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贵:戍边文化:构建边境安全治理机制的新思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1-03-12 15: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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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贵  

   摘  要:作为拱卫国家安全的前沿性区域,边境的安全及其治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家安全的有效维护有赖于全社会形成一种国家安全意识和观念——国家安全文化,而国家安全文化在边境地区则突出表现为拱卫、保障边境安全的“戍边文化”。基于戍边历史、边境场域、政府建构因素形成的戍边文化,广泛分布于沿边生活的社会群体之中,构成了边民守边固边、自觉参与边境安全治理的心理驱动机制,是一种基础性的边境安全治理资源。随着国家发展形势的深刻变化,边境安全及其治理的内涵也极大地丰富和拓展。在此背景下,有效推动传统戍边文化的转型和重构,进而构建起一种新型戍边文化,成为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边境;边境安全;国家安全;戍边文化;守边固边

  

   一、引言

  

   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安全问题就与之相伴始终。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所在,关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同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发展息息相关。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在创造了各种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伴生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国家发展面临的安全环境越来越复杂化、安全内涵越来越丰富化、安全风险越来越多样化、安全任务维护越来越艰巨化,加强和深化国家安全治理势在必行。从长远来看,国家安全的有效维持和巩固,需要全社会形成一种稳固活跃的并由国家安全意识和观念构成的国家安全文化的支撑。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作了崭新而系统的阐发。此后在一些重要会议场合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均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特别强调和论述。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既在理论层面深化了国家安全的阐释力度,也从法理上赋予了国家安全全新的法律地位。其中,在国家层面上首次设立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增进社会大众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国家安全意识、提升国家安全认知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2019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则有专门针对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培育的阐述和要求。这样看来,国家安全文化作为国家安全建设的重要方面已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及议事日程,而将其作为一个专门性问题来进行深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就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点,不同区域条件下的国家安全情势及其表现往往不尽相同。其中,相对于内地或核心区,边境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地缘禀赋、自然条件和人文结构,往往成为国家安全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区域,并会涉及国家安全的整体形势。因此,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境安全同国家整体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确保边境安全的问题。与内地或核心区安全相比,直接毗邻国家边界、直面他国、地处国家最边缘地带而形成的边境安全问题是较为特殊的,有着特殊性的安全问题生成逻辑及表征形态,同时集合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各种特点。总体上,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出隐匿化的趋势,但也不乏局部区域的冲突,非传统安全问题则构成了当前边境安全的主要形态。

   基于这样一种情势,边境区域的国家安全问题及其治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不断加强该区域的国家安全文化建构成为现实要求。在独特的边境地理空间条件下,这种国家安全文化突出表现为维护和巩固边境安全的“戍边文化”。对此,部分边境地方政府也形成了一定认知,并进行了尝试性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的系列“文化戍边工程”就属于这方面的典型,其中包括“小白杨”戍边工程、“素质提升”工程和“家园文化”工程等,在激励和强化兵团人的屯垦戍边精神及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有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了戍边文化的探讨,并注意到了其在守边固边和边境安全治理中的重要功能:一是戍边精神锤炼,即主要基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垦荒戍边实践,提炼形成了兵团精神、兵团文化、扎根文化等边境文化形式;二是依托以哨所文化、国门文化、界碑文化等为主题的边防文化建设活动,探究和构塑戍边文化品牌;三是提出“文化戍边”概念,强调文化在守边固边中的重要作用,并把文化视为一种重要的戍边手段或方略[1]。

   客观而言,不论边境地方的实践作为,还是学界的理论探讨,其实都在强调国家安全文化在守边固边和边境安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但总体来看,目前有关边境区域的这种特定国家安全文化即戍边文化的研究仍显欠缺,对其阐发也多限于表层,缺乏对其内涵的准确界定和把握,由此导致了对戍边文化这一重要而特殊的国家安全文化始终未能给出强有力的理论阐释。面对这种情况,笔者专门提出了“戍边文化”概念,就此来描述和分析边境场域这一特定的国家安全文化现象,以期形成新的学理性认知。

  

   二、边境地区国家安全文化的特殊形态

  

   概言之,戍边文化是国家安全文化在边境地区的特殊表现形态。国家安全文化属于政治文化范畴,具有政治文化的一般内涵和基本特性,主要是指国家及社会大众对于国家安全的政治取向,本质上属于一种关于国家安全的认知、观念、意识和态度。国家安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历代统治者无不将其置于头等重要位置来对待。在此过程中,有关国家安全的治理谋划,在经由长期的实践沉淀之后,便常常会凝聚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关于国家安全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这便是国家安全文化,其构成了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心理驱动因素。

   自人类步入国家时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就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行为。在此基础上又伴生形成了相应的国家安全文化,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行为产生了影响。“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正是政治文化的一种基础性的功能。”[2]就实践层面而言,维护国家安全的过程,是由各种治理行为构成的,但这种行为的发生往往又会受到一定国家安全文化的规约、支配和指导。我国疆域范围广袤,各疆域部分之间的差异性较为明显,特别在地缘、民族、宗教、社会发育水平、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因此,各区域面临的国家安全情势是不尽一致的,需要遵循和实施一种差别化的治理理路。与此相对应,国家安全文化在各个地理空间区域也呈现出不同的表征形态,并影响着具体的国家安全治理实践。

