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涛:高质量经济活动:机制、特定性与政策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20-11-17 11: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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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涛  

   内容提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提高经济效率与国民福祉,实现生产率、实际工资和企业利润的协同增长,而高质量经济活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报酬递增、生产率提升空间大、产业带动效应强等特征。通过生产率提升空间大的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同关系,高质量经济活动产生大范围的外溢效应,实现普遍的效率改进和实际工资提升。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三重特定性,即行业和产品的特定性、规模与结构的特定性、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性。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不断演进和国际分工体系、贸易体系、金融体系的变迁,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内涵及其作用机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之相应,高质量经济活动的选择、培育和维系也需要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予以支持。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经济活动;报酬递增;产业体系

   作者简介:杨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现代经济学长期以来的研究重点在‘量’而不在‘质’,因此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概念置于重大政策意涵表达之中是对经济学的一个挑战”。①虽然主流经济学普遍忽视经济活动的“质”的特性,但在发展经济学尤其是演化发展经济学以及调节学派等“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内,经济活动的“质”却是长期以来的核心议题。这些理论普遍认为,不同“质”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是导致国家兴衰的分野所在。梳理上述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质”的论述,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经济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衡量发展质量和效益,就是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这才是我们要的发展”。②总书记这一简明扼要的论断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涉及积累与投资、收入与消费、创新与发展等多个领域,对理解和指导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在这一论述中,“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的核心,是指经济发展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实际工资上升从而使需求提升,利润以及积累率和投资上升三者之间的协同增长。这种具有正反馈机制的经济活动,被演化发展经济学称为高质量活动(high quality activity),同时也与阿伦·杨格所讨论的报酬递增经济以及调节学派所讨论的黄金三十年时期的经济活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尽管当前中国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只是简单再现这种生产率、利润与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和更高的要求:如,强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强调创新动力、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但生产率、利润与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与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是基本的“质”要求,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就意味着没有实现效率提升和人民福祉提升,也无法达成更多其他目标。结合十九大关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转方式调结构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③等重要论述,可以看出,实现生产率、实际工资和企业利润的协同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中,一国致富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选择了特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易言之,经济增长有活动特定性(activity-specific)。这种特定的经济活动的分工水平更深、产业协同效应更强、技术进步可能性更大。演化发展经济学家赖纳特认为,此类经济活动具有生产率提升空间大、研发密度高、动态不完全竞争性特征突出、附加值较高等特征。具有上述特征的高质量经济活动,不仅可以优化产业结构,而且可以通过生产率外溢作用,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和实际工资的协同增长。

   早于演化发展经济学的高质量活动概念,20世纪70年代末,调节学派在对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为代表的西方黄金三十年的分析中,突出强调的也是生产率、利润(资本积累)和实际工资水平三者的共同增长。调节学派所概括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生产率增长,与生产率增长同步的工资增长,以及工资增长导致的需求增长,在产能利用率不断扩大基础上的企业利润增长,进而资本积累提高和良好市场预期基础上的投资增长,从而带来进一步的规模经济基础上的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④。而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多西则将黄金三十年的这种技术创新推动下的生产率增长、工资收入以及总需求的同步增长称为完美匹配(smooth match)。在多西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出现了长萧条的症状——经济增长缓慢、利润率持续下降、实际工资长期停滞、社会分配不平等日益加剧等等,是因为生产活动已无法实现“完美匹配”,取而代之的是生产率、利润(积累与投资)、实际工资(需求)协同机制的脱耦(decouple)。⑤

   经济史的研究也表明,工业革命以来,无论是早期的英美德等西方国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崛起的日韩新等东亚国家,无一例外地是抓住了当时特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实现了经济腾飞。生产率、利润(积累与投资)、实际工资(需求)的协同增长是这些国家跻身富国时期的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在黄金三十年之后长期陷入萧条中,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金融为代表的非生产性活动在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从而无法启动类似黄金三十年时期的生产率增长、资本积累增长和实际工资增长那样的正反馈机制;相反,投资乏力、实际工资停滞和生产率增长缓慢成为长期特征。

   大量研究也都佐证了多西的“脱耦”判断:马伦的分析表明,美国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的商业投资净额,已经从战后经济繁荣期结束时的近6%,下降到了如今的2.5%左右,资本积累速度缓慢,进而影响生产率的增长。而就整个发达经济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的生产率增速从3.25%左右降到2.0%左右。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中期则下降到了1.25%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后则进一步降到了1%以下。⑥戈登的研究则表明,1928-1972年期间,美国的产出资本比率的年化增长率为0.9%,而1972-2013年则降低到负0.8%。⑦而从劳动收入占比和实际工资水平上看,1972年美国非农私人经济部门的小时工资和周工资(以1982-1984年美元计算)为9.26美元和341.83美元,此后21年间这两项指标持续下降,至1993年分别降至7.78美元和266.65美元。甚至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过度繁荣时期,小时工资和周工资也依旧只有8.57美元和288.06美元,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平均水平。⑧

