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文学文本的历史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 次 更新时间:2021-08-09 22: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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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读作品记》的“作品”

   2018 年9 月,我到中山大学参加当代文学史料问题会议,陶东风教授要我到你们学校做讲座,时间定在17 日下午。因为超强台风“山竹”正好从珠海、广州过境,广州宣布停工停课,讲座只好取消。今天也可以看作是两年多前计划的弥补。当时拟定的内容,是以刚出版的《读作品记》这本书来讨论文学作品的阅读。选择我的书作为对象,只是想更多结合自己的体会,读作品时遇到的问题,做一些侧重个人经验层面的讨论。

   2011 年以来,我的几本书的书名都有“阅读”这个词,如《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初版,2017 年再版)《读作品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阅读经验》(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 年版)和《文学的阅读》(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系列2017 年版)。后面两本不要求收入文章,是初次发表,内容与前面两本有重叠。这些书谈的“作品”,不限于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传统文学文类,也有一些理论论著,如俄国思想史家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作家爱伦堡、阿拉贡、加洛蒂的文学评论,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研究著作《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台湾周志文、吕正惠教授谈古典音乐的书……有的时候,我也把一些精彩的理论著作当作文学作品读,它们和文学作品的界限并不绝对。如20 世纪80年代初读丹麦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李健吾先生的不少文学评论也写得很漂亮。20 世纪60 年代“内部发行”的《爱伦堡论文集》(《世界文学》编辑部1962 年版),里面收有他1956 年为茨维塔耶娃诗集写的序。当时我尽管对茨维塔耶娃一无所知,爱伦堡的文字却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茨维塔耶娃在一首诗里提到自己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淳朴的俄罗斯妇女,乡间牧师之妻,另一个是傲慢的波兰地主太太。旧式的礼貌与叛逆性格,对和谐的谦敬与对精神紊乱的爱,极度的傲慢与极度的朴实,玛琳娜·茨维塔耶娃都兼而有之。她的一生是彻悟与错误所打成的团结。她写道:“我爱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但是以永别,不是以相会,是以决裂,不是以结合而爱的。”这不是纲领,不是厌世哲学,不过是自白。

   ……

   她爱得多,正是因为她“不能”。她不在有她邻人的地方鼓掌,她独自看着放下的帷幕,在戏正演着的时候从大厅里走出去,在空寞无人的走廊里哭泣。

   她的整个爱好与迷恋的历史,就是一张长长的决裂的清单……

   “在戏正演着的时候从大厅里走出去,在空寞无人的走廊里哭泣”——这些句子,连同那“带阁楼的房子”窗户的绿光,是一个时期心灵的难忘慰藉。

   这些年,我读了许多以赛亚·伯林的书,他的《俄国思想家》,翻阅不止一次。伯林的书大多有中文译本,大陆版的译本中,唯独《俄国思想家》出自台湾翻译家之手。译者彭怀栋2018 年刚去世。他翻译过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萨义德的《乡关何处》、约翰·麦克里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界对《俄国思想家》译文评价很分歧,批评与喜欢各执一端。分歧也涉及准确性,但大多是文笔与语调方面的争论:一些读者不大喜欢那种文白相兼的文体,有些看来“生造”的词语。王元化先生也有许多批评。我则属于“喜欢”一派。伯林对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的描述,彭怀栋的译文是:

   论外貌,别林斯基身材中等,瘦骨嶙峋,微佝;脸色苍白,麻斑略多,兴奋时容易通红。他患哮喘,容易疲倦,通常一副恹恹之相……生人在前,羞涩,局促……知交如年轻激进分子屠格涅夫、包特金、巴枯宁、葛兰诺夫斯基在座,则生龙活虎、意气风发。文学或哲学讨论的热烈气氛里,他目光精闪、瞳孔放大、绕室剧谈、声高语疾而急切、咳嗽连连、双臂挥舞。……入社会之中,迟拙不安,往往沉默寡言,而耳闻他认为邪恶或油滑不实之语,即凭原则而干预。据赫尔岑证言,遇此情形,他可怕的道德愤怒,有万夫莫当之势。

