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修良 刘海龙:“一带一路”视野中边疆治理的空间思维分析与研究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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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一带一路   边疆治理  

何修良   刘海龙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进程促使了边疆治理空间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内敛式边疆治理的思维取向难以适应边疆空间上的变化及边疆社会发展,亟须树立新的边疆治理研究思路。这需要树立开放性、复合型的“空间主义”思维,来理解和把握“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边疆治理,进而促进边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具体研究路径转向包括:边疆治理在战略上从关注发展走向关注建构,在场景上从关注封闭系统走向关注开放空间,在取向上从关注制度设计走向关注行动实践,在路径上从关注治理方式走向关注治理模式。

关 键 词:“一带一路”;边疆治理;空间思维;边疆地区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批准号:18BMZ002),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修良(1980- ),男,河南南阳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边疆理论与边疆治理研究。北京 100081;刘海龙(1981- ),男,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数字校园建设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大数据与公共事务治理研究。北京 100048


一、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的新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边疆发展的地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场域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传统“边缘/中心”理念日益式微,边疆从原来的边缘地带被推置到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成为国家治理的新视域、国际合作的新领域和全球治理的新探索,重新认识边疆外部环境及对治理理念的影响构成了“一带一路”视角下边疆治理研究的关键议题和集中指向。

“一带一路”倡议中空间格局的重塑和治理场域的扩大,使之边疆向国内外两个方向同时开放。在空间上,不仅纵贯边疆区域,而且还将跨境交流与互动延伸到更远地方,边疆与对外开放、周边国家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能动性不断增强,日益成为一种跨国分析、流动社会分析和国际政治分析的重要元素,边疆治理研究也随之被推置到一个新的历史进程和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认知、政策导向、治国方略之下来审视。但现有研究中,我国边疆治理研究始终是沿着时间序列的发展脉络进行,“历史/话语”“政治/权力”的边疆理论框架建构以及相应的研究成果、概念体系形塑着学者在思考边疆问题时的前设思维与固有理解,边疆知识发展的空间意识淡薄,传统的边疆治理“遮蔽甚至扼杀了边疆治理的空间想象,即时间(历史)消解了空间,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去空间化特征”[1]。“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时空压缩”带来了边疆社会急遽变迁和国家的外向型发展,历时态的内敛式边疆治理理论架构忽略了边疆的区域性与地缘性特征,边疆治理原有理论概括、知识体系与实践经验已无法适应“空间性”思维的转向,相关研究议题也就被搁置,故迫切需要发展新的理论思维和知识体系。

近些年,随着人们对“一带一路”整体认知的增进,国内学者日益聚焦从空间视角认识与阐释边疆理论和边疆治理。熊坤新、平维彬认为因“一带一路”实施,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地区成为“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发展潜力区”,逐步打破了中心区域对边缘、半边缘区域的结构性剥削,边疆从“国家边缘”向“区域中心”的华丽蜕变[2];汪晖认为,边疆日益的非边疆化[3];赵超指出,边疆是空间生成的产物,“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一系列空间重组、空间生产和空间修复的动态过程,边疆在这种空间变化过程中具有新的内涵,呈现出“流动”边疆特征[4];朱金春则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空间格局与区域关系的重塑,突破了民族国家边界限制,将中国边疆置于跨区域互动的长链条之中,带来了边疆地区的空间地位与形态的塑造[5];刘雪莲、刘际昕对边疆与边境空间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一带一路”边境治理具有独立研究需求与价值,应脱离原有边疆治理的民族问题研究框架,边境地区开放与安全的动态平衡应作进一步的研究[6];黄达远则从边疆的空间性出发,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边疆”与“核心区”的转化,传统边疆观的单线叙述研究模式遭遇了很大困境,主张用“区域中国”作为复线叙述,以更大的包容性、多样性、统一性的空间维度构建多维的“边疆观”[7];吕文利论述到,“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是通过陆疆和海疆各省区进行建设,需要树立“嵌入式”互动和“立交桥”式发展的空间思维,建设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互动衔接,实现国内国外立体式发展[8];冯建勇从边疆地位转变入手,认为“一带一路”塑造了重新思考边疆传统发展模式的新视域,边疆省区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最活跃的政治空间与经济地带,边疆议题越来越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性意义[9];周平的研究则更为深刻,主张国家治理须有政治空间思维,“一带一路”为边疆治理注入了新的战略能量、制度能量、政策能量和物质能量,边疆“新空间”可能形成对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边疆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增长极,因此边疆治理需要解决区域性的问题[10]。

