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君:试论南朝的太子师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7 次 更新时间:2020-07-21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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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雅君  

摘    要:

南朝太子师傅的设职与选任之制, 渊源于东晋孝武帝太元旧制。与北朝三师三少并立不同, 南朝仅设太子二傅, 并形成以处宰辅之位的皇弟兼领太子太傅, 身负民望与朝望的士族名士兼领太子少傅的常例。南齐在礼仪上区别二傅, 降低太子少傅的地位, 萧梁进一步从官品上区隔二傅, 均与伸张皇权、抑制门阀的时代趋向有关。一方面, 刘宋中期以后, 南朝太子二傅的选任程式化, 因而虚职化明显。另一方面, 萧梁提高太子二傅的品秩, 使其更趋荣衔化。太子师傅在南朝走过了一个地位越来越高, 却越来越虚职化的轨迹。

关键词:南朝; 东宫; 太子师傅;


晋宋之际, 门阀政治趋于衰微, 皇权政治复兴。围绕着这一重大历史转变, 学界对南朝皇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皇位继承问题作为此项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被学界广泛关注, 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1然而, 现有的研究多从政治史的角度着手, 而对用以保障皇权顺利传承的东宫职官制度尚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在东宫职官序列中, 太子师傅处于最顶端, 正如《后汉书·百官四》刘昭注所言, 太子太傅“职掌辅导太子”;太子少傅“亦以辅导为职”。教喻、护佑太子为太子师傅的主要职责, 在不设太子詹事时, 太子少傅还须承担领太子官属的管理职责。因而对南朝太子师傅的研究, 不能不说具有较为重要的研究意义。有鉴于此, 本文拟对南朝太子师傅的制度渊源、设官授职、选任常例、太子师傅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轨迹, 作一通观、系统的考察, 以期有所裨益。


一 东晋太元旧制与南朝太子师傅的设职、选任之制的形成


《通典》卷30《职官十二》对先秦迄于隋唐的太子师傅类职官作如下记述:

“太子师、保、二傅, 殷周已有。逮乎列国, 秦亦有之。汉高帝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 位次太常后, 亦有少傅。后汉太傅师如礼, 不领官属, 而少傅主太子官属。汉魏故事, 太子于二傅执弟子礼, 皆为书不曰令。少傅称臣, 而太傅不臣。晋泰始三年, 武帝始建置东宫, 各置一人。……皇太子先拜, 诸傅然后答之, 如弟子事师之礼。二傅不得上疏曲敬。……及杨珧为卫将军, 领少傅, 复省詹事, 遂崇广傅训, 命太尉贾充领太保, 司空齐王攸领太傅, ……其后, 太尉汝南王亮、车骑将军杨骏、司空卫瓘、石鉴皆领傅、保。……及愍怀建宫, 乃置六傅, 三太三少。……自元康之后, 诸傅或二或三, 或四或六。渡江之后, 有太傅少傅, 不立师保。宋有太傅、少傅, 各兼丞一人。其保傅并银章青绶。齐与宋同。武帝时以王俭为少傅。旧太子敬二傅同, 至是, 朝议接少傅以宾友之礼。梁太傅位视尚书令, 少傅视左仆射。陈因之。自宋以下, 唯有傅而无师、保。后魏有太师、太傅、太保, 谓之东宫三师;少师、少傅、少保, 谓之东宫三少。北齐皆有之, 出则三师在前, 三少在后。后周不置。隋与北齐同。大唐六傅不必备, 唯其人。”

