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展:宣统二年疆臣会奏速开国会新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0 次 更新时间:2020-07-21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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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展  

摘    要:

宣统二年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期间,疆臣两次会奏速开国会。初奏有初稿与定稿之分,李经羲在定稿中将“定以明年开设国会”改为“定于一二年内”,继而在续奏中锡良又改为“内阁、国会同时并举”。关于国会期限问题,会奏疆臣之间存在分化。同样因内部分化,资政院具奏对国会期限也含糊其辞。清廷在参酌疆臣会奏和资政院具奏后作出适当让步,将国会期限提前至宣统五年,虽未达到部分疆臣和立宪派的预期目标,但不能仅仅归咎于载沣等决策者。此外,会奏列衔和奏电拍发日期等问题也值得探析。

关键词:疆臣会奏; 国会; 李经羲; 锡良;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两年后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清末实行君主立宪,而国会又是其重要议题。宣统二年(1910),在两次国会请愿失败后,立宪派又掀起第三次请愿运动,各省咨议局和商、学会代表请求清廷速开国会,此时新设的资政院也利于立宪派发表意见。其间疆臣深受影响,八月十九日滇督李经羲1提出“设责任内阁并开国会”的主张,得到鄂督瑞澂、东督锡良2等的支持。疆臣私下频繁通电商讨速开国会,多数希望通过会奏给清廷施以压力。不过疆臣关于召开国会的意见不一,除主张会奏的疆臣外,江督张人骏和甘督长庚因不赞成缩短国会期限而未列衔会奏,直督陈夔龙和陕抚恩寿因主张先设内阁和后开国会而单独上奏。关于疆臣会奏,前后两次均为电奏,一定程度上促使清廷缩短国会期限。初奏的主稿者为李经羲,领衔者为锡良,续奏的主稿和领衔者皆为锡良。关于宣统年间疆臣两次会奏速开国会的研究,学界成果颇多。3既有研究偏重于引用《申报》《国风报》《东方杂志》《广西官报》等报刊中的会奏电稿,误将初稿当作定稿。因上述史料缺乏精准性,以致忽视了定稿与初稿之间的差异,即李经羲的三处修改。尤其是李经羲将国会日期改为“定于一二年内”,既反映出会奏疆臣的分化,也导致了疆臣的续奏。在续奏中,锡良坚持阁会并举。后来十月初三日上谕中的国会期限,恰恰是载沣等权衡自身利益和折中疆臣初奏及资政院具奏的结果,并未采纳疆臣续奏中阁会并举的建议。疆臣会奏中的反复与资政院具奏中的含糊其辞,一定程度上致使清廷作出宣统五年召开国会的决策。这虽未达到部分疆臣和立宪派的目标,但也不能过于归咎载沣等决策者,整个事件需加以重新审视。此外通过检视相关史料,关于会奏的初定稿、列衔、拍发日期等具体问题,尚有探讨之余地。


一 初奏的初稿与定稿之辨


两次会奏中不仅有各省督抚,还有各地将军和都统,均为封疆大吏,故称“疆臣会奏”为妥。首先有必要梳理疆臣初奏的初稿和定稿问题。

(一)李经羲筱电为会奏初稿

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李经羲在致黔抚庞鸿书的养电中提及会奏初稿:“间迭接京外电,催速入告,因急草一稿,筱日通发,意与尊稿略同。”4可知初稿即九月十七日李经羲的筱电。恰巧在《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中有一则“筱电”,不过列衔有川督赵尔巽,无豫抚宝棻。5然赵尔巽是在二十二日才同意列衔的,6宝棻是先同意而后来才退出的,7此“筱电”有可疑之处。另外此“筱电”内容本身也有问题,如电文末的列衔有闽督松寿,与电文中的“松、信、恩三帅尚未赐复”一语明显矛盾。故此“筱电”绝非李经羲于十七日所发筱电。

