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 张铁诚:中国文化的道统重建——以牟宗三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 次 更新时间:2021-06-28 15: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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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进入专栏)   张铁诚  

  

   [摘要]道统本就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但近代以来道统失落,文化歧出。现代新儒家重建道统,形成多元道统观,而牟宗三是“哲学家道统观”的集大成者。他以“生命的学问”发挥道统之说,通过对儒家元典的创造性诠释和对宋明理学思想体系的重新梳理,以儒家德性之学为核心,借鉴康德哲学来建构儒家道德形上学,且道统、学统与政统三统并建,进而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型。道统重建仍是当今中国文化复兴的核心问题,具体途径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再诠释来重建道统,并以道统为根本,以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商统为发用,构建多元立体的文化统系和结构。

   [关键词]中国文化 生命的学问 三统并建 道统重建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统及其近代岐出

   道统本就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但系统提出道统说的是韩愈,最早正式使用“道统”一词的是朱熹。韩愈面对道佛大炽、儒家衰微的现实,提出“道统”说以复兴儒学。他在《原道》中认为古代圣王之道从尧开端,代代相传到孔孟,没有间断;孟子以后儒家道统断裂,直到韩愈才复明先王之道,把道统恢复起来。韩愈认定“道”的本原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并以继承道统、恢复儒道为己任。其实,在这之前孟子已经有了道统意识,《孟子·尽心下》概括了由尧舜至汤、由汤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的传承统绪,而孟子自己要担当起传承孔子之道的历史责任,这就是一种道统意识。因此,道统说其实滥觞于孟子。

   儒家道统说自韩愈提出之后,在宋代得到了儒者的普遍认同。宋初孙复批判佛教、道教宣扬的生死祸福、因果报应等,赞成韩愈批判佛教、弘扬儒学的道统论:“吾之所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孙明复先生小集·信道堂记》)在孙复这里,从尧到孔子为一阶段,自孟子以下为另一阶段。石介也说:“道始于伏羲,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徂徕石先生文集·尊韩》)石介之说源于孙复。他们觉得韩愈因孟子之后道统“不得其传”,遂认为此后一二千年大道完全中绝之说为不妥,于是把孟子由“圣人”降为“贤人”,与董、扬、王、韩等“卫道者”为同一序列,以填补孔孟以下道统传承的空白。之后二程出入佛老、返回六经,汲取佛老的思辨哲学,对道统作了新的诠释。二程把天理提到本体高度,把道统、经典、圣人联系一起进行论述,指出经典是载道之文,为学要以经为本、注疏为次。他们还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升格为经典,并重视心性之学,倡导以心传心,超越汉唐儒学,直接孔孟源头。

   “道统”一词是由朱熹首先提出的。他将“道”与“统”合为一,提出“道统”范畴,这就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历史上的传道谱系结合在一起。他说:“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1]“若谓只‘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甚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朱子语类》卷十九)朱熹以《中庸》为例,认为子思因忧患道学失传而作《中庸》,这是为了让人们明白道统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即它是上古圣王“继天立极”而来:“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可见,朱熹道统论中的“道”是从《尚书·大禹谟》中摘出的十六个字,而这成为程朱道学一派所谓圣贤相传的“十六字箴言”。就传道谱系而言,朱熹以伊洛诸公为道统正传。他在《中庸章句序》中继续说:“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直到二程兄弟出现,对儒家道统加以考订和论证,才真正传承了儒家千载不传之统绪,并驳斥了道佛似是而非之谬论。

   其后,陆王与程朱形成分立,提出心学道统观。陆九渊明确表示自己继承孟子之学:“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2]“由孟子而来,千有五百余年之间,以儒名者甚众,而荀、杨、王、韩独著,专场盖代,天下归之,非止朋游党与之私也。……然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未见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未见其如子思之能达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未见其如孟子之长于知言,而有以承三圣也。”[3]他以孟子心性之学为其道统之源,但并没有否定荀、杨、王、韩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陆九渊还认为朱熹所尊奉的伊洛诸公尽管在学问、修行上有所成就,但还是不能与曾子、子思、孟子相提并论,不足以继任道统。王阳明虽然提出“颜子没而圣学亡”,构建起与理学“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道统传承谱系不同的心学道统论,但他还以“十六字箴言”作为心学之源:“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4]可以看出,传统儒家讨论道统是立足于四书五经等基本经典,以经学传统为学统,以经典义理的核心价值为道,以圣王(人)人格为依归的三位一体之道统。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化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经历了全方位危机。如钱穆所说:“辛亥革命,民国创建,政统变于上,而道统亦变于下。民初即有新文化运动,以批孔反孔,打倒孔家店为号召。孔家店中之伙计,即本文所谓社会下层之士。自此以下,社会有民无士。上无君,下无士,此则庶及可谓之全盘西化矣。”[5]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

   二、现代新儒家的道统重建

   现代新儒家非常重视道统重建,他们在中西文化的对照视野中对传统道统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发展。余英时概括现代新儒家的道统观为三:一是由韩愈首先提出而宋明儒学加以倡导的主观的、一线单传的、孤立的、脆弱易断的道统观;二是钱穆主张的历史文化大传统,即“思想史家的道统观”;三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为标准建立的“哲学家的道统观”。[6]也有学者分为三派:一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以中华道统之“道”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心性派;二是钱穆、冯友兰以中国思想学术大传统为道统之“道”的大传统派;三是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贺麟、徐复观传承发展先秦周孔之礼乐外王一脉,以礼乐为道统之“道”的礼乐派。[7]