从设官授职的角度来看, 《通典》所述太子师傅类职官的沿革可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殷周列国 (师、保、二傅) 、两汉 (二傅) 、两晋 (或二或三或四或六) 、南朝 (二傅) 、北朝 (三太三少) 。殷周列国为后世职官的渊源所在, 真正奠定帝制时代东宫官制的是两汉, 仅设太子二傅。2西晋太子师傅职官设置一直处于变动中:晋武帝初设太子二傅, 后增设太子太保;晋惠帝永熙年间扩增至三太 (太师、太保、太傅) 、三少 (少师、少保、少傅) , 达到史无前例地六傅并立, 元康之后, 晋室已乱, 诸傅或二或三, 或四或六。《通典》说“渡江之后, 有太傅少傅, 不立师保”, 实际上, 晋元帝时荀组、陈略、晋明帝时华恒都做过太子太保, 真正仅设太子二傅的是东晋后期的孝武帝朝。3从北朝设三太三少、南朝只设太子二傅的差异来看, 双方虽然均是源自晋制, 但北朝继承的是西晋旧制, 而南朝所承接的却是东晋孝武帝的传统。

东晋孝武帝立储是在太元十二年, 以琅邪王司马道子、王雅分任太子太傅、太子少傅。4司马道子为孝武帝同母弟, 孝武帝倚之抑制门阀, 太元十年谢安死后, 司马道子以司徒领扬州刺史、录尚书、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 独掌相权。④王雅出身东海王氏, 为曹魏经学家王肃后裔, “孝武帝甚信而重之, 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见礼, 至于亲信, 莫及雅者”。5孝武帝朝正是东晋皇权伸张、门阀政治行将结束的关键时刻, 6孝武帝一反两晋以高门士族出任太子师傅的惯例, 7改以宗室宰相、皇帝亲信出任太子二傅, 表现出孝武帝对皇权继承问题的高度重视。据《晋书·王雅传》记载:

“会稽王道子领太子太傅, 以雅为太子少傅。时王珣儿婚, 宾客车骑甚众, 会闻雅拜少傅, 回诣雅者过半。时风俗颓弊, 无复廉耻。然少傅之任, 朝望属珣, 珣亦颇以自幸。及中诏用雅, 众遂赴雅焉。将拜, 遇雨, 请以伞入。王珣不许之, 因冒雨而拜。”

王珣为王导之孙, 出身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 又时任吏部尚书, 在太子少傅任命出台之前, “朝望属 (王) 珣, 珣亦颇以自幸”。可见当日太子师傅之任是朝野关注的显赫任命。故而当任命诏书公布后, 原本参加王珣儿婚宴的宾客竟然置婚礼于不顾, 大半跑到王雅家贺其出任太子少傅。其后, 拜少傅仪式举行时遇到下雨, 时任吏部尚书的王珣坚持让王雅“冒雨而拜”, 这完全是出于当不上太子少傅从而因妒成恨的心理。

宋武帝即位的永初元年便立有太子, 8但太子师傅不详。刘宋首见史籍的太子二傅为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任命的太子太傅彭城王刘义康与太子少傅王敬弘。⑨据《宋书·二凶传》, “ (刘劭) 年六岁, 拜为皇太子, ……年十二, 出居东宫。” 刘劭十二岁“出居东宫”的那一年正是元嘉十二年。可知太子二傅的设置是应对太子离开皇宫、独居东宫的情况。刘义康自元嘉六年入辅, “内外众务, 一断之义康”, 为实质上的宰相。元嘉十二年以持节、都督扬、南徐、兗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 领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的身份领太子太傅后, 又加侍中、班剑。8若非由皇帝亲领, 实在再没有身份更贵、权势更高者来出任太子太傅了。太子少傅人选王敬弘出身琅邪王氏, 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 元嘉六年迁尚书令不拜后, 转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 顺帝升明二年诏书称其“高挹荣冕”, 实为当日高门士族之首席代表。②

