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从五四时代到新时代——现代中国的发展主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7 次 更新时间:2021-01-28 09:06:04

进入专题: 民族复兴   五四运动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程美东 (进入专栏)  

  

  

   摘要:从五四时代到新时代,现代中国的发展主题是一致的,那就是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运动从现代国家意识、人民意识和指导思想上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发展。五四最大的政治遗产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也始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五四精神始终激励、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内容。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奋斗在中华民族复兴梦想的征途上,已经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正在往强起来的伟大目标迈进。

   关键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五四与现代中国发展转向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有市民、工商界人士及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1. 五四运动致力民族救亡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北洋军阀政府不敢完全答应这个条件,虽经历了艰难的谈判,但因无抵抗之力,在日本最后以派兵相要挟的情况下,1915年5月25日,软弱的北洋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中日民四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1918年一战结束,协约国取得了胜利。按照惯例,中国作为战胜国,有权收回过去被侵占的权益。但日本不甘心丧失一战中在中国所攫取的利益,以1915年中日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和驻日公使章宗祥对日本占领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欣然同意”的草率表态为由,要求国际会议不再讨论中国山东问题。当时意大利中途退出国联,日本转而态度强硬,也以退出国联相要挟。为避免和会最终破裂,美国总统威尔逊改变了他过去一贯主张的中国应当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诉求,并表示同意日本得到山东权益。

   当时正在欧洲的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给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委员会发了一份电报,告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这个电报30日到达了北京,当时北京外交委员会的负责人汪大燮和林长民得知后,非常悲愤。林长民在30日晚给《晨报》写了一篇《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大声呼喊:“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1〕在民众中迅速掀起了轩然大波。

   5月4日上午大约10时左右,北京十几所学校学生大约3000多人开始游行,首先到达天安门广场,随后转往东郊民巷大使馆,在遭到军警阻拦后,愤怒的学生如潮水般涌向赵家楼,并火烧了赵家楼,五四运动爆发。5月7日,北洋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抓捕的32名学生,5月9日,蔡元培辞职。蔡元培的辞职不仅没有使运动停止,声势反而更加扩大,一直持续到6月底。6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驻巴黎和会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2. 五四运动的现代政治意识

   五四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巨大,可以堪称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分水岭,主要是其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突出表现其具有的反帝的自觉意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现代政治参与意识上,这些政治意识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其自身内容也得到了不断升华。

   首先,五四运动标志着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自发的政治活动一般指规模有限、理性认识水平有限的思想意识指导下的社会运动。中国近代曾爆发义和团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两大运动参与人数均有限,而且思想认识高度不足。但五四运动以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生为主体,社会各个阶层都被广泛动员起来,表明中国人民在面对民族危难时迸发出了空前的团结意志和理性认识。

   其次,五四运动的主将们已经具备现代国家意识和现代世界意识。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从总体看,思想占位高、视野开阔,超越了过去中国爱国运动中的一些极端化情绪。义和团运动的主体是农民,整个运动具有一些盲目排外的局限性。五四运动是以大学生为先导的先进知识分子掀起的爱国运动,虽然反对帝国主义,但并非排外;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不盲目反对日本人民;虽然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没能坚持正义而不满,但并没有把矛头对准整个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中广大学生已经初步具有现代的国家意识和外交意识。

   再次,五四运动激发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五四运动的主力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广大知识分子。在国难关头,他们走出书斋,勇敢站出来,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力军。可以说,五四运动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近现代历史上世界各民族国家,无论英国、德国、俄国,还是日本,它们之所以能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与文艺复兴之后现代知识分子集体的形成,以及集体关心国家事务都有重大关系。

   3. 五四运动的政治遗产

   五四运动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历史,张岱年先生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2〕。五四运动正处在这样一个临界点。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力量还相当深厚,但世界开放的大门已然敞开,部分中国先进人士看世界的眼光已经有相当的开拓精神和危机意识。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更加开放,他们更主张向西方学习,向世界所有先进国家学习。但另一方面,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又逐步意识到西方也有弊端,这使得中国人民又增加了更深层次的理性认识,觉得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还要超越西方。

   事实上,为追求民族复兴,近代中国不断在向西方学习。先有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军事和科技;后有康、梁的君主立宪,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再有辛亥革命,学习欧美的共和思想。尽管推翻了晚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仍没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发展的康庄大道,反而陷入军阀混战之中。这使得中国人民深深地困惑,困惑于我们苦苦地向西方学习,为什么西方诸多思想理论不能使中国摆脱困境、走向富强。带着这种困惑,当时的中国人民转而开始寻找新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适时登场。可以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如果人们没有普遍意识到靠威尔逊总统这样所谓的“好人”来救中国行不通,重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也不行,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被中国人民广泛关注。

   五四运动中那些有感于民族危亡的先进知识分子,为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才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给中国带来的意外收获,也是划时代的收获。

  

二、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是贯穿五四时代与新时代的一根思想之脉,五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此后的一百年肩负起了五四的使命和责任,指导着中国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征程。

   1. 五四始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四运动所具有的急迫、强烈的爱国取向决定了其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促使着中国人民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理论、新方法,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进入到中国人民的视野。所以,马克思主义从引入中国之日起,就被赋予了改造旧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直接使命,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所选择主要不是出于其唯理性的学习,而在于“用”其新社会革命的方法论和自然世界的认识论来实现其重构中国、复兴中国的理想。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面临着被选择性地运用的问题,这其实就是中国化的要求。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注意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3〕他还提出,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4〕李大钊认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跟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但他当时并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从五四运动爆发,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化这个口号在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非常流行,是一个很普惠的词语。如当时针对西医,大家提出要中国化,还提出了基督教要中国化,西方科技也需要中国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家意识到任何外来文化输入到本土之后,必须跟本土的实践结合起来,这种思想在当时成为共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在十年内战时期,我们曾把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左倾错误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来指导中国革命。城市中心论、以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两大显著特点。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薄弱,无法武装攻占大城市;而且中国共产党的主力是农民,没有多少马克思所定义的19世纪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如果严格按照苏联的理论,当时中国没办法搞革命;但如果放下共产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就缺乏思想武器、缺乏灵魂。两难之下,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仍按苏联模式指挥中国革命,结果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除此之外,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很多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多少工人,为了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出现了刻意让工人在党组织里发挥作用的现象。对于既不是工人、又不是农民的知识分子,就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甚至排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知识分子党员极少。到1938年之后,我们面临着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任务,这个时候如果严格遵照马克思关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定性,那么组织力量基本在农村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就无法发展起来。抗战时期,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奔赴解放区或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如果将他们拒之门外,那就等于丧失了主力军。所以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实践证明毛泽东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从党员发展条件来说,在国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凡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很难入党。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就是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家庭条件好意味着多数是剥削劳动人民所得。因为知识分子大多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所以当时知识分子很难入党。先进知识分子不能入党,对党而言是一个巨大损失。因此,1939年毛泽东起草了一个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报告。这个报告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吸收了大批国统区过来的知识分子,极大地壮大了抗战力量。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有4万多党员,到了1945年,发展到120万党员〔5〕,增加了30倍。可以看出,五四运动锻炼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国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无数青年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秉承五四精神、奔赴抗战前沿,这直接推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在中共七大时被写进党章,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集大成者,也写进了党章。

   2. 毛泽东思想——五四精神民族性的集中体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受晚清列强侵略中国的刺激,自幼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怀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同时也通过新闻媒体和新式学校教育甚至留学教育知晓了西方的先进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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