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再分配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和地区壁垒，不但限制了职业流动，也导致了同一社会经济地位其资源含量在壁垒之间的差异，使工作单位和出生地成为地位的象征和指示器。对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分析表明，单位和地区壁垒效应持续至今，但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弱化这些效应。体制外，职业的收入回报在单位之间、地区之间开始趋向平衡，而不同职业的收入差别大大高于体制内，说明体制转型加强了职业的地位含义，也由此扩大了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对不平等的大众接受程度如何？地位流动是否机会平等？将是重要的社会学课题。

关键词：结构壁垒；地位资源；地位获得；社会流动

迈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不断冲破和解除着再分配时代的结构壁垒。虽然市场经济也存在性别、年龄、种族等一般形式的结构壁垒，但是，再分配经济的结构壁垒深深地刻着体制的烙印：户籍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将人们捆绑在出生地的边界内；劳动力的计划管理将人们的利益满足封锁在工作单位的围墙中。为此，从再分配向市场的体制转型，预示着社会流动模式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一个较为开放的体系中，人们更加依靠个人努力来获得、保持、改进其社会经济地位。中国的现实状况是这样的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中收集了相关资料。虽然没有对等的历史资料做比较，但由于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经济改革步骤的时间差、改革深化程度的不一致，地区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解答上述问题。在本文中，我们首先评述相关研究文献，从理论上区分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地位获得模式。进而，我们提出\"地位资源含量\"的概念，并以此为核心，探讨单位和地区结构壁垒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设，并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予以验证。

一、两种不同的地位获得模式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开创了地位获得模式的研究①，「Blau，Peter，and O.D.Duncan，The A merican Occupational S t ructure.New York ：Wiley ，1967.」其基本思路有三点。第一，在分层体系中，社会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不平等的，而个人获得、保持、改进社会经济地位，是其生命历程中的基本事件。所以弄清\"地位获得模式\"是社会流动研究的重要视角。第二，个人从家庭或血缘关系中继承某种社会经济地位，\"不劳而获\"，这是继承机制；个人通过自身努力谋取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有劳而获\"，这是自致机制。布劳和邓肯以及其他学者的大量研究表明，继承机制导致地位的不流动，是农业社会分层体系的根本特征；而自致机制引发了地位流动，是工业社会分层体系的本质特征。为此，判定继承和自致两种机制的此消彼长，是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基本研究任务。第三，继承和自致两种机制的消长变化，受工业化逻辑的制约：工业化程度越高，职业分化越大，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越需要走出家庭和血缘关系、越社会化，所以地位的流动越成为必然。西方学者进而认为，工业化逻辑是普遍的规律，跨越国界，也跨越社会经济制度。所以，只要是工业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及其具体假设，即适用于市场经济也适用于再分配经济下的社会流动研究。

自1960年代开始，上述工业化逻辑是西方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的主流理论，占据教学、研究的中心阵地，遂成为\"经典\".从19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这个经典受到来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状的两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分层体系，垄断经济和非垄断经济是分割的两个结构，即所谓二元经济的结构壁垒。为此，同样的社会经济地位，如白领或蓝领工人，在不同的结构中不但资源含量相异，地位获得模式也由于制度约束不同而发生变化。垄断经济中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作契约受制度保护，年资效应强，工团力量大，报酬及福利稳定且较高。非垄断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外部\"的，没有上述优势和结果①。「P.B.Doeringer ，and M.J .Piore ，Internal L abor Markets and Man power A nal ysis .Lexington ，Mass.HeathLexington Books ，1971.Aage B.Sorensen ，and Arne L.Kalleberg，AnOutline for a Theory of the Matching of Persons to Jobs.In Ivar Berg（ed.），Sociological Pers pectives on L abor Markets.New York ：AcademicPress ，1981，pp.49-74.Arne L.Kalleberg，Michael Wallace and RobertP.Althauser，Economic Segmentation ，Worker Power ，and Income Inequality.A merican J ournal of S ociology，vol.87，no.3（Nov.1981），pp.651-683.」为此，地位获得模型对开放分层体系的假定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资本主义二元经济所提出的挑战改进了地位获得的研究。如果垄断和非垄断是分割的结构，那么，继承机制和自致机制的社会经济回报在两个结构之间是有差异的。实证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点②。「Robert P.Althauser ，Internal LaborMarkets.A nnual Review of S ociology ，vol.15（1989），pp.143-161.」同时，研究也不再局限于职业地位的获得，而是同时包括了收入和福利。在分析策略上，大量的研究开始将收入作为因变量，而将职业地位以及其他个人变量作为自变量，检验这些变量的收入回报在垄断和非垄断部门是否存在明显差异。虽然后来的学者认为，垄断和非垄断的二元划分过于简单化，进而提出了三维和多维分割的分析策略，但经济结构分割及其对地位获得模式的根本意义，这一基本理论判断没有变化。

