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我从事区域经济研究已整整20年。1998年6月，我应聘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任所长助理，进入了区域经济专业研究领域。在此之前，虽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研究方向是区域经济，师从著名的区域经济学家陈栋生教授，但毕业后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从事财经研究,此后，便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专业人士。专业的人要做专业的事，从此，我放弃了原来熟悉的研究领域——财政、金融与投资，进入到一个不太熟悉、好进难出的专业领域——国土开发与区域经济，一干就是20年。回想起来，付出了很多，失去了很多，但也有一些收获。借此机会，略述一二。
1、对城镇化与城市群的研究
在去国土地区所工作之前，我于1998年5月进入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南开大学副校长逄锦聚是我的合作导师。进站不久，逄教授要我参加他正在主持的由财政部委托的《中国财政50年》研究课题，我承担的专题是《中国城市化道路与乡镇企业的发展》。研究报告编入由财政部刘仲黎部长任主编的《奠基》一书。为了搞好这项研究，我系统阅读了关于城市化的大量文献，理清了世界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化的大致脉络，也使我对城市化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进入国土地区所之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与时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的刘福垣教授合作，完成《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课题，我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与乡镇企业的发展》课题报告的基础上起草了研究报告，在这项研究中我关注到一个新的形态，就是城市群。我发现一些学者介绍了国外的城市群，并在研究中国的城市群，所以，我在报告中提出了城市群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载体的观点。该报告经刘院长修改后编入国家计委曾培炎主任主编的《中国经济50年》一书。
在研究城市化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城市化的载体是城市和城镇。那么城市化的主体是谁？我认为城市化的主体就是农民工。我1995年开始关注农民工，那时，我刚进入研究生院脱产学习，有了自己支配的时间，就想研究一些问题。我注意到城市中有一个群体叫农民工。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和城镇，从事工商业，不仅为中国工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也为城市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当时的舆论对农民工都是负面的，有人称盲流，有人称流民，称呼农民工还算是客气的。利用暑假，我去北京海户屯乡调研，那里是农民工聚集的地方。乡政府的办事人员告诉我，这里有户籍的只有1万多人，而实际居住的人口已超过5万，农民工自己集资办了子弟小学，并成立了联防队。调研以后，我起草了一篇2万多字的研究报告，报告题目是：《农民进城的正副效应分析》，报告全文刊登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内刊上。时任《中国市场》杂志编辑部主任的杨书兵将我的报告缩写后分两期发表在《中国市场》杂志1996年第2、3期上，文章的题目改为《疏导民工潮的新思路》。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的主体，我在文章中呼吁为农民工进城定居创造必要的条件，摒弃城乡二元户籍，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1998年的东南亚货币危机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冲击很大，我国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对策，但效果很不理想，当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8%以下。扩大内需最有效的途径在哪里？我想到了城市化。我在对农民工和城市化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城市化：牵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我在文章中提出城市化是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自然历史过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是牵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该文本想作为政策建议上报，但主管副院长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城里那么多下岗职工，你还让农民进城添乱。领导不同意上报，正好《河北经济》杂志记者找我约稿，于是，我的文章就在《河北经济》杂志上发表了。
2000年，“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不失时间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在此之前，我发表的文章用的都是城市化概念，在此之后就改成了城镇化。尽管有些学者仍沿用城市化这一概念，但更多的人改用了城镇化，更多的人认识到“城市化”与“城镇化”不是两个概念，而是一回事。也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学者，把城镇化解释成为发展小城镇，为此，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
2005年，河南省发改委委托宏观经济研究院编制《中原城市群规划》，刘福垣副院长任课题组长，我和周海春、王青云任副组长，我负责空间布局和城镇体系研究专题。我带课题组调研了中原城市群九个城市，提出了“一核三圈，两轴两带”的空间布局设想，一核即郑州核心城市，三圈即郑汴都市圈、九市核心圈和辐射圈，辐射圈的范围与后来提出的“中原经济区”相吻合；两轴即郑汴洛发展轴和新郑徐漯发展轴，两带即新焦济经济带和洛平漯经济带。规划研究完成后，河南省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并批准了《中原城市群规划》。我则组织人员对研究报告进行修改调整，出版了《中原城市群战略与规划》一书。
