非不可避免;我们与中国存在严重冲突,但也存在目前被忽视的巨大共同利益;中国不是恶魔,我们的盟友也不是天使;我们需要活在现实世界里,而不是活在我们所希望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为了继续成为世界领袖,美国必须参与新的博弈。

   经济博弈成新方式

   美中关系的一个常见类比是修昔底德陷阱。从古希腊时期到二战,当崛起中的大国与既有大国相遇,每四次相遇中约有三次会爆发战争。从古希腊到二战,主要的冲突通常是邻国之间的冲突,各国都利用军力从邻国手中夺取领土。但二战后的冲突并不是这样。两件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学会了如何让经济更快地增长;军事技术(不仅仅是核技术)变得更具破坏性。如果双方追求的是获得大国统治地位的旧方法,那么它们都很可能会失败。

   因此,通往成为或维持一个大国的道路主要是经济之路。这是世界运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场新的博弈。忽视这一点,无异于经济学家忽视了工业革命。

   冷战期间,美国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因为我们必须在柏林空运物资和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占上风。但最终赢得冷战的是经济战略。我们提供了决定性的援助和体系建设计划,然后我们利用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了一个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全球发展网络,以一种可持续和不断增长的方式提升伙伴和盟友。

   相形之下,苏联把所有资源都投入了军队,同时维持一个传统的帝国,最终使自己破产。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经济上的胜利。美国用新方法博弈,苏联用旧方法,所以苏联输了。

   通往成功大国之路已成为一种受强大军队(或拥有具备强大军队的盟友)保护的经济战略。经济战略不同于军事战略,因为它们本质上不是零和博弈,能实现双赢。当德国和法国开战时,一方获胜,另一方则失败。但当美日或美中展开竞争时,双方都能实现繁荣。

   中国距美国有8000英里之遥,美中领土问题微不足道。如果我们像二战前的大国那样行事,就有可能把修昔底德陷阱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博弈,那么可能真的会陷入困境。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战》一书精辟地阐述了这一后果。我们可能会因在经济管理上的失误而在领导权之争中败下阵来。军事冲突不是历史定律,尤其是二战后。

   经济合作利好世界

   虽然我们与中国存在需要采取果断行动加以解决的冲突,但我们也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例如,中国对美国贸易和投资的开放程度远超美方盟友日本和韩国。这种对贸易的开放态度使我们在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挽救了每况愈下的通用汽车公司和大量就业岗位。汽车公司、电影业、全球主要奢侈品制造商以及其他大部分经济部门,只有在能够满足中国需求的情况下才能生存。现在,世界消费市场的重心是亚洲,主要是中国。这种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大,主张脱钩的人——他们通常只将中国视为供应国——可能会导致美国急剧衰落。两国的共同利益是密不可分的。

   有效的中美经济合作已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在人类存在的几千年里,人类首次拥有了比我们实际需要的更多的基本生活品——衣服、食物及其他很多东西。由此带来的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不满和恐怖主义的减少,产生了巨大的国家安全利益。

   中美合作让世界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就业岗位在服务部门,大多是高收入的,而且极少有农业和工业时代的繁重体力活。中美合作使我们的世界真正有希望应对下一代人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如果中国像印度一样仍然深陷贫困,迎接这些挑战的希望就会渺茫。

   美国两党政治家都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更愿意只关注与中国的冲突。他们尤其喜欢指责中国让我们无法适应自动化世界。十年内失去300万个制造业岗位虽然对美国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压力,但当中国曾经面临失去4500万个国有企业岗位——主要是制造业岗位——时,他们的领导人帮助下岗工人再就业——新的就业岗位主要是在服务业领域,而非责怪美国。但我们的政客选择指责中国,而不是应对国内的社会危机。

   多体制并存是常态

   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里德伯格为首,许多美国评论人士认为,我们不能与另一个拥有不同体制的大国共存。这一教训是从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掠夺中汲取的。但与纳粹德国和苏联不同,中国并没有试图将其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另外,中国也与俄罗斯不同。中国认为其体制是独一无二的。北京的口头禅是,每个国家都该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受外来压力的影响。

   虽然中国没有强迫或诱使其他国家采用它的发展模式,但与印度或菲律宾相比,它在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这对我们坚称的“西方制度对处于任何发展水平的任何国家都有效”这一立场提出了挑战。

   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台和英国脱欧让中国相信,西方政治经济模式极易受灾难性的经济管理不善的影响。