对工业化逻辑的另一方面挑战来自于社会主义再分配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不但否定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及其不平等，而且，再分配经济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依靠\"条\"和\"块\"两个组织系统控制和支配所有的资源。\"条\"就是工作单位的科层体系，\"块\"就是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这导致单位和地区成为两个现实的结构壁垒。某些单位和地区在再分配经济中的相对战略地位，虽然是历史形成的，但从根本上说是人为的、官属的、中央赋予的。相对地位高低的标志是行政级别：级别高，则单位和地区从再分配体系中分得的资源就多，单位和地区就富；反之，资源少，就穷。

再分配所形成的单位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结构分割，对地位获得的意义重大，但一直到1980年代才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英文文献中，林南和边燕杰率先提出了再分配逻辑下的地位获得模式①：「Nan Lin ，and Yanjie Bian，GettingAhead in Urban China.A merican J ournal of S ociology，vol.97，no.3（Nov.1991），pp .657-688.」在计划再分配体制中，单位之间的资源不平等意味着，职业不是一个充分必要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单位本身就是一个反映体制特征的地位指标。他们依据天津市1985年调查资料所设计的地位获得模型，将单位的所有制类别作为地位指标，作为职业地位获得的前提和一部分。

以后的研究丰富和修正了这一模型②。「Andrew G.Walder，Property Rights and St 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 ributive Economies.A mericanS ociological Review，vol.57，no.4（Aug.1992），pp.524-539.YanjieBian，Work and I nequal i t y in Urban China.Albany ：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 ，1994.Xueguang Zhou，Nancy Brandon Tuma ，and PhyllisMoen，St ratification Dy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S ocial Forces ，vol.74，no.3（Mar.1996），pp.759-796.Xueguang Zhou，Nancy B.Tuma，and Phyllis Mo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Job2shif t Patternsin Urban China，1949to 1994.A merican S ociological Review ，vol.62，no.3（J un.1997），pp.339-365.」受到资料的限制，这些研究没有分析地区壁垒及对地位获得的意义。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单位和地区壁垒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强调单位在资源分配、控制和整合中的意义与作用③。「参见李路路《论\"单位\"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他们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不仅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控制和管理的组织手段，同时也是国家分配社会资源的主要渠道：各级单位都是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社会的整合和管理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下达到各个单位，再通过单位而贯彻于全社会。

不仅如此，在自上而下控制和管理的同时，国家根据各单位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地位以及所有制性质，将资源有差别地分配到各级各类的单位组织中，最终由单位分配给单位成员。

上述研究都承认和接受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但学界的研究传统将这个概念简单地等同于职业地位，所以无法反映结构壁垒的体制特征：虽然职业地位相同，但在不同的结构壁垒之间，在位者的权力、财富、机会是不同的，有些差异甚至天壤之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呢？它在结构壁垒的分层体系中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在一个壁垒坚固的分层体系中，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又是一个什么模式呢？我们在下面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地位资源含量\"，试从这里入手回答上述问题。

二、结构壁垒条件下的地位获得

1.地位的资源含量

结构壁垒的基本特征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种田人都是农民，田里的活计也差不多，但水的肥瘦使田产有别。虽然描绘的是农业经济的画面，但其内在涵义也适用于工业化体系：职业类别都是蓝领或白领，具体的职业活动也差不多，但由于工作单位和所在地区的资源优劣，劳动所得大大有别。这说明，虽然职业作为一个地位指标具有资源含量的意义，但单位和地区壁垒会导致相同的职业地位在结构之间的资源含量相异。