宋文帝以执政的皇弟为太傅, 以士族为少傅, 与东晋孝武帝太子二傅的人事安排近似, 是对东晋孝武帝旧制的继承。这一点同样表现在时论对太子少傅任命之事的重视上。王敬弘本在元嘉六年离开建康, 被征召为太子少傅后专程诣京师上表:“伏见诏书, 以臣为太子少傅, 承命震惶, 喜惧交悸。臣抱疾东荒, 志绝荣观, 不悟圣恩, 猥复加宠。东宫之重, 四海瞻望, 非臣薄德, 所可居之。今内外英秀, 应选者多, 且板筑之下, 岂无高逸, 而近私愚朽, 污辱清朝。呜呼微臣, 永非复大之一物矣。所以牵曳阙下者, 实瞻望圣颜, 贪《系》表之旨。臣如此而归, 夕死无恨。”从王敬弘“东宫之重, 四海瞻望”等言可见, 此次太子师傅的任命是当日广泛关注的重要人事变动, 这与东晋孝武帝时太子少傅任命为朝野所瞩目、进而引发王珣、王雅之争的情况相同。

晋宋之际正处于东晋门阀政治与南朝皇权政治的过渡期, 皇权复兴以抑制门阀为前提, 9这种历史处境与东晋孝武帝时类似, 故而宋文帝与东晋孝武帝一样, 以皇弟为宰相、太子太傅, 拱卫皇帝及其继承人的权力。与东晋孝武帝略微不同的是, 宋文帝选取的是“高挹荣冕”为太子少傅, 这是因为东晋孝武帝时高门势强, 故须用皇帝亲信士族, 宋文帝时高门士族转求“淡退”, 10以之为太子少傅, 带有安抚、以示合作之意。宋文帝对太子少傅的人选安排, 成为南朝常例。与元嘉六年同出琅邪王氏的王弘求退、引刘义康入相一样, 王敬弘也最终没有接受太子少傅的任职。


二 南朝太子太傅的选任常例


元嘉十七年刘义康被废黜后, 宋文帝的另一弟刘义恭取代执政之位, 太子太傅之职也随其他职务一并转让给了刘义恭。刘义恭任职直至元嘉三十年太子刘劭发动政变杀死宋文帝篡位。11孝武帝孝建二年, 将太子太傅之职亦是委任于皇弟竟陵王刘诞。在孝武帝反对刘劭的政治斗争中, 刘诞“同举兵”, 与孝武帝东西夹击刘劭, “有奔牛之捷”, 又平定刘义宣之乱, 为孝武帝初年极为重要之权臣。虽然孝建二年时, 孝武帝已经开始“疑惮”刘诞, 12但在翻脸之前仍以之为太子太傅, 实是以示安抚, 这说明太子太傅由权臣皇弟兼任已成授官常例。宋明帝称帝之初, 军事上极为依赖皇弟始安王刘休仁, 以之为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 后又都督征讨诸军事, 领太子太傅。13这与宋文帝、孝武帝一样, 也是以位极人臣的皇弟为太子太傅。

刘宋唯一的非宗室太子太傅王景文出现在宋明帝末年。王景文出身琅邪王氏, 是宋明帝王皇后之兄, 领太子太傅时为中书监、散骑常侍、扬州刺史, 14属于外戚重臣领太子太傅。由于明帝末年诸皇弟“并以见杀”, 以外戚 (太子元舅) 重臣领太子太傅似是遵循相同原则下的替代方案。

南齐仅见太子太傅一例。齐武帝永明元年至永明十年, 齐武帝同胞弟豫章王萧嶷长期担任太子太傅之职。15萧嶷永明元年领太子太傅时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太尉、扬州刺史、持节, 以后又在永明五年进位大司马, 后来又加中书监。其属吏乐蔼在与竟陵王子良、与太子右卫率沈约的来往信件中, 都将萧嶷称为“丞相”。16可见南齐在太子太傅上延续了东晋孝武帝以至刘宋以来以最为显贵的皇弟出任太子太傅的传统。

萧梁的太子太傅有三例可见, 分别是梁武帝第六弟临川王萧宏、梁武帝第八弟南平王萧伟和王僧辩。萧宏担任太子太傅的时间是天监六年。天监初期, 梁朝刚刚建立, 梁武帝对萧宏倚赖尚多, 天监四年北伐中, 萧宏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讨诸军事, 《梁书》本传云其“以帝之介弟, 所领皆器械精新, 军容甚盛, 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天监六年, “迁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侍中如故, 其年, 迁司徒, 领太子太傅”。司徒已为官品中的最高品了。可见, 萧宏是在最受梁武帝重用时期、官品开始达到最高品的时期出任太子太傅的。