   二、高质量经济活动的作用机制

   保罗·克里格曼(Paul Krugman)曾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生产率并非说明了一切,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就是一切。生产率增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生产率增长才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出更多满足需要的商品,同时也意味着实际收入的持续增加;也只有生产率的增长才意味着会产生出额外的资源,可用于下一轮提高生产率的投资,从而使生产率继续提高,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

   衡量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关键指标,首先就在于这种经济活动是否具有生产率增长的空间。赖纳特等人的考察表明,发达国家对产业活动选择、培育和保护的主要标准,首先就在于该活动是否具有陡峭的学习曲线,即更大的生产率增长空间。如果某类经济活动具有更大的生产率增长空间,那么在生产率从低到高到底的过程中,此类活动将产生广泛的产业带动效应以及知识和能力的积累。而一旦此类活动的生产率已达极限,缺乏进一步的改进空间,这种经济活动所对应的产品或生产环节,就不再属于高质量范围。其次,判断一种经济活动是否为高质量经济活动,要看此类经济活动能在多大的范围内、多大的程度上能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否具有更大的技术外溢性,是否具有更广的创新范围,能否产生更强的产业协同效应。生产率的这种外溢效应,将通过更高的工资和更高的需求,对生产率改进较慢的、如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产生强烈的工资带动效应,使更多经济主体分享到生产率红利。最终在结果上,高质量经济活动就形成了一种“共谋”式的增长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技术发展的成果将会被如下群体所分享:a)企业家和投资者、b)工人、c)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其他人,以及d)国家——通过更大的税基”。⑨

   在调节学派对黄金三十年的分析中,博耶等人将福特主义的主要特征,概括为资本积累、生产率的高增长速度,与国民收入和家庭平均收入的增长大体同步。这种既有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也有实际工资提升的积累模式被调节学派称为“具有群众大规模消费基础的内涵型积累”,以区别于仅靠投入而非技术进步而增长的“外延型积累”,以及虽有技术进步但却无法改善实际工资的“内涵型积累”。相较于赖纳特对产业协同效应和生产率溢出效应的分析,调节学派更突出强调的是这一时期生产活动的规模经济特征。认为在黄金三十年里,是福特主义基于标准化和工业流水线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规模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劳方和资方通过集体谈判形成了与生产率增长相联系的工资制度,从而在实际工资提高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大规模消费,这反过来又强化和促进了大规模生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利润增长又提高了积累率,从而使更多的投资进一步扩大规模经济,如此循环累积形成工资、利润和生产率之间的良性循环。

   调节学派对这一正反馈的机理描述,与演化发展经济学基本相似。在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分析中,“共谋型”增长的核心也在于高质量经济活动与更高生产率、更高利润和更高实际工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建立在生产率提升基础上的实际工资提高,建立在实际工资提高基础上行的需求扩大,随着实际工资的提高,企业会更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会加大投资和提高资本产出比,这就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继续提高。而随着实际工资提高带来的需求扩大又有助于企业的产品销售利润,从而使企业更能实现利润并有更好的预期继续投资,这又进一步推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同样也是一个累积循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实际收入和产业竞争力都得以不断提高。

不同的是,对于这种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正反馈”实现条件,赖纳特等人尤其强调国内市场保护和产业政策的重要性,而调节学派则更强调其他制度体系的支持,认为垄断定价、劳资协商和政府的需求管理,以及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是高质量经济活动得以持续的关键。之所以出现这种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者的分析对象具有差异性。调节学派所考察的黄金三十年时期,经济增长是依靠扩大内需而实现的,积累主要是通过内源型积累完成的。⑩而按经济史的划分,西方的黄金三十年属于“西方走向富裕”(western ascent to affluence)的后期加速阶段,是从富到更富或富裕复兴的阶段。(11)而赖纳特所考察的对象带有更多的赶超发展意味,在这种历史分析中,高质量经济活动伴随着对特定技术—经济范式下产业制高点的争夺,因此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条件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作为一种“赶超”视域的分析,经济发展能否惠及本国居民是赖纳特始终强调的关键点。他尤其指出,良性循环可以在任何一个点被切断:如,缺乏实际工资的提高,或者缺乏资本—产出比的提高,甚至,“如果更高的需求只是源于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增加,循环将中断”(12)。这也意味着,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种创新性的活动,如果是缺乏产业关联性的“飞地”经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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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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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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