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当前经济形势和有关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 次 更新时间:2021-07-25 21: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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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进入专栏)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21年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上的发言。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广宇理事长,张蕾会长,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媒体朋友,以及线上参加我们交流的各位朋友,今天我在二季度宏观研讨会上,想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一个有关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谈一些自己探讨性的看法。

   首先谈一下自己对当前形势概况的基本认识。今年一二季度的数据统计局已经发布了,二季度情况看起来应该跟原来预期相当吻合:今年的经济运行速度按照季度同比,一定是前高后低,因为去年是很特殊的大疫之年,去年一季度出现了几十年从来没有的-6.8%的增长,今年一季度同比,一下高达18.3%,到二季度我们同比的增速,就落到13%以下,在可以预计的三四季度,这个同比速度一定还会往下,而这种前高后低的结果,其实最值得我们看重的,是把两年的复合增长率形成一个发展态势的判断来看,两年复合增长率在今年逐季来看,一定是前低后高,在一季度的时候已经达到了5%,二季度又进一步拉升到5.3%,三四季度一定还会继续往上抬升。两年如果说平均下来,走到接近6%,那么它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在经过疫情考验以后仍然表现出明显亮点的一个代表性的指标。我国在2019年的时候,经济下行过程中间,年度增长速度落在了6.1%,而2019年第四季度是6%,现在我看到很多研究者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就是6%左右,如果我们今年能够把全年的两年复合增长率拉到接近6%,那当然就是为往后追求中长期进一步以中高速发展而实现“新的两步走”的目标,进一步来提供基础条件。

   我个人看,其实在今年这样一个态势判断后面,最关键的认识,是明后年我们国家的发展态势,能不能延续我们所必须追求的从2010年以后告别两位数高速增长,追求高质量发展,以结构优化支撑着实现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提高过程中,把所谓“L型转换”加以确认:从原来的高速往下,来“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那么可以比喻为大写英文字母L的“竖”,但它不能一低再低,在中高速区间里,一定要拉出它的尾巴,这个尾巴拉出来以后,应该使这样的平台状态在高质量特征的伴随之下,延续的时间越长越好,延续的时间越长,越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去贯彻现代化战略,对接到“新的两步走”中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再往前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中国梦”的诉求。

   所以,我们现在考虑经济运行的速度和整个发展态势,追求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要特别关注“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儿从何而来”。我非常认同领导人特别强调的: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唯改革创新者胜”。那么我们必须抓住和处理好制度创新概念上“改革啃硬骨头”这样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改革到了深水区,“问题导向”之下,我们要注重一些所谓“苗头性的问题”,这也是中央现在在指导思想方面有明确表述的。要注意一些可能影响我们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苗头性的问题,那就要避免我们“见事过迟”。从这个视角,我想比较直率地探讨一个有关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

   我认为综合判断下来,在中国使民营企业继续吃好定心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全局的问题。我们民营企业的大发展,应该讲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原来传统体制下根本就没有这个空间,而现在40多年改革过去以后,民营企业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其实早已经不是“半壁江山”的问题,领导人、有关部门都反复说了基本数据是“五六七八九”,实际上五六七八九就已经不止半壁江山,而我现在调研中间更感受到,在我们一些经济发达的前沿,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区域,我们实际看到的民营企业发展的结果,就是半壁江山已越,而所谓五九之局渐多。温州那样的地方,党政领导说,我们这里哪里是五六七八九,我们是五个九,“99999”。而且实际上有学者已经在探讨,过去说民营企业贡献了新增就业的90%以上,其实应该讲,是贡献了新增就业的100%,甚至超过100%。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这些年国有企业发展的特色,是它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生产线、机器人的发展,以后还要对接人工智能,国有企业这种特点使它吸纳的就业,不光在绝对数上往往不增加,而且可能还在减少。它的就业吸纳能力的萎缩,必须由民营企业这方面的贡献去对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克强总理两会上特别强调必保的首位的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支撑着全局的基本稳定,支撑基本民生这个必须实现的目标,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哪儿?就是来自民营企业他们的发展和他们的就业支撑力。对于全局,他们的意义和影响,直观的看,就应该使我们要有战略思维上进一步的提升: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全局的问题,一定要注意怎么样使民营企业在继续吃好定心丸的过程中,得到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方面相关的矛盾和纠结,我认为也必须加以正视。

   民营企业要吃好定心丸这个命题,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这是习总书记等领导人反复在重要讲话中给出的信号和指导意见,特别是2018年11月1号总书记亲自主持座谈会,有长篇讲话,从大的思路要领,一直到具体工作里的那些操作性的环节——领导人想到的,统统在这个讲话里都有指导。在这个吃好定心丸的导向之下、“问题导向”之下,是针对着民营企业碰到的纠结、矛盾、困惑的。

   实际生活中间,我认为在民营企业发展这个问题上的纠正一些偏向,还有怎样继续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创新发展,在当下已明显形成必须正确结合的理性统筹两大视角。大家都在关注,对蚂蚁金服上市叫停之后,其他的一系列的纠偏和整顿的措施,还在陆续出台,民营企业在这些年冲到一线的所谓头部企业,现在几乎都涉及到。还有现在大家信息上并没有掌握全面情况的比如滴滴,它现在的问题似乎比原来所说的层面,又严重得多。纠偏显然是必要的,必须掌握好,才有民营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但同时我认为社会中在认识上非理性、出偏差的一些因素,也不可忽视。