关于南平王萧伟的任职, 《梁书》的记载有矛盾之处。《武帝纪下》称中大通元年十一月, “加镇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伟太子少傅”。而《梁书》萧伟的本传则称, 萧伟中大通元年“以本官领太子太傅”, 此时萧伟的全部官职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镇卫大将军、领太子太傅。萧伟不可能在同一年即为太子太傅, 又为太子少傅。根据太子太傅由皇帝弟弟出任的旧例, 笔者倾向于认为萧伟在中大通元年出任的是太子太傅。

至于王僧辩为太子太傅已经是梁末乱世之时的事情了, 属于非常之例。自江陵倾覆后, 王僧辩与陈霸先以梁元帝之子梁敬帝为号召、在建康重建朝廷。随后王僧辩又迫于北齐的压力, 迎贞阳侯为帝, 他便是在此时以大司马、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中书监、录尚书、扬州牧等职来兼领太子太傅。17王僧辩之所以能出任太子太傅, 一方面是因为王僧辩仍然是左右建康政局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 此时的皇太子便是先前为王僧辩所拥护的梁敬帝。贞阳侯以王僧辩为太子太傅是忌惮于王僧辩的实力而对梁敬帝的法统表示尊重。所以王僧辩的太子太傅不像训导之职, 而是监护人的角色。可见, 萧梁在太子太傅选任上依然延续了晋、宋、齐的传统。

陈朝的太子太傅, 据《陈书·宣帝纪》, “ (太建三年) 秋八月辛丑, 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 二傅、祭酒以下赉帛各有差”, 可见陈宣帝时太子二傅均有人任职, 但由于相关史料之阙, 在笔者的考察中尚未见到任职者的相关记载。


三 南朝太子少傅的选任常例


与太子太傅通常由最显贵皇弟担任的惯例有所不同, 南朝太子少傅的选任继承东晋孝武帝、宋文帝的标准, 例由士族出任。宋文帝时选出身琅邪王氏的前宰相王敬弘为太子少傅。南齐所见的两例太子少傅任职者, 也皆由出身琅邪王氏, 一为齐武帝时的王俭, 一为齐明帝时的王晏, 而且二人均时任宰相。可见在门阀社会中的民望, 与所处宰辅之位的朝望, 是担任太子少傅的两个条件。

王俭自齐武帝永明三年始领太子少傅, 直到永明七年卒, 担任太子少傅长达五年之久。他在担任太子少傅时的官衔是:侍中、尚书令、卫军将军、参掌选事、领国子祭酒、丹阳尹、本州中正。永明四年, “以本官领吏部”, 以后又开府仪同三司。王俭是褚渊死后, 高门士族在政治上的首要人物, 齐武帝在诏书中特别称誉他在门阀士族中的地位:“肇自弱龄, 清猷自远”, “登朝应务, 民望斯属”;又说他对当朝士风有着重要:“忠图令范, 造次必彰”;是皇帝倚赖的重臣:“宗臣之重, 情寄兼常”。18

王晏在齐明帝建武元年以尚书令、骠骑大将军、侍中、本州中正领太子少傅, 王晏的这些官职中尚书令、侍中与王俭相同, 骠骑大将军之号则与王俭卫军将军号相仿。王晏虽然本为齐武帝亲信, 但在齐明帝“谋废立”之时“响应推奉”, 是影响政局的关键人物, 所以《南齐书》本传记载齐明帝在建武初年“以事际须 (王) 晏”, 19这是王晏居宰辅之位的背景。王晏与王俭一样, 也是以高门士族政治上首要人物的身份出任太子少傅。