   在国家疆域结构中,边境是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部分,具有迥异于其他疆域部分的特殊区域特点。一是地理特质方面,边境处于国家疆域最外端,对内地或核心区发挥着安全拱卫功能,同时也是国家实施沿边开发开放的前沿。二是地缘属性方面,边境毗连国家边界,直面他国,地缘关系复杂,更容易受到邻国或周边局势的影响。三是人文特性方面,边境社会广泛存在的跨界民族、跨国婚姻、跨境交往等特有现象,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社会发育程度有限等特点,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的重要诱发因素。在这样一种地理空间场景下,国家安全治理主要体现为对边境安全的维护和巩固,构成了国家安全在边境区域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态。

   显然,维护和巩固边境安全,也有赖于边境地区的国家安全文化建构。在独特的边境空间场景下,国家安全文化就集中表现为一种拱卫和保障边境安全的戍边文化,而戍边文化这种文化形态和内容本身,也体现了沿边居民群体对于维护边境安全的主观取向。具体说来,戍边文化是沿边居民群体所持有的特定政治文化,发挥着规约、教育、引导和凝聚等功能,形成了边民守边固边、自觉参与边境安全治理的重要心理机制,具有自身独具一格的多重特性。

   一是特定的对象群体。文化由人所创,人又深受其影响。同戍边文化相关联的人群,不仅有边境地方政府、驻军系统等,同时还包括生于斯长于斯的广大沿边居民群体。前者在戍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着建构者、倡导者和践行者的重要角色,后者同戍边文化的关联则较为特别,即戍边文化广泛存在于边民群体的生产生活之中,有着非常日常化的体现,因而显得更为简单明了、直白朴素。曾被外界称为“三人乡”的西藏隆子县玉麦乡,自然条件异常艰苦,交通通讯极为不便,几十年来,只有桑杰曲巴及其女儿卓嘎、央宗两代人在此接力坚守,在有一次接受采访时,卓嘎深情说道:“作为玉麦人,我们的职责就是放牧和守土固边。”[3]类似这种对于国家领土的责任意识和情感流露,从侧面说明戍边文化是同边民群体及其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是独特的空间环境。文化生成于一定的空间环境之中,并以此作为依托和载体。不同的时空条件,往往会伴生不同的文化样式。边境是戍边文化存续的基本空间载体,并区别于其他地理空间条件下的国家安全文化。在有边陲而无国界[4]的传统王朝时代,由于不存在相对稳定和明晰的主权性边界,戍边文化主要反映的是对伴随国家实力而呈现出盈缩变化的边陲之地或边塞要地的驻防。“在这样的条件下,尽管古代中国早就有‘边民’一词,但此时的边民并不具有现代性的国民内涵,也自然无法形成与国家认同、公民义务相结合的边民意识。”[5]近代以来的主权领土体制下,戍边文化在空间上获得了更为明确稳定的内涵和外延,在深层次上反映着国家对沿边地带的安全守护,并延伸到了边民的国家意识、国界观念、主权概念、边防认知等层面。

   三是明确的目标指向。国家安全文化以维系国家安全为其要旨,在边境场域下则以维护边境安全作为目标取向。“边境最主要和基本的意义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领土界线范围,也象征着一个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安全,……当我们从主权的视角来看边境安全时,它所指向的一定是国家安全。”[6]在前主权时代,戍边的内涵及形式主要彰显为国防、军事、战争等元素,这样的戍边氛围多为对抗、肃杀、苍凉的悲情色彩所环绕,而守护边陲地带免遭侵扰及安宁自然是最为重要的目标追求。近代以来,边境获得了具体的主权意涵及明确的空间范围,并具有了更加多样化的目标指向。在此条件下形成的戍边文化,不仅蕴涵着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基本取向,而且关联着更为广泛的特定目标追求,涉及领土安全、政权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具有特殊性意涵的边境生态安全、疾病疫情防控、森林火灾防范等内容。

   四是鲜明的情景再现。国家边界是界定和认知边境的核心要素。在这样一个由“线”而“面”的地理空间场景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主权性标识,包括界标、口岸、互市贸易点、边境通道、边防检查站、边境禁区等,形成了一种具象化的戍边文化符号,彰显着鲜明的戍边情景和氛围,标示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国民身份分殊,并意示着对来自国境线之外的其他要素的阻隔和屏蔽。另外,不同于其他区域,边境场景下的安全问题具有易发、多发、频发和突发等特点,生活于此地的边民总能或多或少“遭遇”这样那样的边境安全问题,甚而衍生为留存于内心深处的安全记忆。因此,维护边境安全,同时也是边民自觉不自觉的一种朴素意识和生活方式。据此可见,在独特的边境场域中,戍边文化还传递和表达着一种身临其境的切身之感,蕴含着鲜明的情景感和现场感。

  

   三、戍边文化形成的二重机制

  

作为国家安全文化在边境地区的特殊表现形态,戍边文化更多是以观念的形式或自觉不自觉的意识潜藏于沿边居民的内心深处的,包括国家意识、领土认知、国界观念、边防认识和责任意识等多重维度。诚然,这种文化观念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特定的边境空间和外部力量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其中,毗邻国家边界的地域环境条件,为戍边文化的生发预置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空间场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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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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