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用两点论看抗疫中的常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8 次 更新时间:2020-06-23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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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伟志  

自从“人猿相揖别”后的200万年间,人类一直是在此起彼伏的灾难中度过的。今人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的是洪水先把人群吞噬,在洪水慢慢退出后留下来的;有的是野兽把人吃掉后吐出来的骨头。再说得远一点,古猿之所以能变成人,这本身就是一场特大灾害的产物。近年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大多讨论如何应对气候变暖。有些岛民为自己居住的宝岛即将淹没而流泪。殊不知,3000万年前,地球出现过第四纪冰川,冻死了一大批动植物。堪称“人类伯父”的巨猿,也是在向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因饭量特大而食品特少,被饿死的。只有体形小、饭量小的古猿,因为在树上吃不饱,时而下地,时而上树,促其直立,从而让大脑置于双肩中的上方,有利于大脑发育,才成为人类直系祖先的。在灾难中诞生的人类,200万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灾害的经验,并进而转化为今人对付风险的常识。


普及常识,运用常识

在今天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的严峻形势下,为了战疫的胜利,我们要记住前人留给我们的常识,努力普及常识,积极运用常识。“常识”是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既然是司空见惯,有的书上就讲“常识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不是这样,与生俱来的只有肉体,没有常识。常识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观察、模仿得来的。小孩子在幼儿园时,老师就向他们讲解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其应对的办法;在小学里,老师会向小学生讲解在少年时代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其应对的办法。这就是风险意识从娃娃培养起。社会学里有个分支学科叫“灾害社会学”,罗列出14种致命的灾害:地震、饥荒、撞击事件、湖底喷发、山火(包括森林大火)、山体滑坡(包括泥石流、雪崩、雪暴)、洪水、热浪、流行病、龙卷风、热带气旋、海啸、火山喷发,等等。对付种类繁多的灾害,建议用几个含有“危”字的成语来表述应有的常识。成语也是古人相承沿用下来的、众人皆说的定型的词,因此成语是表达常识的最佳用语。

(一)居安思危。《周易》讲:“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居安思危”“安危相易”“防患于未然”是上上下下都懂的普通常识,“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但是对一些乐不思蜀的人来讲,他们很容易安而忘忧,即使他们偶尔也可能念一下“居安思危”,可是对危的可能性、严重性很难有充足的估计,应对“危”的措施很难做到周全、细致、得力。麻痹大意会把小灾变成大灾,把局部之灾酿成全面之灾。更有甚者,有人把居安思危指责为“杞人忧天”。这是不对的。杞人担心天塌下来会把自己压死,那是庸人自扰。可是,我们每天发几次天气预报,那是不可缺少的提醒。尤其是有大汛到来,更须反复提醒,否则,会遭到洪涝灾害。再思考得深刻一点,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不仅要强调居安思危,而且要重视在此危中思彼危。在新冠疫情泛滥中,我们还必须考虑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考虑失业率上升,考虑到隔离、“封城”给企业和人们带来哪些困难。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说明“思危”思得不到位,说明还缺一个心眼。我们在战疫接近胜利时,便有序地抓复工复产,抓春耕生产,“积极有为”与“灵活适度”共助经济平稳运行,这是高屋建瓴,是运用当轻则轻、当重则重、当快则快、当慢则慢的“弹钢琴”的工作方法。

(二)临危不惧。在灾害面前惧怕是没有用的。灾害不会因你惧怕而收敛。惧怕反而会乱了自己抗灾的阵脚。不能不承认,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人是很害怕的,有的吓出精神病,有的吓得自杀。可是,广大中国人民从一开始就有信心战胜新冠肺炎,做到在战术上重视,在战略上藐视。盲目地叫喊“人定胜天”不好,不敢相信“人定胜天”更不好。翻开一部人类抗灾史就能全然明白中国人常说的一个成语:“危如朝露”。出现在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出现在15世纪末的美洲大瘟疫,死了很多人。现在还有吗?没有了。还有起于美国,蔓延全球,感染10亿人,病死4000万人的大流感,现在虽说在冷天还会在有些国家暴发,但是人们有办法对付了。再比如,改造自然是要把自然界改造得宜人,而不是改造得害人。中国人常用“乌烟瘴气”来形容秩序混乱、风气不正,可是很少有人遇到过瘴气。瘴气是在南方湿热气候中,由许多毒虫聚在一起而形成的恶气。七八十年前有好几位植物学家因为偶然遇到自然界的瘴气而患病、逝世。试问:对这样的自然不改造行吗?现在人们遇不到瘴气就是人类以大无畏的气概与自然界斗争的胜利成果。

