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 次 更新时间:2021-02-09 17:25:29

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智能社会   异化  

孙伟平  

  

   摘 要:人工智能是一种尚未成熟的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它在深刻改变和塑造人与社会的同时,也在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智能科技构成了对人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人正在沦为高速运转的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和“奴隶”;各种智能系统不断取代人工作,“数字穷人”逐渐丧失劳动的机会和价值,被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排斥在外,存在变得虚无和荒谬化;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令“人是什么”和人机关系凸显为挑战哲学常识的时代难题。我们必须正视已经或者正在到来的异化风险,拓展理论视野,创新智能时代的异化理论,从理想社会建构和“人”自身的进化两个方面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构造人与智能机器协同演化、共同成长的生态系统,在智能社会、智能文明的建设中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人;智能社会;异化;解放;自由;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人工智能前沿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9ZDA018)阶段性成果;

  

   人工智能是以信息科技为基础,以基于大数据的复杂算法为核心,以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和超越为目标的高新科学技术。人工智能是人类自主创造活动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强有力呈现,是促进人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它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在前所未有地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促进新型的技术社会形态——智能社会、新型的文明形态——智能文明的到来,为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人工智能又是一种探索中的、远未成熟的高新科学技术,一种革命性、颠覆性的前沿科学技术,它的研发和应用正给人类带来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它在以其强大的智能技术范式重筑社会基础设施、重塑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正在“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

   人工智能本身及其应用所导致的新异化现象不胜枚举。它既包括人工智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前沿科学技术、以及作为智能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所强化、导致的异化,也包括它所引发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导致的新异化,还包括它作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具有“类人智能”的机器,对人的思维、人的本质以及人的主体地位的新挑战。目前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尚处于早期阶段,它变革世界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所导致的各种新异化现象的呈现还只是初步的;随着社会日益信息化、智能化,很可能还会产生更加多样化、更加严重的异化现象。但即便如此,这些异化所具有的性质之新、存在的领域之广、影响的程度之深,也已经超过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异化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以往人们的想象。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审视这些新异化现象,我们不难发现,运用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形成的已有理论和方法,既难以对它进行合理的解释,更不可能真正地解决它。

   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而且“人是人的最高本质”。1人的异化现象之所在,就是人类自我警醒、自我拯救之所在。直面人工智能已经、或可能导致的各种新异化情形,尝试进行反思和解决的理论路径也许很多,但率先提出和深刻批判过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异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理论优势。因此,立足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人学立场,特别是其特有的批判精神和异化理论的精神实质,对人工智能及其应用后果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和理智的价值评估,全面剖析人工智能所导致的新异化的表现、本质,探索在智能社会建构中消除异化、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式和路径,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一、智能科技对人的宰制与人的“边缘化”

   关于科技与人的关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工具论者的“价值中立说”。这种观点认为,技术是人类创造的工具,是达到特定目的、满足特定需要的手段;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并没有善恶之分;只有那些创造和使用技术的人,才使它成为行善或作恶的力量。典型的如梅塞勒(Emmanul G. Mesthene)指出:“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立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2

   “价值中立说”虽然忽视了技术是人类“人为的”且“为人的”一种本质性活动,却得到广泛的认同。这主要是因为以往科技的发展水平有限,科技成果(包括各种工具、机器甚至自动化系统)的功能有限,其运行机制和“道德表现”基本都在人类的掌控之中。然而,现代科技的异质性发展、复杂结构和强大功能正在使情势发生革命性变化。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一文中认为,“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3它已经不再是“中性”的,而作为“座架”(Gestell)支配着现代人理解世界的方式,“限定”着现代人的社会生活,成为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马尔库塞揭示,科学技术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决定性力量,同时又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职能。“技术拜物教”在社会上广泛蔓延,技术的合理性已经转化为政治的合理性,“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了”。4人们在科学技术造就的富裕的“病态社会”中得到物欲的满足和“虚假的快感”,但丧失了对现存社会否定、批判和超越的向度,丧失了对解放、自由和美的精神追求,而成了被操纵、被控制的“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技术和科学在现代社会具有双重功能:作为生产力,它们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作为意识形态,它们实现了对人的统治。芒福德、雅斯贝尔斯、弗洛姆以及不少国内学者以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为武器,对现代科技污染人的生存环境,压抑人的本性,物化人的自然生活,甚至使人成为无信仰、无思想、无生气的干枯灵魂,等等,都做过振聋发聩的揭露和批判。

   人工智能的先进程度和功能上的巨大威力更甚于以往一切科技,而且它仍然在以指数速度狂飙突进。人工智能是以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和超越为目标的高新科学技术,它以信息科技为基础、内在地包含信息科技,同时与生物科技、宇航科技等协同发展,可谓集现代科技之大成。它的应用前景之广阔超越人们的想象,对人与社会的变革和塑造也前所未有。虽然目前人工智能的开发尚处于早期,但由其主导的智能经济的崛起、智能社会的构建与人的智能化生存,已经极大地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发展。然而,人工智能却是一种尚未定型、更未成熟的开放性、革命性、颠覆性技术。由于人工智能加工处理的“原料”除了物质,主要是以往由人脑处理的信息和知识,因而它发展的方向、“工作”的方式与以往“作为工具的技术”都不尽相同,至于可能造成的革命性后果,人们不仅目前难以预测,今后甚至也不确定是否能够理解。咀嚼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人工智能在变革社会、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在实质性地加剧人的物化和异化,并赋予异化以新的内涵和形式。

