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传统目录学与当代学术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 次 更新时间:2021-02-13 01: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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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  

   摘 要:[目的/意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中国社会现实,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方法/过程]本文以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为线索,分七个专题展开论述:一是《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二是《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遂初堂书目》,三是《通典》《通志·艺文略》与《文献通考·经籍考》,四是《四库全书总目》,五是藏书机构目录,六是私家收藏与专题研究目录,七是中国文学研究目录等。[结果/结论]通过这样的梳理,总结学术经验,探索发展方向,强调基础研究,所有这些努力,或将有助于当代学术研究的体系建设。

   关键词:书目 目录学 传统学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创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非常丰富。如何进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学术领域,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强化学术基础工作,激活传统研究方法,一定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传统学问的基础在“小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等专门学问,也涉及历代职官、历史地理以及相关的文化史知识。长期的学术实践证明,目录学是从事中国传统学问研究的不二法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1]我们读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有关目录学方面研究著作已经出版很多部,有的侧重于史的线索,如倪士毅《中国古代目录学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有的更适合于应用,如潘树广《古籍索引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这里,我只是就比较熟悉且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内容略作论述。

   目录,顾名思义,实际上包括“目”与“录”两个部分,目是书目,录是题解,包括叙录、提要等。表面看,目录只是书名的列罗,但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我国古籍目录,严格意义上讲始于刘向《别录》,此后是刘歆的《七略》,既有目,又有录。此后两千多年的历代官方、私家目录可谓汗牛充栋,不计其数,但大体沿袭着刘向、刘歆父子的体例而略有调整。从中国文学这一学科最常用的几部目录来说,《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与“三通”中的文献著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最为重要。当然,这几部著名的目录学著作体例也各有差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有小序而无题解。《通志·艺文略》基本没有小序和无题解,而《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则有题解。当然,有小序和题解的目录最为重要。

  

   一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

   1.1 《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如同《说文解字》对于古文字研究的意义。要想了解上古文字的发展演变,只能从《说文》入手。要想研究先秦两汉学术发展的情况,当然也离不开《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云:“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刘向《别录》凡二十卷,但已久佚,今存《战国策书录》《晏子书录》《荀卿书录》《管子书录》《列子书录》《韩非子书录》《邓析子书录》与《说苑书录》等数篇。《艺文志》又云:“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2]刘歆《七略》业已亡佚。《隋书·经籍志》称《七略》收书“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而阮孝绪《七录》记载说收书六百家,三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3]。按照这种体例编纂的书目,还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最为著名。据《隋书·经籍志》载有《七录》分类:“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4]

   班固《汉书·艺文志》就是在《七略》基础上编纂而成,也是现存最古老的官修书目,收书三十八种(即“类”之意),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每种之后有小序,每略之后有总序,是考察先秦西汉学术变迁的最重要的依据。更重要的是,近世很多出土文献,也往往要参考这部著作确定其名称。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收录在《玉海》中,重点探讨各书的内容及存佚情况,辨别其得失。清代学者钱大昕、钱大昭、姚振宗、周寿昌、王先谦及近代学者顾实、杨树达、余嘉锡、叶长青、张舜徽等均有考订。其中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最为宏富。陈国庆汇集各家之说,精简编成《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清通精辟,颇便阅读。

   1.2 《隋书·经籍志》

   《汉书·艺文志》之后的史书目录最重要的当推《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第二部重要的目录。序称:“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4]

   这部目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反映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想及文化状况。第二,确立了史家目录四部分类的规范。从序中知道,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始于郑默而成于荀勗(只不过当时称为甲乙丙丁),《隋书·经籍志》乃集其大成,凡著录存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佚书一千六十四部,附录佛、道二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古籍目录虽然曾用刘国钧、施廷镛等分类法,但终究不能取代古代四分法。第三,在《汉书·艺文志》的基础上著录各书的存佚情况。

