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亚洲文明的“回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20-12-17 19: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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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 (进入专栏)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四大文明发源地有3个在亚洲,第四个(尼罗河文明)也在亚洲和非洲的交界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亚洲养育了人类的文明,没有亚洲就没有文明。

   在几千年的时间中,“东方”发达和“西方”不发达是一种常态

   最早的农业出现在亚洲,而农业的出现直接催生了人类文明。在几千年时间中,亚洲是全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在农业时代,亚洲一直领先于世界,创造着辉煌的农业文明。亚洲的草原和沙漠孕育了草原文明和游牧文明,这些文明与农耕世界的交流和互动,曾一次又一次震撼世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商业也是亚洲的骄傲,数千年中,中国的商业、印度的商业、波斯的商业、阿拉伯的商业、中亚的商业都很发达。正是这些商业编织了古代最重要的世界商业网络,其标志就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把当时人们所知道的世界,即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在一起。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中心,直到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时一直是这样,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正本清源,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时,世界上存在着4个文化圈,其中3个在亚洲,它们是东亚文化圈(以儒学思想为核心)、南亚文化圈(以婆罗门教-印度教为核心)、西亚北非文化圈(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第4个在欧洲,即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化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在人类文明史上,“东方”3个文化圈一直比“西方”那个文化圈发展得更充分:生产力水平更高、生活更加富裕、社会组织能力更强。即使在“西方”,东面那个部分也比西面那个部分发展得更充分:拜占庭帝国远比西欧要富裕,而拜占庭的物质基础恰恰在亚洲,丢掉了亚洲,拜占庭也就没落了。在几千年的时间中,“东方”发达和“西方”不发达是一种常态,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在西欧出现。

   从文明的两个载体审视四大文化圈

   四大文化圈各有优劣,取决于文明的两个载体的相互关系。任何文明若想延续,都需要有两个载体:一是精神的载体,即宗教或非宗教学说,构成了文明的意识形态;二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力量,构成了文明的制度保障。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缺一不可,否则文明就无所依赖,站立不稳。用这个标准观察资本主义之前的四大文化圈,可以看到以下情况:

   欧洲一直没有形成两大载体的有机搭配,希腊时期既没有完整的国家(只有城邦),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罗马时期形成了强大的帝国,却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等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即将形成时,罗马国家却解体了。中世纪的西欧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却丢掉了“国家”,封建领地瓦解了社会。由此我们看到,在有文明覆盖的地区,西欧的发展是最不充分的,原因在于文明的两大载体一直处于跛脚状态,中世纪所谓“上帝和恺撒各司其职”就是这种情形的经典概括。

   亚洲的情况各有不同。南亚的特点是意识形态早熟,统一的国家姗姗来迟。印度河流域曾经有过远古文明,后来雅利安人到来,消灭了原有的古老文明,带来了种姓制度和建立在种姓制度上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婆罗门教/印度教。精神的载体是强大的,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然而在政治方面,南亚次大陆长时间小国林立,有数百个地方政权,彼此征战不息,政局动荡不已。政治上的真正统一要到英国征服印度才出现,所以在南亚,精神载体的强大和政治载体的相对弱势很明显。

   相比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最早(公元前2世纪)把文明的精神载体(孔子学说)和政治载体(帝国结构)结合起来,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套学说倡导和平、反对战争,颂扬公德、反对私利。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而高度集中的国家结构则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社会的稳定,它与孔子学说的结合,形成了文明两大载体的完美对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直接的关系,古代中国在整体发展方面的长期领先,不得不归功于精神载体和政治载体的高度结合。

   总之,两大载体的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的生存能力,西欧在这个方面表现最差,直接导致了“东方”的领先和“西方”的落后。

   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世界格局

   但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世界格局。中世纪晚期开始,西欧进入重新整合的过程,封建领地在专制王权的强行压制下按地域整合,形成一个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它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政治载体和精神载体由此衔接,在西方开启走向现代的步伐。在民族国家的扶持下,一种新的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兴起,资本是它的轴心,市场是它的动力,工业和商业围绕它旋转,科学和技术是它的工具。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牵引机,整个世界都被它拉着走。“西方中心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普世”之说也由此而产生。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的霸权神圣化,把西方说成是世界的发展方向。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存在了,西方要独吞世界。这种叙事方法在黑格尔那里就很清楚,到福山那里就成了“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亚洲沉沦了,它无法抵御西方的冲击,古老的文明被蒙上殖民主义的阴影。

   殖民的历史是血与火的历史,经过几百年的入侵,到20世纪开始的时候,亚洲已经被整体征服,古老的国家纷纷瓦解,古老的文明危机四伏。面对西方的冲击,亚洲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绝境逢生,要么万劫不复。就在西方霸权登峰造极、众多文明存亡危殆之时,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形成了,这个运动叫“现代化”。文明复兴的过程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复兴的工具恰恰是“现代化”。通过现代化,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而追赶西方,迅速跻身于现代世界。21世纪开始时,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已取得巨大成就,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正在到来。亚洲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又迅速发展自身经济,努力完成现代化。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亚洲彻底改变了面貌,古老的文明之光又一次大放异彩。

   研究我们身处的亚洲有着特殊的意义

   今天我们看亚洲,这是一块充满生机的土地。从东亚到西亚,从北冰洋到印度洋,到处生机勃勃,到处在追求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转变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几乎都是古老文明的核心区: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伊朗、阿拉伯……它们代表着前资本主义时代亚洲古代文明的后继,体现着文明的故乡正在复苏。

   亨廷顿显然注意到这个现象,因此他不认为历史会终结,相反,他认为古老的文明正在新生,他因而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今后世界的主旋律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保证西方能在这场冲突中胜出,他提供了一整套战略思考方案。但亨廷顿和其他西方战略家一样,其基本思路是“零和游戏”:一方的赢,是另一方的输,输赢相加等于零。然而,能不能换个思路:双赢或多赢,各方都不输,各方都得分?这就是东方的智慧,按中国人的说法:兼收并取,共生共荣。

   地球之大容得下多种多样的现代文明,现代化正在塑造丰富多彩的现代世界。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亚洲的古老文明获得了新生,它们恢复了信心,找到了自我,曾经被西方霸权扭曲的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正在被重新扭转,我们看见了“文明的回归”。“回归”意味着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间的关系重新平等;“回归”也意味着人们更多地思考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用传统的智慧去解决现代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自由与约束的关系,等等。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上,只有依靠所有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共同努力、携手共进,才能解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

   亚洲承担着新的使命。为了承担这个责任,我们要努力推进亚洲研究。中国身处亚洲,是东亚大国。我们周边有许多国家,它们是我们的邻居。它们各有其文明形态,各有其特殊国情。亚洲因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人群多样和文化丰富而充实着人类文明的百花园。但我们对亚洲的研究却是不充分的,需要花大力气努力补充。在今天世界正发生重大变局的时刻,研究我们身处的亚洲有着特殊的意义。

  

   (作者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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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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