真正的筱电见于《锡良档》,名为《李仲帅来电》(九月廿抄)。8尽管在《锡良档》中没有此电拍发的具体时间,只有抄录时间九月二十日,可认定此电的拍发不晚于九月二十日。再考虑到电报的译发和抄录耗费时日,尤其篇幅较长时,难免延迟两三日,故此电极有可能为筱电。依据有二:一、根据与《李仲帅来电》(九月廿抄)同日收录的锡良回复李经羲的号电:“大稿赅博精详,语语破的,至佩。祈即附名电奏……可否添入次帅,一面将大稿补电。”9由“附名电奏”可知,此“大稿”应是疆臣会奏的初稿,不然何来附名之说。且并非一次发给所有疆臣,故补发赵尔巽(次帅)。可见当收到《李仲帅来电》(九月廿抄)后,当日锡良便回复李经羲,故《李仲帅来电》(九月廿抄)即为“大稿”无疑。二、根据李经羲在九月二十四日通电各省的敬电,其中提及会奏定稿中对初稿的三处修改:一是删去“某等更有渎者……能无懔栗”一段殷鉴明亡的文字;二是添加一段反驳“军机处既持行政,略同内阁;资政院采集舆论,略同国会”的文字;三是将文中的国会召集年限从“定以明年设国会”改为“定于一二年内”。10李经羲在定稿中所作以上三处修改之前的内容,在《李仲帅来电》(九月廿抄)中皆有体现,11故可判断此电为会奏的初稿筱电。据筱电可知初稿列衔者有锡良、瑞澂、袁树勋、李经羲、广福、溥良、陈昭常、周树模、程德全、朱家宝、孙宝琦、丁宝铨、宝棻、联魁、增韫、冯汝骙、杨文鼎、张鸣岐、庞鸿书,曾电表同情的有陈夔龙、热河都统诚勋,未曾答复的有松寿、绥远将军信勤、恩寿,奏电拍发日期定于二十三日早晨。12

此外,在《督抚与阁会》中亦收录了九月十七日李经羲的一则筱电。13观其内容,除个别字词略有不同外,与《锡良档》中的《李仲帅来电》(九月廿抄)如出一辙,可为佐证。所以可以断定《李仲帅来电》(九月廿抄)确为筱电,且与《督抚与阁会》中的筱电均为会奏初稿,而《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中“筱电”业已为人修改,既非初稿,亦非定稿。

(二)以往所依据的电文非定稿

以往研究所引用电文,不外乎《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国风报》《申报》《东方杂志》和《广西官报》等中的疆臣奏电。14上文已指出《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中的“筱电”非会奏定稿,那么其他报刊中的电文是否就是定稿呢?通过比对以往引用较多的《国风报》《申报》和《东方杂志》中的疆臣奏电,除极个别字词以及《东方杂志》的列衔无浙抚增韫外,三者内容基本相同。鉴于《国风报》最早刊登电文,故以《国风报》为例进行比对。

与《锡良档》中的《李仲帅来电》(九月廿抄)相比,15除个别字外,《国风报》只有以下三处有所出入:一、《李仲帅来电》(九月廿抄)中有“第外觇世变,内察国情,立宪既无反汗之理,则阁会决无不成立之理,与其迟设而失事机,不如速设以维邦本。用敢推求利弊,力破群疑,共竭愚诚”一语,而《国风报》中为“第以利弊疑难,既已灼知症结,若仍缄默观望,居心先涉不忠,宣力何能自赎。用敢共竭愚悃”。二、《李仲帅来电》(九月廿抄)中有“列强均势,政策皆将一变,方针猛厉并进,时局危险”一语,而《国风报》中为“列强均势,政策皆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似有脱字。三、《李仲帅来电》(九月廿抄)中有“致诸臣责任隳坏于冥冥之中,至大局安危之际,几无能负责任之人,而使至尊独忧社稷,此为何等景象,殷鉴不远,能无愤栗”一语,而《国风报》中为“致天下臣民无一担负责任之人,而使至尊独忧社稷,此为何等景象,殷鉴不远,能无懔栗”。由上观之,与初稿筱电相比,《国风报》《申报》和《东方杂志》中所刊登的电文,除部分略有出入外,内容基本相同,并无李经羲的三处修改。故可以断定《国风报》《申报》《东方杂志》中所刊会奏电文均非定稿,基本是抄录了初稿筱电。另外,《广西官报》中的《各省督抚联衔电奏请立内阁国会稿》亦非定稿,16此电文除删掉“某等更有渎者”至“能无懔栗”一节外,其余部分与《国风报》中电文内容相同,并不完全符合三处修改,故亦非定稿。

