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既往有关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研究，多已注意到他既有支持又有反对的矛盾态度。然而，透过态度这一表象，可以看到他对新文化运动更多是造势与借势。五四学生运动后，孙中山以自己的方式将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形式纳入其革命方略中。他在1920年所使用的“新文化运动”一词也有其特定含义，强调民众动员，倾向借宣传以取得革命成功，相对并不看重反传统、欧化或白话文等，与胡适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侧重不同，实各有抱怀，处于错位的“战场”。在后续的历史记忆中，胡适等五四当事人和国民党人多从新的历史现实出发，重新叙述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建构了孙中山的历史形象。

　　 ［关键词］孙中山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五四叙述 胡适 历史记忆

　　 作者| 周月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P87-101）引言五四学生运动半年之后（1920年1月29日），为筹集资本设立印刷机关，孙中山曾致信海外国民党同志，该信后来广为流传。他在信中说：1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最近本党同志，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者，则有两大出版物，如《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等，已受社会欢迎。然而尚自慊于力有不逮者，即印刷机关之缺乏是也。

　　 此段文字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肯定“五四运动以来”青年的种种革新事业，认为“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二是“推其原始”，指出此革新事业起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之功；三是强调革命党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必要，并列举已有的措施与不足。

　　 胡适一生中曾频繁谈论五四，且每谈五四，他几乎必引上述信函，认为那是孙中山在五四运动以后“很热烈的赞叹新文化运动的话”。1935年，胡适在文章最后“引孙中山先生评论‘五四运动’的话来做这篇纪念文字的结论”，认为他的评判“很公允”，“他的结论‘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这是不可磨灭的名言”。到晚年时，胡适仍说：“他的看法到现在我认为是很公允的”，“至少孙中山先生说，因为思想运动，文学运动在前，所以引起‘五四’运动。至少他承认归功于思想革新。”确实，孙中山在信中既明确肯定“新文化运动”，又明言革命党积极加入新文化运动的事业，这也成为他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证据。

　　 不过，孙中山信中所说的“新文化运动”真的是胡适意中的“新文化运动”吗？事实上，孙中山对新思潮中的反传统、西化、白话文、世界主义等多有不满。胡适其实也清楚孙中山“既欢迎科学，又分明推崇民治政治”，在这个意义上，似乎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但同时又“极力用夸大的口气，抬高中国的旧政治思想和旧道德”，似乎“欧洲的新文化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并且对白话文也有所保留，又像是反对新文化运动。两者不无矛盾。曹聚仁后来就注意到“《新青年》派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并“不为孙中山所认识与赞成”，且“孙中山本人，就主张保持旧文体，不十分赞成白话文的；和《新青年》派的反封建观点是相反的”。

　　 因此，既往有关孙中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研究中，既有人认为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起着“启发与引导，参与纠正”的作用，也有研究者指出孙中山的“文化观与新文化运动不同”，或者认为孙中山的“思想与活动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基本上是同步的平行发展而又相互吸引和相互激励的关系”。不过，更多学者注意到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既有支持又有反对，周策纵称之为“矛盾态度”。吕芳上也认为孙中山“对五四学生运动，有热烈的赞助；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有敏锐的察觉与掌握，但对于新思潮，他并不照单全收，而是提出适切的评鉴”。换言之，孙中山赞同五四学生运动，也了解新文化运动，而对新思潮则是部分赞同部分反对。

　　 然而，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其实已有意无意地预设双方处于同一“战场”，盖在同一“战场”中才最关注敌友，甚至是非友即敌的状态。但如果双方关系并非“针尖对麦芒”，而更像“关公战秦琼”式地处于不同“时空”——在新文化运动中面向社会、文化、政治，侧重不同，彼此有各自的主要竞争者（且非对方），那么赞成或反对的定性，可能反而会限制我们对孙中山的理解，甚至使其处于“时空错置”之中。并且，态度更多仍是表象，背后有着更为根本性的理念，而同是赞成或反对的态度，若以根本性的理念视之，其间的轻重、先后又有不同。故在讨论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时，仍需先梳理孙中山自己看重的是什么，以及时人看重孙中山的又是什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他想要什么样的“新文化运动”，试图通过“新文化运动”做什么、怎么做。本文希望超越简单定性的态度问题，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语境中以及与胡适的关联对比中定位孙中山的思想，同时在孙中山的整体思想中看他对新文化运动态度背后的实际意涵，以丰富我们对孙中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解。