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城市群是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我便用财政部拨付的研究资金立了一个课题，组织所内研究人员对城市群理论和中国的城市群进行研究，研究报告30多万字，我进行修改后出版了《中国十大城市群》一书，书中的十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珠三角、中原、山东半岛之外，其他名称均是我命名的，如京津冀、长江中游、海峡西岸、辽中南、川渝，关中等，除川渝城市群的名称没有被接受，其他均已在国家批准的规划中被正式使用。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宏观经济研究院向我所下达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任务，指定我为课题负责人。我组织所内研究人员起草了研究报告，但到底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并未概括出来，经多日苦想，终于悟出来一段话，那就是：以农民工为主体，以城市群为主要载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后来，“农民工”这一概念转称为“农业转移人口”。我是较早提出农民工市民化观点的学者，并持久不懈地呼吁，终于成为中央的决策。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读了之后，感觉十分欣慰。
2012年，海南改革研究院组织出版国家战略丛书，约我和党国英教授撰写《城镇化战略》一书，我用了一年时间撰写，虽然用了以前的研究成果，仍然花费了我太多的精力，年末体检时，我的血糖指标比正常值高了2个点。出了一本书，血糖高了两个点，就算是我对城镇化做的贡献吧。也就是在这一年，我被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会推选为“2012城镇化年度人物”。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了《全国新型城镇化规划》，规划中对城镇化进行了规范定义，对我国实施城镇化战略和城镇化意义进行了高度评价，并提出国家负责编制跨省区市的城市群进行规划。随后，我所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组织我所研究人员对成渝城市群规划和哈长城市群规划进行了系统研究，为编制规划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2、对西部大开发的研究
我于1998年5月进入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我的合作导师是南开大学副校长逄锦聚教授。我与逄教授一见面，就提出在博士后期间，要研究西部发展问题。因为读博士期间，没有写关于区域经济的博士论文，而写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论文，做博士后就是要还一个账，兑现我对陈先生的承诺，逄教授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没有想到他欣然同意。我的博士后研究题目是西部发展战略与空间布局，这本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因在读博士期间没有认识到区域经济学的难度而中途搁浅，转而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后来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与对策。我决定利用到国土地区所工作的便利条件完成博士后研究计划。
1998年四季度，我向宏观经济研究院申报了“西部发展战略研究”选题，但此选题没有被列入1999年重大课题，另一个选题“21世纪中国特区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被列入，经费8万元，由我任课题负责人。1999年初，国家计委曾培炎主任提出宏观院应研究西部发展问题，所以，宏观经济研究院给我所下达了西部发展战略课题研究任务，因经费已分完，只好将“特区开发区研究”课题经费一分为二，也就是各4万元。为了做好研究，所里拿出了部分经费给予支持。
1999年5月，我所“西部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正式成立，我任课题组副组长，课题组组长由时任副所长的杜平同志担任。课题组成员进行了分工，分别收集资料，并多次召开课题组讨论会和专家座谈会。杜平组长还分别在兰州和成都召开了西部发展座谈会，座谈会纪要上报了发改委。1999年6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西安发表了关于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讲话。在此之前，我对中央的决策一无所知，只是和课题组的同志紧锣密鼓地做理论上的准备。我在1998年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与中西部的发展》，谈的都是中西部，并未把西部单列出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使我有措手不及的感觉，因我还未对西部地区有全面的调研和深入的了解，难以提出系统的发展思路和有价值的观点。
1999年9月，我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去西北地区调研。先乘飞机到了西安，再乘汽车到了延安、榆林，然后到银川，陕西省发改委权永生处长一路陪同，行程3700公里。从银川乘火车到甘肃，又从甘肃飞到新疆。20天走了四个省（自治区）。回来后，写了几篇调研报告。我还执笔撰写了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资金筹措专题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思路，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以“筑巢引凤”，活化存量资金、凝聚内部资金以“筑坝蓄水”，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发展资本市场以实现“金融深化”，把城市发展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改善基础教育，促进人口转移等等。课题成果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被评为宏观经济研究院优秀课题成果二等奖和国家发改委的三等奖。接着，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对研究报告进行修改，交给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为《西部开发论》。记得2000年4月，我陪同全国政协陈锦华副主席赴陕西考察，一路上，陈主席都在与我讨论西部大开发问题。我白天陪同考察，晚上继续编辑《西部开发论》。2000年4月，我被国家计委任命为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我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一年。此后我又组织专家编撰了《中外西部开发史鉴》一书，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决策理论依据。
