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牛年忆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9 次 更新时间:2021-02-12 21: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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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2021农历辛丑牛年春节到了。去年庚子,国家与世界多难,今年大家都希望否极泰来。昨日香港友人传来贺年视频,看到南国终岁青葱,腊月仍有缤纷,不禁心生暖意。在彼执教三年,唯首岁功德圆满,次岁遇乱学期折半,去年更遭大疫封关,仅能遥授网课。但愿今年真能“牛”转乾坤,恢复旧时之盛。遂回打油一首:

   前年妖生禍乱,去岁疫阻关山,香江竟成惶恐滩,再起伶仃之叹。

   草经冬而常绿,花非春仍灿然,鼠尾牛头子夜寒,闻鸡起舞请看。

   驱鼠迎牛之际,不禁想起涉牛往事。

   当年我在“早稻田大学”九个冬春,与牛这农家之友没少打交道。感触也很多。如今不少人都知道我天生视力很差,由此带来的困扰,就是人说我记书不差,但却记不住人,是个“书呆子”。其实那是因为看书在私下,尽可注目;识人却常在公场,盯着人看总不太礼貌,所以一般数面之交,视力不佳的我“人脸识别”往往印象模糊,人记得我,我不记得人的尴尬往往发生。社交因此也是我的短项。

   今天有人戏言我“耍大牌”,其实我当年草间求活也是如此,哪有大牌可耍?尤其当年青春岁月,对异性爱美之心必有,但我对女生虽不至“非礼勿视”,至少盯着人看的勇气我是没有的。所以很长时间我对女生往往是只知名不记人,当面不识谁是谁更没法打招呼,甚至对方招呼我,我因不知是谁也拙于应对。在乡九年多,竟没有遇上“小芳”,今天想来也是憾事。

   不过当时年少,尚无成家之想,最感烦恼的并非不识人,而是“不识牛”。本来牛通人性,小农户时代牛各有主,相依为命,没有不识的道理。人民公社时代役畜都在生产队的集体牛棚里,没有了个体的主人。但是当时经常用牛的男社员大致还是习惯用某一头牛,出工时进到牛棚,人牛相认,各牵各牛。午休时给牛卸套,人吃饭,纵牛上山吃草。午休毕要干活了,人牛熟悉的一声唿哨,那牛便闻声钻出丛林,回到主人身边。即便不主动出来,社员也会从山上摇动的林草间(据说即使牛不露面,人也能从林草摇动的细微姿态之别辨认出自己的牛),很容易就找出各自的牛儿,并牵将出来。

   但是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知青却没有自己“认得”的牛。当时往往是哪个社员因故不出工,他的牛便调剂给知青使用。所以早上出工,我们往往要别人帮着指认某牛可用,或者等着其他社员牵走各自的牛后,再去找剩下的牛。更麻烦的是午休时,纵牛入山后,我们也没有一声唿哨牛就自动来归的可能,只能自己去找。

   一般知青“牛脸识别”都还可以,循林草摇动之迹上去,认出自己上午用过的牛拉回来就是,还不是太难。而我却很难认出自己的牛,往往拉出来一头不是,又再去找。有时要等其他人都找到牛了,我才去找最后那头。加之我的视力不要说认出林草摇动方式的细微之别,就连林草是否摇动,我在稍远处也看不见,满山找牛,苦不堪言。更糟的是我不识牛,牛却识我。见我不是他的主人,也不是上午用过他的人,就犟着劲儿不肯就范。但我却不知道牛不但熟悉旧主,还认得刚刚使唤过他的人。结果既委屈了牛也苦了我,往往是别人都干活一个时辰了,我才披荆斩棘地把牛找回来。这真是:找牛之累,甚于干活。所以到后来,生产队就尽可能地派我去做别的农活,一般不让我跟牛屁股进行犁耙作业了。

   直到几年以后,我们知青点调整,从深山里的坝关村调到了公路边的平宜村,这个地方开发较早,原始丛林基本消失,耕地附近都是草山和灌木,我才适应了找牛的问题。而在这以前,我常常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句,但那时联想的不是牧歌美景,而是“草低见牛”多好找,不像我们这里牛钻进丛林里再大的狂风也不见形踪,唯有“拂林花影动,疑是水牛来”——不过,后来我真到了西北草原,却发现那里现在大多是草难没蹄,根本谈不上“草低见牛”了。