东昏侯永元三年时也曾征召陈郡谢氏的代表人物谢朏出任侍中、太子少傅, 但因为此时萧衍已经起事, 故而不到任。20谢朏与王俭、王晏一样, 出身第一流高门, 是当时的民望。“建武四年, 诏征为侍中、中书令”, “永元二年, 诏征朏为散骑常侍、中书监”。萧衍即位后, “征朏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又“诏以为侍中、司徒、尚书令”。④谢朏之所以受到齐梁两代数任君主的极尽优待, 正在于他是高门士族风向标式的人物。

较之宋、齐, 萧梁情况略有不同。今可见的萧梁太子少傅仅有沈约一例。沈约为梁武帝在南齐竟陵王府邸交游的旧友, 即《梁书》本传所谓之“高祖在西邸, 与约游旧”, 虽未参与齐末萧衍的起事, 却在齐梁易代中发挥重要作用, 被梁武帝称誉为“成帝业者, 乃卿二人也” (另一人为范云) 。自梁台建立之后, 长期担任尚书仆射或“关尚书八条事”、尚书令等职, 《梁书》本传称之为“久处端揆”。如果从出身来看, 吴兴沈氏在齐梁之际还不能称得上是第一流的家门, 所以沈约出任太子少傅与宋、齐由高门士族出任的惯例有所不同。但在另外一方面, 沈约却是当日之文坛领袖, 又是以尚书令领太子少傅, 符合以“民望”与“朝望”双合一的身份出任太子少傅的旧例。门第较低的沈约得以出任太子少傅, 其实正反映了此时次门士族上升的历史大趋势, 也是梁武帝刻意扶持的结果。

陈朝担任太子少傅者有三例, 分别是陈武帝时期的王冲、陈文帝时期的王通和陈后主时期的徐陵。前两例出自晋宋以来的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 后一例出自以文学著称的东海徐氏。陈朝建立之初, 尚需高门士族作为政治上的点缀品, 所以陈武帝、陈文帝两朝的太子少傅都是以同时具备“朝望”与“名望”的高门子弟出任。其任职模式又回到宋、齐时代。

陈武帝时期的太子少傅王冲具有高门子弟与梁朝皇室姻亲的双重显贵的身份。王冲出身琅邪王氏, 其母为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 卒于齐世, “武帝以冲偏孤, 深所钟爱”。另外, 王冲具有士林声望。据《陈书》本传记载, 王冲“性和顺, 事上谨肃, 习于法令, 政在平理, 佐籓莅人, 鲜有失德, 虽无赫赫之誉, 久而见思, 由是推重, 累居二千石, 又晓音乐, 习歌舞, 善与人交, 贵游之中, 声名藉甚。”在梁敬帝之时, 建康、江陵均已被残破, 高门子弟多有死亡、流播, 在这种情形下, 王冲被当作高门士族政治上的代表, 出任为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 侍中、中权将军、领丹阳尹、南徐州大中正, 正可称得上是当时的“朝望”。所以陈朝建立以后, 命王冲以本官领太子少傅, 其实是借重他集梁朝显贵、朝望、民望于一身的身份。王冲的任职仍然遵循“朝望”与“民望”相合的规律。

陈武帝在位时间不长, 陈文帝即位后仍然需要借助高门士族的声望。所以选择琅邪王氏的另一代表人物王通为太子少傅。王通的政治身份与王冲相类, 他也是梁朝皇室姻亲, 其母亲为梁武帝妹义兴长公主。王通在梁朝多历清官。梁敬帝承制后, 以王通为吏部尚书。绍泰元年, 加侍中, 寻为尚书右仆射, 吏部如故。陈武帝受禅后, 迁任尚书左仆射, 侍中如故。文帝嗣位后, 以尚书左仆射、侍中, 领太子少傅。所以王通的任职类型与王冲相同, 也是以“朝望”与“民望”的身份出任。

