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明:罗振玉与1920年“京旗赈灾”——兼论清遗民、旗族及民初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 次 更新时间:2020-12-19 15:07:14

进入专题: 京旗赈灾   罗振玉   慈善家   清遗民群体  

丁小明  

   摘    要:

   在中国近现代民间慈善救济公益活动事业中,清遗民群体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在民间慈善救济事业中竭尽全力进行社会动员,并以出售个人书画作品、藏品等各种形式积极参与。本文以清遗民代表人物罗振玉并主持的1920年“京旗赈灾”为例,以近年来新发现的诸种相关新文献为依据,厘清罗振玉从事慈善活动的家庭与社会因缘、赈灾手段等内容,着重揭示此次赈灾的起因、过程及结果,在还原罗振玉慈善家身份的同时,进而探讨“京旗赈灾”在中国现代慈善史上的独特地位以及清遗民群体与民初时局的关系。

   关键词:京旗赈灾; 罗振玉; 慈善家; 清遗民群体;

  

   据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所载,罗振玉一生中曾多次助赈救灾,如1917年河北诸省大水,罗氏鬻长物得两万元以助赈。1920年秋季华北大饥荒,罗氏发起“京旗赈灾”等,其义行在当时的报刊上亦有提及。近年来,随着《上海图书馆藏罗振玉手札》《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1和《雪堂所藏金石书画展览目录》的整理与《徐乃昌日记》的影印出版,关于罗振玉赈灾的相关实务,特别是1920年秋季华北大饥荒中,罗振玉发起“京旗赈灾”与创建“京旗生计维持会”等诸种善举得以细节具见,由此,我们始能还原出罗振玉罕为人知的一个形象——慈善家。2现代慈善救济强调“标本兼治”,即把救急治标的赈济之举与防灾治本的民生建设相结合,研究者往往将1921年秋华洋义赈会的成立及后继活动视为这一理论的最初践行者,3其实1920年的“京旗赈灾”及“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标本兼治”的系列慈善活动尤在华洋义赈会成立前,“京旗赈灾”践行现代慈善救济思想的先路之功不应被忽视。再者,“京旗赈灾”由于关联清遗民与北京旗民这两个特殊群体,所以这一慈善救济活动中既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憙,也隐藏着清遗民群体在民初政坛上欲说还休的政治诉求。凡此种种,皆是本文需要着力揭示的。

  

   一罗振玉的慈善因缘与赈灾手段

   罗振玉在1920年秋季华北大饥荒中的善举而被柯劭忞称为“今之佛子” ,追根溯源,除了儒家教育中“仁者爱人”的民本思想的浸染,罗氏家族对慈善事业的身体力行,其师友如经元善、刘鹗、盛宣怀等人在慈善活动中的垂范作用,凡此种种外在条件,对罗振玉后来从事慈善活动无疑有一定的影响与推动作用。

   上虞罗氏历来有施济义粟仁浆以救一方难众的家族传统,罗振玉所编《上虞罗氏分谱》中记载:

   先高邮公令高淳,先王妣(方太淑人)撤簪珥,助赈灾。……山阳旧有施药局,以资绌,且中辍。(先王妣)乃捐数百金置田收租,以充常费。同治丙寅冬,岁饥,道殣相望,出资掩埋,并施田数十亩为义冢,俾闻思寺僧主之,以垂久远,如此之类,不及备书。4

   先妣(范氏)性质慈祥,见人有急难,虽典质俱穷,亦必思所以拯之。邻曲以困苦告,无不勉应。有以窘迫及他事故服毒自杀者,命予储药待之,虽深夜,必令亲往,岁辄活数人。故弃养之日,邻右莫不哭失声。5

   由此可见,祖母方太淑人、母亲范氏是罗振玉最初的人生导师,她们的种种善举为罗振玉培植了一颗仁慈之心,晚年罗振玉在回忆祖母方太淑人时不无深情地写道:“自先王妣弃养,逮今且四十年,虽谨守家法,不敢违越。”6而母亲范氏对罗振玉既有“见人急难,必思以拯之”的“身教”,更有“命储药”而“深夜往救服毒自杀者”的实际历练。显然,以仁爱之心来行助人之善是“积善之家”上虞罗氏家法的核心内容,也是罗振玉慈悲心肠的渊源所在。

