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 张海冰 朱长征:未来二十年,中国最强劲的新增长极在这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8 次 更新时间:2021-04-30 22: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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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 (进入专栏)   张海冰   朱长征  

  

   2021年3月,广东发布了《关于支持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意见》。如此一个重磅的文件,不但在国内、国际关注度不及预期,甚至在资本市场和当地社会也几乎没激起任何涟漪。如果说,以珠海为代表的珠江西岸城市过去四十年发展滞缓是因为风头水尾的交通末梢和产业末梢,那么当港珠澳大桥直通香港、高铁高速公路直通广州、深中大桥和深珠城际铁路(规划中)直通深圳之后,一种全新的区位发展优势是否已经或正在珠江西岸悄然形成?如果粤港澳大湾区的珠江西岸将成为21世纪的新浦东,并在未来二十年逐步与珠江东岸发展水平趋同,那么这里的哪个区域最像当初浦东的陆家嘴?  

   当中国原有的对外开放格局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的时候,如何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如果能依托大湾区的新区位优势、新要素比较优势、产业聚集和扩散优势,把这些年粤澳合作的成果和设想扩大到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成果,做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珠江西岸城市能否扛起当年浦东开发、深圳“敢为天下先”的大旗,对中国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和一国两制的政治实践探索做出重大贡献?

  

   一、大湾区的失乐园,珠江西岸整体滞后的缩影

  

   在与深圳和珠海的朋友交流中,许多人都对珠海特区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扼腕叹息——同样位于珠江之畔,珠海不但与深圳特区发展有天壤之别,与湾区的东莞、佛山相去甚远,即使与内陆城市相比也仅与山东菏泽市、河南许昌市、江苏淮安市经济总量相当,在全国城市中排到70多名。

   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犹如分跨珠江口东西的两颗明珠。深圳面积1997平方公里,珠海1736平方公里,两市不仅面积相差不多,1980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也大体相当。40年过去,深圳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2020年GDP达2.76万亿元,仅次于上海市和北京市;而2020年珠海经济总量只有3482亿元,仅为深圳的1/8。如果放在长三角的江苏省,珠海也只能在13个地级市中排第11名,屈居苏北的淮安市之后。

   同样是移民城市,目前珠海的常住人口还不到深圳的1/6。从2009到2019年的十年间,珠海常住人口只增加了53.25万人,而深圳仅2018、2019年就分别净增49.83万、41.22万人。在2020《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上,广东有14家企业上榜,其中深圳有8家,珠海仅格力电器一家。从上市公司数量看,深圳在内地、香港及国外上市的公司总数到去年底超过400家,而珠海仅有38家。截至2020年底,深圳本地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6.36万亿元,珠海则为6620亿元。

   如果进一步比较珠江东西两岸城市就会发现,珠海发展的迟缓实际上是珠江西岸整体滞后的缩影。

   我们将粤港澳大湾区所包含的9+2城市群简单划分为三个圈:珠江东岸城市包括香港、深圳、东莞、惠州,珠江西岸城市包括澳门、珠海、中山、江门,珠江北岸包括广州、佛山、肇庆。2019年,珠江东岸城市GDP总额达65812亿元,西岸城市为13491亿元;珠江东岸城市总人口为3430万人,珠江西岸只有1071万人;珠江东岸占大湾区出口货物值的八成,珠江西岸只占6.32%。

   珠海乃至珠江西岸城市过去四十年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广为流传的解释是深圳敢于突破禁区、敢为天下先,而珠海方面则思想观念相对保守。除了主观原因之外,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产业基础、开放方向等原因也很重要。

   据笔者的一位校友回忆,他1988年到珠海市工作,当时既无飞机直达,也无铁路直通,须先到广州再乘坐公共汽车,中间下来乘坐几次摆渡船才能到珠海。不仅如此,即使在珠海辖区内,先天的地理阻隔也加剧了交通不便。斗门、金湾等区与老城区(香洲区)被西江隔断,来往非常不便,更不用提彼时横琴还是一片荒岛,不具备建造厂房和住宅的条件。90年代建成的珠海机场一度是全国唯一不通高速公路的机场,珠海港也曾经是全国唯一不通铁路的港口。

   凡此种种,致使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在过去四十年里不仅处于大湾区的交通末梢,而且在产业承接上也处于大湾区的传播末端,成为大湾区的失乐园。如图中红色箭头所指的路线,过去四十年大湾区的产业传播首先从香港到深圳,然后到东莞、广州、佛山,最后才到珠江西岸的中山、珠海。

  

  

  

图1 大湾区产业传播路线图

  

   二、三十年河西,新区位优势悄然形成

   如果说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珠海、中山等珠江西岸城市寄希望于澳门是别无选择的选择,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珠江西岸的交通条件、区位优势、人文环境和产业基础已经今非昔比。