   他因辩论而激动之际,最有可观。

   我的喜欢是个人的偏爱。原因无他,就是对自己平淡、毫无韵味的“大白话”感到厌烦。这也是我20 世纪80 年代读到语言上“不纯”的昌耀诗时的惊喜。新鲜感就是陌生感,需要一种“不纯”以挑战平庸的语言和生命;也就是“不纯”转化为“不驯”的破坏力量的可能。

   三重历史时间

   有批评家读了我读作品的文章后认为,我主要是采用“历史化”的解读方法。细想起来确实是这样:这是文学史方法的延伸。一个时期曾力图有所改变,因积习难改而没有成效。对文学文本做历史解读重要,也很流行,但这种角度、方法并非唯一,它的重要性有时候也不必强调过分。因为,那些被称为文学经典的文本,都具有超越“历史”、超越立场的思想语言内涵和魅力。“左”派批评家伊格尔顿曾有这样的说法,只要有人支持“回归语言的敏感”,即使彼此政治立场南辕北辙,也都能在精读细品文学中找到共通点(《如何读文学作品》,台北商周2014 年版),也是在承认这种“可携带”的超越性。

   文学文本的历史解读的方法基于这样的信念: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受制于时代环境,也与他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他的作品,不仅透露个人生命、情感信息,也是特定民族、阶级、时代、文化的表达。另外,解读者也处于“历史”之中,解读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也受到时代、民族、文化传统、解读者生活处境的制约。根据这样的理解,历史解读就会努力将文本与一个社会背景关联,分析它所受的特定社会影响,为取材、人物、叙事方法、语言、风格等提供心理或历史的解释。这样的解读路径,相信不会遵从另一派批评家的主张。在后者看来,了解一位诗人或作家,你必须融入他的世界,任自己为他所支配,与他的情绪浑同合一,体悟其经验、信念。这一派批评家强调直觉、感受力的决定性意义。而对历史批评来说,直觉等可以是起点,却不是终点。在将细节“片片撕碎”的基础上对缝隙、“症候”的发现,揭发人所未言的隐蔽的历史含义,才是设定的最终目标。

   《我的阅读史》中,收入谈《日瓦戈医生》的一篇。小说故事从2002 年写起,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不过主体部分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国内战争时期。法捷耶夫的《毁灭》也是写这一时期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却显而易见。最主要的是作家不同经验和对这场革命的不同态度,另外也跟写作的时间有关。《毁灭》出版于1927 年,是近距离(时间上)处理他的经验,有一种现场感;《日瓦戈医生》成书于20 世纪50 年代,那段历史已被拉远,基调是反顾性的沉思。《毁灭》出版之后,在苏联、中国长时间被当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文本,而《日瓦戈医生》出版后二三十年间在社会主义国家被看作悖逆这一路线的异端。它的出版和1958 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不限于文学圈的轩然大波,它成为冷战时期两大阵营政治意识形态角力的工具。

   我在分析文章中谈到,20 世纪80 年代这个长篇的第一部中译本出版(漓江出版社1986 年版)之后,中国批评界对它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固然,在当年的“先锋文学”热潮中,期待从中找到现代主义新方法的肯定失望,帕斯捷尔纳克20 世纪头20年,确实曾热衷于新的语言、形式,但到写作《日瓦戈医生》的时间,已反省了自己过去的文风,抑制、放弃了那种华丽、才情外显、炫耀想象力的风格。从总体而言,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读者,或者受好莱坞的改编电影的影响而关注其中的爱情,但多数人更侧重所揭示的革命的“精神后果”这个层面。它描述了在革命风暴中,个人命运如何被“历史”限定,甚至“绑架”,也写了如何不让个人生活经验和生存之谜,被潮流淹没,消失在“政治的确定性”之中的带有悲剧意味的挣扎。“一个崇高完美的理想会变得愈来愈粗俗,愈来愈物化。这种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希腊就这样变成了罗马,俄国的启蒙运动也就这样变成了俄国革命。”——这段话在20 世纪80 年代的思想运动中,成为一些人“反思”的历史参照。

