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刚 武桐雨: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 次 更新时间:2020-12-29 09:03:21

进入专题: 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阿关系  

孙德刚   武桐雨  

   内容摘要:科技革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与生产力的提高、国家身份的变化和国际格局的演变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了中长期科技振兴战略,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从学习规则、对标规范到引领规制;21世纪以来,以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和物联网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使中国在国际科技体系中实现了从旁观者、追随者到参与者和引领者的身份转变。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新基建”为任务开展科技合作的重点对象。双方巩固合作存量,拓展合作增量,从能源伙伴、贸易与投资伙伴向高科技伙伴迈进,带动中阿在高科技领域的深度合作。中阿科技合作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通过科技创新带动内涵式发展,应对西方的“科技门罗主义”。中阿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提前布局、加强顶层设计,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过程中促进科技发展战略对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西方模式到多元模式的演进。

   关键词:中国外交;科技外交;第四次工业革命;阿拉伯国家;科技合作

   作者简介:孙德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433);武桐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生(上海200083)。

   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衡量一国硬实力的重要指标,亦能够产生国际吸引力,影响一国的国际传播形象,成为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回顾世界发展的历史,几乎每次具有颠覆性的科技进步都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加速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守成大国的衰落,推动国际体系的转型,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不断自主科技创新并学习国外先进科技的重要阶段。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提前布局,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在经济领域努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安全领域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和产业升级换代的机会窗口,发挥高科技领域的后发优势,努力实现追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鸿沟。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高科技合作属于全新领域,合作模式尚未定型。海湾阿拉伯国家拥有发展高科技的资金优势,埃及、苏丹、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拥有人口资源和市场优势。中国日益走近世界高科技舞台的中央,愿意同广大阿拉伯国家分享高科技发展经验;阿拉伯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寻求“多元化”发展道路,尤其在航空航天、核能、新能源、无人机、第五代移动通讯技术(5G)网络等领域奉行“向东看”,努力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外交是实现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跨越技术鸿沟、推动世界科技多极化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举措。本文拟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入手,探讨高科技发展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影响和对中阿合作的意义,分析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概念特征、现实影响、顶层设计、战略规划与重点领域,并展望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前景。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的角色

  

   科技革命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过去300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4次工业革命,形成了西方海洋强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第一次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的蒸汽机革命,英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竞争者是法国等其他欧洲列强,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等传统的东方世界错失良机。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电气革命,石油代替煤炭成为重要能源,美国和德国成为技术引领者,北美和西欧成为世界两大科技高地,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再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称为“电子革命”,美国是此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日本、苏联和欧洲大国成为重要竞争者,形成了“四分天下”的格局,中阿仅抓住了20世纪后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巴”。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物理技术、虚拟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产业不断涌现,催生了第四次工业革命。2016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将“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年度论坛主题;2019年1月,达沃斯论坛再次以“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为主题,推测新一轮技术革命将不仅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将改变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国际分工体系将重新洗牌,不能及时适应此轮工业革命的国家将会被淘汰。第四次工业革命又称为“工业4.0革命”“智能革命”“未来革命”等,涉及大数据、自动驾驶、模拟、纵横系统融合、物联网、网络安全、云计算、先进制造、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技术等九大支柱产业,又可分为物理、虚拟和生物三大类。其中物理世界的技术革新包括智能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3D”打印、无人驾驶、极地、深海和太空勘探等领域;虚拟世界的技术革新包括大数据、云计算、“5G”通信、移动支付、物联网、量子计算、虚拟现实、区块链等;生物世界的技术革新包括生命科学、生物医药、基因工程、神经技术、纳米生物技术、微生物采油技术等。第四次工业革命体现出高科技领域质的飞跃,打破了上述物理世界、虚拟世界和生物世界之间的藩篱,促进跨学科领域的融合,如软件、传感器与电子设备相结合,物理与虚拟世界相结合,生物与非生物领域相结合,极大地改变了国家间安全与经济竞争的范式。

   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是系统整体性。尽管学界认为,“科学技术决定论”存在逻辑上的缺陷,但是当今世界全球产业链正受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系统性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它与第三次工业革命既有延续性,又有跨越性,尤其是改变了大国竞争的方式和目标。从影响的空间范围来看,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大国旨在争夺人口、资源、领土和战略盟友,属于单一领域的技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大国争夺的却是全产业链的高科技领地、国际分工、生产关系和技术标准,是一项整体性、革命性和系统性工程,渗透到几乎所有产业。从变革的速度来看,前三次工业革命近乎是线性匀速发展,代际交替的周期可能要几十年,第四次工业革命则表现为指数级加速发展,代际交替的周期可能只有几年。

