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修良 刘海龙:“一带一路”视野中边疆治理的空间思维分析与研究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 次 更新时间:2021-01-26 23:43:32

进入专题: 一带一路   边疆治理  

何修良   刘海龙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进程促使了边疆治理空间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内敛式边疆治理的思维取向难以适应边疆空间上的变化及边疆社会发展,亟须树立新的边疆治理研究思路。这需要树立开放性、复合型的“空间主义”思维,来理解和把握“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边疆治理,进而促进边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具体研究路径转向包括:边疆治理在战略上从关注发展走向关注建构,在场景上从关注封闭系统走向关注开放空间,在取向上从关注制度设计走向关注行动实践,在路径上从关注治理方式走向关注治理模式。

   关 键 词:“一带一路”;边疆治理;空间思维;边疆地区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批准号:18BMZ002),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修良(1980- ),男,河南南阳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边疆理论与边疆治理研究。北京 100081;刘海龙(1981- ),男,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数字校园建设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大数据与公共事务治理研究。北京 100048

  

   一、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的新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边疆发展的地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场域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传统“边缘/中心”理念日益式微,边疆从原来的边缘地带被推置到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成为国家治理的新视域、国际合作的新领域和全球治理的新探索,重新认识边疆外部环境及对治理理念的影响构成了“一带一路”视角下边疆治理研究的关键议题和集中指向。

   “一带一路”倡议中空间格局的重塑和治理场域的扩大,使之边疆向国内外两个方向同时开放。在空间上,不仅纵贯边疆区域,而且还将跨境交流与互动延伸到更远地方,边疆与对外开放、周边国家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能动性不断增强,日益成为一种跨国分析、流动社会分析和国际政治分析的重要元素,边疆治理研究也随之被推置到一个新的历史进程和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认知、政策导向、治国方略之下来审视。但现有研究中,我国边疆治理研究始终是沿着时间序列的发展脉络进行,“历史/话语”“政治/权力”的边疆理论框架建构以及相应的研究成果、概念体系形塑着学者在思考边疆问题时的前设思维与固有理解,边疆知识发展的空间意识淡薄,传统的边疆治理“遮蔽甚至扼杀了边疆治理的空间想象,即时间(历史)消解了空间,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去空间化特征”[1]。“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时空压缩”带来了边疆社会急遽变迁和国家的外向型发展,历时态的内敛式边疆治理理论架构忽略了边疆的区域性与地缘性特征,边疆治理原有理论概括、知识体系与实践经验已无法适应“空间性”思维的转向,相关研究议题也就被搁置,故迫切需要发展新的理论思维和知识体系。

   近些年,随着人们对“一带一路”整体认知的增进,国内学者日益聚焦从空间视角认识与阐释边疆理论和边疆治理。熊坤新、平维彬认为因“一带一路”实施,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地区成为“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发展潜力区”,逐步打破了中心区域对边缘、半边缘区域的结构性剥削,边疆从“国家边缘”向“区域中心”的华丽蜕变[2];汪晖认为,边疆日益的非边疆化[3];赵超指出,边疆是空间生成的产物,“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一系列空间重组、空间生产和空间修复的动态过程,边疆在这种空间变化过程中具有新的内涵,呈现出“流动”边疆特征[4];朱金春则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空间格局与区域关系的重塑,突破了民族国家边界限制,将中国边疆置于跨区域互动的长链条之中,带来了边疆地区的空间地位与形态的塑造[5];刘雪莲、刘际昕对边疆与边境空间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一带一路”边境治理具有独立研究需求与价值,应脱离原有边疆治理的民族问题研究框架,边境地区开放与安全的动态平衡应作进一步的研究[6];黄达远则从边疆的空间性出发,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边疆”与“核心区”的转化,传统边疆观的单线叙述研究模式遭遇了很大困境,主张用“区域中国”作为复线叙述,以更大的包容性、多样性、统一性的空间维度构建多维的“边疆观”[7];吕文利论述到,“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是通过陆疆和海疆各省区进行建设,需要树立“嵌入式”互动和“立交桥”式发展的空间思维,建设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互动衔接,实现国内国外立体式发展[8];冯建勇从边疆地位转变入手,认为“一带一路”塑造了重新思考边疆传统发展模式的新视域,边疆省区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最活跃的政治空间与经济地带,边疆议题越来越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性意义[9];周平的研究则更为深刻,主张国家治理须有政治空间思维,“一带一路”为边疆治理注入了新的战略能量、制度能量、政策能量和物质能量,边疆“新空间”可能形成对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边疆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增长极,因此边疆治理需要解决区域性的问题[10]。

   这些空间视角与场域思维的边疆治理研究,大大拓宽了传统边疆治理研究视角,但研究仍然是基于边疆的物理性空间展开,缺乏对“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的社会空间变化分析与阐释以及相应的治理设计。随着“一带一路”推进,边疆空间扩展的同时带来了边疆的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文化与文化之间网络关系的形成,边疆治理研究需要实现与之相应的发展范式的转变与形塑。

  

   二、新空间:边疆治理内容的新阐释

  

   “一带一路”倡议以“五通”为核心,以共建共享共治为目标,旨在打破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物理空间藩篱,其本质在于建立联结、消解区隔和共治合作,不断塑造“中国—周边—世界”的关联性结构,而边疆成为中国联系周边乃至世界的实时节点和空间接点,也成为实质意义的中心。边疆所要承担的“中心”的开放性与连续性特质,一方面从海陆两个层面使边疆原有的封闭性和阻断性进一步消解,另一方面边疆在互联互通网络中地方性特征不断转换和再生产。其结果是,边疆地方在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意义不断弱化,而作为全球化网络节点的意义不断增强,边疆从联系交往的“容器”不断转变为流动网络上的“支点”,其空间观既是以“地缘为框”的,又是以“开放为架”的[11],这是“一带一路”所塑造的空间场域,也是特有意义所在。