   随着1999年京珠高速公路广州至珠海段建成通车,2012年广珠铁路、广珠城际轨道全线投入运营,无论是航空、陆路、铁路,从内地城市直达珠海、中山都已经非常方便。如今从广州往来中山、珠海之间,高铁半个小时可达,乘城际大巴或自驾车也1小时可达。

   与珠江东岸的联系方面,除了虎门大桥连接两岸,2018年港珠澳大桥开通,原计划2024年建成的深中大桥有望提前建成通车,深圳至珠海城际铁路(深珠通道)也已经开始论证规划;正在规划中的中虎龙城际将贯通中山、东莞、深圳(龙岗)三个城市;水上通道方面,深圳机场码头—中山港、深圳机场码头—珠海九洲港等航线渐次开通。

   广东省交通规划方面有关负责人曾表示,“从规划原则来看,两岸各城市均至少建成一条跨江通道,基本形成公路、铁路、市郊轨道等多方式、全天候的跨江通道体系,实现两岸城市一体化衔接,大湾区主要城市之间形成1小时交通圈。”

  

  

  

图2 珠江口两岸交通图


   在市内建设方面,珠江西岸城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珠海市的横琴荒岛变成了新区,原来的滩涂变成了四通八达的开发区和环境优美的住宅小区,被河流和山脉分割的城市也由一座座大桥和隧道连成一体;中山市近年在翠亨新区、岐江新城开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欢乐海岸、富元国际金融中心、科技金融新城、湾西智谷、科技新城中轴线等都在布局和建设过程中;江门市一批大桥、高快速路及江湛铁路通车,接入了全国高速铁路网,大广海湾经济区、银湖湾滨海地区、江门人才岛等重要软硬基础设施相继建成。

  

   三、新要素比较优势再造新机遇

   珠江西岸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不仅来自于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渐完备,更重要的来自于新时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新要素比较优势。

   在传统制造业时代,经济地理位置中最重要的是是否临近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等要素供给地,是否靠近水路或铁路能够实现低成本运输,是否靠近产品销售市场。但要素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发展进程、要素流动和价格变化不断动态演化的。

   根据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珠海、中山、江门、澳门等城市前四十年经济发展滞后,主要是在天然资源、非技术工人、资金、地理位置等“初级要素”方面不具天然优势;然而,当走过了特定发展阶段后,上述初级要素的重要性不断降低,而生活环境、人文环境、创新创业环境、融资便利度、信息与交通便利、研究机构、高等人才等“高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这就让珠江西岸经济区迎来了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港深增长极和广佛增长极的制造业扩散,一度呈现为沿着高速公路扩散到东莞和惠州等地。未来这些增长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和高端产业的扩散,将主要受生活环境、人文环境、生活成本优势、创新创业环境、内外交通便利等的综合影响,逐步扩散到中山、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就像当年的浦东之于浦西,一侧是广阔的待开发空间,另一侧是高度密集的产业、到处寻找机会的资本、技术和拥挤的人口,一旦交通打通以后,两岸的居住成本、医疗、教育、消费水平、发展空间等“势能差”势必趋于“填平”。

   从人口密度看,中山的人口密度为1895人/平方公里,珠海为1165人/平方公里,江门仅为487人/平方公里,而深圳的人口密度为6484人/平方公里;从居住成本看,珠海的商品房价格一般在2-5万元/平米,江门仅为11800多元/平米,中山南朗镇为14000元/平米,而对岸的深圳南山区房价动辄10万甚至20万/平米;从医疗条件来看,珠海每千人拥有医师数3.11人,而深圳为3.01人;从教育资源看,深圳2019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59万人,而珠海为3.8万人;从消费水平看,深圳市人均消费支出中用于居住的支出为12609元,珠海9347元,中山和江门分别只有5111元和4384元……优美的自然环境,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居住成本,相对轻松的就业和生活压力,以及良好的文化、教育、医疗条件,使得珠江西岸城市高级要素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并形成持续吸引要素和产业流入的巨大“势能差”。

   从发展空间看,中山市面积1780多平方公里与珠海相当,而江门市面积达9500平方公里,发展腹地广阔,这与大开发之初上海浦西、浦东相似——彼时浦西老城区人口密集、街巷狭窄,工厂与居住混杂,腾挪余地很小,但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等各项要素完备,轻重工业基础领先国内;而浦东却腹地开阔,一旦得到相关政策支持,迅速成为高级生产要素和新产业聚集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地区都享受到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增长红利”,不论是消除道路不通、海洋阻隔等物理方面的要素流动障碍,还是消除政策、法律等制度障碍,都会因为“势能差”而带来一波又一波的要素和产业流动红利——对于珠江东岸和西岸而言,既无制度差异,也无文化差异,因而正在累积的交通便利条件就犹如打开了人才、资金、技术、产业等流动的“堤坝”,大坝两边原有的“势能差”势必导致巨大的要素流动和增长红利。

从产业辐射看,深圳、广州的很多加工装配环节持续向附近城市转移,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研发、设计、制造环节也需要在扩散过程中寻找更有效率的组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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