鉴于《国风报》于九月二十一日最早刊登电文,而此时奏电尚未拍发。且李经羲的三处修改,在《国风报》所刊电文中并无体现。笔者推测,《国风报》凭借某种关系获得李经羲筱电后,便迫不及待地将其作为奏电进行刊登。其他报刊不明就里,纷纷转载,使后人误以此电为奏电。

(三)定稿及最终列衔

在已出版的《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中,并未收录此次会奏的电文,原因是现存的军机处电报档原件和正本存在缺失,宣统二年尤甚。17尽管上文提及的《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中的《云南督帅李来电》(九月十七日)是修改后的电稿,但并不一定就是会奏定稿。定稿至少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李经羲的三处修改;二、列衔有赵尔巽、松寿,无宝棻。

在十月初六日《湖北官报》的《关于国会之电文》中,也刊载了此次会奏的电文。18较之其他相关的报刊,《湖北官报》可信度较高,因为鄂督瑞澂便是会奏的重要成员。再查具体内容,完全符合李经羲的三处修改。19这些都是其他报刊所载的会奏电文不具备的。观此电文的列衔,有赵尔巽和松寿,无宝棻,也符合定稿条件。综上,《湖北官报》中所刊会奏电文为定稿。定稿中关于责任内阁和国会期限的态度:“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一二年内开设国会。”20不过,定稿的列衔多了诚勋和信勤。两人是否在初奏中列衔,亦需论证。

关于此次会奏最终列衔,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18位疆臣列衔:“由锡良领衔,李经羲主稿,18位督抚将军联合奏请政府开国会设责任内阁。”21此观点的主要依据是《东方杂志》,而《东方杂志》中的奏电漏掉了增韫,故此说存有问题。二、19位疆臣列衔:“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鄂督瑞澂、粤督袁树勋、滇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抚陈昭常、黑抚周树模、苏抚程德全、皖抚朱家宝、鲁抚孙宝琦、晋抚丁宝铨、豫抚宝棻、新(疆)抚联魁、浙抚增韫、赣抚冯汝骙、湘抚杨文鼎、桂抚张鸣岐、黔抚庞鸿书,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22因以上研究所引电文是初稿而非定稿,故19人列衔的观点同样存在问题。连振斌对此有所察觉:“以往的研究说,宝棻、张鸣岐、广福的名字删除和赵尔巽、松寿名字的添加是在第二次联奏时方才完成的,这一说法也不确切。”23然其并未详究。

根据《湖北官报》所刊会奏定稿,24可知与初稿中列衔的锡良等19人不同,最后列衔共22人,其中少了宝棻,多了松寿、赵尔巽、诚勋和信勤。前文已经指出在九月二十三日会奏中,赵尔巽和松寿已经列衔,宝棻退出联衔。此外诚勋曾对于会奏表示同情,25且从十月初信勤、诚勋致锡良的电报中也可窥得端倪,如诚勋表示:“东电敬悉,承示大稿,持论确当……昨准仲帅勘、敬两电,知续稿业经拍发,敝处已随时电复矣。”26信勤表示:“东电敬悉,续请速开会之奏,沉痛透辟,辱承主稿挈衔,感荷同深。”27以上两电均与会奏有关,可见诚勋和信勤亦参与了会奏。再据《湖北官报》所载二十八日李经羲的勘电,其中所通电者为上述锡良等22人,包括诚勋和信勤,并提及:“联奏尚未奉旨,此时似难续奏。惟时机急迫,间不容发,若朝旨一发,更难挽回。羲已于昨夜将简帅敬电略加裁润,仍列先奏原衔,急电枢府,请其决择主持,但不知有济否耳。” 28此事也见《郑孝胥日记》:“李仲仙来电,言用陈昭常电驳陈小石之电,联名致枢府。”29李经羲在勘电中所谓“仍列前奏原衔”是指九月二十三日晚疆臣初奏中的列衔。可见勘电中所通电者,必定是九月二十三日会奏的列衔者,故可断定此次会奏的最终列衔者为锡良等22人。30