   当罗振玉走向社会,师友中如经元善、刘鹗、盛宣怀等人的仁风善举对他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以经元善为例,他是清末在洋务运动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江浙绅商代表人物,在民办义赈及教育等领域贡献亦大。1878年的“丁戊奇荒”中他毅然将祖业仁元钱庄歇业,创办“协赈公所”,其后广泛开展,民间救灾活动,被《申报》评为“第一善举”与“有赈以来第一艰巨之任矣”。7经元善与罗振玉有着同乡兼同道的多重关系。一方面,经元善是罗振玉上虞乡前辈,罗振玉初到上海时即得经氏提携,在经氏广泛的社会活动中多次出现罗振玉的身影。如1897年11月经元善为创办中国女学在一品香举办的会议中就有“罗叔韫明经”。另一方面,他们在民办教育领域是志趣相投的同道。经元善晚年致力于女子教育事业,罗振玉则专注于农学推广及外文人才的培养。1898年经元善与罗振玉共同发起创办上虞农工学堂,经元善捐银一千两、罗振玉捐钱三百两。农工学堂后虽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夭折,从中仍可见经罗二人志趣之投、交谊之深。后经元善刊行《居易初集》时,罗振玉在集后跋语中不掩他对这位乡前辈的崇敬之情:

   大集敬读一过,字字从性真流出,刻刻以利物为心,洵当世第一等文字。后生小子,若得日诵此编,则成德不难矣。昨议余上农工,颇有不易就绪之势,然天下事,以宁武之愚行之,终当大偿所愿也!8

   “利物”出自《庄子》“爱人利物即仁”一语,“以利物为心”即“以爱人为心”的成仁之道,罗振玉此处“利物”当为《居易初集》中近一半的关于义赈善举的文字所发。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慈善家,不论是经元善“刻刻以利物为心”的办赈理念,还是“以宁武之愚行之”的具体办赈事务,对乡晚辈罗振玉后来从事慈善事业应该都产生了深刻的垂范作用。

   当然,要在慈善事业上修成正果而被历史铭记,最终还是要有付之实践的具体善举。如何才能保证善举的具体实施呢?一般来说,作为慈善家的必要条件是应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否则空有满腹的仁爱之情,是成不了慈善家的。沈曾植曾赞颂罗振玉的助赈善举:“罗君章有唐年雪,挥手能疗天下饥。”诗中的表达比较文学化,但挥手之间就能救济天下灾荒的慈善家,无疑应具有超强的经济实力。那么,罗振玉的经济情况到底怎样?先看罗氏本人的“夫子自道”:

   弟一穷措大,能以长物活灾黎,复得公与梦兄之毅力热心,妥为处理,所谓深合下怀,求之不得者也,恨广厦大裘之志不能偿百万分之一耳。9

   吾国水灾日广,民生凋弊,弟虽世外余生,念之痛切,欲略加振恤,而力不副心。此帖若得售出,尚祈将此六千四百元者皆悉数由公径送振局(写雪堂退士,不必写弟名也)。10

   以上两信皆为1920年秋季华北大饥荒期间,罗振玉写与金颂清商量如何赈灾。罗振玉在信中自称是“穷措大”,这绝非谦逊,事实上,他三十岁从淮安出来打天下,所带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担行李而已,后来事业做大,经济好转,但食指渐多,且罗振玉又有好古收藏之癖,所以日常生活中时常入不敷出。尽管经济上“力不副心”,但罗振玉的“广厦大裘”之志未曾稍减,那么,他用于“活天下灾黎”的赈灾资金又是从何渠道而来的呢?

   从新发现的《北京拯救极贫京旗生计维持会第一次报告》中的记载可知,“鬻字、出售所印书籍、出售所藏书画金石拓本”是罗振玉筹措赈灾资金三种手段。就“鬻字”而言,可从《鬻书助赈润例》这样的文献中获知一些具体细节。如1917年河北水灾时,罗振玉曾在11月8日的《时报》上刊登《永丰乡人鬻书助赈》的广告:

   鄙人世外陈人,兼以忧患衰病之余,不复能以薄技娱人。今者水患延及数省,吾民何辜遭此昏垫,每一念及,寸心惨痛。今拟忍病写篆隶书百纸,鬻以代赈。润例如下:四尺宣纸对开屏条单幅十元,四幅三十元,不书上款。

   由上海三马路新闻报馆斜对面三九八号蟫隐庐代收,收款时当付书件并请示芳名居址,仍以诸君衔名汇齐送赈局,俟得赈局收据,即送交诸君,以昭凭信。11

   罗继祖在《永丰乡人行年录》1917年条中亦有相关记载:

