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红、黄、蓝:色彩的“政治学”——1958年“红色文学史”的编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1 次 更新时间:2020-11-24 09: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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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0年第11期,责任编辑李松睿,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当时被称为“红色文学史”,近二三十年来的学术史研究多有提及。作为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红色文学史”发生的社会政治背景,表达的政治、学术诉求,文学史编写依据的理念,作为群众性集体学术研究的组织、运行方式,以及它如何引发当代文学史编纂的某些争论(如以论带史、民间文学主流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中间性作品”等),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生产与权力、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及社会政治潮流之间的关系。

   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这本书中,我谈到当代文学“经典”评定与政治潮流的关系的时候,举了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教材的例子[1]。“大跃进”的热潮中,他们响应号召,只用三十几天就集体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55级文学史”),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事件。因为初版本的红色封面,更由于其“颠覆性”的激进内容和首创的集体编写的工作方式,当时被称为“红色文学史”(图1)。但第二年的扩展修订版,删改了若干激进的评述,封面装帧也变为黄色(图2)。到了60年代初,周扬主持的文科教材版《中国文学史》则是深蓝色封面(图3),科研体制也由集体协作变为专家的主编负责制。这种封面本非预设的色彩变化,在“文革”期间被解读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博弈斗争的政治象征意义[2]。

   关于“55级文学史”,近二三十年来的学术史研究论著多有提及[3]。下面的评述,主要是将它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事件进行回顾:追溯它发生的社会政治背景,表达的政治/学术目标,编写依据的理念和作为群众性集体学术研究的组织、运行方式,以加深对当代中国知识生产与权力、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政治、人事脉络的了解。

  

   一、 “拔白旗,插红旗”

  

   “55级文学史”的编写,是1958年开展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一运动在高校,主要是批判代表性学者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并组织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集体教材编写。对于这一运动在北京大学开展的情况,该校当年有这样的描述:

   自8月初到9月下旬,在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全校共完成科学研究项目四千余个,其中人文科学方面有一千余个……中文系仅在一个月之内就批判了游国恩、林庚、王瑶、王力、高名凯、刘大杰、朱光潜等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并对右派分子陆侃如、钟敬文在中国文学史方面的反动谬论进行了批驳,前后共写论文将近一百篇。历史系对陈寅恪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与钱穆、李济等人的反动史学思想以及对外国资产阶级所谓“汉学家”如伯希和、梅园末直等对中国历史的歪曲捏造也进行了批判和驳斥。哲学系对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特别是他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共写了将近六十篇论文,对马寅初、贺麟、洪谦、朱谦之与郑昕等人也进行了批判……在经济科学方面,对南共纲领、马寅初的经济思想和徐毓枬的《经济学说史》进行了批判。法律系批判了龚祥瑞、芮沐和赵理海的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和修正主义观点。图书馆学系对刘国钧、杜定友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资产阶级观点进行了批判。在批判过程中,齐思和、洪谦、刘国钧等根据自觉革命的精神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也进行了初步检查和批判。[4]

   在五六十年代,物理系和中文系是北大的两个大系,取分分别在文理科最高,不管什么样的“运动”(如“鸣放”“反右”“大跃进”等),也往往走在前列。中文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师生撰写的批判文章就有近一百篇,批判对象既有在本系任教的文学史家、语言学家,也有系、校外的专家。这些论文的一部分,编辑、出版了四辑《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和两辑《语言学研究与批判》[5]。

   被批判的游国恩、林庚、王瑶、王力等先生,是当时有影响力、在50年代也非常活跃的学者。游国恩那本收入《屈赋考源》《楚辞女性中心说》等论文的《楚辞论文集》,1957年刚刚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林庚的《诗人李白》1956年版权转到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不到两年时间印数就达八万余册;1957年初,他的《中国文学简史》上卷也印行面世并受到关注。就在批判展开的前几个月,《北京大学学报》还刊登了林庚的论文《盛唐气象》,《文艺报》也发表了王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胡风、冯雪峰的长文[6]。没有想到转眼之间,他们就成了批判对象,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对王瑶的批判,导致他自1955年开始担任的《文艺报》编委职衔,从1958年10月的第19期起被撤销。

   在运动中,北大中文系的这些先生的学问,被批判为“伪科学”:他们的“文学史著作中,除了大量的繁琐考证和材料堆砌外,就是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对于古典作家和作品进行歪曲的解释”。在时势的激荡下,学生们确立了超越他们的勇气,并将这一关系定性为对立阶级之间的取代,“决心跟历代的封建学者和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研究的错误观点彻底决裂”,用集体的智慧撰写“内容全新,体制全新”[7]的论著:

   一月之内,在党的领导下,四年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根据厚今薄古的原则写出了资产阶级学者没有写过的《当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两部讲义;写出了《中国六十年来语言学的介绍和批判》一书,达20万字;教师们原计划在1959年才写出这部书,但是,在年青人的手中……短短两个星期就写出来了……四年级学生还写出了一部比较详细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三年级学生写出了一部《中国文学史》,长达75万字。几位老教授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国文学史》,写了两年没有完成,三年级学生一个月内就完成了。这个年级的学生还为工农编写了一部成语词典;研究生和一部分青年教师合写一部《马列主义语言学基础》……[8]

