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全球大流行病的自身特性及其非常态应对措施使本已陷于困境的全球化发展迅速“熔断”，并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转折。
作者简介：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18VSJ002)的成果之一；
一、 疫情是“熔断”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强制性力量
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迅速蔓延为全球性大流行病,使人类遭遇了过去40年来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大熔断”。新冠疫情之所以成为“熔断”全球化的前所未有的强制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新冠疫情的自身特性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抗性”。
观察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病的特性,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大流行病暴发的突发性和危机性、应对的被动性和非常态性、巨大破坏性和不确定性、病毒源头的不可控性和暴发时刻的不可控性等。
具体分析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病的这些特性,可以看到:第一,突发性全球大流行病超出了国家平时的行政应对能力和市场反应能力;第二,全球大流行病的治理在资源的可获得性上要求具有即时性、在地化,时间上要求不可迟延,可获得性上要求在当地即可获得紧急医疗资源,可以说“远水不解近渴”成为疫情危机的重要特征;第三,在治理应对措施上,应急状态下的全球疫情治理导致国际交往和市场网络的隔离、断航、断供、断网和断链;第四,全球新冠疫情病毒源头、暴发时刻的不可控性加剧了危机的“持续性”和不确定性;第五,应对疫情举措政策部分常态化。疫情的持续性导致各地区都在建立常态化应对机制,并把应对疫情的部分应急举措和政策常态化。
从以上疫情自身特性和应对疫情手段的特性可以看出,全球新冠疫情的突发危机性和应对手段的超常规性已经成为影响和打断正常社会秩序运转的强制性力量。在被强制打断和冲击的秩序中,全球化秩序首当其冲。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短暂时间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持续发展的全球化被全球疫情及隔离措施迅速“熔断”:全球人员交往“断航”,全球供应链“断供”,全球产业链“断链”,全球贸易市场网络“断网”。全球化进程的“熔断”和“停摆”预示着人类历史已经开启某个侧面的大转折,各种全球系统性风险已经由几十年来的“预言性”和“潜在性”状态实实在在地演变为全球系统性超级强制力量降临到人类头上,成为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 疫情对深度发展的全球化踩下了急刹车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发展向着纵深化方向持续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贸易市场以及跨国传媒、全球教育、全球公民社会网络等向主权国家内部纵深方向拓展,国家日益被嵌入(embedded in)全球化网络之中。面对深度嵌套发展的全球化,如何保持国家的自主性和抵御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这些新的挑战引发了主权国家明确的不安全感。例如,中美贸易赤字和谷歌等跨国数字媒介、非政府组织网络、尖端科技等在全球化进程中深度嵌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分别成为美中两个大国日益加深的安全关切。中美贸易赤字几乎是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开始出现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只是暂时缓解了美国的焦虑和关切,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从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全球化发展不平衡的一种扭曲的强制性调整。伴随着全球化向着纵深化方向发展,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媒体等日益深度嵌入中国社会,同样引发了中国日益强烈的安全关切。在科技领域,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增大,中国经济对世界尖端科技的高度依赖从更深层次上引发了中国的不安全感。因此,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开始,谷歌离开中国,中国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加强立法和管治,科技领域推出“中国制造2025”等,这都反映出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并在经贸、科技、社会、文化传媒领域出现深度嵌套的情势下,主权国家特别是大国对系统性风险与生存危机的敏锐嗅觉和本能反应。
这次全球疫情大危机及其造成的全球化“熔断”,恰如是在向纵深化和嵌入化方向发展的全球化做出的紧急刹车,先是中国在疫情初期采取断然隔离措施给全球供应链带来的急刹车,再是全球疫情大暴发高峰导致的全球医疗资源供应链的全盘断裂,随后呈现的是疫情期间各种“熔断”措施的常态化,全球疫情犹如巨大幽灵降临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给深度发展的全球化套上了重重的锁链。
曾几何时,“世界是平的”“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赖等等,组成一幅幅人类克服领土主权国家局限的理想图画,但是,疫情大暴发给主权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界限敲响警钟,并以各种极端的疫情应对措施切割了二者间的关系。这种切割只是短暂的痛苦还是持久性的断裂?此次疫情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暂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回答。