二 初奏奏电的拍发与上递日期


上文考证了疆臣初奏的初稿、定稿和列衔情形。此外也需要厘清奏电的拍发和上递日期,其中反映了会奏过程的曲折,以及与资政院具奏之间的某种联系。

(一)奏电的拍发日期

关于疆臣初奏的拍发日期,学界主要存在四种说法:一、九月二十三日(10月25日)说。此说是以往研究中最常见的说法,依据《国风报》和《申报》等相关记载,认为锡良等在10月25日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和明年开设国会。31二、九月二十五日(10月27日)说。此说据《广西官报》,认为由李经羲主稿且以锡良领衔的“联奏折稿”是九月二十五日拍发的。32三、九月二十四日(10月26日)说。“到了26日晚,李经羲方才将以锡良为领衔人的电稿发至清廷,要求速即在一二年内设立内阁和国会。”33四、十月二十三日(11月24日)说。“1910年11月24日(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由锡良领衔,李经羲主稿,18位督抚将军联合奏请政府开国会设责任内阁。”34此说法依据为《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和《盛京时报》(1910年11月3日),然《盛京时报》的日期为1910年11月3日,又怎会记载11月24日之事呢?是误将九月当作十月。

据《锡良档》中《李仲帅来电》(九月廿六抄),九月二十四日李经羲以敬电通电各地:“阁会事,诸帅电均敬悉,已于漾晚遵列台衔电奏。”35此电亦见于赵尔巽档,并注明拍发时间为“二十四日下午七点”。36又据《李仲帅来电》(九月廿五抄),即二十四日李经羲专门致锡良和瑞澂两人的敬电:“联奏略有改易,本日已发,到亦恐须廿五。”37根据抄录日期,可见此敬电拍发时间先于通电各省之敬电。以上两则材料似乎皆反映的是李经羲于九月二十四日晚拍发奏电。不过有一个细节应注意,即“漾晚”,“漾”乃韵目代日。38漾日为二十三日,可见奏电拍发日期确为二十三日晚。不过上文所提及的“本日已发,到亦恐须廿五”也值得注意。若“本日”为二十四日,即奏电于二十四日晚拍发,因奏电篇幅较长而译发耗时,故二十五日到京城实属正常,“到亦恐须廿五”一语则显得突兀。此外若奏电于二十四日晚上拍发,那么二十四日下午李经羲通电各省时决不会用“漾晚”。除了“漾晚”外,还有以下两点可供佐证:一、二十二日在瑞澂致赵尔巽的祃电中提及奏电将于廿三日拍发。39二十三日瑞澂致电锡良:“昨接仲帅来电,澂随电劝次帅联衔电奏,顷得复允附名,想本日必可出奏矣。”40可见收到李经羲来电的瑞澂认定奏电能于二十三日拍发。二、在赵尔巽收到的李经羲补发的筱电中,标有“此电于廿三日晚间由滇拍发”,41也证明会奏奏电拍发时间为二十三日晚。

由上可知,疆臣会奏的具体时间为九月二十三日晚(10月25日晚),并非二十四日晚。因以往“九月二十三日”说所依据的奏电均存在问题,即史料依据为筱电中的“廿三晨拍发”,然此为李经羲在十七日打算拟发电报的日期,非奏电的实发时间。尽管结论皆为二十三日,但将会奏时间确定为二十三日晚无疑更为精确。