   说到找牛还有一点,那就是只有有处放牛,才有找牛之事。桂西山区山林密布,牛一放出,就须找之有法。而一般农区没那么地广人稀山高林密,牛也比较好找。但是另一极端要数明清时期的江南,那里人口稠密,极尽垦殖,无地不耕,到了清代,很多地方已经没有草场,而小农“过密化”又导致每户地块大都极小,农户买草养牛只耕巴掌之地,完全不划算。所以那时江南稻区已经有从犁耕倒退到锄耕,人力取代牛力之势。

   本来这是过去论证清代经济“停滞”者常用之证。近年以来大国崛起,从古代寻找“正能量”也成为时髦,清代衰落论受到批判,“清代进步论”日益响亮。本来,进步与衰落皆非绝对,要说精耕细作,亩产比前进步,实有可能。要说家庭分工,织胜于耕,桑丝之利胜过锄禾,也可理解。但有极言者,盛称稻作也是“铁鎝胜过江东犁”,不仅亩产,甚至稻作劳动生产率也大有进步,那就过了。牛年论牛,我们还是应该承认牛的功劳。不仅清代锄耕不可能胜过犁耕,甚至改革前流行的手扶拖拉机,正如我此前曾经谈到过的,也只是在旋耕机整地(耙地)上胜过牛耙,要讲犁地,当时的手扶拖拉机拉犁也还是不如牛的。

   而在那个年月,我也见识了牛和用牛的农民在当时中国的辛苦。中国的牛,传统上主要就是供役用的“耕牛”,乳牛、肉牛都极罕见,这与西方不同。尽管远古的牛耕可能也自西方传来。但是欧洲很早就习用马耕,牛供乳肉了。西方的乳、肉牛和中国的役马都有细料可吃,而中国的耕牛,尤其是南方山林地区的水牛几乎是终生只吃草。

   中国人把水牛、黄牛和高原上的牦牛都叫牛,就如把山羊、绵羊都叫羊一样。但是在欧洲,传统上山羊与绵羊、黄牛、水牛与牦牛都被当成不同的家畜。在动物学上,黄牛与牦牛不同种,水牛与黄、牦牛甚至不同属。他们的黄牛(家牛或cattle)基本不供役,虽不免最终要为人类“杀身成仁”,但平时草料、细料都吃着,又不怎么干活,倒也优哉游哉。而水牛(buffalo或bubalus)欧洲少见,既不用其乳肉也不用其供役。但对于役用牛(欧洲有时用于运输,欧人也知东方有牛耕)则不管黄牛水牛,都常称为ox。这倒与我们“当牛做马”的语义近似。

   与欧洲人重视乳肉用的家牛(黄牛)不同,我国北方旱作用黄牛,南方水田用水牛,都是用来干活的。而只要是水旱兼耕、黄牛水牛兼有之地,就像当年我插队的桂西山区,那一定是水牛优先。黄牛乳肉胜于水牛无人在意,水牛力气大于黄牛才是重要的。当时我们每到一村只要见到黄牛,就知道这是个高寒苦旱的穷山区,因地处寒旱,没法养水牛,才不得已用黄牛。在那时,通常低山、坝区的原住民壮族只养水牛,而在苗瑶山胞和“高山汉”村寨,才能见到黄牛。

   所谓“高山汉”指近代从川黔等地迁入桂西的汉族灾民难民,因那时宜居宜耕之地已经有主,他们只能落脚到高寒的深山区,是比当地壮族更为弱势的“受苦人”。旧时因高山生活困难,高山汉男青年“上门”入赘壮族村寨比较多(这与壮族“礼教”较淡化,不太卑视赘婿也有关),反向入赘则非常罕见。可叹的是,wg时不少外村“地主崽”为了躲避迫害、改变后代“种姓”,时兴入赘壮乡的“贫下中农”户。但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当地却在“一打三反”中严查为了逃避“砖正”而入赘、企图混入革命血统的“阶级异己分子”,竟有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打死。

   我插队之初此风未过,上面还不像后来那样鼓吹知青与农民结婚在农村安家“扎根”,而是主要从烹狗藏弓、“改造”wg中一度得意而不久就失宠的“小将”考虑,要求知青夹着尾巴接受“再教育”,不得想入非非。当时我校插队在板桃的一位高三学长,因为年纪较大,“成份”又“黑”,已觉回城无路,下乡不久就找了个“小芳”,提出结婚。不料却触了严查“坏人入赘”的时忌,竟被开会批斗,连“小芳”也在强大压力下“反戈一击”,逼得他欲死不能。后来剧情忽然神奇反转,这是后话了。