三、 疫情打破了对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盲目乐观主义”
在全球化发展史上,这次全球范围内的疫情大暴发,可以看作是一场模拟两次世界大战阻断全球化效应的预演或者推盘演练。在全球化发展史上,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国家间宣战的客观效应造成了相互间的断航、断供和断链。今天,各个国家在应对疫情紧急状态下所采取的断航、断供与断链,客观上对全球化具有相似的阻断效果。在回顾全球化发展史时,人们总是乐观地认为,只要不再暴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世界性大战,全球化就不可阻挡。但是,新冠疫情的暴发充分表明,即使不暴发世界性大战,也有可能出现断航、断供、断链等导致全球化与全球相互依赖“熔断”的现象。
再退一步来看没有世界大战的冷战史,全球化与相互依赖在某种程度上的“撕裂”也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冷战期间这种被“撕裂”的全球化也被很多人描绘为“半球化”,即两大阵营之间事实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断航、断供与断链。因此,今天当人们审视新冠疫情给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效应时,会面临一个新的挑战性问题,即如果全球化体系中的关键性国家走向对抗,最终会不会导致类似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某种程度的断航、断供、断链?
总之,全球疫情大暴发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人们对全球化的盲目乐观主义情绪,促使人们对全球化采取一种更加理性、审慎的甚至可以说是有限的乐观主义。
四、 疫情应对考验着世界各国处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一体化互动的能力
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向深度发展,全球性议题日益渗透到国家治理议程之中,同时,国家治理议题及其效应也通过全球性联结而日益外溢到全球治理议程中去,因此,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日益形成一体化互动的格局。在今后的治理议程中,应如何驾驭和应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一体化互动的进程?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及其应对提出了新的考验。
应对疫情采取的非常态措施,如“封路”、“封厂”、“封城”乃至所谓的“封国”等,在常态生活中显然是一系列极端措施。世界各国针对新冠疫情扩散和传播采取的前所未有的隔离和封锁措施,直接导致了全球市场和人员交流层面的断航、断供和断链,全球化和全球性相互依赖的紧密网络段(network segment)极速地出现“熔断”。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贝娅塔·姚沃尔奇克(Beata Javorcik)在接受《外交政策》杂志采访时所言,“中国的一个省份进入了隔离状态,世界各地的工厂突然都没有供应了”。这说明,在疫情应对中,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作为全球市场和产业链中的一环突然断掉,与之相关联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就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随之崩溃。在全球化发展深度嵌套和全球性相互依赖如此深刻的今天,任何国家治理进程中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疫情应对所采取的极端措施,必须考虑到其给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一体化互动进程所带来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的联动效应。否则,各国的国家治理进程就会被任何其他国家的治理外部性效应强制打断。
因此,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是否需要一个或模糊或明确的边界,以便使国家治理在被深度嵌入全球治理进程的同时,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弹性空间?如果这是必须开展的一个新的治理体系建构进程,那么,全球化与全球性相互依赖的未来发展趋势是要经历一个“再领土化”和“再国家化”的新进程吗?如何在“再领土化”和“再国家化”新进程中既能够继续享受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益处,同时又能够确保主权国家治理进程的自主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项复杂的治理体系再构造议程都考验着主权国家处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一体化互动的能力。
五、 全球化的逆转可能会使部分国家主动或被动地选择“部落化”的一体化
面对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所带来的全球化“熔断”和停摆,不少学者提出,有选择地重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链条,同时走向地区一体化。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的全球化是不是在走向一种“条块化”的全球化?面对疫情中的全球化“熔断”,各国开始选择精心营建一种“条形化”的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或者采取区域一体化模式的“块型的全球化”,以规避各种潜藏“熔断点”的全球化风险。这会是今后主导性的全球化形态吗?如果这样一种有选择的“条形”和“块型”的全球化是可能的,甚至是在不断升级的大国对抗中,成为一种必须的和无奈的选择,全球化中的关键性大国就是走在主动屏蔽或者被动屏蔽以往相互依赖关键链条的道路上,全球化会否因此就重新走向冷战时期那种“部落化”的一体化?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离开了全球化体系中的系统性力量,一种“部落化”的全球化路径究竟能够走多远?
