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梅舫:识宋学与辨新局: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学旨趣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 次 更新时间:2020-12-29 15:29:20

进入专题: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宋学   玄学  

於梅舫  

   摘    要: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识宋学”以“识近代”的论学逻辑,对应的是“理学反动说”背后隐然预流的以“科学”返看“宋学”的主流认识。“识宋学”首在驳周敦颐“宋学”开山说,以此澄清“宋学”精神,去玄注实。其次破“道统”说,重流变,以集合内外的阳明“心学”为宋明理学的自身进化结果。在此脉络下,最终以上通于阳明《拔本塞源论》的黄宗羲晚年定论,体现“内圣外王,有体有用,举凡政治教育,道德才能,莫不一以贯之”的学术大境界,又能突破“理学”束缚,开出学术的新格局。寄托了钱穆的学术理想。

   关键词: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宋学; 玄学;

  

   一、引言

   钱穆自称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缘起于对先行者梁启超同名著作“意见相异”。(1)1结果却是,“描述同一时空的学术进程,竟如此异样”的两部学术史,竟然在两位作者身后联袂成为“清代学术史的权威参考书”,对晚近的清学史书写发挥了极大的影响。以此之故,很自然地激发了后来学者“求真的兴味”,或另辟蹊径改写清学史,或检讨以冀突破与进展,或补充汇编更具包容性的清学史论著。(2)2这在反向证明了二位先生所撰学术史蓬勃生命力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国近四百年学术史”确实亟待更完备的检视与书写。于是,欲承接这一学术史的传统,又不受作者时代认识的限制,最基本的起始点,应是切实认知作者描绘清学的脉络流变,深切体会深寓于其中的论学旨趣。

   梁、钱二书,都是近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对象。研究者对梁书在本子的汇校、原刊与成书文字异同的爬梳、撰述缘起与旨趣的考察诸多方面,皆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与切实的进展。(1)3相比之下,学界对于钱书的研究多以对比两书的内容与“平议”一类为多,对于钱书勾勒中国近三百年学术脉络的详情,以及背后的现实学术环境与苦心孤诣,仍然有间。(2)4显例之一,便是对于钱书论学最为吃紧的起始论题与核心要义-识宋学-未作原始要终的考究。

   如前人所论,梁、钱二书主要的“意见相异”处,在于一者偏向汉学一者偏向宋学。具体来说,则梁书以“宋明理学一大反动”作为主线来论述“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史,以见清代“汉学”相对于“宋学”的“进化”。钱书则揭出“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以“相异”,以“宋学”的自然演进作为主线来论述清代学术的脉络,并在历史演化的脉络下揭示汉学、宋学的关系与“评判”是非。(3)5故毫无疑义,“识宋学”是钱书论学的根本起点与核心要义。

   钱穆“教人治理学从年谱、诗文集入手,再及其语录”,正因知人论世,及于学问,可见因时因事的演进,易于启发。(4)6据此显然有两层互为消息的事实会使任何论述钱书“宋学”笼统概括的努力失效-其一,宋(明)代学术本身处在历史演化之中;其二,钱氏对于宋(明)学术的认识不仅从历史演化的角度入手注意其变迁之迹,同时也随学力的增长与体验时事的变动而调整。目前的研究,虽多接受“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诸语义相通的名论,然多以各自体认的“宋学”为不言而喻的先行学理,以此为基础展开对于钱书整体理念、旨趣的学术探讨,却甚少遵循钱书本身的论学逻辑,原始要终地从钱氏“宋学”理念的因应时代与学术自身演进的脉络中去把握钱氏“宋学”丰富生动的意蕴及与其笔下清代学术格局的关系。(5)7