   还是回到高山汉养黄牛的话题。那时不管黄牛水牛,好牛的标准就是两个:一是力气大,二是“耐粗饲”,只吃草,不吃料。鲁迅先生曾自比孺子牛,还说牛之可贵就在于“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但那时除了牧区,中国的农区是见不到牛奶的。而禁宰耕牛,古已有之。但古时是小农经济,农户自己的牛老了不能供役,杀了吃肉卖肉,官府还是管不了那么细,所以《水浒传》里“切二斤牛肉来”的好汉才可能出现。

   但公社化以后就不同了,那时牛尽属“集体”,而其实“集体”也空有主人之名。国家对“私杀耕牛”之罪惩罚极重。所谓“私杀”,那时是包括集体决定但未经国家检验批准发证而杀牛的。犯罪的核算单位(一般是生产队)干部要判刑坐牢。大饥荒时代因反对“放卫星”而被罢官入狱的前广西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先生曾告诉我,他在劳改的石榴河农场见到过不少“私杀耕牛犯”,都是大饥荒中为救乡亲之命而杀牛犯事入狱的生产队干部。后来犯“右派”政治罪的王定平反了,但那些“私杀耕牛犯”属于刑事罪,不能平反。他言及此,不禁唏嘘泪下。那个时代,中国乡村中人大量饿死,而瘦骨嶙峋的牛却还活着,真是人权不如牛啊。

   当然,公社化时代如果集体的牛老弱病残实在没法干活了,报告公社,公社兽医站派人查验后发给准宰证,还是可以杀牛分肉的。不过这样的事九年来我只遇到两次,而且都不是什么快事。前云牛通人性,其实不假。那老迈的水牛被拉出来就知道厄运来临,见到人来,顿时前双蹄跪下,泪水溢出牛眼,观者无不动容。

   不过人也就这样,动容之后,肉还是吃了。那时农村温饱难求,肉自然是美食。不过因为极缺油水,当时对肉的评价与今天相反。猪肉贵于牛肉(但通常有价无市,极少有牛肉可买),羊肉则贱于牛肉,猪肉中肥肉比瘦肉贵,而更贵的是猪板油!本来水牛肉质就不如黄牛,加上能吃到的都是老病的废牛,其味评价不高也可理解。黄牛肉虽然好些,但仍然是老病牛,而且罕有。所以那时除了牧区和穆斯林地区,汉族农村是基本不吃牛肉的。

   因为在肉食中分量很轻,所以当时中国的牛种改良,也很少考虑乳肉的价值。当时黄牛中的荷兰乳牛、西门塔尔肉牛,1949年前都早就引入了中国,可是直到改革前,仍然没有什么推广。除非牧区回区,老病之外的牛肉牛奶那时几乎就是贵人专享的。黄牛尚且如此,水牛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广西的水牛良种培育,在国内也算有名。但培育的目标也就是力气大、耐粗饲两条,肉乳如何是不考虑的。

   1960年代曾经一度看好印度水牛,当时广西引进了印度的摩拉种公牛。我插队的平宜村附近县办的岩龙牧场,就有这种牛。此牛真是庞然巨物,力大无匹,但就是脾气暴烈,桀骜不驯,从未听说它能役使,倒是时而听说它发怒伤人,据说它用牛角挑死过饲养员。

   到了1970年代,我们的专家用摩拉种公牛和本地水牛杂交,培育出了名噪一时的“广西新水牛”,据说它兼有摩拉牛力气大和本地牛易役使、耐粗饲的优点,上面决定推广。我们村与岩龙牧场相邻,近水楼台,也用本地牛去配种了几头,但后来都以悲剧告终。

   它是否兼有父母本之优还不知道,但它们配种后的牛胎都过于巨大,本地的母水牛根本生不下来,我就亲眼见到一头母牛产仔已经露出一端,就是不能产出,队长说牛仔不要了,叫来几个小伙子用绳一头缚住母牛,另一头系上出露的牛仔几个人拼命拉,试图把牛仔拉出来保住母牛的命。结果母牛嘶声惨叫了很久,直到血肉模糊而死,牛仔仍未拉出。“广西新水牛”的推广,在我们村就这样失败了。

   星移斗转,今天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牛已经步发达国家的后尘,逐渐变成以乳用、肉用为主,牛奶产量已是世界第一,而中国人的餐桌上,除了本地的牛肉外,国外廉价量足的美洲澳洲牛乃至价格高昂的极品和牛、韩牛,也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上了国人的菜碟。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进步,“耕牛”的作用已经逐渐递减。

   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当年,中国的牛年不是以肉牛乳牛,而是以耕牛、拓荒牛为原型的。今天我们也唯有以拓荒的精神,尤其是以索尔仁尼琴所谓“牛犊顶橡树”的精神,才能克服改革路上的艰难。这就是鼠尾牛头之际,我们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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