这种现象在一个完全开放的体系中不会成为必然。在此体系中，单位和地区的\"门坎\"是存在的，但它是开放的，受外部劳动力市场两大机制的调节。一是职业与报酬对等分类的机制：职业类别反映工作性质不同，不同的职业有相应的工薪和福利报酬的上下限。二是供求条件下最佳雇主。两个机制互动的结果是，宏观上，地区之间、单位之间，相同的职业类别其工薪、福利等报酬是相对平衡的；不平衡的状态将通过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来调节。微观上，从事同类职业，报酬上的差异是由个人年龄、性别、教育等背景差异以及努力程度所造成的，与社会结构无关。这就是所谓自致机制的工业化逻辑的解释。

在一个存在结构壁垒的分层体系中，上述工业化逻辑的解释是有条件的。单位壁垒和地区壁垒将再分配资源控制在壁垒之内，也将劳动力捆绑起来，不允许跨壁垒的自由流动。为此，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两个调节机制不发生实质作用。其一，职业与报酬并不是对等分类。虽然国家颁布了分地区、分职业的工资标准，但不可能细到每一项职业，也与再分配福利无关。其二，劳动力供求平衡只存在于分配部门的计划中，与求职者和用工者的双向选择无关。所以，从根本上说，职业和报酬的分配与地位获得模型中的自致机制没有必然联系。其结果，宏观上，相同职业类别在不同的单位、地区，其工薪、福利报酬是不平衡的。或者说，职业作为社会经济的指标，其资源含量在单位之间、地区之间是相异的。微观上，一个理性的个人，必然倾向留在优势壁垒内部，或跳出劣势壁垒，改换门庭，以求提高其地位的资源含量。在改革之前，上述意愿虽然普遍，但由于壁垒效应，能成功地实现这种意愿的行为结果只是小概率事件。大量研究表明，改革之前，至少有一半的在职者终其一生没有职业流动，因为每年只有1%-2%被允许跨单位流动，而85%属于所有制内部的流动①。[Yanjie Bian，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A nnual Review of S ociolog y ，vol.28（2002），pp.91-116.]跨地区的流动更困难。随着改革的深入，单位和地区壁垒被不断地松动、打破，社会分层体系趋向开放。所以，改换门庭，职业流动，不断成为大概率事件，进入统计分布的正态区间。

2.单位壁垒与地位获得

这里说的单位，是指获取劳动所得的工作组织。虽然\"单位\"在再分配经济中有特殊的体制涵义②，「Andrew G.Walder，Communist Neo2T radi tionalism ：Work and A uthori t y in Chinese I ndust r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Yanjie Bian，Work andI nequal i t y in Urban China.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ress ，1994.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李路路、王奋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极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权力、资源与交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为叙述方便，本文用单位这一术语泛指所有工作组织，包括转型经济时期国有和非国有的工作组织。

再分配体制下，单位是控制和运用资源的主体。单位资源的多寡，依其谈判能力而定，即向计划分配者讨价还价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综合指标是单位的行政级别。

这是因为，在国有部门的科层结构中，行政级别越高，就越靠近最高层的计划分配者，便于进行讨价还价。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软预算的作用下，政府的资源是按计划偏好分配的，而单位的行政级别越高，越能迎合和影响这种偏好。资源锁定在单位的围墙之内，其分配原则，一是保证小部分权力精英的利益③，「Ivan.Szelenyi，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 ributiveEconomies.I nternational J ournal of Comparati ve S ociology ，vol.19（1978），pp.63-87.」二是按父权主义原则平均分配给无权的大多数④。「Andrew G.Walder，Social Change in Post2Revolution China.A nnual Reviewof S ociolog y，vol.15（1989），pp.405-424.」为此，再分配体制下的不平等，表现在有权的少数和无权的大多数之间；而在无权的大多数内部的差异，主要是在职者的单位之间的不平等。这就是单位作为结构壁垒的作用。

市场体制下，单位也控制着资源，其多寡由经营能力而定，往往与产业类型和规模相关。

单位的资源多寡形成了\"门坎\"的高低，但市场机制下的门坎不是壁垒，因为它的门户是向竞争中的外部劳动力市场开放着的：劳动力与雇主的择优互选，劳动力的自主流动，造成同类职业的资源含量倾向相对平衡。可以说，劳动力市场本质上否定了单位壁垒。