   这里提起《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并不是要对它做全面的解读,只是借它为例,来提出历史解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历史解读自然要将文本放入“历史”;对“历史时间”的敏感是个关节点。日本学者丸山升说的“敏锐的时间感”(《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中国现代文学轮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需要处理三重的时间关系:文本的时间、写作的时间和解读者所处的历史时间。它们之间关系的处理,考验着解读者的思想艺术能力,是否能在新的历史时间里释放文本拥有的“历史潜能”,是否能在三重时间的复杂关系中建构一种“秩序”,创造文本的新的“历史潜能”。

   放入历史和“逃离”历史

   文本的历史解读自然要将文本放入历史,也就是前面说的为文本关联一个“社会背景”,相对于文本自身来说,就是围绕文本生成的“外缘性”知识。这包括社会历史状况、文学制度、文学时期风尚、作家的性格素养等传记因素。地域、自然条件、气候等,也可能影响文本的性状。

   但背景性知识在文本解读上的必要性,批评家有不同看法。也有的人认为,这种知识越多,越可能触及不到艺术的精髓,他们强调的是艺术感觉和心灵领会。孤立地争辩这个分歧的对错没有必要也无益,问题在于文本的性质,还有解读者期望读出什么。

   不同文本与历史,与作家传记之间的关联方式不同。举例来说,读卞之琳20 世纪30 年代的诗,知道他的生平和时代背景固然有好处,但非必要;读牛汉、昌耀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包括以自身经历作为题材无限变奏的王蒙、张贤亮,不知道他们在当代的遭遇、曲折的人生经历,对作品的理解会隔着一层。牛汉有一个随笔集名为《生命的档案》,昌耀20世纪80 年代的诗文集取名《命运之书》,都显示了他们的写作与自己生命无法剥离的关系。中国当代大部分作品,与社会政治,与开展的各种运动、与政府颁布实施的政策法规的关联,相信是别的时期和别的国家都罕见的。这些年对《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等农村小说的研究是个小热点,分析这些作品,试想对20 世纪50 年代的土地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各个层级(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互助合作组织的结构、农民入社条件、劳动和分配报酬制度等不甚了了,如何能深入理解作品中写到的矛盾冲突,理解人物的思想情感?不了解当代的城乡关系,就不会明白一个时期小说热情表彰进城支援工业建设的农村青年,另一段时间,立志留在农村的又被树立为光荣榜样。当代文学史研究一般被认为缺乏学术含量,可是要记住这么多的远动、政策、概念,也是很辛苦的。

文本解读在对“外缘性”知识的依赖程度上并不一律,存在着双向的运动。一是积极放入历史,另一个是“逃离”历史。以赛亚·伯林的《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一书中,收入《威尔第的“素朴”——为W.H 奥登而作》的文章。他将作家、艺术家区分为“素朴”与“感伤”两类。伯林喜欢类型分析。最著名的是1953 年写的《狐狸和刺猬》,他借公元前7 世纪希腊诗人阿尔奇洛克斯残简的“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加以发挥,在思维方式和艺术人格上将作家、思想家区分为两大类型:狐狸追逐多个目标,思维是零散的;刺猬目标单一,固执,坚守一个单向的、普遍的原则。他说,柏拉图、但丁、尼采、黑格尔是刺猬类型,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是狐狸类型,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去年我写的《纪念他们的步履》,半开玩笑说谢冕先生天性是狐狸,却自认为是刺猬。伯林的另一个著名类型分析是关于艺术责任的:他说“法国态度”视艺术家为“承办者”,为读者生产最好的、高度艺术性的产品;而“俄国态度”则是将社会道德、社会参与、现实关怀看作是人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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