   我自己想点到为止地举一些例子。在民营企业的纠偏和继续创新发展理性统筹这样一个命题之下,首先我觉得还是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总书记座谈会上给民营企业正确定位所给出的“自己人”这样的战略思维,就是在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民营企业绝对不是出于权宜之计要拉着他们来一起做事情的这样一种力量,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就是我们自己人。但是很遗憾,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看也有红头文件(在红头文件的权能意义上讲,它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法规体系里的一个组成部分),把民营企业的定位又表述为“统战对象”。自己人和统战对象的差异,这是常识性的认识,我对这个事情是百思不得其解。在内在取向上,我自己从研究者的角度,愿意强调领导人所说的“自己人”,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出的基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重要思想指引导向。马克思有生之年,他敏锐地意识到并充分重视了股份制——我们现在把它称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性形式,它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资本私有制的“扬弃”,马克思认为在这个扬弃的逻辑线索上,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实现“重建个人所有制”,对接《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社会远景,这样进一步实现人类社会在生产关系上的进步。我们由于过去有思想上的种种束缚,学术界对于重建个人所有制,讨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这些年已经写了论文,而且也正式发表了,也是在呼应着前面董辅礽、胡德平等研究者的看法,就是中国的实践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实践,在马克思身后一百多年,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生产力发展带来生产关系变革,可使我们过去所说的资本私有制和我们必须要发展的与社会主义对应的公有制,在股份制这样一个框架之下,扬弃、融合而实现中央所说的“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具体路径,就是中央文件近年多次强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主线,就是内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非常明确的大政方针。如果在这个方面来想,当然民营企业的定位,就是在一起共同走向未来共赢前景的“自己人”的位置上。

   这个例子之外,我想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总书记的座谈会讲话里,特别强调怎么样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具体到一些工作指标上的设计,总书记都给出了要求,有关的央行、金融管理部门的领导,也在以后的工作中间具体化了这样的量值。但实际生活中不可讳言,仍然存在着民营企业融资难,它被称为带有长期病根特征的一个现象。这个病根客观讲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个方面是技术性的问题。中国现在一亿多企业里的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他们在融资这方面,就是单个项目一个个看风险度高,安全度低,一个比较成规模的在商言商的商业性金融机构要支持这些企业的融资,一单一单做好各个具体方案的综合成本,是相当高的,他们天然地倾向于首先考虑锦上添花式给那种大企业,给那种安全度高、风险度低的企业融资,这是技术性原因。这个技术性原因怎么解决?那当然也要有综合的方案。比如我们现在信息化、大数据、云计算支撑的技术手段,可以把在商言商的商业金融边界往外推,一直推到小微企业的贷款,普惠金融概念下的创新。当然,另外一些方面,就得说到还要有政策性金融匹配上去,雪中送炭的不以盈利为目的政策支持,是四两拨千斤地运用公共资源,达到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他们破解融资难问题。除了技术角度,我愿意直率说到,中国社会里还存在具有相当大影响的政治性因素。出于这种政治性因素,在实际生活中我也听到金融界的一些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同志说,实际上金融机构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的态度,必然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的案例表明两方的风险度不是一个数量级。给国有企业的融资如果出了问题,责任终身追索的话,一般还是比较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在哪个环节判断失误了,这个事情怎么总结教训,再把必要的一些事后的措施跟上来,不至于有多么大的政治色彩的风险。但民营企业不一样了,如果说碰到民营企业这方面出了问题,就叫做吃不了兜着走,很可能追责的时候怀疑的眼光投射过来跟着是问:你跟那个老板搞了什么暗中的名堂没有?矛盾马上升级。他们形象化的说法是如感冒国企吃药点滴,民企直送太平间。

再举个例子,中国创新过程中,我一向非常看重以政策性因素加入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其发展是2014年以后,李克强总理作为重中之重要求发改委、财政部两个部门全面协调积极推进的,在推进过程中有了很多成绩,也有必然的波浪式发展中的要求,稳一稳这样来进一步规范化。但是我感觉有一个事情在2019年年末出来以后,讨论得很不够,对实际推进PPP的影响,是其产生的,直言不讳地说,就是困扰和不利影响。我们在2019年11月的时候,看到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个《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规范》,这个事情一石激起千层浪,是把跟PPP相关的合同分成两类,一类可以认为是民事合同,另外一类认为应该属于行政协议(协议也是合同形式之一),并援引了已经有的关于行政协议的法律文本。而我理论联系实际地说,我是不认同最高法的这次司法解释和给出的这个文本的,商榷意见也发表过。以后总体来说,整个社会对这样一个中国怎么样在创新过程中守正出奇去支持PPP健康发展的问题,绝大多数人绕道走,没有给予充分的讨论。实际生活中,我说最高法的这个解释,在学理上讲,基本逻辑是紊乱的,实际工作中,则很不利于PPP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具体的论据时间关系不展开,点到为止说一下:中国除了高法所说关于行政协议这方面的文件之外,还有我们比较规范的中国的《合同法》,合同可称为一种协议,但不能反过来说协议一定就是合同,你要做PPP,一定要有规范化的合同,这个签合同的双方,一定要有平等关系。在这个所谓行政协议(行政合同)的解释上,从逻辑上讲它就说不过去。行政系统上下级之间,还有什么合同问题?只是说形式上可能有商量,实质上只有指令,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行政体系同级的协商协调相关文本,如算它是个协议,也可以这么说,但它绝不具备作为法律裁判依据的合同性质,有纠纷时的解决机制,只能来自上级机关——比如西城区和东城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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