此后，我对西部地区多次调研，到了西部所有省份和主要的地级市，对西部地区的了解不断深入，发表了多篇文章，如2000年发表在《宏观经济研究》上的“西部大开发与金融深化”，2001年发表在《经济管理》杂志上的“如何解决西部大开发的资金”，还参与编辑了《西部大开发：大战略、新思路》一书。对于西部大开发的研究占用了我大部分时间，我的博士后报告却未能按期完成，直到2001年9月，我才完成了出站报告《西部发展战略与空间布局》，共20万字。比较遗憾的是我的博士后报告未正式出版，因研究工作越来越紧张，没有时间整理，只好搁置至今，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由不同的杂志或报刊发表出来。
201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实施十年，我用了几个月时间，写成了一篇“西部大开发：新的十年，新的思考”，对西部大开发进行了回顾，提出了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若干建议。《中国投资》杂志记者就西部大开发问题采访了我，并发表了“访谈录”，标题为：“西部大开发：寻找西部的深圳与浦东”。2018年，《改革》杂志约稿，请我写一篇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文章，我正好在美国做学术交流，有一些时间，便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篇题为“西部大开发的评估与建议”的长篇文章，发表在《改革》杂志2018年第六期。至此，我研究西部发展已整整20年，不知是否该划一个句号。
3、对特区、开发区与新区的研究
对特区、开发区的研究始于1999年。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深圳是特区，浦东是新区，天津和大连有开发区，对其功能、发展以及对所在区域的作用没有关注与思考。让我任“21世纪特区开发区战略研究”课题负责人，不是因为我对此有研究基础，而是我有所长助理这个头衔。在中国“头衔”很重要，我是所里的“二把手”，不当课题组长就被认为不重视。当然，也可以仅“挂名”不干事，但我不是这样，我是事必躬亲，收集资料，带队调研，撰写调研报告，执笔撰写总报告，无意之中就把自己搞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仅挂名不研究，很难成为专家。我长期在所领导岗位上，从未仅挂名不干事，倒是有时干事不挂名，如2002年，我所开展“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我不但不做课题组长，副组长也不做，仅作为课题组成员。不仅带队调研，还执笔撰写调研报告，所写调研报告还获得了宏观经济研究院优秀调研报告二等奖。当时，特区有5个，国家级开发区有32家。调研时分为两组，一组调研特区，一组调研开发区，我带队把比较有名的国家级开发区都去了，天津、大连、青岛、上海漕河泾、昆山、秦皇岛等，参加了国家级开发区协会在青岛召开的年会。在江苏昆山的调研给我的印象最深，开座谈会时，只有管委会主任一个人给我们介绍情况，开始我感到很意外。后来，他把昆山开发区从成立到发展的全过程娓娓道来，我感觉是在看一个历史大片。如他讲到，浦东新区宣布成立后，吸引来不少台商，他逐个宾馆拜访，请他们到昆山看一看。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半夜，他接到一个台商打来的电话，说他在来昆山的高速公路上发病了，希望直接去医院。他起床后，紧急通知工作人员做好准备，他则亲自到高速路口迎接，陪同他去医院，台商很感动，又动员多家台商到昆山投资。在对开发区调研的基础上，我执笔撰写了题为“21世纪特区、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研究报告在《中国经济导报》发表，占了整整一个版面。
在研究报告里，我们提出了多个战略思路，如体制创新战略、三个并重战略、滚动开发战略、新城区战略等。但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对区域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增长极战略。特区也好，开发区也好，新区也好，都是所在区域的新的经济“增长极”。“增长极”这一概念是法国学者佩鲁提出的，他认为，一些具有创新能力的产业常常聚集在一些“点”上，这些点发展很快，成为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极，随着“点”的发展，区域被带动起来。我们认为，通过加大投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产业聚集，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不仅“点”的发展加快，“面”也能够较快地发展起来。我们发现，深圳的发展带动了珠三角，浦东的发展带动了长三角。一些国家级开发区，如天津、大连、青岛等，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开发区热”从一个侧面说明各地领导认识到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只是在实际工作中出了偏差。
2004年，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委托我所研究发展战略。我所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课题组，我任课题组长，史育龙、李忠任副组长，成员中有中国社科院的李青研究员、天津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刘东涛研究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等专家，历时半年，完成了一个总报告，八个专题报告，包括天津滨海新区的基础条件、功能定位、发展方向、空间布局、产业发展、体制创新、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提出了把天津滨海新区培育为中国北方地区的经济增长极的思路，为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战略做了理论准备，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随后，编著出版了《第三增长极的崛起》一书。2005年，我还参与起草了国务院批复的《关于促进天津滨海新区发展的指导意见》。