   章宗源有《隋书经籍志考证》,仅完成了史部,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则为集大成者。两书都已收录在《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中,较易阅读。现代的研究论著以日本学者兴膳宏、川合康三的《隋书经籍志详考》(汲古书院1995年版)为佳。该书最重要的价值是对原著进行版本流传的考察,包括其它书录的著录差异、各家辑录的详略情况,并且考辩其讹误。书后附有人名、书名索引,便于检索。

   《隋书》以后的史志目录,价值已经远不能与上述两种相比①。原因在于,唐代以后,典籍日益丰富,而正史著录,多有缺略。如《旧唐书·经籍志》仅据《古今书录》而编,开元以后二百多年间重要作家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作品都未著录,差失之远,可想而知。《新唐书·艺文志》根据《开元四部书目》多所订补,特别是在一些书名下间有作者小传,较有价值。《宋史·艺文志》被四库馆臣讥为“诸史志中最丛脞”者(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崇文总目》提要)。《明史·艺文志》系根据明清之际著名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编成的②。清代著述极为丰富,而《清史稿·艺文志》仅收录九千余种,显然多有缺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武作成所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在原有基础上又增补一万余种,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版)著录多达五万四千余种。

   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收录二十五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及其相关考证、注释与补遗著作,包括:一是二十五史中原有的《艺文志》、《经籍志》七种,即《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二是宋代至民国年间对这七种《艺文志》《经籍志》的考证、补遗与注释著作。三是清代以来补撰的《艺文志》《经籍志》等。四是宋代国史《艺文志》的辑本以及明清两代的国史《艺文志》《经籍志》等八十余种,按照时代和篇幅分为27卷,分装31册。每一种都作了标点、校勘。其中《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及其补遗考证注释著作最为丰富,关于《汉书·艺文志》就占5册,《隋书·经籍志》占7册。这就为贯通考察唐前典籍的成书、著者、卷帙、真伪和流传情况提供了最基本、最可靠的依据。

   二

   《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遂初堂书目》

   宋代以后,私人藏书风气很盛,因此,私家藏书目录日益涌现。其中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最重要的目录当首推《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遂初堂书目》。

   2.1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郡斋读书志》作者晁公武生活在两宋之交,为当时著名的藏书家。这部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题解的私家藏书目录,著录一千四百九十六部图书,除去重复,共一千四百九十二部。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部下设类,其中经部十、史部十三、子部十八、集部四,共计四十五小类。卷首有总序,每部有大序,二十五个类目前有小序。每部类大体按照时代排列图书,并有题解说明其卷数、篇目及相关序跋。

   这些题解非常重要,试举二三例。

   例如,《玉台新咏》原本的具体篇目今已无从考索,但是其收诗情况还略可悬测。《郡斋读书志》著录唐人李康成编《玉台后集》十卷,云:“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5]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一载:“郑左司子敬家有《玉台后集》,天宝间李康成所选,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汇为十卷,与《前集》等,皆徐陵所遗落者。”[6]李康成所编既然“与《前集》 等”,说明唐人所见《玉台新咏》所收作品也是六百七十首。然而,吴兆宜笺注《玉台新咏》序称“孝穆所选诗凡八百七十章”[7],不知据何而言,据上述材料来推断,吴氏所说恐有误。

   又譬如,以往的著录,《玉台新咏》一般都置于集部总集类,唯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例外,将《玉台新咏》与《乐府诗集》《古乐府》并列收入乐类中。这种分类似本于唐朝李康成。李氏《玉台后集序》称:“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 采西汉以来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前引李康成《玉台后集》,晁公武的题解称其所收为“乐 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这里,说《玉台新咏》收录的是“乐府艳诗”,《玉台后集》收录的是“乐府歌诗”,强调的都是“乐府”,即从入乐的角度来看《玉台新咏》。以往论及《玉台新咏》的特点,往往关注所收诗歌的描写内容,即以女性为主,而忽略了这部诗集的入乐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玉台新咏》实际上是一部歌辞总集,这一点与《文选》迥然有别,因为徐陵是从乐府的角度收录古代诗歌。所以,《文选》中许多遗漏的重要诗歌得以入选,譬如吴声歌和西曲歌,还有大量的文人拟乐府,多赖《玉台新咏》的收录而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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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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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献与数据学报》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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