陈后主时期徐陵出任太子少傅的情况则与梁朝初年的沈约相似。一方面, 徐陵是当时文坛领袖, “为一代文宗”, “自有陈创业, 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 皆陵所制, 而《九锡》尤美”。21另一方面, 徐陵在政治立场上导向了陈宣帝, 《陈书》本传记载:“废帝即位, 高宗入辅, 谋黜异志者, 引陵预其议。”陈宣帝即位后, 徐陵被封建昌县侯, 邑五百户, 太建元年又除尚书右仆射, 这是对他的政治酬劳。徐陵在陈后主继位前, 已经是中书监, 领太子詹事, 侍中、安右将军、右光禄、南徐州大中正, 正居于“朝望”的地位。所以徐陵也是以“朝望”与“民望”合一的身份出任太子少傅。而且与沈约相比, 徐陵的家门东海徐氏虽在门第上不及琅邪王氏, 但自宋、齐以来, 代代出人物, 又经历梁朝的发展, 其家族地位并不算低。

虽然陈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人事上有不同的考量, 但陈朝太子少傅的任职仍然延续了宋、齐、梁的传统, 以朝望与民望合一者出任。


四 南朝太子二傅在礼仪、品秩上差异的出现


上引《通典》叙述到南齐时特别指出太子二傅在礼仪上出现了变化, 其言云:“武帝时以王俭为少傅, 旧太子敬二傅同, 至是, 朝议接少傅以宾友之礼。”《通典》此段记载出自《南齐书·王俭传》。

“旧太子敬二傅同”是晋武帝所立的礼仪制度, 22如上引《通典》所述, “皇太子先拜, 诸傅然后答之, 如弟子事师之礼。二傅不得上疏曲敬。”从《通典》行文来看, “太子敬二傅同”历经东晋、刘宋并未变化, 但从齐武帝永明三年王俭为少傅开始, 又将太子二傅的地位作了区隔, 认为太子以师傅之礼所对待的只能是太子太傅, 而太子少傅则下降为“以宾友之礼”待之。

按上引《通典》所述, “汉魏故事, 太子于二傅执弟子礼, 皆为书不曰令。少傅称臣, 而太傅不臣”。虽然从太子师傅的角度讲, 汉魏太子太傅与太子少傅之间的地位有别, 一“不臣”, 一“称臣”, 但从太子的角度来讲, 对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则“皆需执弟子礼”, “皆为书不曰令”, 未尝“接少傅以宾友之礼”。所以, 南齐时代这一次礼仪上的变动, 使得太子少傅不仅要远低于晋宋之时, 也比汉魏之时要低。而且相对而言, 东汉太子少傅实际承担太子少傅与太子詹事的双重工作。詹事掌宫事, 确实需要接受太子的领导, 故而其称臣也是合理的。但在南齐, 太子少傅并不负责具体的东宫事务, 并非太子之臣, 本具超然的地位, 但却丧失了“太子执弟子礼”, 这也意味太子少傅丧失了训导太子的权利, 仅成太子“宾友”。

联系到东晋孝武帝、宋文帝以来以皇弟执政、兼领太子太傅, 以士族出任太子少傅的惯例, 南齐区别对待太子二傅, 降低太子少傅地位, 其实是再一次从礼仪上突显皇室权威, 抑制士族声望。在皇权逐渐加强的背景下, 即使是领太子太傅的豫章王萧嶷也对太子师傅礼仪之重表示了不安, 他在写给齐武帝的信中说:“且储傅之重, 实非恒选, 遂使太子见臣必束带, 宫臣皆再拜, 二三之宜, 何以当此!”23此时太子少傅享有与太子太傅相同的礼仪, 面对强势的皇权, 自然也会在面对“太子见臣必束带”这样的礼仪时感到不安。