   从词源上讲,“空间”具有多义性,可以是特定政治地理空间、跨境社区、群体居所,也可指谓特定的文化景观、相互交流的公共空间、权力发挥作用的场域。显然,在“一带一路”视野下,“空间”内涵具有语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一种以多样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空间,既有经济政治权力秩序的新空间,也有族群交往与文化交流的新空间以及前两者综合带来影响的治理策略性空间。以此理解“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边疆,边疆就具有了类型学的意义,边疆成为空间场域、整合政治经济资源、身份认同体认乃至治理理念与方式的载体,“边疆不仅是‘地带’和‘界线’的空间共存,更是‘存在’和‘承认’的建构之物。”[12]边疆从“自在空间”转向了“社会空间”,如何通过边疆的能动性实现国家、区域以及各种组织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桥梁”与“贯通”的媒介属性功能,既关注边疆“地域”的物理联结性,也关注所形成的“网络关系”的社会性,这构成了“一带一路”视野中边疆研究的新面向。

   作为“建构”之物,突出地反映在空间具有的社会意义上,“空间里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3],空间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重构相连,当群体在空间内活动的内容与意义各不相同时,空间也就有了社会性的本质差别。“一带一路”推进的“互通互联”带来了边疆社会变迁;经济生产的转型、身份认同的转换、社会发展的转变、文化主体性的转向等在边疆社会发生着持续的变化;经济、文化、政治体系重新辩证整合,边疆原有的“地方性”特征逐渐消失,形成了边疆空间弥散的不同类型;边疆的“高度流动性、延展性和扩散性”[14]将两侧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文化交流、经济往来与社会发展的多元互动场域并形成了特有规则与运行逻辑,边疆社会行为方式和生活模式从地理意义观念性的“封闭世界”走向了社会意义功能性的“开放世界”,边疆逐渐成为一个可辨识的联结系统,而且不断随着联结系统远距离地延伸;“决定当地的结构性力量不见得会出现在眼前当下,在当地‘看得见’的形式背后那些远距的关系,才是真正决定当下性质的力量”[15]。边疆社会性内容在这一特定空间内形成,并且两者相互建构,会同时产生也会同时发生改变,空间的社会性处在持续不断的“解构/建构”之中,表现出民族国家视角下的“地方性”意义的消解与重构及其混合性文化的产生,这一过程“既伴随着我们以从内到外的视角理解‘何谓中国’以及‘何谓中国的边疆’的需要,同时也伴随着一个从跨界与外域的视野来思考‘中国周边’与‘中国周边区域观’的需求”[16]。边疆世界的整体性理解形成了“一带一路”视角空间观念的参照与描述,以“我与周边”“我与世界”的连接,基于现实的空间格局和复杂的文化结构来构建新关系、新秩序,揭示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联系并阐释其与内部区域的结构性关联,进而能更好地理解内外部之间的互动框架与发展机制。而这只有通过跨文化比较分析、整体性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与阐释这一进程。因此,边疆治理研究需要关注由空间变化带来的新议题,不仅研究和解决不同边疆区域政治、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问题,也要研究权力结构、社会机制、区域治理的变迁和文化交流、融合及在地化问题,其研究视角从国内走向了国际,越来越强调边疆“内部”与“外部”的关联性考量,越来越注重区域之间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及其对治理的影响。

另一方面,“互通互联”促进的边疆流动性表明,边疆是由不同物质或由不同地带相互联结和渗透形成的区域,随着时间变迁和空间转换,其结构、特征及意义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通过人口流动及就业、生活空间利用等表现出来,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而扩大到更远位置、更大范围和更深领域,从“地方性”走向了“世界性”,逐步“洞察边疆和更广阔的空间之间政治想象的关系”[17]。这种变化,也直接促使了观察与理解边疆的视角转变,从原来的“从世界看边疆”走向了“从边疆看世界”,后者可以更好地反思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的边疆”与“边疆的世界”之间的联系与走向。当然,这种变化也深深地影响着边疆治理理念与政策安排,边疆类似一个“组装”的概念,一方面边疆是国家治理装置的一部分,以符号和象征形式在非边疆地区出现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人口流动以及流动治理的需求使得边疆的时空形态和内涵不断发生移动和变化,增加了治理难度,充满了各种可能性[18]。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使得边疆治理与跨国治理、全球治理紧密相连,边疆治理是多主体不断互动和竞争的结果,“边疆越来越被视为‘过程’而不是‘后果’,是内部和外部机制性关系之间一种波动性张力的结果”[19]。如果说传统边疆治理重视制度规制下的“目标导向”,那么“一带一路”视野的全球化边疆治理则关注多元合作的“过程导向”,其内容有着多维的指向:空间的社会性是对边疆的地域性社会状态的描述,是对边疆性质在新时代的一种框定,也是对依附于边疆问题变化上对相适宜的治理政策的整体性吁求;其结构有着辩证的意义:边疆治理不仅要“向内看”解决内部区域发展问题,也要树立“向外看”的国际视野供给区域间的公共物品;边疆治理不仅具有国家主义的政治意义,也蕴涵着全球化治理之意;边疆治理不再仅是政府主导发展的独角戏,而是不同组织、群体参与的众人之治。换言之,“一带一路”视角下的边疆治理研究,需要从原来的“中心/边疆”“边疆/边疆”研究视角走向“区域/区域”“国家/国家”研究视角,探索以“点”为根基的“国家主义”政策导向精神、以“线”为核心的“空间主义”动态发展观和以“面”为旨归“全球主义”宏阔视野的立体研究旨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一带一路   边疆治理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4736.html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研究》(西宁)2020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