   首先,智能科技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以其“智能技术范式”构成了对人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技术是人类自主活动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映射着人自身的目的、利益、需要等基本“尺度”。但技术一旦被人发明并广泛应用,又往往有其自主性的“逻辑”,依自己的结构、特性、功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技术的逻辑”有时可能背离人们的初衷,偏离预设的轨道,挣脱人们的控制,导致公开的或隐蔽的反主体性效应。一种技术的应用范围愈是广泛,愈在社会系统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自主性逻辑”往往愈是强大、“任性”,产生的反主体性效应往往愈深沉、强烈。人工智能本来就不是一般性的纯粹的技术,而是一种越来越具有类似人类的智能、日益自主、独立地承担任务的颠覆性技术,它以其特有的智能技术范式和逻辑,重筑了社会的基础设施,重塑了社会组织和个人,改变了社会结构的形式和社会治理的方式,使得人被既“合理”又高效的智能社会系统宰制了。不知不觉间,它们不仅已经成为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和手段,而且成为社会结构、规则和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正在成为我们的身体、乃至生命的一部分。现代人用各种智能技术、设备将自己“武装”起来,开始自己虚实结合的“数字化生存”;各种自主运行的智能系统通过对人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造成了人们欲罢不能的依赖。各种智能时代的“技术沉溺”——包括智能游戏成瘾、VR体验成瘾、虚拟交往成瘾,以及基于智能算法推送而形成的网络购物成瘾、视频浏览上瘾,等等,在消耗人们大量时间和金钱的同时,无不令人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宰制和依赖。

   其次,随着整个社会的智能化,特别是智能生产、智能服务、智慧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人正在沦为庞大、复杂的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工业革命主要是通过机器“解放”人的体力,但信息、智能革命“解放”的是人的脑力。在工业革命早期,马克思就曾深刻揭露过机器对人的异化:“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5迈入智能时代,导致“人变成机器”、日益“愚钝和痴呆”的异化状况呈现出“升级”态势。智能社会的建设目标,是基于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实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信息化、智能化,打造一个全面、复杂、高度现代化的智能社会结构系统。但遗憾的是,这种海德格尔所谓的“座架”因其“高”“新”性质,从来就不在普通大众(特别是“数字穷人”)的掌控之中。普通大众不仅不可能主导、控制其运作过程,甚至日益沦为复杂的智能技术系统和社会系统中无足轻重的“附庸”和“奴隶”。特别是,在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浪潮中,实用的傻瓜技术、设备如雨后春笋般被发明出来,要求使用者必须输入口令式的“机器语言”,遵守冗长呆板的规则和程序;智能系统的运作越来越趋向于“无人化”,自主完成,曾经处于主导地位、事必躬亲的人却日益沦为非核心的参与者与“旁观者”。而且,这种“旁观”态势难免导致人自身的身体机能、工作技能乃至社交能力“不用则退”,人类自诞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系统性退化的危险。如托马斯·达文波特(T.H.Davenport)、茱莉娅·柯尔比(J.Kirby)就警示说:“随着计算机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任务,技能退化的速度将会加快。”6

再次,以先进的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为基础,人们的社会生活不仅被全方位改变了,而且正在前所未有地“加速”,感觉像登上了一列高速运行且停不下来的时代列车。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提出了“加速社会”概念,认为不断强化的增长逻辑造成了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人们也越来越紧密地被捆绑到不断加速的社会化大生产之中,造成了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社会时间结构批判,社会加速驱动力批判,以及加速异化后果批判,是未来批判理论最值得发掘的可能主题。”7例如,由于技术和设备的更新速度令人目不暇接,人们稍有懈怠就可能成为某种“技术盲”或“设备盲”,即使不间断地学习、培训,也难免陷入与一定智能系统格格不入的“本领恐慌”;由于信息和知识的“病毒式增长”和即时传播,人们被包括短视频在内的各种消费性数据不间断轰炸,再加上“AI换脸”之类“深度伪造”令人真假难辨,人们难免被各种经过智能算法筛选及推送的信息、甚至广告和谣言所左右;由于智能系统比工业机器的运转更快,要求更细致、更严格,相关员工的工作节奏也越来越快,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曾经的私人空间和闲情逸致被压榨得无迹可寻;由于社会交往加速,“虚拟交往”成为普遍的交往模式,人们甚至更愿意与方便快捷、“贴心”服务的各种智能系统打交道,冷漠的人际关系和紧密的人机互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经济和社会运转驶上快车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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