(二)影响奏电拍发的因素

据十七日李经羲的筱电,原计划是于二十三日早晨拍发奏电,然随局势发展而有所变化:“阁会一事,机势急迫,各省与张坚帅仍以会电速奏为当,命羲握笔,而推锡帅领衔,定廿二发奏。”42奏电拍发日期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是倾向于后开国会的陈夔龙于九月二十二日通电各省,表明已单独上奏,并主张先于明年设立责任内阁和宣统五年召集国会,43与原本希望阁会并举的会奏疆臣意见相左。当得知陈夔龙已于会奏前单独上奏,锡良局促不安:“筱帅已先专奏矣……原奏内如弼德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各项机关,固为宪政上应有预备,然非速开国会仍无以促进步。大稿已定,仍乞速发。”44可见陈夔龙(筱帅)的独奏无疑加快了会奏。二十四日李经羲致电锡良和瑞澂:“北洋未许联衔,赶先独电,请俟资政院三年期满再设国会,意在宣统五年成立,殆先得风声矣。”45其中“殆先得风声矣”一语,表面是说陈夔龙(北洋)早先得到了风声,又似在影射陈氏独奏是为了迎合风声。这已影响到疆臣会奏,并使“联奏略有改易”,即将国会日期改为“定于一二年内”。值得注意的是,锡良和吉抚陈昭常的态度与李经羲有所不同,前文提及锡良在阅览陈氏奏电后,仍坚持速开国会,并希望速发奏电。二十四日陈昭常在敬电中,反驳陈氏奏电,言语似针尖麦芒,重申“国会一日不开,内阁仍一日不固”。46可见,陈氏独奏的确对疆臣会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另一方面,李经羲、锡良和瑞澂均试图争取更多疆臣列衔,尤其是积极争取赵尔巽,这无疑会推迟奏电拍发。从李经羲的筱电看,直到十七日赵尔巽尚未同意列衔。47因之前与赵尔巽有隙,李经羲此时仍心有余悸:“鄙意次帅虽贤,不如两公坦白,径添衔名,恐怒。”48不过在锡良劝说下,李经羲还是在二十一日致电赵尔巽,希望其能附名会奏,其中还提及锡良也希望赵尔巽列衔。49二十二日瑞澂也试图劝说赵尔巽:“仲帅所拟会奏电稿,甚妥,弟已联衔。我公负一时重望,朝廷夙深倚畀,倘蒙列名,更易动听。”50其中“倘蒙列名,更易动听”可谓点睛之笔,以上三人之所以积极劝说赵尔巽参加会奏,主要是看重赵尔巽的影响。在李经羲和瑞澂的劝说下,事情在二十二日有了转机,赵尔巽急电李经羲,同意列衔会奏。51再据二十三日瑞澂致锡良的漾电:“昨接仲帅来电,澂随电劝次帅联衔电奏,顷得复允附名。”52可知直到二十二日赵尔巽才同意列衔。

可见李经羲和瑞澂等因劝说赵尔巽列衔,不得不推迟上奏,直到其答应列衔。又因陈夔龙已单独上奏而不能继续延迟,故李经羲于二十三日晚拍发电报。在筱电中原本拟定电奏于二十三日晨拍发,后因局势而改定于二十二日拍发,致使最终拍发日期又推迟至二十三日晚。尽管最终与原定计划的拍发时间仍为同一天,但不能忽视拍发时间的变动和上述两种因素的作用。

(三)奏电的上递日期

奏电到达京城译发的日期为九月二十五日,符合李经羲的预期。据汪荣宝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闻各省督抚本日电致外部,请速设内阁、国会,词理详尽,外部将于明日代递(本院奏折亦定于明日呈递)。”故奏电于二十五日到达京城,而代递是次日的事情了。再据汪荣宝二十六日的日记:“本院《奏请速开国会折》初拟二十七八日呈递,昨因探闻各省电奏于今晨上闻,因连夜赶办,同时呈递。”53又据同日上谕:“本日资政院具奏,据顺直各省咨议局及各省人民代表等陈请速开国会一折,又据锡良等及陈夔龙、恩寿电奏组织内阁、钦颁宪法、开设议院等语,著将原折电交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公同阅看后,预备召见。”54由上可知,此次疆臣电奏到达京城并译成文字的时间为九月二十五日,最终上递的时间为九月二十六日,同日呈递的还有资政院的奏请速开国会折,即资政院总裁溥伦上奏的《奏请提前设立上下议院事》。55再观汪荣宝所言“昨因探闻各省电奏于今晨上闻,因连夜赶办,同时呈递”,可见在阁会问题上,资政院具奏和疆臣会奏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早在八月廿三日瑞澂曾建议疆臣联衔会奏,以备资政院开会时交议:“今诸公既多数以内阁、国会为主体……有赞成者即列名,稿成即上,以备资政院开院时,尚可交议。”56资政院的成立,不仅为立宪派,也为疆臣提供了一个会奏的好时机。资政院同样抓住疆臣会奏之机,及时奏请速开国会,可见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默契。


