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鹏:第四次工业革命带给世界的深刻变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1 次 更新时间:2021-03-02 18: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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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鹏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它建基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知识系统,同时又以信息通讯技术、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集群优势,推动了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实现了数字空间、物理空间和生物空间的深度融合。相比较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凭借信息系统和数字技术的指数级扩展,更加具有颠覆性变革的特征。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第24期发表的重要文章中指出,施瓦布先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写道,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一观点暴露了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和发展模式存在一系列必须解决的问题,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治理改革都不能忽视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中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从治理和改革的角度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既积极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的历史契机与发展动能,又有效克服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破坏冲击与风险考验,持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当前我国改革发展中面临的一项重要决策和任务。

   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技术革新蕴含着巨大的技术红利和发展契机

   施瓦布先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写道,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享有前三次工业革命红利的国家,继续提高人类发展水平,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能力能够配以适当的制度标准和规范,全球民众就能生活得更自由更健康,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有更多追求理想生活的机会。

   综合全球发展变革经验,第四次工业革命确实带来了广泛深刻的变化,工业革命和技术革新蕴含着巨大的技术红利和发展契机,但同时,新技术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广泛深度应用也产生了一系列颠覆性重大影响,驱动着社会治理、公共管理、政府组织形态以及权力运行方式的创新转型。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化产业生态所构成的“新基建”将成为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条件,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5G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融合,使得当今社会正在发展成为一个集物理与数字、线上与线下高度融合的世界。2020年6月,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指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驱动下的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呈现出“五纵三横”的新特征,其中“五纵”指的是新兴数字化技术向经济社会加速渗透的五个典型场景,包括基础设施数字化、社会治理数字化、生产方式数字化、工作方式数字化、生活方式数字化;“三横”是当前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三大共性需求,包括线上化需求、智能化需求和云化需求。

   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化产业生态基础上,社会生产力水平将呈现指数式增长,经济生产形态将出现颠覆式变革,这不仅体现为技术加速了对投资、生产效率、组织战略、产业结构的影响,而且将深度改变个人经济行为模式以及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施瓦布先生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大机遇是伴随着物联网革命的发生将催动产业的“互联网化”,这一革命的影响力堪比100年前的产业电气化。也有观点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使真正的社会化生产成为现实,单一个人与社会微观组织的自由联合具备了更加充分的条件,从而为实现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宏观经济条件。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环境下,数字技术还将驱动社会治理和公共治理的转型升级。当前海量的数据正在成为支撑各类数字技术应用的“燃油”,伴随着新技术时代治理环境复杂化、治理诉求多元化和治理场景网络化,数字化技术成为数字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治理的重要工具,基于大数据构建的多主体协同、多元信息均衡、海量数据支撑的智能化决策将成为政治制度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包含两个层次的政治含义: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为国家治理体系各领域的改革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历史契机;二是未来更多政府的公共行为将同新一轮工业革命环境下的技术主体(技术创新主体或技术企业)的运营和支持密不可分。

   从历史上看,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吸收运用得好,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也有助于国家的制度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并积极吸收和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优势和发展机遇;不仅要通过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新一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促进更多领域和更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推动新技术发展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有效运用,而且要同时推进经济社会领域落实社会主义先进理念的系统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强大生机活力。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影响下,创新科技与经济的融合发展并没有带来经济民主化,反而加剧了经济不平等现象

   世界各国在享受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巨大技术红利和发展契机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可能出现的一系列潜在政治和社会风险。施瓦布先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到工业革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书中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果不加控制,将扩大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提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对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披露,美国富商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于2019年某一天里在股市震荡中损失了70亿美元,超过布隆迪和塞拉利昂等几个国家的财富总和,然而他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却是跌至全球财富排名第二,仅次于另一位技术创始人比尔·盖茨。但与此同时,当前全球仍有约7.36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每天不足1.90美元),还有数十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50美元。世界各地的许多工人,包括亚马逊等科技公司的低级别员工以及使用Uber这样的平台来寻找客户的自由职业者,都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工作条件和几近停滞的工资增长。

   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格局影响比较大。以美国为例,很多证据显示,率先吸收新一轮工业革命成果的少数沿海科技城市与技术产业落后的内陆较小城市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布鲁金斯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对2015年以来美国人口超过100万居民的53家都会区的就业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新工业科技应用广泛的几个主要枢纽城市,其人口虽然仅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一半,但就业增长占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经济指标和人均居民收入增长更加显著。相比之下,较小的都市地区则显著落后,城镇和农村地区则出现了横向或负增长。换言之,新技术革命加剧了原本就比较严重的地区失衡和城乡差距。