这些空间视角与场域思维的边疆治理研究,大大拓宽了传统边疆治理研究视角,但研究仍然是基于边疆的物理性空间展开,缺乏对“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的社会空间变化分析与阐释以及相应的治理设计。随着“一带一路”推进,边疆空间扩展的同时带来了边疆的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文化与文化之间网络关系的形成,边疆治理研究需要实现与之相应的发展范式的转变与形塑。


二、新空间:边疆治理内容的新阐释


“一带一路”倡议以“五通”为核心,以共建共享共治为目标,旨在打破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物理空间藩篱,其本质在于建立联结、消解区隔和共治合作,不断塑造“中国—周边—世界”的关联性结构,而边疆成为中国联系周边乃至世界的实时节点和空间接点,也成为实质意义的中心。边疆所要承担的“中心”的开放性与连续性特质,一方面从海陆两个层面使边疆原有的封闭性和阻断性进一步消解,另一方面边疆在互联互通网络中地方性特征不断转换和再生产。其结果是,边疆地方在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意义不断弱化,而作为全球化网络节点的意义不断增强,边疆从联系交往的“容器”不断转变为流动网络上的“支点”,其空间观既是以“地缘为框”的,又是以“开放为架”的[11],这是“一带一路”所塑造的空间场域,也是特有意义所在。

从词源上讲,“空间”具有多义性,可以是特定政治地理空间、跨境社区、群体居所,也可指谓特定的文化景观、相互交流的公共空间、权力发挥作用的场域。显然,在“一带一路”视野下,“空间”内涵具有语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一种以多样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空间,既有经济政治权力秩序的新空间,也有族群交往与文化交流的新空间以及前两者综合带来影响的治理策略性空间。以此理解“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边疆,边疆就具有了类型学的意义,边疆成为空间场域、整合政治经济资源、身份认同体认乃至治理理念与方式的载体,“边疆不仅是‘地带’和‘界线’的空间共存,更是‘存在’和‘承认’的建构之物。”[12]边疆从“自在空间”转向了“社会空间”,如何通过边疆的能动性实现国家、区域以及各种组织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桥梁”与“贯通”的媒介属性功能,既关注边疆“地域”的物理联结性,也关注所形成的“网络关系”的社会性,这构成了“一带一路”视野中边疆研究的新面向。

作为“建构”之物,突出地反映在空间具有的社会意义上,“空间里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3],空间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重构相连,当群体在空间内活动的内容与意义各不相同时,空间也就有了社会性的本质差别。“一带一路”推进的“互通互联”带来了边疆社会变迁;经济生产的转型、身份认同的转换、社会发展的转变、文化主体性的转向等在边疆社会发生着持续的变化;经济、文化、政治体系重新辩证整合,边疆原有的“地方性”特征逐渐消失,形成了边疆空间弥散的不同类型;边疆的“高度流动性、延展性和扩散性”[14]将两侧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文化交流、经济往来与社会发展的多元互动场域并形成了特有规则与运行逻辑,边疆社会行为方式和生活模式从地理意义观念性的“封闭世界”走向了社会意义功能性的“开放世界”,边疆逐渐成为一个可辨识的联结系统,而且不断随着联结系统远距离地延伸;“决定当地的结构性力量不见得会出现在眼前当下,在当地‘看得见’的形式背后那些远距的关系,才是真正决定当下性质的力量”[15]。边疆社会性内容在这一特定空间内形成,并且两者相互建构,会同时产生也会同时发生改变,空间的社会性处在持续不断的“解构/建构”之中,表现出民族国家视角下的“地方性”意义的消解与重构及其混合性文化的产生,这一过程“既伴随着我们以从内到外的视角理解‘何谓中国’以及‘何谓中国的边疆’的需要,同时也伴随着一个从跨界与外域的视野来思考‘中国周边’与‘中国周边区域观’的需求”[16]。边疆世界的整体性理解形成了“一带一路”视角空间观念的参照与描述,以“我与周边”“我与世界”的连接,基于现实的空间格局和复杂的文化结构来构建新关系、新秩序,揭示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联系并阐释其与内部区域的结构性关联,进而能更好地理解内外部之间的互动框架与发展机制。而这只有通过跨文化比较分析、整体性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与阐释这一进程。因此,边疆治理研究需要关注由空间变化带来的新议题,不仅研究和解决不同边疆区域政治、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问题,也要研究权力结构、社会机制、区域治理的变迁和文化交流、融合及在地化问题,其研究视角从国内走向了国际,越来越强调边疆“内部”与“外部”的关联性考量,越来越注重区域之间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及其对治理的影响。