   乡人又力疾作篆书四尺对剖条幅百纸,每纸售十元,四纸全售则三十元,寄京师托董授经代售,附书言:平生不欲以薄技娱人,今为灾黎作书,固所愿也。12

   比较两处的润例可知,1917年河北水灾期间罗振玉曾在京沪两地鬻书助赈,润例相同,四尺宣纸对开屏条单幅十元,四幅三十元。在北京代售罗振玉书法者为董康,上海则为罗振玉弟罗振常,即“蟫隐庐”。至于1920年秋季华北大饥荒期间及其后的罗振玉的“鬻字”生涯,可从收藏家王鹏所藏雪堂亲笔所书的《自订助赈润例》一纸中略见端倪,由于材料少见,现全文迻录如下:

   去岁以北地奇灾鬻书助振,预期三月,现已逾限,本欲即行停止,近因京旗生计维持会筹款维艰,爰展限三阅月,改订润例如左:

   篆书直幅,四尺对剖,每条五元,约四十字左右,字多照加。

   篆书四尺中堂,每轴十元,约八十字左右。篆书四尺对联,每副八元,五尺加半,六尺加倍。

   篆书横额斋榜,四尺对剖五元,整纸十元。五尺加半,六尺加倍。篆书纨扇、箑扇,每柄二元,约二十字左右,字多加倍。不界格不书,例外不书。

   润资先惠,京津十五日取件,外省一月取件,辛酉二月,雪翁谨白。

   收件处:天津河北大胡同商务印书馆,日界寿街天津日报社。日界旭街日日新闻报馆。法界嘉乐里口,诒安堂金石书画经籍铺。北京琉璃厂东口,延古斋古玩铺;西砖胡同法源寺内,文楷斋刻书处。上海静安寺路民厚东里四○二号,罗寓。13

   上则润例与1917年的润例有几项不同之处:一、设有时限,即润例中所说的三阅月,从辛酉二月的时间向前推三月,正是罗振玉开始赈灾的1920年11月。时限设定说明鬻书助赈比较明确指向1920年末的华北大饥荒。二、书件从1917年的“四尺宣纸对开屏条单幅与四幅”的两种形式,增加到“四尺对剖直幅,四尺中堂,四尺、五尺、六尺对联,横额斋榜,纨扇、箑扇”五种,形式的增加说明罗振玉书法有着相当的市场需要,通过“鬻书”可以筹措到不菲的助赈经费。如他致王国维的信中就有“弟连日作助振书近一星期,每日可得字价二百元,大约千元可得”云云。14三、鬻书的书体从1917年的篆隶书到1920年清一色的篆书,这一变化既说明市场对罗振玉篆书,特别对是他的甲骨文书体的认可,也说明罗振玉甲骨文创作的成熟期大体就在1920年前后,1920年2月,身陷赈灾事务之中的罗振玉编成《集殷墟文字楹帖》一书,他在此书的跋语有云:

   自客津沽,人事旁午,读书之日几辍其半。去冬奔走南北,匍匐赈灾,四阅月间,益无寸晷。昨小憩尘劳,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三日夕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辞之工拙非所计也。辛酉二月,雪翁记。15

   罗振玉能在百忙之中用“三日夕得百联”, 并编成《集殷墟文字楹帖》一书,当是他在四个月中鬻书助赈中大量书写甲骨文对联的意外收获。这样的推论与联系应是合理的。

   只是,面对1920年冬季灾情汹涌的华北大饥荒,在“鬻字”与“出售所印书籍”都“不得巨款”的情况下,16罗振玉致信友人金颂清,委托他于京城江西会馆开展览会,出售“所藏书画金石拓本”:

   颂清仁兄大人阁下:昨拜教,知公奔豫振,如谋其私,钦佩不可言喻。弟当戊午北省水灾,曾将寒斋书画金石变价得二万余元,以充振恤。虽如王右丞之《江山雪霁卷》、董北苑之《江南半幅》、马和之《唐风图卷》,为宇内有数之名迹,平时守护如头目者,均割弃不复惜。盖恻隐与好古,固不能无所取舍也。归国年余,虽典鬻琴书以糊口,然平日所笃爱之品未忍割弃。今南中有风潮之厄,北省罹旱魃之灾,中渚哀鸿,伤心惨目。爰将平日所不能割舍之物,推与灾黎共之,拟仿东邦即卖展览会办法,手订条例,烦公为会主。灾黎幸甚,鄙人幸甚。耑此奉恳,即请筹安。弟振玉再拜。17

由此可知,罗振玉为1917年北省水灾赈恤出售所藏书画金石拓本而得款甚巨的关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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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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