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塑造我人生的几本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5 次 更新时间:2021-06-13 16: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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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 (进入专栏)  

  

   中华读书报: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西方文学的?

   乐黛云:抗战初期,我在从贵阳疏散到花溪的贵阳女中念完了三年初中。这所刚从城里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老师。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国文。老师是刚从北方逃难南来的一位“下江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名字叫朱桐仙。她也不愿住在学校附近,就在我们家那座小山上,比我们家更高一些的地方,租了两间农民的房子。朱老师很少照本宣科,总是在教完应学的单词、造句和课文之后,就给我们讲小说。一本英国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讲了整整一学期。那时我们就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当时还在上海,《德伯家的苔丝》正是他的最新译作。朱老师讲故事时,每次都要强调这部新译比旧译的《黛丝姑娘》好得太多,虽然她明知我们根本听不懂翻译好在哪里。在三年国文课上,我们还听了《微贱的裘德》《还乡》《三剑客》《简·爱》等。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几乎每天都渴望着上国文课。初中三年,我们每学期都有国文比赛,每次我都是尽心竭力,往往几夜睡不好觉,总想得到老师的青睐。

   大约在二年级时,朱老师在我们班组织了一个学生剧团,第一次上演的节目就是大型话剧《雷雨》。我连做梦都想扮演四凤或繁漪,然而老师却派定我去演鲁大海。我觉得鲁大海乏味极了,心里老在想着繁漪和大少爷闹鬼,以及二少爷对四凤讲的那些美丽的台词。我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戏剧。

   初中毕业,我考上贵州唯一的国立中学——第十四中。可惜我在第十四中的时间并不长,高二那年,抗日战争胜利,第十四中迁回南京,复原为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我则仍然留在贵阳。高中三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我被美国文化深深地吸引。20世纪40年代那些美国的所谓“文艺哀情巨片”简直使我如醉如痴。泰隆·鲍华、罗勃·泰勒扮演的银幕上的美国兵竟然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每个周末放学回花溪 , 我宁可摸黑走路回家,也要在星期六下午赶两三场美国电影。当时的《魂断蓝桥》《鸳梦重温》《马克·吐温传》等影片在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我们学校附近就有美国兵的驻地,特别吸引我们的是沿街销售美国剩余物资的小地摊,从黄油、奶粉、口香糖、信封、白纸,直到专供美国兵用的简装本的古典小说和侦探故事都有。这种简装本六十四开、软封皮、不厚不薄,在车上、床上,特别是上课时偷着看都很方便。霍桑、海明威、辛克莱、斯坦贝克,我都是通过这些简装缩写本读到的。当时,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小说《飘》刚刚出版,真称得上风靡一时。同学们都在谈论书中的人物,我和母亲也时常为书中人物发生争论。我当然是有文化、有理想、有教养的文弱书生卫希里的崇拜者,母亲的英雄却是那位看透了上流社会、能挣会赚的投机商人白瑞德。

   应该说,整个高中时代,我都沉浸在西方文化的海洋中。每个星期六一定参加唱片音乐会,听著名的音乐史家萧家驹先生介绍西洋古典音乐,然后系统地欣赏从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我当时对萧先生特别崇拜,他的言谈举止对我都十分有吸引力。在这一时期,我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看外国小说,包括英国 D.H. 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法国安德烈·纪德的《田园交响乐》和《伪币制造者》,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等等,真是无所不看 ! 我也喜欢写散文、念古诗,国文课上总是得到老师最热情的夸奖。

   中华读书报:是哪些契机让您决心走上文学道路的?

   乐黛云:我想我决定走上文学之路还是比较早的,初中三年级左右。那时候我在贵阳,那边很流行的就是俄国小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的苏联小说那时还很少。那时候流行的俄国小说,要么是托尔斯泰,要么是屠格涅夫。我那时很喜欢屠格涅夫,反而不太喜欢托尔斯泰,他的有些思想我不太认同,而且他的小说太长了,我也不是很喜欢。那时出了一套屠格涅夫丛书,一共六本。我喜欢他的《父与子》和《前夜》。这些小说都完全是讲革命的,像《前夜》就是讲俄国19世纪革命的,女主人公和她的父亲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那时起,我就比较喜欢屠格涅夫。我觉得我受革命的影响大概就是从屠格涅夫开始的。当时他的六本书,我就一本接一本看完了。那时候我来到北大,想要革命,但也不太知道革命是什么,当时我认为革命意味着一定不要过那种平凡的、特别家庭主妇的生活,我最不喜欢那样。所以我当时想一定要过一种特殊的、与别的女人不同的生活,而不是那种结婚、生孩子、做饭的生活。那时候我的标本就是屠格涅夫,是他《前夜》中写的女主人公。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很受俄国文学的影响。

   中华读书报:您入学时“赶上了旧北大的最后一站”,听到了停课和院系调整前北大中文系的课程。您当时最喜爱的课程有哪些?有哪些老师让您印象深刻?

   乐黛云: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废名的课。废名讲的是“现代文学作品选”。而且他选的都是别人不选的那些短篇作品,有时候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他讲课的时候是非常入神的,他自己也忘乎所以了,我们听着也忘乎所以了。另外沈从文的课我也非常喜欢,沈从文讲课很慢。“国文与写作”课原本叫“大一国文”“大二国文”,后来改了,特别加重了写作的部分。第一年是记叙文写作,第二年是文艺文写作,第三年是议论文写作,所以我们那时的写作功底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一连三年都要练习写作,且每三个礼拜都要交一篇习作,可以短一些,但都要亲自写过,自己立意、自己提炼、自己行文。这种锻炼我觉得现在太少了。

   中华读书报:您的性格是否受到读书的影响?

   乐黛云:人的个性可能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是决定于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读书更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在初中二年级读了《简·爱》,女主人公那种自尊自爱、自我奋斗、鄙弃世俗成见、忠实于自己的心的性格无形中成了我的摹本。

   高中时代,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是《罪与罚》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它们让我第一次关注到社会底层可怕的贫困、痛苦和绝望,并深感如果对这一切不闻不问,漠不关心,那确是人生的奇耻大辱。20世纪40年代末期,我有幸接触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职业革命家拉赫梅托夫和作者本人成了我最崇拜的偶像,也成了我在生活中追求的最高目标。我那时看当代小说、西方小说的时间很多,真正扎扎实实念古书的时间还是少了。有时间看一看古代作品很好,对一个人性情的陶冶是很有好处的,也可以看到过去的人是如何活过来的,他们有什么想法。

   中华读书报:对于书的选择,是否也受环境、年龄等外界因素的影响?

   乐黛云:有关系。后来一连串逆境,使我深深爱上了《庄子》;庄子辽阔豁达的胸怀使我有力量去漠视生活对我的不公,尤其是他的名言“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成了我在逆境中做人的准则。与此同时,《陶渊明集》则陶冶了我浮躁而尚不能脱俗的情怀。陶渊明对素朴的田园生活的吟味,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等都陪伴着我,使我在艰苦的农村生活中体验着大自然的诗意而逐渐心安。“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等诗句使我对农村的静夜和清晨都充满着喜悦。后来,甚至对生死等大问题似乎也都有所参透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一旦连生死都能听其自然,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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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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