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金成:我的区域经济研究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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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金成 (进入专栏)  

  

   屈指算来,我从事区域经济研究已整整20年。1998年6月,我应聘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任所长助理,进入了区域经济专业研究领域。在此之前,虽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研究方向是区域经济,师从著名的区域经济学家陈栋生教授,但毕业后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从事财经研究,此后,便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专业人士。专业的人要做专业的事,从此,我放弃了原来熟悉的研究领域——财政、金融与投资,进入到一个不太熟悉、好进难出的专业领域——国土开发与区域经济,一干就是20年。回想起来,付出了很多,失去了很多,但也有一些收获。借此机会,略述一二。

   1、对城镇化与城市群的研究

   在去国土地区所工作之前,我于1998年5月进入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南开大学副校长逄锦聚是我的合作导师。进站不久,逄教授要我参加他正在主持的由财政部委托的《中国财政50年》研究课题,我承担的专题是《中国城市化道路与乡镇企业的发展》。研究报告编入由财政部刘仲黎部长任主编的《奠基》一书。为了搞好这项研究,我系统阅读了关于城市化的大量文献,理清了世界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化的大致脉络,也使我对城市化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进入国土地区所之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与时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的刘福垣教授合作,完成《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课题,我在《中国城市化道路与乡镇企业的发展》课题报告的基础上起草了研究报告,在这项研究中我关注到一个新的形态,就是城市群。我发现一些学者介绍了国外的城市群,并在研究中国的城市群,所以,我在报告中提出了城市群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载体的观点。该报告经刘院长修改后编入国家计委曾培炎主任主编的《中国经济50年》一书。

   在研究城市化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城市化的载体是城市和城镇。那么城市化的主体是谁?我认为城市化的主体就是农民工。我1995年开始关注农民工,那时,我刚进入研究生院脱产学习,有了自己支配的时间,就想研究一些问题。我注意到城市中有一个群体叫农民工。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和城镇,从事工商业,不仅为中国工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也为城市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当时的舆论对农民工都是负面的,有人称盲流,有人称流民,称呼农民工还算是客气的。利用暑假,我去北京海户屯乡调研,那里是农民工聚集的地方。乡政府的办事人员告诉我,这里有户籍的只有1万多人,而实际居住的人口已超过5万,农民工自己集资办了子弟小学,并成立了联防队。调研以后,我起草了一篇2万多字的研究报告,报告题目是:《农民进城的正副效应分析》,报告全文刊登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内刊上。时任《中国市场》杂志编辑部主任的杨书兵将我的报告缩写后分两期发表在《中国市场》杂志1996年第2、3期上,文章的题目改为《疏导民工潮的新思路》。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的主体,我在文章中呼吁为农民工进城定居创造必要的条件,摒弃城乡二元户籍,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1998年的东南亚货币危机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冲击很大,我国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对策,但效果很不理想,当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8%以下。扩大内需最有效的途径在哪里?我想到了城市化。我在对农民工和城市化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城市化:牵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我在文章中提出城市化是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自然历史过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是牵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该文本想作为政策建议上报,但主管副院长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城里那么多下岗职工,你还让农民进城添乱。领导不同意上报,正好《河北经济》杂志记者找我约稿,于是,我的文章就在《河北经济》杂志上发表了。

   2000年,“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不失时间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在此之前,我发表的文章用的都是城市化概念,在此之后就改成了城镇化。尽管有些学者仍沿用城市化这一概念,但更多的人改用了城镇化,更多的人认识到“城市化”与“城镇化”不是两个概念,而是一回事。也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学者,把城镇化解释成为发展小城镇,为此,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

   2005年,河南省发改委委托宏观经济研究院编制《中原城市群规划》,刘福垣副院长任课题组长,我和周海春、王青云任副组长,我负责空间布局和城镇体系研究专题。我带课题组调研了中原城市群九个城市,提出了“一核三圈,两轴两带”的空间布局设想,一核即郑州核心城市,三圈即郑汴都市圈、九市核心圈和辐射圈,辐射圈的范围与后来提出的“中原经济区”相吻合;两轴即郑汴洛发展轴和新郑徐漯发展轴,两带即新焦济经济带和洛平漯经济带。规划研究完成后,河南省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并批准了《中原城市群规划》。我则组织人员对研究报告进行修改调整,出版了《中原城市群战略与规划》一书。

   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城市群是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我便用财政部拨付的研究资金立了一个课题,组织所内研究人员对城市群理论和中国的城市群进行研究,研究报告30多万字,我进行修改后出版了《中国十大城市群》一书,书中的十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珠三角、中原、山东半岛之外,其他名称均是我命名的,如京津冀、长江中游、海峡西岸、辽中南、川渝,关中等,除川渝城市群的名称没有被接受,其他均已在国家批准的规划中被正式使用。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宏观经济研究院向我所下达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任务,指定我为课题负责人。我组织所内研究人员起草了研究报告,但到底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并未概括出来,经多日苦想,终于悟出来一段话,那就是:以农民工为主体,以城市群为主要载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后来,“农民工”这一概念转称为“农业转移人口”。我是较早提出农民工市民化观点的学者,并持久不懈地呼吁,终于成为中央的决策。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读了之后,感觉十分欣慰。