六、 疫情期间世界主要大国的治理立场分歧表明全球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治理经历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主导大国合作和推动全球治理的历程,它也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全球内嵌的自由主义治理,其中包含着美国霸权治理的影子。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美国霸权主导地位基本没有受到挑战,大国合作在全球治理中实现历史上少见的“和谐世界”局面,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路高歌猛进。但是,进入21世纪后,这样的好景持续不长。2008年金融危机给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和霸权治理能力带来巨大冲击和削弱。与之相反,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新兴大国迅速崛起,其迅速提升的实力为其拓展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日益增强的自信,变革和重塑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其雄心勃勃的大国政治目标。于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巨变带来的大国竞争,全球治理体系中塑造与反塑造的针锋相对的角力由此迅速展开。
回顾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史上大国竞争和对抗的历史,今天的超级大国必须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学会管控大国对抗的烈度,并着力为大国合作的滑坡设立底线。这不仅是现实中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大流行病的需要,也是超级大国吸取历史上极限对抗所带来的教训和灾难的需要。因此,今天的全球治理正在经历30年(冷战结束)以来,甚或说40多年(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启动的全球新自由主义治理)来前所未有的大转折。
全球治理并不只有一种逻辑秩序,而是至少有两种逻辑秩序——新自由主义秩序之外还存在以所谓“北京共识”为代表的逻辑秩序。这种有别于西方的治理秩序有一套与西方相异的关于国家与市场的不同逻辑,关于国家角色与工业化战略的不同逻辑,关于发展的优先性及环境和劳工标准等不同于西方标准的逻辑。当今时代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这些不同逻辑秩序如何和平共处,且避免上升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对抗层面?这无论对当今的全球治理体系还是超级大国相处的艺术都是全新的考验。
疫情期间,以中美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大国在疫情应对和治理合作上出现了巨大分歧,特别是美国的“甩锅”行为和为推卸责任而释放的“政治病毒”给大国合作造成巨大伤害。全球治理如果失去了过去几十年的大国合作基础,新的基础将是什么?全球治理的本义应该是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治理中的重要性,但是,国际组织和超国家治理机构仍然是以大国合作为基础的,离开了大国合作,像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等就会陷入停摆。而大国竞争和对抗也更可能会给非政府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的治理参与带来障碍,甚至一些大国会对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清理。但是,鉴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之间的极限对抗,对超级大国自身以及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所带来的恐惧和灾难,人们有必要从中吸取教训,寻找路径约束超级大国的对抗,并探索超级大国对抗中合作的缝隙。显然,面对这种责任,全球治理责无旁贷。一方面,作为冷战结束后诞生的大国合作新路径,全球治理应该能够成为舒缓大国对抗的新舞台;另一方面,全球治理需要寻找新的国际合作基础,以对冲大国对抗带来的可能风险乃至灾难。这种新的基础的探寻意味着全球治理要经历一次巨大的决定性转型和历史性大转折。
七、 疫情重构人们认识全球问题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新冠疫情既是对全人类的挑战,同时,也是对每一个具体的国家及其公民的挑战和伤害。因此,应对全球性危机问题,既需要全球层面的共同努力,也更需要具体国家的自我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病的突发性和应急救助的即时性、在地化(Localization),出现的应对局面必然是具体国家的自我救助和救助资源告急状态下的自我保全。这就提醒人们对过去认识全球性问题的一些价值观进行反思。
过去人们总是讲“全球性问题全球性应对”“全球性问题全球性解决”,自然的推论出全球问题和全球性危机带来的是全球主义。但是,新冠疫情表明,全球性问题并不必然导向全球主义。恰恰相反,全球疫情应对出现的是“全球性疫情,国家化应对”。疫情暴发让人们重构认识全球问题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和超级全球化政策给主权国家带上了价值观的“紧身衣”,在更多时候,主权国家被当作全球化时代一切全球性问题的源头甚至是“罪魁祸首”。但是,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改变人们对国家的看法和定位。在全球疫情面前,国家不再是全球化意识形态中的“惰性力量”,相反,只有国家具备足够的治理能力和效率才能足够应对疫情的全球蔓延,每一个具体的国家及其公民才是承载全球治理任务和价值的本体。疫情后的全球性问题治理有必要打造一种新的全球主义,这种新的全球主义不应该再是简单的“去国家化”的全球主义,而应该是国家政府能够发挥有效治理效能的全球主义。