永明年间正是高门士族谋求与皇权在意识形态上达成妥协的时期, 此一阶段王俭正在大规模进行礼制建设, 齐明帝“于俭宅开学士馆, 悉以四部书充俭家, 又诏俭以家为府”。24又据《梁书·儒林传》记载, 王俭曾命伏曼容、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撰《丧服义》, 既成, 又欲与之定礼乐”。这些都可以看到齐明帝时由王俭主导的礼制建设之盛况。《南齐书》卷39传论言:“永明纂袭, 克隆均校, 王俭为辅, 长于经礼, 朝廷仰其风, 胄子观其则, 由是家寻孔教, 人诵儒书, 执卷欣欣, 此焉弥盛。”所以, 当王俭任太子少傅时, “朝议接少傅以宾友之礼”, 很有可能即是王俭自己的主张。这一东宫礼仪变革的提出, 是与永明年间崇尚礼制、推重皇权的气氛是完全相融合的。

虽然南齐在礼仪上区隔了太子二傅, 但在官品上太子二傅仍然延续晋宋的制度规定, ——同为第三品。萧梁则进一步从品秩上区隔了太子二傅。《隋书·百官志》记载萧梁太子二傅的品秩:“尚书令、太子太傅、左右光禄大夫, 为十六班”;“尚书左仆射, 太子少傅, 尚书仆射、右仆射, 中书监, 特进, 领、护军将军, 为十五班”。梁武帝热衷于职官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天监七年后, 萧梁形成以“班”来标识职官品秩的新体系。太子太傅为十六班, 太子少傅为十五班, 两者相差一班。在太子太傅与太子少傅的品秩上, 除东汉有所差别外, (太子太傅为中二千石、太子少傅为二千石) , 曹魏、两晋、宋、齐皆同 (第三品) 。萧梁的天监官制改革, 使太子二傅继东汉之后再一次出现了品秩差别。但这并非是回到东汉旧例, 而是延续了宋、齐以来区隔二傅、相对降低太子少傅地位的趋势。如果说齐武帝永明三年太子少傅地位的下降开始体现在礼仪方面, 那么天监七年的官制改革进而将之体现在官僚秩禄之上。


五 南朝太子师傅的虚职与荣衔化


东晋孝武帝以执政的皇弟为太子太傅、亲信士族为太子少傅, 本为拱卫太子, 保证皇权的顺利继承。宋文帝在太子“出居东宫”时任命皇弟刘义康、前宰相王敬弘为太子二傅, 也未尝不是出于此意。但随着皇权政治的逐步稳定, 太子二傅开始程式化地分别授予位处宰辅的皇弟与士族名望, 越来越成为一种荣誉性的头衔, 象征着皇帝托付嫡子的信任。这样的人事安排, 决定了太子师傅难以以东宫事务为主要工作。刘宋孝武帝甚至将太子太傅授予他即将铲除的皇弟竟陵王刘诞。宋明帝在写给太子太傅王景文的诏书中也说:“太子傅位虽贵, 而不关朝政, 可安不惧。”25可见早在刘宋中后期, 皇帝就不再将太子师傅安排作庇护太子的角色。

齐武帝时, 太子太傅豫章王萧嶷虽官处“丞相”之位, 却不参朝务, 实际权势较之宋季刘义康、刘义恭远远不如。因齐高帝曾有以萧嶷代嫡之意, 齐武帝、萧嶷之间存在芥蒂。26太子太傅之职与萧嶷所拥有的其它虚职一样, 是齐武帝外示优渥、实是闲置的工具。萧嶷在永明元年、永明三年、皇孙婚竟后三次求解太子太傅, 但都未获准, 齐武帝说:“毕汝一世, 无所多言。”27太子太傅的辞与授, 成为萧嶷、齐武帝间反复试探的工具。

梁武帝时, 南平王萧伟之出任太子太傅, 是因为比萧伟年长的临川王萧宏、安成王萧秀, 比萧伟年轻的鄱阳王萧恢、始兴王萧憺均已去世, 萧伟是梁武帝的长弟, 也是活着的唯一兄弟。而且萧伟“末年疾浸剧, 不复出籓”, 28已至人生的最后时刻, 以其领职太子太傅, 实是出于慰藉其心之意。萧伟的任职时间是中大通元年至四年, 昭明太子死于中大通三年, 当年萧纲被立为皇太子。虽然萧伟在太子太傅任上发生了太子更替, 但是没有任何史料表明他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

