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以农民特性为视角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七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 次 更新时间:2021-02-27 1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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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田野政治学的对象是农村,方法是调查,进路是制度,引导是实验,思维是实证,育才是条件,但这些都只是田野政治学构建的基础。就一种研究路径看,田野可以成为不同学科不同人员共同的方法,但只有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并通过田野路径获得了独特的研究成果,能够自成一体,立一家之言,才能称之为田野政治学。这就是不仅要有独特之路,更要有独家之言。田野是基点,政治学是落点。田野政治学关注农农村农民问题,农民特性理所当然成为研究的起点。

   一、传统社会农民政治特性的二重性

   田野政治学是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人为研究对象的,更具体说主要是以农民为研究对象。地域、人口和政权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人口有不同的特性。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的国家,农民长期占人口的大多数,是典型的农民国家。农民特性及对农民特性的认识,与国家政权和治理状况直接相关。

   田野政治学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进入田野的,田野上的人,即农民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从农民特性为认识的视角。这一认识经历了自在到自觉的过程。

   我是从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步入田野研究的。毛泽东在革命时期,邓小平在改革之初都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一再表达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对政治领袖的观点我们非常熟悉。因此,步入田野进行科学研究时,不由自主地将农民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并力图认识农民的特性。

   1986年我承担了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研究”,并于1987年出版了《走向现代文明——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生活方式》一书。该书指出:“生活方式具有主体性特征。它能最直接地概括和表达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们的具体存在形式、生活状况和典型特征,最直接地反映人们以什么形式存在于世界,以什么方式生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农民的生活方式可以直接反映农民的具体存在”。该书第一章便是对农民传统生活方式及其变化的论述。

   1987年我承担国家教委(现教育部)首批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经过数年努力,于1992年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该书已有了对农民特性进行政治学研究的自觉。该书的研究目的是探索中国政治为何上层多变下层不变的问题,提出了政治体系一分为二的观点,并高度关注基础性政治社会的作用。基础性政治社会的重要主体便是农民。该书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传统农民政治特性的二重性特征。其政治文化方面的表现主要有:

   古代中国的政治权力系统集中表现为以皇权为中心的君主——官僚体系。期盼“圣主”和“清官”,是古代农民的普遍向往,体现了农民对皇权的无限崇拜又极力疏远的二元政治情感。

   对“圣主”和“清官”的期盼,首先表达的是农民对皇权的无限崇拜之情。在农民看来,皇权是主体、支配者,自己是客体、受动者;皇权是至高无上的,自己是微不足道的;皇权是强大无比的,自己是软弱无力的,因而对皇权顶礼膜拜。

   而对“圣主”和“清官”的期盼,又反映了农民对皇权的疏远之情。个体农民并不是无条件地崇拜皇权,而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只崇拜代表和保护其利益的皇权。能代表和保护其利益的皇帝和官僚就是所期盼、具有合法权威的“明君”和“清官”,否则就是不予认同、不具有合法性权威的“昏君”和“贪官”。农民对皇权表示无限崇拜的同时又极力疏远皇权,对皇权有着高度的戒备心理。

   在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农民往往表现为胆小怕事、逆来顺受,是唯命是从的“顺民”。惧怕权力,对统治者的顺从是农民一般的政治态度。

   农民的逆来顺受是有条件,而非绝对的。这个条件就是基本的生存有所保障。超出这一界线,为生存所迫,农民就有可能走上与外部环境抗争之路,即“官逼民反”。

   官逼民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社会常态下,农民对外部政治环境的压迫一般持逆来顺受的态度。只要官府不逼人太甚,农民有一条活路,就不会反叛官府。这是消极的一面。但是,当生存环境恶化,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官府压迫剥夺太甚,超出了农民承受力的极限值,基本生存得不到任何保障,农民就会不得不群起造反,破坏既存秩序,重新获得生存基本条件。这是积极的一面。

   追求财富平均、地位平等是农民最主要的政治理念。在古代中国,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社会不断陷于贫富严重不均的两极分化:一极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统治阶级;一极是生活缺乏保障,随时会陷于破产和极度贫困境地的广大农民。在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下,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首先要求财富的平均占有,其政治理想就是财富均等,没有差别,即“有福同享”的社会。“均贫富”一直是古代农民起义的战斗口号。这一口号极具感召力。它可以迅速将那些处于一盘散沙、穷困潦倒的农民聚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古代农民起义的规模在世界上因此是空前的。由此可见,追求财富的平均,是蕴藏在广大农民心理深层的共同和最基本的政治理念。

   均平与特权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理念寓于农民之一体,形成他们特有的双重政治人格。在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农民往往以追求均平始,以形成新的不均平终;以作为追求均平的农民代表始,以成为维护新的不均平的地主阶级代表终,便是农民双重政治人格的表现。

