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大国“三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21-04-16 10: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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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 (进入专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整个经济社会正经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变迁,处于由农业中国进入工业中国、乡村中国进入城镇中国的窗口期,构建新型的城乡关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把握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内在逻辑与演进趋势,将新型城乡关系发展落实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探索不同区域、不同发展形态和不同发展模式的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途径,探究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现代化跨越的城乡关系发展规律,是一个事关中国现代化前途命运的重大时代命题。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度发展,当年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已经由全力“解决温饱问题”“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向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转变,突出地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处于历史的新方位。从新的历史方位出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顺应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主线,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正在向更高级阶段的演进。

   回顾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从早期工业化的对抗到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之后逐渐融合发展的变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城乡关系也同样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二元矛盾、改革开放后的二元分离到不断融合发展的变迁,人民的生活也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不断跨越。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正在重塑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发展方向。在这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城乡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内在逻辑结构是什么,向何处发展?需要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改革逻辑3个维度,把握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而探索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客观规律,研判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主线。

   邓小平提出“小康”的概念,是1982年去苏州考察的时候,那时苏州的人均GDP已经是1000美元了,邓小平就问1000美元的苏州人民的生活怎么样,于是把经济指标概括为6条,成为后来著名的小康社会基本标准,构成了一套社会发展理论。一是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也就是以丰衣足食为标准解决吃穿用的问题。中华民族为了这个目标追求了几千年了,5000年文明的物质目标就是追求丰衣足食的社会,今天无法想象,这样一个标准在当时具有多大的诱感力。二是住房问题解决了。中国老百姓一辈子的大事就是盖房,于天地之间有立足之地、安身之处,老百姓都盖楼房了,说明天下安定,社会发展了。三是就业问题解决了。搞商品经济,发展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对工商个体户全面放开,从各方面增加老百姓收入。四是人不再外流了。因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商个体户就地发展,就地城镇化,农民离土不离乡,老往城里跑的那种情况没有了。五是中小学教育普及了。就是地方政府有钱了,就可以办一些公共事业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已安排了。六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廩实而知礼节。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道德水平也就会提高,犯罪行为也就会不断减少。

   把小康目标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来是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两步走”的初步构想,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从1981年到2000年,力争使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相对于“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目标要求,把“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全面小康”的目标要求。

   二

   中华民族是一个集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于一家而“三业合一”的农耕文明,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微型企业,为中国走向市场化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统一了文字,改革开放全面推广了普通话。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规模流动只有在发生战争和自然灾害时才有,而改革开放是在和平年代有数以亿计的人口跨区域大流动。可以说,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发展史前所未有的奇迹。因为随着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快,中国14亿人口有12亿多人说普通话。在信息化时代,统一的语言带来的机会与效率无与伦比,中国成为全世界无以匹敌的超级大市场,这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一是抗衡力量,具有与世界其他大市场相抗衡的底气;二是发展机会,这样的超级大市场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

   中华民族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民族认同是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认同,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征服者会被被征服者同化的发展进程。马克思就有过著名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中国历史上的中原政权几度被少数民族所颠覆,老百姓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整个家族、整个村庄成员迁到他乡,甚至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建立新的村庄,开辟新的家园,使自己的民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得以传承下去,如南方的客家人与美国的华人街就是典型的例证;要么以缴税纳粮的方式与朝廷合作,政权可以改朝换代,但皇权不下县,社会和文化体系仍然以原有的方式进行延续和发展。由于社会治理成本低且有效,不仅没被颠覆反而同化了外来征服者,从而形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断代的中华文明。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所以我认为,中华民族是像水一样的民族,总是往低处流,活下来才有希望,生存才是硬道理,第一法则就是要保全自己,在一定时期确实是弱势。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涓涓之水一旦到达江湖海洋,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抗衡水的威力,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比水的力量强大。而那些曾与中华文明并存的其他文明为什么都被毁灭了、断代了?我在想,有些民族像火一样强大威猛,却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看似无可阻挡,在毁灭了别人的同时也就必然毁灭了自己。

   近代以来的现实就是积贫积弱,屡打屡败与屡改屡败交替演进,发问的方式是“中国为什么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人类史上最壮丽的实践,是对洋务运动以来积弱积贫时代“中国为什么不行”这样100多年发问的颠覆。因为在100多年的现代化诉求中,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无论是赶英超美还是三步走战略,都是在“中国为什么不行”的发问中面向西方。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由农业中国到工业中国、乡村中国到城镇中国的历史跨越,如何总结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经验,迫切需要用“中国为什么行”这样新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或者说,中国崛起的密码是什么?

