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长洪:融合世界一切先进事物,推进人类共命运——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开放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 次 更新时间:2021-06-28 15: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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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长洪  

  

   内容摘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牢牢扎根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还包容、吸收和消化世界上的一切先进事物。她站在人类思想文化的巅峰,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她把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领导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她科学分析和总结了别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与发展国际经贸关系、争取外援相结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准备。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她从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成功地转向建设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从不断扩大商品、要素流动开放走向规则、制度性的开放,成功地把中国推向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阶段。它不仅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而且还把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为自己的使命,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种种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她不仅牢牢扎根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还包容、吸收和消化世界上的一切先进事物。她以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纵深感和海纳百川的全球视野,站到了人类思想文化的巅峰,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从而在引领中华民族前进发展的同时,推进全世界结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对外开放观念的发展进程,必将进一步提高今天我们对世界开放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共通共融的历史前进方向。

   一、怎样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思想文化

   1895年由清王朝主宰的庞大而衰老的中华封建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被中国封建士大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成为亚洲霸主,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界。愈来愈多只懂四书五经的读书人睁眼看世界、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向西方寻找真理。这是一个觉醒的年代,其第一个阶段的特征就是一批先进的读书人开始批判几千年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奉为经典的儒家学说及其封建政治制度,并饥渴地介绍、传播和吸收来自日本和欧美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理论学说。

   批判封建思想和制度、传播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和制度,在20世纪初孕育了辛亥革命。但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设计的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并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没有给中国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陷入极度苦闷和彷徨。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反思,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仅仅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需要整个民族的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成为这个时期中华民族觉醒的号角,这是觉醒时代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毋庸置疑,这是一场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但是实践证明,新文化运动也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它仅仅强调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而没有揭示根本改造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在思想方法上,他们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存在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片面性,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能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能力。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打击和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科学与民主的大门,为中国思想界引进了新鲜空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思想文化积累了新的经验和教训。

   新文化运动直接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由此把中国的觉醒年代推向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是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纷纷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各种新思潮,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多达400多种。在新思潮和新学说中,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扑面而来,依照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改造社会的方案也纷至沓来。但是这些学说和方案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并没有提出能够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可行途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实现社会改造途径的经验。马克思主义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强烈地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涌现了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与张东荪、梁启超等的社会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论争,以及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中,得出了三个最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可以适用于中国国情;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要实现中国社会改造,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既是中国社会近代生产力发展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客观要求,也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直接催生的结果。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党的名称、通过了党的章程,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但是,怎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行动,早期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成熟的答案。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趋势,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但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与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有巨大的差距,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和基本观点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样的社会革命?第二,怎样进行这样的社会革命?第一个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回答;第二个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军事理论来回答。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及其政治立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成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毛泽东“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还突出表现在回答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道路的具体途径,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毛泽东认为,俄国十月革命采取的城市工人、士兵的武装暴动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应当走农村包围城市、不断扩大红色政权割据并开展统一战线的道路,从而把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科学化、具体化了。

   在不同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研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学习吸收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怎样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思想文化提供了科学指导。首先他强调学习的根本任务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以往我党教条主义的历史教训,强调指出“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但是一些同志“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什么是党的行动,他联系了党的宗旨和任务,说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任务密切联系,这就是我们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学习和吸收的主要内容,而不是教条式地重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因此创造性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身逻辑。“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他坚决反对党在幼年时期曾经流行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的主张。后来,他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释为学习与独创的结合。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他还阐明了继承的必要性与发展的必要性关系,“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其次,他强调学习吸收马克思主义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所谓实际这里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从内部看,有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人口、资源、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包括宗教信仰)等的状况。但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的性质,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及其特点,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等等。同时,也是指当前运动、当前工作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等等。从外部看,还要考虑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及其特点,考虑它在整个国际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考虑它与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关系,等等。科学认识和把握上述情况,是正确理解和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第二是指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所积累的经验。他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只有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吸收消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创造。第三是指中国的历史文化。包括中国社会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以及中国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方面的经验,也包括国家治乱兴衰的教训等等。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从事理论创造必须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必须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的以往的思想遗产。

   再次,他强调把调查研究作为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中间环节。进行调查研究,就是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只有经过调查研究这个中间环节,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新的理论”。脱离实际,闭门造车,或者简单抄袭外国经验,必然产生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把主观主义作为共产党的大敌加以反对,他在延安整风中要求:“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在总结“大跃进”教训时他又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不做调查研究了。为了解决问题,就“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怎样认识外来思想文化都有不少重要论述,但从一个宽广的视角,在世界和中国的大历史中去观察认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是习近平。2016年5月17日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顶层设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在认识和总结中国吸收消化外来思想文化问题方面,他首先指出: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不少人开始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问题;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一大批名家大师,他们进行了开拓性努力。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次,当代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的新形势是交流交融交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和任务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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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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