三 会奏疆臣的分化与续奏


关于召开国会日期,会奏疆臣内部有分歧:主稿的李经羲态度缓和,主张“定于一二年内开设国会”,而锡良和陈昭常等主张立即开国会。然此种分化导致了疆臣续奏。

(一)会奏疆臣的分化

以往学者多引用《国风报》《申报》《东方杂志》和《广西官报》中的奏电,皆非定稿。如此便很难发觉李经羲在定稿中的修改及所反映的问题。相对于初稿,李经羲在定稿中已做出部分妥协:

一方面,李经羲根据鲁抚孙宝琦的建议,删掉“某等更有渎者”至“能无懔栗”等语,57原因是所举前明崇祯之事犯清廷大忌,故删掉亦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李经羲在定稿中添加了用来反驳“犹谓军机处总持行政,略同内阁,资政院采集舆论,略同国会”观点的一段话,即“就军机处言之,枢、部未能联合,主义难免背驰,且日赞万幾,取决俄顷,合谋不及,详究为难。在昔制度因仍,尚可权宜应付,今则政务繁棘,遂觉筹□艰虞。时势危亡,焉可不变?就资政院言之,各国下议员必由民选,所以重人民之责,立政府之监。今资政院议员,互选者由议局发生,与人民少直接关系,钦选者以朝官充任,与政府有统属嫌疑。借为引导议院之机关,自无不可,谓可替代国会之作用,而国会遂可迟设数年,则理解殊误。总之,阁会权责所关,不容假借,舍此则主脑不立”。58李经羲此举显然是为了表明军机处与资政院不能分别代替责任内阁与国会。不过,在阐述军机处不能代替责任内阁的问题时,一连用了“难免背驰”“详究为难”“时势危亡,焉可不变”等多个语气较重的词句,可见李经羲更注重责任内阁。对于“(资政院)可替代国会之作用,而国会遂可迟设数年”的批评,仅用“理解殊误”来形容,可知李经羲对国会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内阁。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多认为疆臣初奏是奏请于明年开设国会。59虽有学者注意到此处改动,却未深究。60据初奏定稿,其中李经羲已经把“明年开设国会”改为“定于一二年内开设国会”。吊诡的是,即便扬言阁会并举的疆臣会奏,最终上奏时在国会期限上竟有缓和之语。李经羲于二十六日提出一个两全之策:“内阁、宪法、官制有一年可次第议定,国会选举有一年尤可办成。若明春设立内阁,明年底后年春国会成立,均先降明诏昭布天下,是为两全。”61照此计策,责任内阁设立时间为宣统三年,国会设立时间大致为宣统四年。关于李经羲改动的原因:一、前文提及受陈夔龙独奏的影响,将奏稿改易。二、“定于一二年内”,“似不迫促”,也是虑及清廷对国会期限的接受程度。

事先陈昭常并不知晓李经羲的改动:“前电未知仲帅译发之时尚有更动,故率臆奉商。诸帅于此事既皆同意,但请俟缓期之说果有明文时再行合词,将鄙删减上达,以为后劲。若明诏颁布,俯允前请,自不敢复请促期。”62其中陈昭常所谓“率臆奉商”,是指二十四日在敬电中所言:“愚意以恳列帅主持,仲帅主稿,再申不必缓期之请,以慰海内翘望之殷。”63可见陈昭常还是坚持立即召开国会。此外,力争阁会并举的还有晋抚丁宝铨:“清帅示太原丁抚来电,请再电力争阁、会同时并立。”64赵尔巽则首鼠两端,一面向李经羲表示同意列衔会奏,一面又于九月二十四日致电不赞成会奏的陈夔龙:“养电敬悉。阁会一事,巽原主分奏,意在先立内阁,与公见相同。嗣经仲帅、清帅电约会奏,当复以‘如诸帅皆不另奏,巽亦愿附骥末’。本拟另奏一电,今读大稿,实获我心。”65可见即便是列衔会奏的赵尔巽也有所保留:原是主张先立内阁,并非简单地认同阁会并举。再观桂抚张鸣岐,尽管也同意附骥会奏,但并不赞同阁会并举,“阁会两层,决难同时并举,先立内阁,而国会办法缓至明年”,66甚至建议各省分奏:“若能各抒所见,次第上陈,朝廷见众论之合同,或者易于邀准。”67再如湘抚杨文鼎,尽管也同意列衔会奏,但只提到责任内阁而一字未提国会。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