   曾经有说我们汉字是最落后的文字,因为方块字不能够用电脑打字,所以汉字都要改掉,要推进汉字拼音化。现在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电脑输入汉字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因此,很多问题不是理论的首先突破,而是实践能否首先突破。

   三

   中华民族的百年诉求,就是追赶现代化。几次工业革命都被意外打断,唯有这一次改革开放,终于步入现代化的轨道。邓小平把改革首先指向最贫困的农村,让最贫困的农民首先发展起来。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据中央电视台报道,1万元就相当于现在的225万。

   1992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稻谷市场价格是83元钱100斤,也是在这一年宣布取消了粮票、布票。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食品短缺时代通过市场价格,不仅大幅增加了农产品供给,而且大幅增加了农民收入。当时,乡干部被称之为吃香喝辣的“香干部”,农业生产根本就不需要政府操心。到1995年的时候,粮食价格是40多元钱100斤,到1999年30多元钱100斤。粮食价格下跌,让农民还有什么奔头?从1998年到2003年,是农村干群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

   中国现代化的脉络,就是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随着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发展到今天,现在全面小康是不是正到了这样一个点上?中国现代化的趋势是不是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上?城镇的土地财政是不是也到了这个转折点上?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不是也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上?

   如果说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或者说制造业已经发展到了转折点的话,土地财政也就到了转折点了。地方政府因为招商引资实现了土地增值,如果产业发展到顶而无法招商引资了,圈来的土地就实现不了增值,土地财政也就到头了。就全球范围来讲,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扩张已经到顶了,这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基本国情。

   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背景下有三大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当下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什么,中国不平衡发展状况下各个地方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什么,中国在全球化进入当前一个新阶段所要明确的定位是什么?如何处理这三大问题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抉择。

   第一个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当下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什么。现代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人为地改变发展规律、人为地超越发展阶段。而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形态和发展方式必然不同,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也必然不同。党的十九大明确我国仍然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从2020年到2050年之间的30年,是从基本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阶段,仍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的阶段,是共同富裕的公平优先,还是不平衡发展的效率优先,或是效率优先不断实现公平?3种解决方案就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结果。特别是共同富裕,既无法回避又要面对现实,需要高度政治智慧与社会共识。

第二个问题,中国不平衡发展状况下各个地方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什么。中国作为一个有14亿人口的特大型国家,世界上任何一个已经现代化的国家的人口规模无法与之相比较,由于幅员辽阔,南北、东西的资源禀赋和文化结构极为复杂,区域发展水平差距悬殊,不同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区域发展不同步的现代化进程。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史,不仅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工农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而且区域与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乡村与乡村发展不平衡,由此带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就更加突出。每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不一样,每个乡村发展状况都不一样,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就都不一样,发展的目标和历史任务、发展形态和发展方式就必然都不相同,不可能全国乡村都是一个目标、都是一个模式同步发展。因此,如何探索中国不同区域、不同发展形态和不同发展模式的城乡融合发展,实现途径与机制这样一条全面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演进,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挑战。第三个问题,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当前一个新阶段所要明确的定位是什么。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仅要从历史的脉络和现实的状况来看,还要从全球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近代到现代都是一个追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发达国家是中国作为现代化唯一的参照体系。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作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是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不仅重塑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塑了中国的经济体系,而且颠覆了西方的參照体系,使中国自身成为世界所参照的重要对象;不仅使中国成为国际市场体系的受益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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