另一方面,“互通互联”促进的边疆流动性表明,边疆是由不同物质或由不同地带相互联结和渗透形成的区域,随着时间变迁和空间转换,其结构、特征及意义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通过人口流动及就业、生活空间利用等表现出来,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而扩大到更远位置、更大范围和更深领域,从“地方性”走向了“世界性”,逐步“洞察边疆和更广阔的空间之间政治想象的关系”[17]。这种变化,也直接促使了观察与理解边疆的视角转变,从原来的“从世界看边疆”走向了“从边疆看世界”,后者可以更好地反思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的边疆”与“边疆的世界”之间的联系与走向。当然,这种变化也深深地影响着边疆治理理念与政策安排,边疆类似一个“组装”的概念,一方面边疆是国家治理装置的一部分,以符号和象征形式在非边疆地区出现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人口流动以及流动治理的需求使得边疆的时空形态和内涵不断发生移动和变化,增加了治理难度,充满了各种可能性[18]。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使得边疆治理与跨国治理、全球治理紧密相连,边疆治理是多主体不断互动和竞争的结果,“边疆越来越被视为‘过程’而不是‘后果’,是内部和外部机制性关系之间一种波动性张力的结果”[19]。如果说传统边疆治理重视制度规制下的“目标导向”,那么“一带一路”视野的全球化边疆治理则关注多元合作的“过程导向”,其内容有着多维的指向:空间的社会性是对边疆的地域性社会状态的描述,是对边疆性质在新时代的一种框定,也是对依附于边疆问题变化上对相适宜的治理政策的整体性吁求;其结构有着辩证的意义:边疆治理不仅要“向内看”解决内部区域发展问题,也要树立“向外看”的国际视野供给区域间的公共物品;边疆治理不仅具有国家主义的政治意义,也蕴涵着全球化治理之意;边疆治理不再仅是政府主导发展的独角戏,而是不同组织、群体参与的众人之治。换言之,“一带一路”视角下的边疆治理研究,需要从原来的“中心/边疆”“边疆/边疆”研究视角走向“区域/区域”“国家/国家”研究视角,探索以“点”为根基的“国家主义”政策导向精神、以“线”为核心的“空间主义”动态发展观和以“面”为旨归“全球主义”宏阔视野的立体研究旨趣,继而实现“点线面”之间的有效统一。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与理论发展形成了广阔而独特的社会背景与叙事场域,这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一方面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新空间对边疆社会带来的影响,探索与总结边疆治理理论的实践经验,不断形成能与现有需求相适应的、与西方理论相对话的新概念、新体系与新知识,推动边疆治理研究发展;另一方面需要聚焦“一带一路”的空间思维和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的重大“问题域”与关键性“议题群”,为边疆社会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提供新理论、新思维和新方法,回应新时代边疆社会发展的挑战,提供边疆治理重大问题的智慧思想和制度安排。这就要求,一方面需要加快边疆知识生产的空间社会性转向,消弭边疆理论的僵化不前与现实需求难以满足的结构性紧张;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逻辑机理和思维方法等视角聚焦空间性内容与思维并以此形成相关议题的深入讨论,促使“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边疆治理理论转型和范式形塑。概言之,“一带一路”视角下边疆治理研究处在旧世与新时之中,其研究既要沿着历史治理的逻辑继续前进,也要做好迎接治理变迁的知识储备和理论创新。未来的研究,“一带一路”视角下需要更为系统地分析边疆治理演变的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和现实情形的复杂性,立足边疆空间社会性内容与特征。从历史与现实、观念与实践、制度与行动、技术与平台等多重视域重塑边疆治理,实现研究的“历史性”“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一是从历史性视角追溯边疆治理研究。中国边疆治理发轫于传统边疆史地研究,历史上的边疆治理方略、理念与方式构成了当今边疆治理的渊薮。“一带一路”背景下需要把历史治理“路径依赖”的有效经验与现在边疆治理的新时代特征衔接起来。两者的衔接需要突破对边疆区域封闭性的外部性描述,也不应局限于边疆地缘政治、文化变迁的现状书写,而应该着眼于从历时态的变迁和“一带一路”带来的共时态现状来绘就边疆时空的整体性变化的社会图景,继而阐释在内与外、古与今的国家发展理念中的任务性、结构性角色及内外部的关联,扩大边疆治理研究的理论生长与阐释空间,为边疆时空变化所带来的边疆治理提供有效的解释框架与行动方案。