4、对空间规划、区域规划、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研究
2003年，我主持了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协调空间开发秩序与空间结构调整研究”，提出了“两纵两横”的空间布局设想，即在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基础上增加“京广京哈”经济带和“陇海兰新”经济带，在“T”字型基础上扩展为“开”字型。提出了在“十一五”期间编制全国性空间规划和区域性空间规划的建议，为“十一五”规划的区域发展部分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总报告编入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主编的《“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一书。在“协调空间开发秩序和空间结构调整”课题研究中，提出了两个均等化：区域之间公共支出均等化和公共福利均等化，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应把人的发展放到第一位，把提高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放在第一位，把重点放到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上来，继而，提出了“两个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向发达地区转移，不仅在增加“分子”上做文章，也要在减少“分母”上做文章，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全国性空间规划后来演变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我认为主体功能区概念的提出是一个创新，可上升为国家战略，在编制各级空间规划时，划分建设区、农业区、生态区三大功能区，而专门编制一个主体功能区规划，很难落地，也很难将规划付诸实施。后来的实践证明，尽管《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于“十一五”规划期末由国务院批准，各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也陆续推出，但未达到预期效果。我很早就提出构建空间规划体系，长期坚持在市县两级编制“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建议制订并在人大通过《空间规划法》。2015年，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建议》明确：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以市县级行政区为单元，建立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差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的空间治理体系。
我始终认为空间规划是各级政府对所处地理空间做出的制度性安排，目的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产业的关系、人与城市的关系。本质上是处理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人类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避免人们的短期行为造成对自然的破坏。我们知道人类个体的理性极可能造成整体的非理性，如人们为了生存去砍树开荒，去挖煤炼铁，通过化工手段制造生活用品，都是人们理性的选择，不能让人们饿着肚子去保护生态。如人们都向往大城市，因为城市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但如果都进入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就会难以承受，在这个时候，空间规划就成为政府的一个手段。我非常赞同著名学者梁鹤年的观点，他说，规划是一种信仰，因为大家都认为有规划比没有规划好。但编制规划是有难度的，编制科学的合理的规划难度更大，不仅要有科学的理念，还要对客观实际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因此编制空间规划比编制别的规划难度更大。过去的规划都是想方设法利用空间，对大自然近乎无限的索取，而空间规划的主旨是尽可能保护自然，是长期性、全局性、整体性规划，而很多人往往急功近利，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规划编制者，都很难下大工夫。因此，编制空间规划应确定有限目标，而不能确定终极目标。应构建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体系，把规划重点放在市县两级。规划内容要简而不繁，重点是确定三大空间：建设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划定三条红线：城乡建设红线、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其他内容如城市建设、村镇建设、产业发展应由其他专项规划来完成。现在推行的多规合一，目的是解决规划之间的冲突问题，但不能简单归并，变成无所不包的规划，不仅编制难度大，而且很难科学化合理化。我的这些观点均在不同场合不断地不厌其烦地讲过多次，也就此写过文章。
编制区域规划我所是主要参与者，但我亲自参与编制的区域规划并不是很多，印象中亲自参与了海峡西岸经济区规划的研究和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合作规划的编制。我于2008年组织全所研究区域规划的编制，形成了一批研究报告，并发表了一些文章。后来，由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国务院批准的区域规划从性质上说属于发展规划，主要目的是促进重点区域或问题区域的发展。我所瞩目的是跨省域的空间规划，由国家组织力量进行编制，作为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的组成部分，因为国土资源部组织编制并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是一个指导规划编制的纲要。跨省域的区域空间规划组合在一起，才是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当然，也可以在纲要指导下，由各省组织编制省域空间规划也可以，但规划编制主体已经不是国家，而是各省人民政府。我发现，各省编制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国土规划，一定不会跨界，因此，如何衔接就是一个大问题。