(三)济困扶危。“济困扶危”也是我们中国人一贯倡导的常识。元人郑廷玉在《楚昭公》里讲过“济困扶危”,《西游记》里用过“济困扶危”,《红楼梦》里也用过“济困扶危”。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句话发展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既通俗,又有感召力。1976年中国突然出现了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震源浅,余震长,损失大,死亡24万人。我们就是靠全国人民济困扶危的崇高精神,挺了过来。2020年,我们之所以把春天的这次抗疫称作“联防联治”,贵在一个“联”字。联,是指全国各省市派到湖北战疫的有346个医疗队,共4.26万人;是指全国各地、世界各国为湖北捐款、捐医疗用品。医疗队里的4万多医务人员最了解新冠病毒人传人的严重性、危险性,他们是离开家中的亲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湖北的,是以“不怕危”精神奔赴湖北“扶危”“解危”的。他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驰援湖北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治病救人,就是为了“山河无恙,家和人安”。国人一致称赞他们是“时代最美的逆行者”。灾难深重的湖北人也是最懂得报恩的。在医疗队完成任务撤出时,武汉人、湖北人舍不得医疗队离去。他们对医疗队员说:“你们是最可爱的人。怎么爱你们都不过分!”临危不惧出于爱,得到的也是爱。

(四)变危为安。“变危为安”出自宋代司马光的《论周琰事乞不坐冯浩状》。“变危为安”“化险为夷”是我们抗灾的目的,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备的常识。近年来这个常识被有识之士提升为“化危为机”。“机”的内涵就不止一个“安”字了,还包括把坏事变好事。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人类一直在同各种传染病作斗争,鼠疫、疟疾、伤寒、天花、麻疹、流感、黄热病等形形色色的病魔不断来袭,害得成千上万人死亡。如今在欧美的许多旅游景点的脚下,都有数以万计的传染病患者的尸骨。不过,疫情的每次到来,人类总是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到不仅能够“知其所以然”,而且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找到对付传染病的良药。在认识到黑死病是由老鼠传染的“鼠疫”以后,学界于19世纪末建立了细菌学,在懂得霍乱的传染与环境卫生有关以后,学界建立了公共卫生学、免疫学。有了新学科,就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一步步找到病原体;找到了病原体,再一步步制造出战胜病原体的药物。链霉素、四环素、氯霉素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都是科学工作者夜以继日研究出来的良药。“疫情暴发→找到病原体→造出疫苗→建立新学科”,这就是变危为安、化危为机的四部曲。新疫情为科学工作者开辟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也为科学工作者带来了新荣誉。发明治疗白喉有效药的学者,1890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发现结核菌的德国乡村医生,190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发现治疗疟疾特效药的中国学者,201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可以相信,不用多久,首先找到治疗新冠肺炎疫苗的学者将会走进瑞典颁发诺奖的那个小礼堂。除了疫灾以外,别的灾害也一样。风灾如今有一部分已被人类转化为风能。地震是地球释放能量,今天看起来可怕,说不定哪一天会为人类用来发电。灾害是负能,灾害一旦成为科学界“天字第一号”的重大课题后,便能够变负能为正能。科学是转危为机的高能加速器。


挑战常识,变革常识

常识是人类长期生活经验的结晶,应该坚持不懈,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常识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是可变的,是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而变革的。抗疫是非常时期,各国被迫禁止了一些原本属于常识的做法。非常时期对正常时期常识的冲击,能否为今后的正常时期吸收或部分吸收呢?这是一个值得从长计议的复杂问题。

比如,朋友聚会是常识。但是在新冠肺炎蔓延时,“聚”意味着“传染”。因此,许多国家发布“限聚令”。有的人就接受不了,认为是“限制自由”,上街游行,表示反对。这就是不识时务了。可以相信,疫情过去后会恢复“朋友聚会”的,但是在量上能不能比过去少一点?在质上能不能比过去高一点?在国内,过去有些聚会早已异化为“拉关系”“徇私情”。为了拉得紧,徇得深,拼命提高聚会的档次,“无野味不成席”。今后能不能下决心改革聚会呢?做到聚会去野味,聚会多一点文明气息。

又如,精简会议。世界上没有开过会的人是不多的,不开会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一直对“会多成灾”处于无奈之中。成天泡在会海里,便没有了深入群众的时间。在新冠肺炎蔓延时,许多国家规定把应该开的重要会议推迟了,不开了,或者是改为视频会议了。在视频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何必都挤在一起开那种前呼后拥、掌声如雷的大会呢?可以相信,尝到视频会议甜头的过来人,在疫情过后将会自觉减少些走过场的会议,提高会议的水平。

再如,清明祭祀是已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重要传统,在清明节前往墓地祭扫、缅怀、追思前人已成为中国人的常识。可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情况变了,变成了“代祭扫、云祭祀”。委托者可以在视频上看到代祭扫的情况,心满意足。今后,可不可以考虑把“代祭扫、云祭祀”变成市场化运作?让海外华人花钱委托代祭,寄托哀思。

此外,在疫情中还有一个力戒乘人之危的常识问题。“乘人之危”是前述四大常识的反义词。因此“力戒乘人之危”是世世代代在抗灾时务必倡导的常识。在古雅典出现鼠疫时,有些雅典人一口咬定是正在与雅典人一样蒙受鼠疫苦难的斯巴达人在蓄水池中投毒所致。偏见使得雅典人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防控疾病蔓延上,反而将大量人力物力浪费在军事讨伐上,待雅典人懂得病源是老鼠时已回天乏术,最终酿成了载入史册的瘟疫惨剧。

“路遥知马力,‘患难’见人心。”在战疫中我们要坚持用“两点论”看常识:一方面要看到常识是行为底线,普及常识,运用常识;另一方面要看到常识是受时空限制的,要勇于挑战常识,变革常识,从而夺取抗疫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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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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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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