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以内生方法为提升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十四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 次 更新时间:2021-03-22 23: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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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田野政治学是因为农村问题而进入田野的。回答和解决问题必须借助于方法。研究方法内生于回答和解决问题之中,而不是之外。正是在问题导向下,不断寻求回答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升了回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取得了相应的成果。通过问题导向下的内生方法提升研究能力,是田野政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一、问题导向下的内生方法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不同的问题,产生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不同的学术研究路径。

   田野政治学是通过田野的路径进行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学人之所以要进入田野,便在于田野存在大量需要研究的问题,是问题将我们导向于田野。尽管这种导向最初是因为承担研究项目。但申报和承担项目已表明其研究意向。因为承担项目,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成立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1990年代,随着“三农问题”日益突出,问题导向愈益明晰。“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更名为“农村问题研究中心”,1999年因为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又更名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这一更名反映了我们对所要研究问题的认识。

   张厚安教授在谈到为什么要“理论务农”时说: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种国情决定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且,“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的全过程。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如此关注农村问题的时代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方面,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实践常常以其自身的执着超越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作为中国改革始点的农村改革的实践将政治学的目光由国家上层引向农村基层。延续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变动。经济体制的变革要求有新的政治体制来与之相适应。而新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显然有待时日,并因此向政治学研究提出了需要关注的课题。

   我是1980年代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人民参与决策的首要前提:政治公开化》(《社会主义研究》1986年第5期);《政治权利分析与民主政治建设》(《广州研究》1988年第10期)、《政治行为分析与民主政治建设》(《求索》1988年第4期)、《政治现代化:世界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1988年第4期)、《政治社会化与民主政治建设》(《福建论坛》1988年第4期)、《论政治社会学的建立与发展》(《求索》1989年第5期)、《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困境与出路》(《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1期)等。这些论文更多的是理论研究。随着农民问题日益突出和进入田野,我才将农民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并在1990年代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农民问题初探》(《社会主义研究》1992年第3期)、《创造性继承与发展——毛泽东与邓小平解决农民问题思路比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的思想及比较》(《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等。

   农村农民问题是一个多学科问题。我们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初主要研究农村基层政治问题。正是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将我们引向田野。因为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也不能从文本到文本的演绎。随着进入田野,问题愈来愈多,有制度性问题,有政策性问题,也有学理性问题。只有不断回答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学术才有进步。而要回答和解决面临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

   方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对于田野政治学来说,方法内生于问题之中。首先是有问题,然后才有回答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内生于回答和解决问题之中,而不是之外。采用什么方法和怎样使用方法,都服从和服务于问题的解决。再好的方法,如果不能回答和解决问题,也属于无用之法。为了回答和解决问题,方法愈多愈好,就如工具箱内所备用的工具愈多愈好一样。但是,工具箱的工具再多,也只是工具。如果没有问题,这些工具也无用武之地。因此,田野政治学始终将问题置于首位,方法内生于问题导向之下。发现问题、筛选问题、凝练问题本身就是方法,而且是最重要的方法。

   二、多类型多层次的调查法

   田野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研究路径最突出的区别便在于进入田野,进行实地调查。如果没有这一基础,便不是田野政治学而是其他路径的政治学了。我们一开始与其他学者一样,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使用的方法也一样,主要是规范的方法,依据的是文本。在从事农村农民问题研究之后,才开始进入田野,进行调查。因为要回答和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必须认识农村农民问题。认识的最好方法是调查。

   田野政治学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并长期坚持。调查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并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调查方法。

   其一,一般调查。一般调查是一种普遍性的调查。这种调查主要是对面上农村情况的了解,以获得整体性认识。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差异性大。只有通过一般调查才能了解普遍性和差异性问题。

   一般调查又可分为随机性调查和抽样性调查。随机调查是指没有经过严格明确的样本选择所进行的调查。我们刚开始进入田野时,主要是随机性调查。张厚安教授在谈到调查时说到:

   第一步是,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中心成员走出校园,到县以下最基层的农村进行调查,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到过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深入到贫困的沂蒙山区、太行山区、王屋山区、大别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和大戈壁、湘桂黔少数民族地区和五指山黎族苗族地区。撰写了100余份调查报告,从而对中国农村变革有了一个宏观上的把握。