   其二是主体多元性。当前,高科技领域多极化正在形成,如美国、中国、欧洲大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印度等传统和新兴大国均加入到科技竞争中来,打破了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藩篱。以往所谓技术先进的“北方国家”和技术落后的“南方国家”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前者提供技术、后者提供劳动力的合作模式正在改变。美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总体上处于领先地位,西方国家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同时,中国、日本、韩国、以色列、俄罗斯、印度等非西方国家异军突起,在人工智能、“5G”通信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竞争下一代高科技的主导权,高科技领域成为大国地缘政治争夺的延伸。

   其三是国家动员性。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具有自下而上的自发性,这次新工业革命则具有自上而下的规划性——国家动员、部门配合、企业跟进。2013年,德国政府提出了《2020高科技战略》,列出未来十大高科技研发领域,推出德国版的“工业4.0计划”,希望通过技术革新继续走在世界高科技的前列;2016年美国将“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更名为“美国制造计划”(Manufacturing USA),也试图通过战略规划实现高科技产业升级换代,统筹国防部、能源部、商务部、卫生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劳工部、农业部、教育部等部门,以维持高科技的代际优势。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推出的《美国主导未来产业》进一步明确了在高科技领域的重点方向——“5G”、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互联产业计划》(Connected Industries)和《社会5.0计划》,提出将必要的商品和服务提供给需要的人,形成超智能的社会服务;法国也积极跟进,提出了《未来工业计划》(Aliance Industrie du Futur);意大利则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工业4.0计划》(Piano Industria 4.0);俄罗斯和印度也推出了各自的高科技发展战略。2014年,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旨在将“世界工厂”变成“制造业强国”,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打破西方的高科技垄断。

   尽管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都进行国家动员,但寻求国际科技合作的路径有所不同。守成大国通常选择规则外溢型参与,而崛起国则多选择规则内化型参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享受了国际分工与合作的红利,在某些高科技领域脱颖而出,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高科技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尤其是2015年到2019年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不断上升,2019年跃至第14位,也是前2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国家。与美国限制盟友同战略竞争对手进行正常的科技合作,甚至以行政手段干预国际科技交流不同,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高科技领域遵守国际多边贸易规则,奉行“开放的多边主义”。

   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塑了中国经济,使数字经济、移动支付引领世界潮流,国有和私营高科技公司不断做强、做大,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重要案例。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基建”概念,“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成为“新基建”的核心内容;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指出,“新基建”是中国建立科技创新型社会的重要任务,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在个别领域,中国已经追平甚至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宝贵的国际合作资源——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飞速进步使中国的国家身份日益具有复杂性和多样化,在制度、经济、文化、政治和战略5个维度兼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属性,中国的国家身份、地区身份和全球身份认同日益具有复合性。中国从以往的“旁观者”“追随者”变成了“参与者”,甚至在卫星导航、“5G”、核能、无人驾驶等领域成为“引领者”和科技标准的共同制定者。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科技合作并非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动——中国发挥在高科技领域的技术优势,阿拉伯国家发挥资本、市场和人口等优势,形成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战略对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共同超越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共享数字红利,利用“新基建”的机会窗口,实现在高科技领域的“弯道追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重新洗牌过程中努力抓住产业发展机遇。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外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之一。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的内涵与意义

  

本文探讨的“科技外交”,系指以领导人、外交机构、科技部门和企业为主体,以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以“新基建”为主要任务而开展的谈判、访问、建立研究机构、开展多边或双边的科技合作与交流。科技外交与科技合作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前者是外交类型,体现主体对客体的规划与设计,具有单向性;后者体现双边和多边的互动与交流,具有双向性。中国的科技外交兼顾整体和个体,做到外交部、科技部、商务部、教育部、国防科工委、科学院、工程院、科协、国家自然基金委、国家外专局等统筹协调,实现“以外交促科技合作”和“以科技合作促外交”的双向互动,既维护国家的整体战略利益,又维护高科技企业的商业利益。截至2018年,中国在驻47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70多个使领馆(使团)设置科技处(组),派驻了146名科技外交官;近年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建立了六大“科技伙伴计划”(非洲、东盟、南亚、上合组织国家、拉美国家、阿拉伯国家),基本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全覆盖。作为发展中大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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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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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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