二是从时代性视角探寻边疆治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了新时代,边疆治理研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视域中,立足边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现状,既要分析边疆社会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动态变化,也要分析边疆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外向辐射带来的影响与变化,明确边疆区域空间的特征以及所带来的问题,进而推动全面认识边疆社会在区域发展、跨界交流、地缘政治中的时代地位与战略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为边疆空间变化带来的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现实遵循。边疆治理研究需要把理念、模式与方式的时空变化纳入研究议程上,探索空间变化带来的演变规律和治理措施,从更宏大的视野认识与总结边疆社会性变迁的时代意义和研究旨趣。

三是从世界性视角形塑边疆治理研究。如果说历史视野的边疆是统治者眼中的边陲属地,边疆治理是实现统治者政治利益的权宜之计,那么“一带一路”视角下边疆犹如一个多棱镜,呈现多维与辩证的特征,边疆的边缘属性在悄悄淡化,中心属性在渐渐生成,这一转变表明,边疆不仅仅要改变原来的“边缘”与“边远”的内部指向的政治意象,更要承担起联系与连续的对外的社会意义,边疆治理勾连起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边疆治理研究需要更好地在边疆区域与内地、国外的联结中构筑自身发展的主体性选择,并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国家利益的空间外溢与涌现的新形态边疆性质对边疆区域的冲击。边疆治理研究从国家治理大局出发,以整体性视野认知“一带一路”视野下边疆研究的现代性话语变迁,从区域主义的视角不断走向世界主义的视角,在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不同治理体系的交流与持续互动中进行总体性建构。


三、新思维:边疆治理研究的新转向


传统边疆治理单向度的、线性化、局部性的思维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边疆治理研究,需要树立开放性、复合型的“空间主义”思维,不断适应边疆空间内部的社会变化,进而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边疆治理研究。

一是战略层面上,逐步从边疆发展研究转向关注边疆空间建构研究。“一带一路”实施,促使边疆治理战略的转变核心在于面向未来,主要是指边疆治理必须适应国家发展、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其科学研究在于探索边疆地区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的发展之路,设计出前瞻性、整体性和可欲性的边疆治理框架与规划。中国的边疆治理是与国家发展共同展开的,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边疆治理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对口支援的实施而加强,其起点都是立足于国家发展这一宏大主题下展开的,但边疆地区发展的议题只是众多边疆问题之一。在“一带一路”的时空背景下,边疆民族宗教治理、区域合作、文化交流、社会交往等社会文化类公共性事务构成了边疆空间社会性问题的焦点。这就从以发展为核心的研究走向以建构为核心的研究,从国家外向发展、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层面进行规划,在突出边疆空间社会性内容的同时,形成边疆整体的研究概貌。

边疆空间战略的建构旨在突出边疆治理的地位,改变边疆治理在原有治理体系中敬陪末座的处境,逐渐确定边疆地区治理研究的本体性地位。边疆治理理念建构重在改变过去重视有形边疆建设而无视无形边疆建设,比如对利益边疆的理念的模糊认识与实践建设不足等问题,把不同形态的边疆治理整体规划,补齐短板。边疆治理空间建构要突出治理体系建设的规范化导向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化导向,立足边疆实践与问题,根据治理实践与实效。随时动态适时地调整战略、制度、理念的偏差,进而强调空间差异性、治理过程动态化的上下同欲的整体性治理内容。

二是场景空间上,逐步从边疆治理的封闭思维转向开放思维。传统边疆治理研究,空间属性与要素一直没有被纳入治理的内生要素中,边疆治理环境犹如“黑箱”,处于封闭、平衡态之中,边疆治理理念封闭保守,比如几乎所有关于边疆治理研究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去思考边疆问题的性质、构成要素、组织结构和应对策略,政治性、稳定视角等静态研究是主要的叙事方式。“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过去把边疆地区视为封闭的空间单位,边疆治理的空间政治和相关公共事务问题成为治理对象,边疆治理逐渐凸显出有着非平衡态、非线性的开放系统性质,在外部物质与能量交换中,不断形成动态的、新的有序的治理结构。因此边疆空间所呈现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改变构成了边疆治理研究的新面向。

