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任达(DouglasR.Reynolds)，1976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教于美国斯吉德莫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等院校，并在东京大学任访问学者两年。1980年起任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并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本科生学部主任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兼及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历史。曾获美国卢斯基金会、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社会科学委员会等多项奖金。著有《中国的新政革命与日本，1898-1912》（哈佛大学英文版1993；中文版1998，2006），并在（TheJournalofAsianStudies）等研究期刊及学术研究书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最近完成书稿《东方遇到东方：中国文人通过明治日本发现近代世界，1877-1895》(East Meets East:Chinese Discover the Modern World in Meiji Japan,1877-1895)。
在亚特兰大的一位老朋友，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学者Ed Krebs 发给我一封很长的邮件，告诉我我的硕士导师任达（Douglas Reynolds）教授在上周三（2020年3月11日）安详地去世。他在处于临终关怀状态的时候是常常微笑的，虽然人已经极度虚弱。Ed Krebs 也是一位善良的长者。我刚到美国的时候26岁，有一次活动见到他，他说他研究无政府主义者师复。我对师复知之不多，问了他一句：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呢？他沉吟着，温和地说出三个字：章太炎。
任达和Ed 一样温和，总是微笑着，总是认真而好奇。我刚开始跟他交流我的一篇论文的初步想法，应该说，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假说，他立马说，这个很好，这个写出来是可以发表的！后来我作为作业写出来了，他读了，也给了分数，但是摇摇头说，no，no，no，这个不能发表。那时，发表对我太遥远了，我也不介意他直率的否定。现在我想，的确，在一个好的想法和一篇好的论文之间，永远都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需要做学问的人一点点地去填平。
他说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出生在中国安徽芜湖，我说，那你应该是中国公民。他笑了。他的父母既是传教士又是人类学家，他们在基督教会被迫切断和美国国内教会的联系后离开了中国，继续在菲律宾从事半传教半研究的工作。在2016年10月，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仍然提到自己的父母。“天知道他们拯救了多少个灵魂”，他笑着调侃道。我知道，他不是基督徒。
在我读书的时候，他处在两次婚姻之间，两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他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待得很晚，永远坐在堆满书和各种资料的办公室读，写。我们常常闲谈，他提到袁伟时，提到雷颐，加州学派……后来我问起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他，对关于中国公共领域的学界论辩怎么看，他回答：David Strand (史谦德) 的论文已经decisively （决定性地）说明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存在。他也并不讳言自己的观点被同行质疑的经历。他在中国的学术会议上提出，晚清的最后十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黄金十年”，他用中文说了这四个字。但是，很多中国同行认为这个概念是夸大甚至歪曲。他在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口气也很轻松，我想他也在思考对方的立场。谈到费正清，他说，我喜欢这个人！（I like this guy！）可惜去世了，否则要请他给我的书封底写几句美言！
任达很重视中国国内同行的研究。他强调自己总是阅读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书报复印中心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文摘刊物。应美国一家学术出版社的邀约，他还自己编选、翻译、出版了一整辑的中国国内近代史学者的最新论文。这在美国学者中是不多的。有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学者的论著只能算一手资料，言下之意是未经很深入的提炼和理论化，但任达似乎没有这种骄傲。在2010年，我们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一次世界史大会上偶遇，彼此都非常惊喜，他仍然不忘记指出，两位中国学者合写的关于晚清官员选拔中的捐纳途径的中文论文，以及提出的捐纳未必没有产生优秀官僚的论点，非常令人信服。他在当时正在修改的第二本专著中引用了这篇论文。
他的第二本书其实是他的前妻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由于他的前妻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而在外交领域工作，博士论文也就没有按出版要求反复修改。但是内容本身是任达最喜欢的，所以他在临近退休之前反复拿来修改增补，最后自己定名为“东方遇上东方：中国人在日本发现现代世界，1854-1898” （East Meets East：Chinese Discover the Modern World， 1854-1898 ）由美国亚洲研究学会2014年出版，长度竟然达到744页，封面署他和前妻两人的名字。封底的照片是我在北京的世界史会议期间的饭桌上趁他不注意偷拍的，其时他正在和一位华裔学者相谈甚欢，笑得非常开心。我把照片发给他以后，他很喜欢，不但在书的封底用了，专门标明是我拍的，还用在他在学校的个人主页上。我相信他真心喜欢这本书里的那些在晚清访问日本的中国官员和士大夫。黄遵宪，王之春，黎庶昌……他觉得他们是一群有个性，有思想，又可爱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2010年的这一次北京相见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任达在闲聊中讲到，自己的一个中国朋友父亲去世，他要去吊唁，他问我送什么最好，他讲到朋友在这一个过程中如何悲痛，如何大哭时说，他觉得，既然人已经年老病重，家属何必过度悲痛呢，Just let him go！（就让他走吧）。今天，我想，临终关怀时的任达对自己的女儿的期待，大概是一样的：Just let me go！
此后有一年暑假，任达来我住的地方，因为他正好从南到北驾车来看望自己在这一带居住的妹妹。他找到我家，给我带来了礼物——一本是关于中日文化交流，大概是日文中的汉字的中文专著，另一本是关于晚清思想史的文集，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辑。他还是一样地重视这个时段，也一样地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希望我也仔细阅读。在这次见面时，我请他在当地的中国餐馆吃饭，闲谈间跟他讲到板蓝根这个中国人信奉的中药冲剂，刚好侍者听到了，说他就有。任达很高兴，竟然不介意当场就冲泡来喝。他还告诉我，他自己治疗腰腿痛这类问题的办法就是练习“八段锦”，一时兴起，竟离开座位比划起来。有时候我真觉得，他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
在2016年秋天，他在邮件里告诉我，他来日无多了（My days are numbered），因为他已经被确诊为前列腺癌，但他自己是平静的。我立即定了机票，去亚特兰大看他。生平第一次，我去了他家而且受邀住在那里。这大概就是一个除了读书，写书，其他都不怎么在乎的学者的家，一切都很简单，甚至陈旧，绝非什么“豪宅”，但是他的存在，让房子里充满生气。这时的他已经明显比过去衰老，然而笑容还是一样，甚至，在后院的草地上还练了一段八段锦。他的第二任夫人告诉我，他竟然把做手术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在这次的访问中，我第一次知道，他多年来已经搜集了上万枚各种材质的毛主席像章（估计投入的金钱可以把房子搞得略微像个豪宅），现在正在联系向愿意接收的大学捐赠，但必须满足他的若干条件，他为此联系周锡瑞，联系裴宜理……我谈起正在读的某著名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的系列新著，他却说，他没有看，他不觉得是严肃和扎实的学术研究。在这一点上，我不完全赞同任达，但我知道，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学者的情感，以及情感所影响的态度和立场。在任达的立场上，他不喜欢任何人用负面的笔调去描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史。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和问候，他一边抗癌，而且感到治疗效果令人满意，一边指导一位来自国内的研究生潜心研究袁世凯的小站练兵。新的书，新的课题，新的观点，或者老课题的新的角度，似乎永远都能马上让他神采飞扬。他还在电邮里对我说，他退休前告诉大学的历史系，你们要有专人教授中国历史，因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我想，任达教授是一个很纯粹的学者，一个豁达，善意的性情中人，他的一生是完满的。曾经认识和接触过他的人，或许都应该在哀悼的时候也同时送上祝福。因为，当最后的时刻真的来临，just let him 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