　　 一、别有怀抱：革命方略下的“新文化运动”按照梁启超后来的说法，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时人看到“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换言之，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文化努力使“旧心理”变为新心理以运用新制度，是政治革命“成功”之后的后续需求。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即使是与民初政坛有密切关系的梁启超，在转向文化运动时，也强调“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哪怕之后他又忍不住关心政治，也仍主张“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在兼顾文化与政治之时，仍有主次。并且，在新文化运动中，教育事业一般被认为属于核心部分，如张东荪认为文化运动是“广义的教育”，尤其要“启发下级社会的知识和道德”；蒋梦麟同样把文化运动视为“提高社会程度的方法”，是“对于受不到普通教育的平民，给他们一种教育”。正如德里克所总结的那样：“新文化运动的要旨，是认为在国家政治组织的任何有意义的、持久的变革得以取得之前，民众的思想必须先改变。”

　　 与上述四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中山虽然有时也会对人宣称：“文近时观察国事，以为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故近仍闭户著书，冀以学说唤醒社会。政象纷纭，未暇问也。”不过，这大半是他脱离军政府时的官话。事实上，他仍以政治为第一位。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孙中山曾认为“教育事业”并非改造中国第一步的方法，因为“我们若致力于教育事业，一般官吏非特不能提倡，且必来设法摧残。假使我们培养一个青年，费巨额金钱，俾受一种完全教育，官吏有时竟因嫉视新人物的心理，置诸死地”。这最能看出孙中山对养成“新人物”的消极态度。所以，他认为教育事业、兴办实业、地方自治“固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而革命的对象则是“旧官僚”、“武人”和“政客”。例如，当时于右任在陕西“颇从事于新教育之筹划，及改造社会之讨论，于无可为力之时，作若可为力之计”，孙中山虽肯定其“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但仍坚信“欲谋根本救国，仍非集吾党纯洁坚贞之士，共任艰巨，彻底澄清不为功”。前者着眼于“社会”，后者则定位在“吾党”。所以在五四学生的眼中，“孙先生只注重上层的政治活动，搅外交、搅军队、搅土匪，对于五四以来的各次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够重视”。就“第一步的方法”而言，孙中山显然有自己的政治侧重，与一般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不同。

　　 进而言之，孙中山重视新文化运动，其实更多是试图借新文化运动的东风来实行对北京政府的革命。他曾坦诚自己“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孙中山显然受到五四学生运动的影响，所以才说：“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他进而也想仿效，通过“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无论是著述抑或灌输学识，他所期待的效果，都是使得学生、国民群起响应革命。孙中山一方面要借势于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又要加入其中进一步造势。就此而言，他指示创办《星期评论》《建设》《觉悟》，就是希望这些杂志能起到像《新青年》那样“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的作用，看重的是其指向的结果，要使“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并且更寄希望于“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正所谓“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换言之，孙中山看重的并非新文化运动本身，而是新文化运动所指向的革命。他对五四运动只肯定其“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也因此才不无轻蔑地对张国焘、许德珩等五四学生领袖说：“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并提出：“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从“无非”、“最大的成绩”等用词来看，孙中山对“写文章、开大会”等文化运动重要内容的重视仍是有限的。他心中的“新文化运动”也只是侧重于制造革命氛围，能养成“真不怕死的学生”，托起枪“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故被认为“不仅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不曾“注意过城市里的工人、商人和一般乡下老百姓的意向”，“只注重枪杆子不注重民众”。

　　 对此，许德珩等人曾直接反驳说：“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还没拿起枪来，就不算革命吗？”张国焘曾将孙中山的辩解总结为三点：1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看轻学生开会、示威等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承认我们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声称他很注重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三、他叙述他的三民主义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我们信仰他的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

　　 许德珩提到新文化运动时有“反对旧思想、旧势力”两面，但孙中山之前就仅肯定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这次辩解时也只提“学生开会、示威等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不仅“旧思想”一面全无提及，原本指代十分宽泛的“旧势力”一面，也窄化成了“北京政府”。

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对“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回应却是反思“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我的主义和主张”，最能看出他心中的新文化运动，更接近于革命宣传。恐怕这也是为何几天后孙中山又单独约见“很注意民众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张国焘，并邀请其担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