边疆治理置身开放的、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作为边疆问题研究对象存在物的静态状态不复存在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中,所周遭的大多边疆问题都具有了超越主权国家的区域性或全球性治理的取向,识别边疆问题性质与特征就必须拓宽研究的视野与领域,需要在开放情境中去认识和把握,只有把边疆问题放在开放性的视域和广阔的社会空间中研究才能认清实然与应然的差距,确定边疆问题性质。边疆问题既是国家内部性问题,也是沿线国家相互影响的区域问题,通过“空间主义”社会性视角,理清边疆问题的性质演变过程与发展规律进而确定边疆研究的新知识体系。

三是取向选择上,逐步从边疆治理的制度建设转向行动导向。传统边疆社会可以描述为低度的复杂性和低度的不确定性,边疆问题发展脉络较为清晰,治理结构较为单维,边疆问题治理的一般规律也较容易在传统的方法与实践中寻求与确定,把这些规律抽象形成的制度知识通过公共组织实施就能取得较好的治理绩效,因此传统边疆治理适合制度框架下的治理。随着“一带一路”推进,制度框架体系对边疆治理支持力度的边际效用在降低,无法适应边疆形态的转变,需要建立以行动导向为核心的边疆治理取向。

行动导向的边疆治理的实现,关键在于价值共识的形成和资源的有效整合。其价值共识的形成需要从边疆实践出发,与边疆治理的场域一致,重塑边疆治理精神,塑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的“丝绸之路”价值理念,在“中国特色”与“国际规范”规则意识前提下呈现出共建、共享与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而资源有效整合的过程可以根据镶嵌在边疆特定社会结构中的创新实践以及所建构的治理过程,来分析作为不同治理因素的影响,将边疆治理实践成功与否的重点转移到了资源有效利用及持续推进创新实践的动力,而创新实践,则更多地将眼光投向了外部知识的介入使用和地方民众的有效参与。边疆的开放性成就了“引进来、走出去”的通道,资源整合通过外向型治理就变得更为现实,通过所在区域发展的共振效应,整合周边国家或地区资源为我所用。因此,“一带一路”视角的边疆治理行动实践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逻辑契合,它所缺乏的价值理性不一定就是西方国家所倡导的边疆治理理念,而是更加适合自身治理情势的价值规范和精神蕴涵;它所要补足的工具理性也不一定是一味采取现代的治理方式,而同样是适合治理自身发展需要并为自身社会文化形态所接受的治理机制和运行方式。

四是路径优化上,逐步从边疆治理方式研究转向边疆治理模式研究。按照公共治理的一般原理,在治理的框架确定与模式既定下,治理方式的效用就能实现并发挥积极作用。反之,在前提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治理方式就徒有其表,甚至会有障碍作用或者起到反噬作用。在具有全球化意义的“一带一路”推进中,传统边疆治理模式暴露了历史的局限性,有些甚至与当下边疆治理情势与治理思路相抵牾。边疆治理模式处在传统模式解体、新模式尚未形成的过渡期,亟待需要对不成型、不成熟的治理模式进行探索和总结。

边疆治理理念和方式是通过治理模式得以展开,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当下,治理模式转型与重塑是对传统边疆治理理念与方式的深层次再造。从现实情况看,“一带一路”建设中各省区基于自身地位的认知提出了发展的目标,而实现目标则是在外交政策、国家发展战略、周边国家关系、边疆治理的国家措施等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前提条件需要立足各省区的建设任务与省(区)情的地方性知识,治理模式则是建设任务与地方性知识的有效载体。换言之,治理模式是治理理念、内容与方式的综合,是不同边疆区域在“一带一路”空间变化中所呈现的新特征的体现。对这些空间变化带来的社会性问题治理新经验、新实践的总结,并将素材与知识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抽象加工,进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模式,不断为边疆治理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注入新内容。

综上,“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边疆治理理念的转变,形成了新的边疆治理知识的生长点。这就要求,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实践都需要树立大战略、大视野、大思路,从整体、长远、国际的视野谋划边疆地区发展,探索和形成有效的边疆治理学科体系,为边疆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落地生根提供智力支持和实践支撑。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边疆治理研究,可谓是,对边疆的理解,在边疆之外;学者对边疆治理的研究,亦在边疆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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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青海民族研究》(西宁)2020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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