   这里说的三年级学生一个月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下面要讨论的“55级文学史”。

  

   二、 “大协作的机器”

  

   1958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9]的年头,但几十人在短时间内完成几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编写,还是会遇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怀疑,这包括编写者的学术资历、拟定的编写完成时间以及编写的方式。这种写作方式挑战了传统有关人文研究工作的一般想象。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写作,可否采用集体大协作方式的质疑,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认为“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一个新的方向”:

   知识分子从事精神财富的生产,长久以来,他们都是个体劳动者,沿袭下来,人们也总是认为这样是正常情况,无法改变。这种观念一直到1958年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后才破除。[10]

   集体协作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分散的个人组成一个思想、步调统一的整体,如何处理统一思想和个人经验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的未来主义者有着机器崇拜的情结,“55级文学史”编写者显然从现代工业生产的理念和组织方式上获得灵感:不仅使用“大协作”“机器”等字眼来描述这一科研活动,也把他们的工作直接与1958年工业生产“蚂蚁啃骨头”的典型相提并论[11]。当时在高校开展的批判个人主义和“红专辩论”,常将大工业生产与小生产的手工劳作加以对比,来论证存在决定意识:前者形成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而小生产和脑力劳动的个体劳动方式,为个人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因而,在“55级文学史”编写者那里,探索从个人思考、写作变为集体写作的方式,就不只是具体方法上的意义。如何建造一个“像一部机器紧张而和谐地转动”的组织,而“每个人就是这部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12]?在文学史出版后,编写者总结了下面几条经验。

   首先是标准、指导思想。编写者说,他们通过组织理论学习和贯穿全过程的“务虚会”,实现标准、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一开始,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论著,以之作为指导思想,并“就一些根本问题展开辩论”,达到“认识的统一”,“进行了五天的理论学习和鸣放”[13]。理论学习和“务虚会”针对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参加者的思想、工作态度,确立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的原则;二是历史叙述和作家作品评价、分析的理论根据和标准;三是发现、建构中国文学史的“规律”,作为统御整部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框架。这里体现的理念和方法,在当时的史学界被概括为“以论带史”的方法。有编写者在回忆中讲到这一方法应用的具体细节(也许这是较极端的例子):

   记得全年级同学在编写文学史前,曾经先“解剖麻雀”,聚集在宿舍楼道里,讨论社会上争论的关于《琵琶记》是否宣扬封建道德的问题。其中有的发言者,其实并没有读过《琵琶记》,连作品人物名字都叫不出来,在长篇的发言中,称的是“男主人公”怎样、“女主人公”怎样的,却可以大谈一番批判性的高深道理,一二三四讲得头头是道。[14]

   其次是“严密的机构、制度”:

   成立了以党的支委会为核心的编委会,党支部书记挂帅当主编。四个副主编分工负责协助主编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业务工作、对外联系、秘书事务工作……建立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到五四等六个业务小组。每组都配备了坚强的党员领导骨干……每个组又根据业务的方面,划分了小小组,作了明确的具体分工……还建立了一整套的会议、汇报制度和规定了工作时间、工作纪律。这样,一部脑力劳动大协作的机器就最后“安装”完毕,开始有节奏地转动起来了。[15]

   第三是生产过程、产品检验:

   “机器”进入了正式生产。党领导编委会把整个“生产过程”,规划为几个阶段:个人和小小组阅读材料,写出详细的有论点、有论据的提纲、小组讨论、修改提纲、编委会审查提纲、个人写初稿、小组讨论、修改初稿(或二稿)、编委会审查、修改、定稿……业务工作的每一步骤,都必须紧紧地加以掌握。尤其是提纲的讨论、修改、审查…… [16]

   编写过程出现的矛盾,包括学术观点的分歧上,规定了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意见的原则:

   小组对个人所拟的提纲,往往作出很多正确的补充、修改,乃至全盘推翻。大多数同志对这一点,都能本着坚持真理、勇于辩论、修正错误、服从集体的原则加以接受……但也有少数同志……过分重视自己的意见而忽视集体的正确意见……甚至有个别的人甩袖子不干。这时可以由别人本着小组讨论的集体意见来进行修改或重写工作。但对这种思想,却不能放过,我们就在务虚会上,从原则出发,展开尖锐的批评。[17]

   在这个“脑力劳动大协作的机器”中,组装进“机器”的个体可能因此获得超越一己的智慧、力量,但个人也可能被集体孤立、碎片化,灵感和想象力在“集体的正确意见”的压力下被磨损,被抑制。然而,排除了差异性经验,排除个体的奇想、偶然性的集体,它的“正确”有时候也难免走向空洞、僵硬和公式化。

   “55级文学史”的制度和科研方式,后来虽然不再有完整的复现,但其中某些理念和工作方法,在当代中国学术生产中有深远影响。

  

   三、 “红色文学史”

  

1958年,全国各地高校学生的科研活动遍地开花,编写的教材、文学史自然也不止北大中文系编写的这一部。较知名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1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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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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