在转型经济时期，再分配体制正在萎缩，市场因素不断加强，这是国有部门改革的历史趋势。但与非国有部门相比，国有部门还保留许多再分配体制的特征，包括经理领导层的上级任命，财会体制僵化，利益分配不与绩效挂钩，以及对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国家扶助和政策倾斜。这样，可将国有和非国有作为再分配和市场两个体制群，我们称之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对地位获得模式做以下几点假设并予以说明。

假设一：职业地位的资源含量，体制内小于体制外。体制内的差异主要在于单位壁垒之间，而不是职业之间。单位内部，不同职业的资源含量相差不多，\"干多干少一个样\"；相同的职业，在不同的单位，则资源含量相异。两种趋势合成，体制内部，每提升一个职业地位，职业含量提高有限。体制外则是另外一番情况。由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职业类别与报酬对等分配机制、职业流动机制，使相同的职业在不同的单位报酬所得相近；而不同的职业，无论在单位内外，其报酬水平明显相异。就是说，在体制外，每提升一个职业地位，其资源含量比在体制内增加的幅度要大。

假设二：教育地位的资源含量，体制内小于体制外。作为人力资本的指标，教育水平的提高，表明在职者更有能力从事复杂劳动，产出潜力大，对单位利润的创造贡献也大。体制外，由于存在劳动力市场机制，教育得到应有的回报，所以，教育地位的资源含量高，每提升一个教育地位，资源含量也有明显增加。这是典型的人力资本效应解释。在转型经济条件下，这一解释遇到两个挑战。一是市场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并不一定是教育水平。李培林等①「李培林、张翼：《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东北的研究说明，体制外的新企业大多数是服务性行业，工作不需要较高的教育水平，而体态、灵巧、能说会道、人际技巧的市场价值高于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二是体制内也可以引进绩效挂钩的市场机制，提高对教育水平的回报，以保证专业人员的继续留用，减少流出。周雪光②「Xueguang Zhou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China ：Evidence f rom Panel Data.A merican J ournal of S ociology，vol.105，no.4（J an.2000），pp.1135-1174.」曾发现和指出这一现象。上述趋势表明，关于教育地位资源含量的体制差别的假设，现实也可能与我们的假设相悖，即教育地位的资源差异，体制内大于体制外。

假设三：年资回报水平，体制内大于体制外。正式工作组织，无论再分配条件下的单位，还是市场经济下大企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年资回报都是稳定劳动积极性的策略，就是戴慧思称之为\"先到先得利\"的假设③。「Davis －Friedmann ，Deborah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ie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Modern China，vol.11，no.2（Apr.1985），pp.177-201.」外部劳动力市场对年资的回报不是直接的，要凭在职者的技能和贡献潜力。年资可以给人带来经验，增强适应能力，最终提高产出。但是年资也可以让人增加惰性、不求进取、墨守成规，不能适应变化中的环境，效率下降。加之，如果转型经济的体制外新生工作机会大量是在服务业，更适合年轻人，则年资回报在体制外可能是负面的。

假设四：性别地位的资源差异，体制内小于体制外。社会主义平等理念将男女同工同酬意识形态化，盛行于\"文革\"期间。这是体制内党管经济的产物。在转型经济期间，体制外讲求权责利挂钩，抛弃了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代之而起的市场体制，究竟是推动男女平等还是拉大男女差别呢？研究者持不同的见解，并都有观察和资料作依据①。「Barbara Entwisle，and Gail Henderson（eds.），Red rawing B oundaries ：Gender ，Househol ds，and Work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我们假设，市场体制将拉大男女差别，扩大性别地位的资源差异，是基于以下两个判断：第一，意识形态在体制内外是反向的，体制内，性别平等观念有价值空间，但体制外，男权主义文化已很盛行；第二，体制内外对报酬分配的制度约束不同，体制内较高，差别不能过大；体制外约束低，报酬无上限。

3.地区壁垒与地位获得

地区壁垒虽是由户籍制度保护和维持的，但其根源在于再分配体制的内在逻辑：资源统统上交中央，然后再按\"条\"\"块\"分配下去，地方政府成为资源的控制和分转中心。在本位利益驱使之下，壁垒的形成不可避免。1958年前后向地方放权，\"文革\"时期的再次放权，最后是1980年代改革政策的沿海倾斜，都提高了地区间资源的差异，强化了地区壁垒。市场的崛起，对户籍制度的冲击，以及进城民工潮，开始消解地区壁垒的作用。下面，我们将探讨地区壁垒对地位获得的三点意义，并提出研究假设。