   扼要言之,围绕“识宋学”一义,有两层相互关联的关键事实尚待揭示:其一,今人多着眼于钱书与梁书的意见相异,重视梁、钱二书内容的比较,忽略梁书本身处在近代以“科学”(汉学)返看宋学的主流之中,钱书除与梁书意见相异,更主要在借与梁书相异,以“宋学”返看“近代”,介入时代的主流议题;其二,受钱穆之后尊“朱子学”的认知影响,今人以“朱子学”为钱书“宋学”的核心,与此期钱氏注重“宋学”自身的“进化”,并归宿于阳明心学“乌托邦”,以开出学术新格局的事实截然相异。本文尝试基于又不限于以上两层问题,为识钱书所识之“宋学”以见钱书判别学术前进新局的努力,略进一新解。

  

   二、“科学”观照下“宋学”的“玄学”化

   钱书论学主旨确与梁书相异,这一印象深入人心,多少掩盖了钱书更有与梁书承载、反映、应对的时代论学逻辑“意见相异”的意趣。从与梁书的意见相异处这一显明的事实入手,进入到在此下一层的与时代学风根本违异之所在,揭示所以然,才能更好理解钱穆的论学本意。

   钱穆《师友杂忆》谈到:“因余在任公卒后不久,竟续开此课,故群相注意也。”(6)8亲身说法地言明,北京学界的“群相注意”是缘起于开设与梁氏同名课程。王汎森在讨论钱穆与民国学风的关系时,将钱穆自言受到时人“群相注意”进一步提高到“声誉鹊起”的地步,且揭示要因在于“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流,而又能驾而越之。”(1)9一者自言,一者后指,称钱书因与梁书同名立异而影响大著,当然符合事实。相比于钱穆,20世纪20年代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梁氏确实更近“主流”,可以成为“预流”的对象。

   另一事实是,相对于如日中天的胡适,梁氏也有“预流”的“嫌疑”,虽一度开风气之先,尝使胡氏受到“无穷的恩惠”,(2)10然在“新文化运动”浪潮的席卷下,不免渐趋“落伍”,与胡适有角色互换之感。周善培尝谓:“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因此,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得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3)11透露胡适已成梁氏眼中无法忽略的存在,“竞赛”的同时,不免为主流论述引导。

   “竞赛”,以及由此而来在论学观念上的调整,最显露者在于“科学”的视野下,中国固有学术-尤其是汉宋学-应如何重新认识的问题争议。这最终使梁氏不无内外失据,也是钱书与之相异的大端。

   1920年10月14日,当“赛先生”已成时代新潮的风气下,梁氏完成了《清代学术概论》的自序。自序特别提醒读者,此书的根本观念-清代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有清一代学者“饶有科学的精神”-与写于“十八年前”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4)12汇校此书的朱维铮指出,“十八年”实为“十六年”,“文艺复兴”实为“古学复兴”,意在突出自己的“首创权”(5)13,不无争当时代潮流先锋的味道。

   在“无大异同”之下,梁氏对于科学与清学的相关论述,前后之间还是存有较大的轻重不同,只是根本立场确实“无大异同”。顾及“异同”,才能真正理解梁氏理念,进一步明了钱穆的“相异”。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变”(异),对于事实上存在的“不变”(同)者,往往认识不深,制约了对“变”及为何“变”的体会。

   写作《近世之学术》时(1904年)的梁启超,正持尽可能引入“外学”又需“邃于国学”前提的“固本”说。(6)14后一年,梁氏编选了《节本明儒学案》,将外学与国学的协调,指向“科学”“道学”的判分。梁氏《例言》清晰地指称:

   道学与科学,界线最当分明。道学者,受用之学也,自得而无待于外者也,通古今中外而无二者也。科学者,应用之学也,借辨论积累而始成者也,随社会文明程度而进化者也。故科学尚新,道学则千百年以上之陈言,当世哲人无以过之。科学尚博,道学则一言半句可以毕生受用不尽。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学谓科学也,道谓道学也。