2011年，我主持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研究”课题。这是国家发改委确定的重大研究课题。确定2011年年度课题时，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的朱自鑫同志提出，国家发改委的研究机构要观大势、谋大局、出大策，应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做好前期研究，宏观院最后确定了构建国土空间开发新格局研究课题，由我亲自领衔。我深感责任重大，精心组织这次课题的研究。研究一段时间后，我突然感到，研究题目存在问题。我想空间格局是自有人类以来为了生存与发展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不断累积形成的，岂能够重新构建。长期以来，我们喜欢除旧布新，推倒重来，但相对于历史的积淀都收效甚微，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使其不断优化，不使其恶化，就这一点也很难很难。从我们开始，应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在此前提下，逐步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改善人们的生活，并尽可能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基于这一理念，我打报告提出将研究题目改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研究”,报告得到了批准。我们在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基本思路：集中发展，多极化协同集聚；集约发展，高效利用国土空间；人口与GDP相匹配，产业集中和人口集中相同步；因地制宜，不同区域采用不同的开发模式；点、线、面耦合，构建“城市群—发展轴—经济区”国土空间开发体系。我们还提出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整体设想：打造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经济带；发展城市群，加快经济一体化和加强辐射力；在中西部和边疆地区有选择地培育经济增长极；以城市群为核心构建跨省市的经济区；支持城市群之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强化粮食、能源和生态安全保障，刚性控制农田保护区、资源储备区、生态保护区。有些观点是区域经济学者长期坚持的，有些观点是我们最新提出的。在课题验收时，得到发改委专家们的认同，获得了宏观经济研究院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和国家发改委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也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批示。我们的研究成果由中国计划出版社公开出版。
我们在报告里提出打造“四纵四横”经济带，四纵是沿海经济带、京广京哈经济带、包昆经济带、沿边经济带；四横是珠江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陇海兰新经济带、渤蒙新经济带。其他经济带我们信心满满，唯有沿边经济带觉得不太靠谱，因为其最不像经济带，城市数量少、城市规模小，离边境线比较远，有的城市离边境线几百公里。随后几年，我每年都组织调研组赴边疆调研，2012年去广西，2013年去云南，2014年去新疆，2015年去内蒙，2018年也就是今年还去了东北三省。我认为，边疆地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必须重视边疆地区的发展，但强边必须安边，安边必须富边，而富边必须发展产业，二三产业应集聚在城市，城市发展了，沿边经济带就形成了。2014年，接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委托和国家开发银行的资助，我所与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合作研究新疆沿边经济带发展战略。我设计了研究方案与课题研究的基本框架，并主持了新疆沿边经济带空间布局研究专题，参与了总报告的撰写，提出了支持沿边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等思路。研究报告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区委书记张春贤的重视，多次听取课题组的汇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同志做了重要批示。研究成果被国家发改委评为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
5、对京津冀合作、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研究
谈到京津冀合作，不得不谈到廊坊会议。2004年2月12日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在廊坊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天津、河北发改委的领导，还有河北各市发改委的同志，我受邀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地区司郭培章司长主持，当天中午，我向郭司长提议，搞一个纪要或宣言，会后向媒体公布一下，郭司长当即同意，由地区司的多位同志和我所区域研究室主任汪阳红副研究员负责起草，第二天上午开会讨论。有人认为叫廊坊宣言有点高了，不知谁说的，1992年“汪辜会谈”达成“九二共识”，不如就叫“廊坊共识”吧，大家表示同意。《廊坊共识》在媒体上公布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就是这一次会，京津冀合作才进入了我的视野。2005年，我主持的《天津滨海新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评审会在北京举行。会后，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王二林同志向我提出继续合作，我说如果继续合作就研究京津冀合作课题，王主任当即同意出资50万元，资助我们进行研究。我所随即成立了课题组，我任组长，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汪阳红任副组长，并联合天津发改委、河北发改委共同研究。我带着课题组成员调研了北京、天津及河北11个地级市，对河北进行了全方位扫描，写出了几十万字的研究报告。我起草了总报告并审阅修改了各个专题报告。2010年，在天津滨海新区的资助下，将研究报告由经济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为《京津冀区域合作论》。