八、 疫情将使追求更加安全的、低风险的全球化成为必要选择
在全球化向深度发展和全球性相互依赖日趋加强的时代,暴发于地球一隅的新冠疫情在短暂的时间内迅速演变为一场全球大流行病,充分暴露了几十年来持续性地消除边界壁垒,“去领土化”“去边界化”的全球化所具有的脆弱性。从系统性上来看,全球化向深度发展似乎创建了一个高效的全球化生产体系、贸易体系、金融投资体系、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虽然这个去领土化的经济全球化体系是高效的,但确实又是具有高度风险和脆弱性的。在利用全球化和自力更生之间,今后人们要考虑怎么样才能取得全球化的高效性与自力更生、自我保护方面的平衡?建构的未来全球化体系不能再逾于短视的眼前收益,必须有足够的应对危机和重大风险的弹性。目前,全球疫情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的情势下,全球化从“熔断”状态起步维艰,无论是企业、家庭,还是国家都在“规避风险,逃向安全”。在疫情应对措施常态化的情势下,全球化被“熔断”的很多断面可能会永久地断裂。如果过去人们是在追求高效的全球化,今后势必要追求更加安全的、低风险的全球化。
九、 疫情呼唤国际社会脚踏实地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之路
客观而言,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给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带来巨大挑战,主要大国美国在疫情应对中的各种“甩锅”和推卸责任,医疗资源告急情况下呈现出的各种自我中心主义,全球治理机构发挥作用的有限性等等,这都给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带来新的困难和困扰。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正是为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应对各种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和困难而提出的,其本身应该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而非空想的乌托邦。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及其应对中所呈现出的困难和纰漏,从反面证明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在巨灾面前,命运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正是大疫当前所亟需和必要之举。
鉴于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及主要大国的单边主义和推卸责任态度,国际社会有必要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从维护当前世界和平秩序出发,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推卸责任,脚踏实地地推动多边合作,共同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之路:第一,应坚定不移地支持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合作秩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坚实的国际秩序基础。只要国际社会团结一心,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发挥多边合作的核心作用,个别大国的不负责任和释放“政治病毒”就会失道寡助,维护世界和平和战胜疫情困难就有了坚实的国际秩序基础;第二,坚定地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治理机构的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关键的国际基础设施。在疫情期间,中国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沟通,及时进行疫情通报,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信息,积极配合世卫组织疫情防控方案,为世卫组织在全球疫情治理中发挥关键性协调作用提供最坚强有力的支持;第三,中国要勇担责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和示范。疫情期间众多国家相互伸出援手,积极提供医疗物资和人员帮助,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营造了良好国际环境。中国在疫情期间向众多国家提供了口罩、防护服、医药等各种医疗物资,派出多支医疗队分赴不同国家支援抗疫,分享抗疫经验,做出很好的表率和示范;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键还是要世界各国发挥自身优势,把自己发展好,建设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要每个国家自身的治理都向国际社会传递和输送积极的、正向的外部效应,人类社会就能够营造出理想的命运共同体。（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