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亚明 余颖蕾: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中居民隐私顾虑之化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 次 更新时间:2021-04-28 14:10:53

进入专题: 大数据   社区应急治理   隐私  

房亚明   余颖蕾  

   摘      要: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现代化既要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效能,也要兼顾对居民隐私权的有效保护,消除居民隐私顾虑。隐私权的双重属性和社区应急治理中不规范的居民信息采集、使用和泄露行为会导致出现侵害居民隐私权的情况,使居民产生隐私顾虑。因此,大数据环境下社区应急治理需加强对居民隐私的保护,从法律、责任、多元主体协同等层面建立居民隐私顾虑化解机制,平衡社区应急治理中社区公共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的张力和冲突,提高社区应急治理效能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关  键  词: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隐私权;隐私顾虑;隐私保护

   中图分类号:TP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1)03-0044-10

   收稿日期:2020-10-30

   作者简介:房亚明,瑶族,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余颖蕾,广东工业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公民权利保障。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网络隐私顾虑的影响因素及法律解决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D15XFX15。

   现代社会处于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与风险不断积聚的悖论之中,作为居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场域,社区成为技术应用与风险衍生的物理空间和治理单元。在社区应急治理中,科学技术的作用随着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持续推进日益凸显,成为观察和检验社区韧性以及应急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以疫情防控为例,为了精准掌控居民行踪与疫情风险,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运用大数据技术采集、处理、使用大量的社区居民信息,或者跟进乃至监管一些居民的行为,这就难免产生社区公共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加剧居民信息泄露和私密生活空间被打扰的潜在风险,使居民产生个人信息是否依法采集、依法使用、依法有效保护的担忧和质疑,即隐私顾虑。而当前社区应急治理又缺乏相应的隐私顾虑化解机制,使得居民隐私顾虑难以化解。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现实生活中,如何运用大数据技术强化社区应急治理的有效性,建立比较完善的法治化、制度化隐私顾虑化解机制,平衡社区公共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是完善合法合理、多元协调的社区应急治理模式和实现社区应急治理现代化目标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的现实课题。

  

   一、问题缘起: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中的居民隐私顾虑

  

   在社区应急治理中,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和注重居民隐私保护是社区治理现代化和精细化的基本要求。2017年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全面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具体要求,为社区应急治理指明了方向。社区应急治理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平衡权利与效率、自由与限制的关系,在强化应急治理效能的同时更好地维护居民个人利益。社区应急治理与大数据技术的良性衔接、明确社区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应急治理的法律边界是大数据环境下社区应急治理的理论前提,也搭建了社区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应急治理、保护居民隐私的制度框架。对大数据环境下居民隐私法律定位和特殊属性的准确理解是社区应急治理依法开展并获得伦理支持的重要方面,但由于法律制度是针对正常社会生活状态下的情况制定的,面对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与扩展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生活環境,公共生活状态和居民隐私边界都发生了变化,经常性的信息采集与使用给居民带来了隐私顾虑。

   (一)社区应急治理中居民隐私边界难以精准把握

   由于应对特殊情况的需要,居民信息成为社区应急治理法治化、智能化、精细化、现代化的重要社会资源和前提,但社区应急状态下居民仍然享有隐私权等基本权利。一直以来,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的法律界定和法律属性都存在争议。我国法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缺乏对隐私权的明确界定,而隐私权作为一种公民基本权利应当受到保护则得到社会和司法界的普遍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38条到第40条对公民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以及通信秘密的宣告涉及保护公民隐私的意蕴,是隐私保护的宪法渊源。[1]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10条的规定明确使用了隐私权的表述,并将其与第111条规定的个人信息区分,意味着把隐私权作为一种具体的人格权来保护。根据隐私权的“信息、安宁”说和“个人控制”说,[2][3]社区居民的隐私权是居民不愿意公开的私密性的信息和个人空间,应由居民根据真实、自由的意志进行控制和处分,是保障居民安宁的生活不被打扰的一种人格权利。

   在社区应急治理中,隐私信息具有明显的私权利属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属性,其获取和分析能够帮助社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以便为居民提供公共安全管理与服务,是社区应急治理实现智能化和精细化的重要资源。大数据时代,隐私权中的私密性信息具有经济价值,但僵化地理解隐私权并进行“一刀切”的保护难以适应社区应急治理要求。定义和保护隐私权应该遵循“场景正义”,隐私个人控制理论中的知情与同意应当区分数据的敏感程度与使用场景。[4]为了使公共利益得到保障,在社会应急治理语境下,数据持有者应当在合理限度内实现最大程度利于治理目标实现的让利。[5]过于谨慎的居民信息采集无法满足社区应急治理的需求,但过度的居民信息采集和不当使用则会加剧居民对隐私保护的顾虑与不安乃至不满。因此,如何把握“场景正义”的边界,化解居民对信息采集与使用的隐私顾虑,既充分利用居民信息的治理功能,同时也保护好居民隐私,是社区应急治理的难点和焦点。