2006年，我参加了国家发改委在唐山召开的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启动大会，会议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江同志主持。当天晚上我参加了刘江主任主持的曹妃甸发展座谈会，参加会的有河北省郭耿茂副省长、唐山市的领导、国家发改委的几位司长。我在会上发言，谈了曹妃甸发展的思路，我认为，曹妃甸的优势在港而不在岛，应依托唐海县城聚集产业，刘江主任当即表示赞同。
2012年，我主持了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委托的京津冀合作重大问题研究，提出了促进形成开放合作的空间结构、促进京津冀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促进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联合防治环境污染、引导产业合理布局的思路，提出了双核引领、四轴集聚、多点支撑的空间布局设想，为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供了参考。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之后，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城市群建设、北京市大城市病治理、非首都功能疏解、在河北设立国家级新区，培育经济增长极等做过几十场学术报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
我读博士时，就了解了长江经济带这一概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区域经济学者提出了“T”字形空间布局的设想，T字母的“一横”是沿海经济带，“一竖”就是长江经济带。长江是一条黄金水道，作为一条东西交通大动脉，长期以来，凸显的是交通功能，能否发展成为一条聚集更多产业和人口的经济带，实现上中下游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区域经济学者长期关注并不断呼吁的问题。我研究长江经济带，开始于1999年,当时，华东师大召开长江经济带论坛，我作为国土地区所的代表参加会议并发言，发言题目就是“长江经济带引领西部大开发”。2011年，由华润水电公司资助，我组织了一个课题组，研究长江上游地区的区域发展与合作，实地调研了重庆、泸州、宜宾、内江、自贡、乐山、毕节、六盘水、遵义共九个地级以上城市，撰写了2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研究长江上游地区的目的是引起国家的重视，促进川滇黔渝交界地区的发展与合作。
2013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支撑带，随即国家发改委组织研究人员对长江经济带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宏观经济研究院组成了以常务副院长王一鸣教授负责，各所所长及研究骨干参加的课题组，划分综合交通、产业发展、城镇化与空间布局、对外开放、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创新六个专题，成立了六个研究小组，分专题进行研究。我负责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空间布局专题，组织课题组对长江沿线省市进行了系统研究，按时提交了研究报告。
长江经济带原定的区域范围是“7+2”，即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七省加上上海、重庆两市，不包括浙江和贵州。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将范围限定在9省市，人为割裂了长三角城市群，因为长江经济带最发达的地区是长三角城市群，而浙江北部的城市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生态屏障，而长江经济带建设应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我在徐宪平副主任主持的会上建议将浙江和贵州两省纳入规划范围，将长江经济带的范围从“7+2”扩大到“9+2”。在空间范围的划分方面，安徽被划在长江中游，我提出，从地理上看，江西鄱阳湖湖口以下属于长江下游，从经济联系上看，安徽经济联系主要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议安徽划到长江下游更为合适，这两个建议均被采纳。我们在报告里提出:“一轴两带、三群多点”，一轴即长江沿岸发展轴，两带即沪昆经济带、沪蓉经济带；三群即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多点即城市群之外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并提出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思路。2016年，我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长江经济带论坛，我在大会上发言的题目是：长江经济带：如何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我的观点是：长江经济带应在坚持生态优先的前提下，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努力建成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样板，成为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新引擎。
我本是搞业务的，在财政部工作过，在建设银行工作过，在投资公司工作过，却有意无意地进入学术圈，做了一名学者，研究了一些东西，提出了一些观点，获得了一些荣誉和肯定，获得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研究成果的一、二、三等奖，2012年还获得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光荣称号。影响也好，荣誉也好，都如过眼云烟，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付出过，奋斗过，忧虑过，兴奋过，我提出的思路与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所赞同，有些已被国家决策所采纳。
（本文收录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编《风雨华章路》一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