   我在进入田野之初也是一般性调查。在全国各地走了许多地方,属于走马观花。但是这种走马观花的调查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之前,我到过的地方很少。一般性调查至少让我知道了中国地方之大,各地的差异性大。我计划以“非均衡的中国政治”为题目撰写三部著作,与一般调查获得的知识密切相关。

   抽样性调查也是一般性调查,但其调查对象经过了严格的选择,以保障对一般性情况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确。2006年启动的“百村十年观察计划”中的“百村”便是经过严格抽样选定的。

   经过科学抽样和对历史名村的选取,确定了258个村作为跟踪观察村,并于2009年7—8月全面展开调查。

   其二,典型调查。典型调查是根据一定标准选择若干村庄进行分类调查。这类调查的时间一般比较长,需要对一个点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这种调查更深入,所获得的知识信息和了解的问题更多一些。典型调查分为学术性典型调查和经验性典型调查。学术性典型调查是基于学术的目的,独立性较强。张厚安教授在谈到这一调查时说到:

   第二步是,由面到点,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在全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选择了6个重点村和18个对照村进行个案研究。中心成员在个案村不是简单地听听汇报,看看材料,而是安营扎寨,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听干部的,又听群众的;既要看材料、听汇报,又要看实际工作的运转情况,对个案村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比如,我和项继权博士到山东章丘市向高村调查,正赶上农忙,项博士就一边和农民一起打麦子,一边和群众谈心,这样的调查很受农民的欢迎。由于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掌握了许多不易了解到的情况。通过对个案村的深入调查和对比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从传统型、能人型走向法治型的某些共同规律,初步探索出世纪之交的“治村之道”。

   正是在典型调查基础上,我们出版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一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往往是以典型引路,首先进行示范,通过示范总结经验之后,其他地方再跟进。我们参与地方经验的总结和论证,并进行相关的调查。这便是经验性的典型调查。

   第三步,从点上的研究到参与许多重大改革决策的论证。比如,1987年山东省莱芜市“简政放权”的经验,1989年莱西市农村“村级组织三配套”的经验,1990年章丘市创造的“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经验,1992年邹城市乡镇“依法行政”的经验和1998年河南辉县关于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经验等,在全国推广前中央有关部门都请我和徐勇教授等参与了考察论证。1995年,全国评选“模范村民自治县”,我又受民政部的邀请作为专家学者先后到广东、福建、新疆、甘肃、宁夏等五省区参加了农村村民自治示范县“达标”的考察和评选工作。

   2000年后,随着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地方经验更为丰富,我们也参与了更多地方的经验总结和论证,并开展经验性典型调查。

   经验性典型调查主要是总结经验,但在总结经验时,也会发现问题。因为许多经验正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经验调查势必接触这些问题,从而将我们的认识带入到一个新的层次。我们后来进行深度调查,便是因为在经验性典型调查中发现影响和制约乡村治理的深层次因素。

   其三,参与式调查。参与式调查是指调查者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到调查村庄的事务之中,了解调查对象的具体运行过程。由于作为当事人,可以切实感到问题的存在,切身体会事物的运转过程,并发现问题,特别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进行的“村治实验”便是参与式调查。实验过程便是全程参与调查的过程。张厚安教授在谈到实验时说:

   第四步,从理论回归实践,进行村治实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往往只是出一本书或写一些文章就完了。可是这些成果正不正确,对实践有没有指导意义,还没有得到检验。于是,我们决心突破以往的做法,要亲自把研究得出的结论,运用到一个村去进行实验、比较,通过实践检验、修正结论,再指导实践,并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在湖北省省委书记贾志杰同志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我们的设想得以付诸实践。从1997年3月起,中心理论工作者先后有两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两位博士、四位硕士参加了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进行的“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实现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实验。

   实验过程中的调查可以发现许多其他调查发现不了的问题。如我们在实验之初做过问卷调查,村民都表示会参与选举,但真正选举时却少有人来。进一步调查才能发现村民不参与选举的真实原因。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原来的问卷,所了解的情况就非常一般,也不一定准确。这也是近些年发生许多外国选举预测失灵事件的重要原因。参与式调查使我们对村民自治的艰难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发表《利益与体制:民主选举背后的变数分析——以湖北省月村村治实验为例》一文,对民主选举背后的变数进行了分析。这些变数只有通过参与式调查才可能掌握。

   其四,跟踪调查。跟踪调查是指对已调查的点进行长期跟踪观察,以了解其变化过程,并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和寻找回答问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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