   我们无法用武力、颠覆破坏或经济上的阻碍因素来驳倒这一观点。我们必须找到办法,让西方制度在印度、非洲以及我们国内发挥比过去更好的作用。如果我们坚持说与中国相比,印度社会发展得更好,那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理由对此感到蔑视。这是一个重大挑战,但它是我们和印度的问题,不是中国造成的威胁。

   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无法打败中国或者在与中国的较量中占上风;反过来说,中国亦是如此。我们有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并不寻求发动战争。从历史上看,多体制并存的世界是常态。

   “一带一路”更胜一筹

   在冷战时期,我们凭借地缘经济战略赢得了地缘政治博弈的胜利。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一道为全球基建提供资金,它们制定国际标准并管理经济危机。

   经济上的成功使我们的联盟体系变得稳定、有活力和统一。保持军事优势绝对是必要的,但光靠这一点还不够,经济上的博弈才是核心。

   在赢得冷战后,我们允许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机构和援助机制日渐走向萎缩。在1994年的墨西哥救援行动后,美国国会禁止了此类救援计划,使其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无法营救泰国等盟友。吝啬的国会拒绝增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尽管增加资本最终不会让美国付出任何代价。国会不想改革这些国际机构的管理方式,以适应今天而非上世纪40年代的世界经济。改革意味着将部分权力让给崛起中的国家,尤其是中国。目光短浅的领导人削减了国务院预算,取消了美国新闻署,截断我们的援助和机构建设发展计划。

   限制中国、使其难以发挥作用,这样的努力制造了真空,比如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仍有12万亿美元的缺口。近来,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善环境和缓解气候变化等方面出现了领导真空。中国填补了这一真空。它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是大博弈。

   中国效仿我们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设立开发银行为基建提供资金;系统性地创建共同标准(在铁路、通关程序、信息技术标准等方面);努力将人民币打造成一种国际化货币;建立货币交换体系,在经济危机时期援助其他国家;建立机构来解放贸易和投资。此外,中国如今在形形色色的绿色能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它在环保方面的支出超过了美国或整个欧洲,而我们却放弃领导地位,对日渐衰落的煤炭行业提供补贴。

   和过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宏大愿景。中国召集40多个非洲国家元首来制定发展计划,然后为它们提供资金。相比之下,美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特种部队来打击恐怖主义,往海外派驻海军和空军力量。如果说这是一场争夺影响力的博弈,那么中国赢了。近来,我们在非洲扩大影响力的最主要工具是乔治·W·布什总统的艾滋病倡议,即“总统救济艾滋病患者应急计划”。即便在反恐问题上,我们可以赢得局部战斗的胜利,但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遏制恐怖主义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主要作用于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功影响最小的地区,也就是中亚、中东和非洲。如果像美国决策者最近所做的那样,仅仅指责“一带一路”倡议却不付出任何努力,只会让我们自己名誉扫地。

   “一带一路”倡议有许多优势。它把共同发展作为中国政策和品牌的核心。其公路、铁路、港口和电信设施正在连接非洲和中亚。“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国企业把触角延伸到全球。当“一带一路”倡议承诺修建一条公路时,它会立即开始动工,而世界银行可能要花8年时间才能作出决定。就像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令西欧和东亚加速复苏那样,“一带一路”倡议也加速了21世纪的巨浪:欧亚十国一体化和非洲崛起。“一带一路”倡议所设想的全球发展网络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构想要复杂得多,后者主要采用双边思维。

   美国进行了错误博弈

   为什么美国没有进行正确的博弈,尽管其冷战战略带来了现代史上最成功的大国竞争结果?问题的一小部分在于,我们的学者未能阐明这场新博弈。但最大的问题是,在和平时期,我们的资源是由国会游说来分配的,而不是出于战略考量。

   在国家安全层面,这种竞争与共同利益并存的局面反映了问题的轻重缓急。中美合作推动了全球发展,这当中的国家安全裨益从未被计算在内,但它们至关重要。中国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美中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中方并不像俄罗斯那样“谋求破坏美国和欧盟国家的稳定”。

   为了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美国人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在乔治·W·布什总统执政时期,我们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选择应对这一局面,或选择核战争。中国并不想摧毁美国。

   当我们努力遏制中国、不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时,我们伤害了自己,也制造了一个实际上让中国变得更强的真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尽管美国能够与中国共存,但美国必须成功参与这场博弈。在冷战时期,我们融合了国力的所有元素——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现在,我们拥有世界历史上最精良的军队,但我们任由其他工具日渐萎缩。我们的军事预算相当于排名在后的八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总和,但它永远都不够多。我们总是感到精疲力竭。我们没有输,但也没有赢。只有承认自二战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一场新的博弈,美国才能赢。现在是时候阐明适用于这一新博弈的国家安全战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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