   钱穆道统论之“道”是指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他认为中国人的道统观念与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孔子以前其道统于君, 所谓‘王官学’;孔子以下,其道统于下, 所谓‘百家言’。孔子为其转折之枢纽。孔子贤于尧、舜,此则师统尊于王统。汉代设博士,其意虽欲复古者王官掌学之旧统,然六籍皆出孔门,又曰孔子‘素王’,为汉制法,则两汉经师论学,仍重下统,道统于师,不统于君,盖自孔子以下,而其局已定矣。故政府当受学术之指导,帝王亦当有师傅。治权上行,教权下行。……师道之失其统,而上统于政府,此自清代部族专制乃始然,明代以前不尔也。故中国传统政治,于学术文化事业,虽尽力宝护而扶翼之,然于教育则一任社会自由,抑且尊师崇道,王统自绌于道统,未尝以政府而专擅教育之大权。然今日国人观点,则颇若主持教育,乃政府之天职,又若教权当统于治权。此等意见,亦有其来历,一则承袭清代三百年以治权侵越教权之积习而视为固然,一则模仿西方制度而不复详辨彼我之异同。”[8]可以看出,钱穆的道统论是在对中国历史文化深入研究之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是典型的思想史家的道统观。

   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看现代新儒家的道统观,其主要是“哲学家的道统观”。余英时认为,从熊十力开始,现代新儒家都有一种强烈的道统意识,但他们重建道统的方式与宋明儒不同:“他们不重传道世系,也不讲‘传心’,而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在这一点上,他们确与陆、王的风格比较接近。由于新儒家第一代和第二代诸人对于‘心’‘性’‘道体’的确切涵义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获得一致的结论,他们的道统谱系因此也有或严或宽的不同。但无论严宽,大致都认定孟子以后,道统中断,至北宋始有人重拾坠绪;明末以来,道统又中断了三百年,至新儒家出而再度确立。”[9]这一说法肯定新儒家“哲学家的道统观”重建道统的意义,指出他们的道统观以心性为本,但这一解释对熊十力来说并不准确。熊十力曾言:“余少时从事革命,对宋学道统观念,颇不谓然。后来觉其甚有意义。盖一国之学术思想,虽极复杂,而不可无一中心。道统不过表示一中心思想而已。此中心思想,可以随时演进,而其根源终不枯竭。”[10]应当说,熊十力所理解的道统是孔子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的中国文化传统,这与钱穆把道统理解为历史文化大传统基本一致。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可以说代表了新儒家的思想纲领,这也是“哲学家的道统观”的集中表述。该文认为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道统说源于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即“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一本性乃谓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是一个文化体系。……中国古代文化之有一脉相承之统绪,殷革夏命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即成三代文化之一统相承。此后秦继周,汉继秦,以至唐、宋、元、明、清,中国在政治上,有分有合,但总以大一统为常道。且政治的分合,从未影响到文化学术思想的大归趋,此即所谓道统之相传。”[11]中国文化多元一体、一脉相传,文化道统意识并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分分合合而改变。正是由于文化道统意识的存在,才使中国人有历史悠久的文化自豪感。现代新儒家道统论的特点集中在对心性论的体认上。《宣言》对《古文尚书》的“十六字心传”有客观评价,认为宋明儒之所以深信此为中国道统传承的来源所在,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学术文化应当以心性之学为本原。新儒家把由孔孟至宋明儒的心性之学看作道德实践的基础,同时随着对道德生活实践研究的深化,他们进一步加深了心性之学的深度。可以说,《宣言》所代表的新儒家道统论的核心是心性一本论,这确实抓住了孔孟之道的精神实质,但弊端是忽视了历史上的周孔之道,即礼乐文明的传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传承和重建道统的意识也在一些民间组织中有所体现,如道德学社。段正元建设道德学社,其道统论注重对儒家道统的正本清源,即以儒家元典《大学》《中庸》《论语》为基本资源,但其具体诠释理路与宋明理学不同。他屡言中国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大圣人外,后世儒者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脉不续,后世没有真儒。他非常重视中国文化道统中的“中道”:“中国文化即在中道。中道二字,意义极深。《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尧传舜‘允执其中’,舜传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汤、伊、文、周、孔、孟,或见或闻,皆执中之实学,用中之实事,皆有师承授受。故中道之文化,即师道之文化。得中道之大圣人,即文化之代表。”[12]他以《大学》《中庸》为基础,构建儒家“一而贯之”的道统体系:“《大学》一书,乃万教之纲领,天所以广大道之传也。首明大道全体,次明入道之功。至能得而天道已尽,所谓先天大道与后天大道,贯而一之也。”[13]这与宋儒把《大学》理解为内圣外王的横向推衍不同,而打开了《大学》天人之际的纵向维度。对于《中庸》:“大道之发源,中而已矣。人事之全善,庸而已矣。庸者中之用,中者庸之体。体用兼赅,斯为大道中之真宰,人事中之万能。……欲知变化之道者,不可不知理之变化,欲知理之变化,非研究中庸之道,践中庸之行,又何能知之。”[14]他对中庸之道的强调一方面是为了反驳当时反儒的极端文化思潮,另一方面也是为中国文化在“矫枉过正”之后回归中道提供思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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