第一，地区壁垒的前提是地域的行政区划和分割，赋予城市一定的行政级别。与单位级别的涵义一样，城市级别高，向上讨价还价的能力强，财税基础也大。户籍制度和人口迁移控制保证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地区壁垒。为此，城市级别成了一个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如果再分配体制持续，那么，随城市级别的上升，职业地位的资源含量也将增加。这是我们的假设五。

第二，虽然再分配体制保护和强化了地区壁垒，但从政治稳定和计划平衡出发，再分配国家又是\"劫富济贫\"的，即用先进地区之盈余济落后地区之亏空②。「Andrew G.Walder，Property Right s and St 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Redist ributive Economies.A merican S ociological Review ，vol.57，no.4（Aug.1992），pp.524-539.」这在改革前是常识，而改革后仍在继续③。[Susan L.Shirk ，The Pol i tical L ogic of Economic Ref orm in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所以，再分配体制一方面强化地区壁垒，另一方面缩小地区差异，这与市场体制有根本的不同。市场体制以产权主体的效应最大化为目标，偏好那些资源禀赋优越的地区，或者是享有政策倾斜而首先发展了的地区。效益最大化导致了马太效应，富则越富，穷则愈穷，所以市场的发展很可能扩大已有的地区差别。这样看来，在转型经济时期，城市之间的差距，体制内小于体制外。这是我们的假设六。

第三，虽然职业地位的资源含量将随着城市级别的上升而增加，但增值速度不一定是直线的。体制内，由于再分配国家的劫富济贫行为，资源的增加速度在优势城市是受到抑制的，造成每个职业的地位资源含量也是在抑制的状态下有所增加。由于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受抑制的程度也可能越大，所以职业地位的资源含量的增值速度在级别高的城市往往要低于级别低的城市。

体制外，由于外部劳动力市场和职业的跨地区流动的双重作用，导致职业地位的资源含量的增值速度，不受城市级别的影响。所以，在转型经济时期，职业地位资源的增值速度，体制内与城市级别反相关，体制外与城市级别无关。这是我们的假设七。

三、分析结果

我们的实证分析依据的是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资料①，「该调查由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共同主持，采取多段分层随机抽样，全国城镇共5900户样本，详细描述见主持单位的网站。」以下分三步叙述结果。第一步，假定工业化逻辑是跨越体制和国界的，我们将中国与美国做比较，分析地位获得过程中，继承机制和自致机制在中美之间的异同。第二步，进一步分析这两种机制在中国城市的历史变化。为此，我们将2003年的资料与已发表的历史资料做比较，以确定再分配逻辑的存在和延续性。第三步，依据2003年资料，我们比较国有和非国有单位体制，比较不同级别的城市群，以确定单位壁垒、城市壁垒对地位资源含量的影响程度。

1.工业化逻辑下的中美比较

虽然美国发表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成果，我们还是因其研究的经典性和资料的权威性而选择了最早的布劳和邓肯模型及结果。同时，该资料的年代是1962年，当时美国的许多社会经济指标高于或接近于2003年的中国城镇。美国1960年代农业产值占GDP 的比重是4%，工业服务业占就业人口的96.7%，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占成年人口的比例是41%和8%；中国城镇2003年的各项数据分别是4.5%、98.5%、21%和6.3%.如果用美国的最新资料做比较，中美两国的差距会更大。

表1是两国地位获得模型回归方程的计算结果。与美国的结果一样，这里也只报告男性的资料，并用标准回归系数，以利于比较。两国的异同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父代教育对子代教育的影响，中美相近（中国为。279，美国为。310）。但是，父代职业的影响，中国接近零，而美国存在且显著（。279和。224）。第二，子代教育对首职的影响反映了自致机制的作用，这方面，中美惊人的一致（。448和。440）。第三，首职对现职的回归系数，反映的是地位的流动程度，系数高表明流动低，中国的系数（。454）是美国（。281）的两倍。说明中国职业流动远低于美国。