太子二傅在越来越虚职化的同时, 也越来越成为荣衔。梁武帝天监官制改革将太子太傅定为十六班, 太子少傅定为十五班, 这都相当于宋、齐的第二品官。而晋、宋、齐太子二傅仅为第三品官。可见, 在萧梁的职官体系中, 太子二傅的地位上升了一个品位, 于太子师傅而言, 这是魏晋以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地位提升。至陈恢复以“品”标识官位高低时, 太子太傅、太子少傅明确成为第二品官僚。由此可见, 太子师傅在南朝走过了一个地位越来越高, 却越来越虚职化的轨迹。


注释


1 代表性论著如, 祝总斌:《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 《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唐春生:《宋文帝与父皇刘裕的顾命大臣》,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李文才:《宋明帝安排辅政格局及其破坏》, 《济宁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唐春生:《萧嶷与齐武帝之“夙嫌”析:兼及与文惠太子之关系》, 《重庆师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唐春生:《萧子良研究的几个问题》, 《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曹道衡:《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 《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庞骏《南北朝储君制度浅析》,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1年, 赖亮郡《六朝隋唐的东宫研究》, 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1年。

2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 中华书局, 1962年, 第733页;《后汉书》志27《百官四》, 中华书局, 1965年, 第3608页。刘雅君:《试论两汉太子师傅制度》, 《北方论丛》, 2010年第6期。

3 《晋书》卷23《职官志》, 中华书局, 1974年, 第742页。《唐六典》卷26《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府左右春坊内官》, 中华书局, 1992年, 第660-661页。刘雅君:《试论两晋太子师傅制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1年第3期。

4 《晋书》卷9《孝武帝纪》, 第236页;卷64《司马道子传》, 第1732页;卷83《王雅传》第2179页;卷64《司马道子传》:第1733页。

5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32《谗险》“孝武甚敬王国宝、王雅”注引《晋安帝纪》,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 第892页。

6 田余庆:《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东晋门阀政治》,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257-291页。

7 刘雅君:《试论两晋太子师傅制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1年第3期。

8 《宋书》卷3《武帝纪下》, 中华书局, 1974年, 第55页;卷68《彭城王义康传》, 第1790页;卷66《王敬弘传》, 第1730页。

9 《宋书》卷68《彭城王义康传》, 第1790页;卷66《王敬弘传》, 第1730页。

10 祝总斌:《刘裕门第考》, 《北京大学学报》, 1982年, 第1期。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 《北京大学学报》, 1985年, 第3期。祝总斌:《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 《北京大学学报》, 1986年, 第2期。

11 李磊:《论晋宋之际“仕贵遗务”之风的变化》, 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论——黄惠贤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0年, 第354-368页。

12 《宋书》卷61《刘义恭传》, 第1644页。

13 《宋书》卷79《刘诞传》, 第2027页。

14 《宋书》卷72《刘休仁传》, 第1873页。

15 《宋书》卷85《王景文传》, 第2178、2179、2181页。

16 《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传》, 第409页。

17 《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传》, 第418-419页。

18 《梁书》卷6《敬帝纪》, 第143-144页, 卷45《王僧辩传》, 第624-632页。

19 《南齐书》卷23《王俭传》, 第437页。

20 《南齐书》卷42《王晏传》, 第744页。

21 《梁书》卷15《谢朏传》, 第263、263页。

22 《陈书》卷26《徐陵传》, 第335页。

23 刘雅君:《试论两晋太子师傅制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1年第3期。

24 《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传》, 第409页。

25 《南齐书》卷23《王俭传》, 第436页。

26 《宋书》卷85《王景文传》, 第2183页。

27 唐春生:《萧嶷与齐武帝之“夙嫌”析:兼及与文惠太子之关系》, 《重庆师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8 《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传》, 中华书局, 1972年, 第409-413页。

29 《梁书》卷22《萧伟传》, 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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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1年0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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