   2012年,海南改革研究院组织出版国家战略丛书,约我和党国英教授撰写《城镇化战略》一书,我用了一年时间撰写,虽然用了以前的研究成果,仍然花费了我太多的精力,年末体检时,我的血糖指标比正常值高了2个点。出了一本书,血糖高了两个点,就算是我对城镇化做的贡献吧。也就是在这一年,我被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会推选为“2012城镇化年度人物”。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了《全国新型城镇化规划》,规划中对城镇化进行了规范定义,对我国实施城镇化战略和城镇化意义进行了高度评价,并提出国家负责编制跨省区市的城市群进行规划。随后,我所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组织我所研究人员对成渝城市群规划和哈长城市群规划进行了系统研究,为编制规划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2、对西部大开发的研究

   我于1998年5月进入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我的合作导师是南开大学副校长逄锦聚教授。我与逄教授一见面,就提出在博士后期间,要研究西部发展问题。因为读博士期间,没有写关于区域经济的博士论文,而写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论文,做博士后就是要还一个账,兑现我对陈先生的承诺,逄教授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没有想到他欣然同意。我的博士后研究题目是西部发展战略与空间布局,这本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因在读博士期间没有认识到区域经济学的难度而中途搁浅,转而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后来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与对策。我决定利用到国土地区所工作的便利条件完成博士后研究计划。

   1998年四季度,我向宏观经济研究院申报了“西部发展战略研究”选题,但此选题没有被列入1999年重大课题,另一个选题“21世纪中国特区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被列入,经费8万元,由我任课题负责人。1999年初,国家计委曾培炎主任提出宏观院应研究西部发展问题,所以,宏观经济研究院给我所下达了西部发展战略课题研究任务,因经费已分完,只好将“特区开发区研究”课题经费一分为二,也就是各4万元。为了做好研究,所里拿出了部分经费给予支持。

   1999年5月,我所“西部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正式成立,我任课题组副组长,课题组组长由时任副所长的杜平同志担任。课题组成员进行了分工,分别收集资料,并多次召开课题组讨论会和专家座谈会。杜平组长还分别在兰州和成都召开了西部发展座谈会,座谈会纪要上报了发改委。1999年6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西安发表了关于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讲话。在此之前,我对中央的决策一无所知,只是和课题组的同志紧锣密鼓地做理论上的准备。我在1998年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与中西部的发展》,谈的都是中西部,并未把西部单列出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使我有措手不及的感觉,因我还未对西部地区有全面的调研和深入的了解,难以提出系统的发展思路和有价值的观点。

   1999年9月,我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去西北地区调研。先乘飞机到了西安,再乘汽车到了延安、榆林,然后到银川,陕西省发改委权永生处长一路陪同,行程3700公里。从银川乘火车到甘肃,又从甘肃飞到新疆。20天走了四个省(自治区)。回来后,写了几篇调研报告。我还执笔撰写了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资金筹措专题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思路,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以“筑巢引凤”,活化存量资金、凝聚内部资金以“筑坝蓄水”,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发展资本市场以实现“金融深化”,把城市发展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改善基础教育,促进人口转移等等。课题成果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被评为宏观经济研究院优秀课题成果二等奖和国家发改委的三等奖。接着,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对研究报告进行修改,交给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为《西部开发论》。记得2000年4月,我陪同全国政协陈锦华副主席赴陕西考察,一路上,陈主席都在与我讨论西部大开发问题。我白天陪同考察,晚上继续编辑《西部开发论》。2000年4月,我被国家计委任命为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我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一年。此后我又组织专家编撰了《中外西部开发史鉴》一书,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决策理论依据。

   此后,我对西部地区多次调研,到了西部所有省份和主要的地级市,对西部地区的了解不断深入,发表了多篇文章,如2000年发表在《宏观经济研究》上的“西部大开发与金融深化”,2001年发表在《经济管理》杂志上的“如何解决西部大开发的资金”,还参与编辑了《西部大开发:大战略、新思路》一书。对于西部大开发的研究占用了我大部分时间,我的博士后报告却未能按期完成,直到2001年9月,我才完成了出站报告《西部发展战略与空间布局》,共20万字。比较遗憾的是我的博士后报告未正式出版,因研究工作越来越紧张,没有时间整理,只好搁置至今,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由不同的杂志或报刊发表出来。

   201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实施十年,我用了几个月时间,写成了一篇“西部大开发:新的十年,新的思考”,对西部大开发进行了回顾,提出了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若干建议。《中国投资》杂志记者就西部大开发问题采访了我,并发表了“访谈录”,标题为:“西部大开发:寻找西部的深圳与浦东”。2018年,《改革》杂志约稿,请我写一篇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文章,我正好在美国做学术交流,有一些时间,便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篇题为“西部大开发的评估与建议”的长篇文章,发表在《改革》杂志2018年第六期。至此,我研究西部发展已整整20年,不知是否该划一个句号。

3、对特区、开发区与新区的研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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