一个良性运行的体系是通过个人努力而实现地位流动的体系。表1的结果告诉我们，中美的自致机制虽然作用程度接近（教育对首职），但中国存在很强的地位不流动（首职到现职），所以自致机制的效果更多地限制在从学校到工作岗位这一阶段。参加工作以后，个人的努力对地位提升的效果不彰，自致机制作用相对下降。

继承机制方面，中美之间也很不相同。在中国，子代教育受父代教育影响，但与父代职业地位无关。而在美国，子代教育受父代教育和职业地位的双重影响。这似乎说明，中国的父代可以在家庭内将知识传给后代，但他们的职业地位并不表明资源或文化的意义，不能成为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有意思的是，父代的职业地位也不影响子代的职业地位，即使是首职。

这是不是由于再分配体制抑制了职业的作用呢？

2.再分配逻辑下的历史比较

再分配体制下，职业并不是最好的地位指标，因为再分配资源并不一定与职业挂钩，而是由单位控制并在内部分配的。这样，单位是一个被再分配逻辑支配的、代表体制性格的社会经济指标。为此，林南和边燕杰曾以1985年天津资料建立了新的地位获得模型。天津是再分配体制下的三大直辖市之一，1985年的天津又完整地保留了再分配体制的特征。所以，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将林-边模型及天津资料作为历史参照，与2003年的全国资料做比较。表2给出了相关的标准回归系数值。

从表2得出的简单结论是，中国2003年的地位获得模式仍然呈现再分配体制的特征，但是这一特征比1985年弱化了。这从四项系数可以得到证明。第一，单位地位的继承效应是显著的，即父代的单位对子代的单位有直接的正向影响（。194）。从上节我们知道，父代对子代的职业地位是零影响。比较而言，反映再分配体制下地位继承的指标不是职业，而是单位。分析结果表明，这种地位传承的程度在下降（从林-边模型的。320到。194），说明市场体制正在改变这一趋势。第二，教育对单位地位的获得也是正向的影响，从1985年到2003年有加强的趋势（从。240增加到。290）。我们对单位地位的测量，与林-边模型一致，四个单位类型从高到低排列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其他企业。所以，这里正向的回归系数，表明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仍有流向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趋势。第三，从首职单位到现职单位的回归系数是。487，与1985年的。480基本一致，说明转型经济期间，单位之间的不流动或顺向流动依然很强。第四，党员身份无论对单位地位还是职业地位的获得，影响都是显著的，虽然与1985年比有减弱的趋势。

3.单位和地区壁垒下的地位资源含量

如果单位和地区是结构壁垒，那么，相同职业地位在不同的单位和地区拥有不同的资源含量。从分析策略上说，这就要求将职业地位作为自变量，将收入或任何其他资源变量作为因变量。依此策略，表3列出了收入方程的回归系数。虽然地位资源远远超出收入的范畴，但收入是地位资源越来越重要的指标。我们的数据证明，单位和地区壁垒对地位资源含量的影响是显著的。

我们的地位指标是国际通用的、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 ），简称职业地位。

从收入方程来看，无论是国有单位还是非国有单位，职业地位的系数都是正向的，即随着职业地位的提高，收入在增加。但是每增加一个地位指数，收入的增长率很小，在1%左右。这说明在中国，职业地位的资源含量不高。

但是，地位资源含量的单位间差异很大。从表3模型1可以看出，国有部门内部，每提高一个地位分，收入增加0.7%，而在非国有部门增加1.7%.这一结果支持我们的假设一。这说明市场体制提高了职业地位的重要性，扩大了职业地位的差异，即提高了职业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其他个人指标的资源回报，也存在体制差异。在国有部门，每提高一年的教育水平，收入提高8.9%，高于非国有部门的5.9%，这与我们的假设二相反。在国有部门内部，收入随年龄的增加而上升；但在非国有部门，年龄的收入差异消失了。这支持我们的假设三。性别的收入差异，国有部门小于非国有部门。这与我们的假设四一致。