   有研究指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资本回报率和劳动回报率差距日趋加大,这背后有着复杂的技术根源。许多年来,西方一直有研究质疑技术革命会加剧城市地区的经济不平等,这是由于新工业革命在经济回报意义上更加偏向熟练的技术群体。很早就有研究试图说明,采用个人计算机越早的城市,相对工资增长越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埃丽莎·贾南诺的研究则更进一步证明,自1980年以来美国城市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受到产业集群化的驱动,在技术企业集中的地区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增加更快。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环境下,大工业时代的劳动对象由物质资料变为海量数据,生产工具由机器系统变为信息物理体系,作为劳动者的个人则由产业工人变为数字劳工,社会结合方式从原有的工业“流水线”和“格子间”转变成为“在线零工”。这意味着,技术主体(以技术企业和技术巨头为代表)对劳动群体的经济压榨和人身控制将更加隐秘,如果缺乏足够的干预和监管,这种趋势只能越来越对技术企业投资人有利,这是隐藏在经济蓬勃发展背后的惨痛现实。

   施瓦布先生在他的书中写道,有关新技术对财富分配和社会凝聚力的影响研究表明,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未能公平地向所有公民提供机会。他认为,即使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并未能依靠所谓西方主流经济模式妥善应对技术革命环境下的财富差距和机会差异,反而导致一些国家发展失衡,甚至带来长期分裂与动荡。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施瓦布先生认为绝大多数公民同样成为被技术排斥或忽视的人群。为了释放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积极潜力,施瓦布先生提出各国政府都必须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公平分配技术的效益,要为所有利益相关者赋能。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新技术企业发展与互联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头部固化”趋势

   互联网曾经被誉为强大的民主力量,第四次工业革命被认为是催生了更多维护民主的力量,这一逻辑在经济领域的直接反映就是工业革命会造就一个可以公平选择和竞争的市场环境。然而无论是基于理论研究还是国际经验,并没有坚定证据支持这一结论。相反,第四次工业革命同驱动技术创新本身并非同义词,二者关系十分复杂。这是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成果的产生与应用,最初会激励许多初创技术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但是伴随着这些初创技术企业的成长,他们会以指数级的速度成长为庞然大物,然后他们所具备的强大科技力量可能会迅速转向事物的反面。换句话说,他们自身往往成为抑制创新和公平竞争的最大因素。

   全球互联网由谷歌、脸书等几家大型新技术公司垄断“头部格局”后,不仅带来了经济分配不均和新型的社会鸿沟,移动互联网出现后使互联网规模成倍增长,但头部垄断趋势并没有改变,市场竞争环境进一步恶化。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但却加剧了全球技术巨头的垄断地位,全球金融市场科技股的飞扬飙升就是直观的证据。2020年美国五家大型高科技公司(Facebook、亚马逊、苹果、谷歌和微软)股票市值飞速增长,其中技术巨头谷歌的股价创下了700多美元的历史新高,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此举刺激了技术含量高的纳斯达克指数,并使其回到了15年前互联网泡沫破灭的顶峰。

   2020年10月9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反托拉斯小组完成了对美国本土四家技术巨头的调查,出台了对苹果、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的垄断调查报告,该报告谴责这些技术巨头在关键业务领域具有强大的“垄断权”,并且滥用了市场主导地位,包括这些技术巨头均存在严重的反竞争行为,阻碍了科技与市场创新,减少了消费者选择,削弱了民主制度根基。

   科技巨头维护垄断型竞争地位的原因非常复杂。有研究指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环境下,技术巨头之所以能够保持市场垄断地位,主要是得益于原有的专利制度,确保了创新收益的方式归功于大公司及其所有者,同时既限制了新增加财富的“涓滴效应”,又限制了其他初创企业的创新基础。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不仅于此,关键因素在于当大企业发现行业中具有竞争力的小企业时,他们常常会主动消除这些竞争,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收购。芝加哥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提出,由于线上科技巨头在争取投资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技术投资领域存在着一个著名的“创新射杀区”,即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巨头几乎不会面对竞争压力,因为投资者会倾向于避免投资给与具有垄断地位的技术公司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公司。

   在中国,“硬科技”驱动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群体呈现成长周期短、创新能力强、爆发集中等特点,但是技术企业的上游垄断以及逐渐形成强大技术霸权的趋势也十分明显。2020年末,中国的市场监管机构对科技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涉嫌垄断行为展开调查,这是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举措。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未来将有更多传统政府职能被新的技术方案或技术主体革新替代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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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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