   故科学、道学应各安其位,若“以读科学书之心眼以读宋明语录,直谓之无一毫价值可也”。(7)15《近世之学术》处处可见此意趣。其论清学,取方法之科学,“学”之博,批评与“道”日远:

   本朝考据学之支离破碎,汩没性灵,此吾侪十年来所排斥不遗余力者也。虽然,平心论之,其研究之方法,实有不能不指为学界进化之一征兆者。

   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8)16

   反之,则不无兼采“学”“道”的志向。梁氏对于顾炎武与黄宗羲二者,有所轻重。对于顾氏“今日只当著书,不必讲学”“经学即理学”的言论,不无憾意,以为“后儒变本加厉,而因以诋理学而仇视讲学者”,虽“非亭林所及料”,然顾氏“不能不微分其过也”。对于黄氏,称其“开拓万古、推倒一时”,首例举《明儒学案》,赞其“非徒讲学之圭臬,抑亦史界一新纪元也,学之有史,自梨洲始也”。(1)17《节本明儒学案•例言》进一步指出:“梨洲之著《学案》,本有两目的。其一,则示学者以入道之门,其他则创制学史,成不朽之业也。”(2)18正在“学”与“道”的兼采并存与不悖不离。

   《清代学术概论》相对于《近世之学术》的移步换形处,在于独取“科学”一面,有意略过“道学”一层。如论顾氏,一反《近世之学术》怀憾于其人的不讲学,独称能打破“讲学”习气,成学界的革命军:

   所谓理学家者,盖俨然成一最尊贵之学阀而奴视群学。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思想界之一大解放。

   如论黄氏《明儒学案》谓:

   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3)19

   只取学史一义-“学”,舍示人入道门径一义-“道”。

   不过,梁氏论学有关“学”“道”的轻重取舍前后有所异同,然以“学”(科学)、“道”(道学)两分不对立的分析理路并无大改变。其论“清代学派之运动”,赞成是“研究法的运动”,而非“主义的运动”,以为这正是“其收获所以不逮‘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丰大也欤?”乃不能不对当下怀有寄托,可以见“研究法”(学)与“主义”(道)的齐头并进。(4)20

   同时,正是在刊行《清代学术概论》十数月前,梁氏发表了《欧游心影录》。此文宣告“科学万能之梦”破产,提出有别于五四以来“新思潮”的“新文明再造之前途”,主张:“不独唯心唯物两派哲学有调和余地,连科学和宗教也渐渐有调和余地了。”(5)21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超越于“科学”,不受“科学”的限制与束缚,可谓仍在重弹“科学”外“道学”一面的重要意义,反证《清代学术概论》并未根本改变之前立场。

   梁氏在《欧游心影录》提出的关键大问题是,“新权威到底树立不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6)22那么未来文化的出路在哪?这自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欧战以后欧洲独有的问题,同是中国的现实大问题,也是梁氏异境同思的所在。

   梁氏以为将人类的内外生活都归于“科学”的“必然法则”下,“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一种物质”,担忧“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那么“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并将这一点视为“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故提出“人生观”的问题,注意的是“自由意志”(也即前面的道学、主义)在维系善恶、价值、理想、信仰上的独特地位,以在“科学”笼罩物质的世界里,强调人心与精神的内在指引作用。

   与梁氏同赴欧洲,可谓深入了解《欧游心影录》的“丁在君张君劢,因对于人生观的观察点不同,惹起科学玄学问题的论战”。(7)23虽然,梁氏自称“暂时局外中立人”,丁、张二人的“论战”,正是基于《欧游心影录》提出的“人生观”问题的展开讨论。梁氏也永不可能真正成为这一论战的“局外人”。

吴稚晖便明确地说:张君劢“的人生观,就不免受了二位梁先生的暗示”。“丁在君先生怒打玄学鬼,也定是同胡先生携手着奋斗的。”(8)24前台论战的丁文江、张君劢,一一对应台后的胡适、梁启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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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20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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