最后来看地位资源含量在地区之间的差异。从表3模型1可以看出，以县级市为比较基准，收入随城市级别的提升而有大幅度的增加。这一发现支持假设五。在国有部门内部，地级市的收入增加约12%，省级市增加超过32%，而三大直辖市超过45%，增加的幅度很大。但是，非国有部门增加的幅度更大，分别是13%、57%、56%，说明市场机制扩大了收入差距。体制内外收入增加幅度的比较，支持我们的研究假设六。城市级别是否影响职业地位的收入含量呢？

表3模型2的结果表明，现实情况比我们的假设要更复杂。在国有部门，收入随职业地位的增加而增长，但增长幅度最高的是省级市（1%），然后是三大直辖市（0.8%），地级市与县级市没有差别。在非国有部门，职业地位的收入含量不因城市级别而改变。这些结果揭示了在非国有部门，地区壁垒的影响已经消除，即相同职业地位的收入含量拉平了。这是外部劳动力市场起作用的结果，支持我们的假设七。

四、结论

单位和地区是再分配体制下的两大结构壁垒，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深刻的，持续性的。

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单位壁垒的作用表现在，单位作为资源控制和运用主体，单位地位比职业地位更凸显，同类职业在不同的单位类型其收入含量相异，父代职业对子代地位获得没有影响，而父代的单位地位却影响着子代的地位获得。另一方面，地区壁垒的作用是，职业地位的收入含量，随城市级别的提升而大幅度增加。所以，单位和地区不是简单的工作场所和生活场域的问题，而具有明确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含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弱化单位壁垒和地区壁垒的作用。以1985年的天津为比照基点，到2003年，父代单位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大大下降了。代之而起的是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含义迅速上升。这表现在，每提高一个职业地位而得到的收入资源，体制外比体制内高出一倍多。

由于劳动力市场机制，体制外，年资效应消除了，性别差异拉开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了。

市场的发展在抑制结构壁垒的作用，加剧地区不平衡，强化职业和性别的地位意义，从而扩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扩大并不可怕，但须满足两大社会条件。一是不平等的程度是大众所能接受的，即所谓不平等的合法性及其国家相关政策的问题。这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不赘。

二是不平等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距，但是弥补差距、赶超他人是不是可能的？即所谓机会平等问题。这是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模型研究的核心问题。换言之，在市场日益发展的今天，自致机制是不是比继承机制越来越发挥作用？地位上升的机会更多地是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的吗？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帮助我们得出的结论喜忧参半。一方面，继承机制受到了很大的抑制：与美国相比，再分配体制下的中国抑制了父代职业对子代地位获得的作用；与改革初的1985年比较，父代单位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也大大减弱了。这是喜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继承机制受到抑制并不等于自致机制的自然强化。其一，个人教育程度对地位获得的影响程度与美国相当，但从首职到现职的地位流动机会大大低于美国。其二，个人教育程度对地位获得的影响程度自1985年以来没有提高。其三，对教育的收入回报，体制外低于体制内，而不是相反。这三项实证发现，表明自致机制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并不乐观。

教育水平是一个非常笼统和抽象的自致机制指标。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市场符号、文化资本，还是社会资本？因为这些含义对地位获得的理论意义是不同的，所以必须用不同的教育指标设计研究模型，才能分辨和检验这些含义。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没有提供这个资料条件。同时，个人教育水平的高低不一定影响其他能力的发挥，更不直接表明工作努力的程度和贡献大小，因此不是自致机制的唯一指标。自致机制的其他有效指标及其对地位获得的意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研究课题。

结构壁垒和体制转型为地位获得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而地位资源含量的概念是推动这一研究的尝试。这个概念将社会经济地位视为资源的代称。测量和实证分析方面，基于资料，本文探讨了体制转型时期职业地位的获得、收入含量及壁垒效应。地位的财富资源、权力资源、声望资源、社会资源如何？结构壁垒和体制转型对这些地位资源含量的影响怎样？这些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有一点理论含义是明确的：当同一职业地位所含的资源在单位之间、地区之间趋向相对平衡时，就是社会分层体系否定壁垒、迈向开放的时候，也就是自致机制在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中充分起作用的时候。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显示，这样一个过程在非国有部门已见端倪。如果体制改革继续扩大体制外经济成分，承认和发展外部劳动力市场要素，则社会流动和分层体系将进入工业化逻辑所导引的新时代。

边燕杰，1955年生，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路路，195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2）；

李煜，1969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候选人；

郝大海，1959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10087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