   (二)社区应急治理的紧迫性容易忽视居民隐私

   突发事件具有风险大、传播速度快及难控制、难治理等特征,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社区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因而需要迅速、广泛、精准地对居民相关信息进行采集以便管控风险。在这种特殊情势下,社区应急治理需要运用大数据技术为居民参与社区应急治理提供技术支持和物理空间,提高社区公共安全服务供给能力和社区应急治理水平,这既是社区应急治理与时俱进和提高效能的需要,也是社区应急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但目前社区应急治理中采集居民信息时容易发生侵害隐私权纠纷,引发居民隐私顾虑,而出现纠纷时又缺乏法治化、制度化途径予以解决。因此,作为应急治理的基本单元,高质量的社区应急治理除了注重效率外,还要贯彻民主与法治的理念和精神,社区运用信息数据开展应急治理不能只强调公共利益和风险防范而忽视居民个人利益,应以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为边界。当不同主体对社区应急治理使用居民信息的行为边界与居民隐私权的界定出现分歧时,产生居民隐私顾虑的问题会更加复杂。如在突发公共卫生风险时就是对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大考验,因为多数社区组织及工作人员都缺乏高质量、智能化、精细化管理与服务所要求的设施和能力,这种基于社区公共安全而采集居民信息进行应急治理引发的纠纷和矛盾容易激化,进而引发居民隐私顾虑。

   (三)社区应急治理中采集和使用居民信息的相关法律规定缺失

   在社区应急治理中,居民个人利益与社区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受制于社区治理结构及其能力特别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互动状况。随着社区治理创新和实践的推进,政府和社会两种力量不应是你强我弱的關系,而应该是相互影响、相互赋权,[6]即社区治理模式由“强政府,弱社会”的治理模式向民主协商转变。[7]一方面,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为居民参与社区应急治理提供了平台,促进了民主协商;另一方面,也对社区应急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即社区应急治理在运用大数据技术时,既要为应急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服务,也要遵循民主和法治的价值理念,在强化社区应急治理与服务时要在依法合理的边界内展开。如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社区基于安全风险防范和保障社区公共安全的需要,不可避免地要对居民个人相关信息予以采集和使用,有时会给居民生活带来一定的困扰,使得居民在提供信息、支持社区应急治理过程中产生隐私顾虑。依法合理地采集信息、适当地使用信息、稳健地管理和保护信息能够化解居民隐私顾虑,但目前相关法律规定还不完善,因而居民仍面临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

   (四)社区应急治理中隐私侵权无感化

   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更加追求高效化和准确性,政府、社会和居民都希望能够在突发事件暴发时精准、快速而有效地应对,但应急治理有时会忽视程序的正当性,难以防范隐私侵权无感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造成居民隐私顾虑的潜藏和积压且无法及时发现并化解。在突发事件中,社区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应急治理,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采集居民信息;居民信息的公共属性要求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要为大数据时代的社区应急治理提供个人信息,但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等,居民无法追踪已提供的个人信息的利用方式、监管情况。当居民信息被泄露或发生侵害隐私权等情形时居民本人往往不知情,以致当居民知道侵权事实时,侵权后果已难以控制,导致居民的隐私空间和安宁生活被侵扰。大数据环境下居民对侵害隐私权造成的后果感知滞后,呈现出隐私侵权无感化特征,从当前实践看,大数据环境下的社区应急治理在采集居民信息时较难遵循正当程序,对隐私侵权无感化的消极影响缺乏正确认知和有效应对措施。由于缺乏程序约束,人员安排和数据流通环节较为随意,社区应急治理中采集居民信息的行为容易越过法律边界,无法保障居民对信息采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增加了居民隐私顾虑。

  

   二、隐私顾虑化解在社区应急治理中的价值意涵

  

   大数据环境下,社区应急治理现代化除了加强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外,还必须强化对居民隐私的合理保护。以疫情防控为例,由于新冠疫情突发,且对其防控是大数据环境下社区应急治理的全国性实践,因而总体上缺乏法治化、制度化的居民隐私顾虑化解机制。社区应急治理实践中仍存在采集和使用居民信息的目的和手段不符合依法合理的要求等问题,对居民信息的不当使用和对隐私保护的忽视亦影响了社区应急治理的法治化和精细化。因此,提升社区应急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居民隐私顾虑化解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隐私顾虑化解是社区应急治理中信息资源精准化的前提条件

   精准的信息资源是处置突发事件的前提条件。大数据为社区应急治理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使得社区可以更快捷地获取居民信息以应对突发事件。但由于缺乏严格的行为规范,居民信息存在被采集后滥用、盗用、不正当公开等情形,使居民产生隐私顾虑,影响了社区应急治理的有效开展。隐私顾虑无法化解,社区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应急治理就存在隐患,就无法形成正当有效的治理模式,进而难以真正实现高效的社区应急治理。从当前社区应急治理实践看,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居民信息采集、使用中存在的缺乏法治意识、程序不当、责任不明、监管不严等现实问题,信息采集的难度就会增大,信息资源的全面性和精准化就会因居民隐私顾虑及其衍生的各种问题而大打折扣,自然也会影响社区应急治理的效果。

目前,与信息资源的全面性和精准化需求不相匹配的是社区应急治理中涉及居民信息与隐私保护的规范缺失,从而不利于隐私顾虑化解。一方面,由于缺乏严格的法律规范和操作指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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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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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与法 202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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