   该书对于农民政治特性的二重性分析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的,从小农经济、专制社会的基础上生成了农民的政治特性。这一特性是中国政治上层政权多变而基层政治社会不变的重要基础。随着小农经济和专制社会的历史条件的变化,传统农民的政治特性才有所变化。该书的中篇和下篇考察了近现代农民特性的变化,但也指出这一特性变化的艰难性。

   二、对农民的再认识与“社会化小农”

   农民是一个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相关的社会群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农民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者。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早已注意到农民的地位与作用。早在西汉,就有人上书指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脩,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正是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的农民陈涉等起义,造成了“土崩”。只是“土崩”之后,同样性质的王朝在同一地点上重新建立,历史进入下一个周期。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农民并没有作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认识。

   农民作为“问题”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现代化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特点的。农民只是前现代化的传统社会的产物。现代化进程必须面对作为传统因子的农民人群,如何处理便成为一个问题,由此而产生农民问题。要解决农民问题,就必须认识农民,由此有了对农民的研究。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农民问题日益突出。如何认识农民,特别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特性成为重要论题。因为在相当长时间,学界对于农民的界定更多的是定格于传统农民,将农民与传统的小农经济相提并论,农民形象更多的是落后、愚味、保守的代名词。这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现代化,农民有何变化,为何变化,走向如何?这成为一个新的论题。

   我当过知青,有农村生活经历,切身感受到农民生活世界的有限性。我拖了近半年的粪车,好不容易积攒了20多元钱购得一部收音机,从此才有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自1980年代进入田野,一直从事农村调查,亲眼感受到农民状况的变化。其中有一个调查案例给了我深刻印象。1990年代中期在深山里的小村做调查时,当地一位老人竟然问及:当今皇上是谁?他们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村落”里,村落就是他们的世界。后来,公路、电话通到山村,将小村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世界已成为他们的村落,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与此同时,当地能走动的人都外出广东、浙江打工去了,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这一案例使我意识到传统农民特性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现代化进程中才会发生。我以“社会化小农”的概念来概括农民特性的变化。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发表《“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一文。论文首先提出:

   近年来,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各种方案和措施。其基点有两个方面:一是维持家庭经营体制长期不变,一是重视解决农民的增收、就业、保障等问题,为农民提供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由此就会产生两个理论问题:一是家庭经营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范畴,在现代社会,家庭经营是否有生命活力,能否长期延续;二是如果家庭经营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范畴,那么为什么需要解决农民的增收、就业、保障等非传统小农经济范畴的问题,并提供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说明,运用传统的小农经济范畴已很难解释当下的农村社会,在对农户的认识方面发生了“范式危机”。

   论文描述了小农之“小”与社会之“大”的当代农民特性:

   小农之“小”主要表现为:其一,农户耕种的土地规模小。2004年,我国总耕地资源面积为130039.2千公顷,农村人口9.42537亿,平均人均占有耕地资源面积2.07亩(实际占有耕地面积2.00亩)。其二,农户的家庭人口数量小。2004年,我国农村总人口为9.42537亿人(户籍人口),农村家庭为2.49714亿户,农户家庭平均3.8人。

   为什么当今的分户经营仍然有活力,农户仍然将长期成为农村人口的基本生产、生活和交往单位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今的小农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变化,小农户所处的和面对的却是一个大社会。传统的小农经济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地域性社会。小农与外部世界是隔绝的,村落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而在现阶段,农户已愈来愈广泛和深入地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高度开放、流动、分化的社会里,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日益社会化,不再局限于村落世界。正是在这种社会化的变动之中,新的生产、生活和交往要素进入到农户的活动之中,改变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并由此汲取了“力量”,改造着中国传统家庭的“惰性”,使农户的行为能力得以提升。

   当今的小农户已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如果我们仍然将当下的农户称之为小农的话,那么他们已成为迅速社会化进程中的小农。“小农”处在或者面对的是一个开放流动的“大社会”。

   在传统理论看来,社会化总是与大生产相联系。而在当下,一方面是小农愈来愈“小”,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由此构成“小农”与“社会化”两极。这看似极不对称的两极有何意义,它预示着什么呢?

   (一)它展示着农户仍然有强大的生命活力。

   农户经营并不天然排斥先进生产要素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而当先进生产要素不断进入农业领域,又会增强农户的生命活力。

   依靠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外出务工经商而不断增长的现金收入,提升了农户的抵抗风险的能力,使他们仍然得以顽强地生存和不断地再生产。

当今的农户也进入到一个开放的社会体系中,交通信息的发达、市场经济的渗透、高频率和跨区域的流动、教育的普及、国家赋予农民以平等权利等各种因素,改变了分散、孤立和封闭的状态,农民的头脑不再只是局限于小块土地和小村落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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