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半个世纪前中国大学改革为案例，以教育比较、语言译介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为视角，评述五十多年来大学学术权力在国家与大学之间的游移历程。文章着重揭示一种外来制度如何巧妙地借助于翻译与语言“清空”旧制度而扩张，着力描画话语行为在构造历史真实过程中所具有的力量，希望借助于此一讨论，揭开教育比较、语言译介政治性之冰山一角。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习惯于以技术的观点来看待翻译的行为，认为那不过是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寻找对等关系的活，“信、达、雅”就是其最高技术标准。然而这远非翻译工作真相的全貌。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恰恰是大家普遍推崇的“信、达、雅”，最大限度地抹掉了话语与翻译的政治性，遮盖了他们本身作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紧张度，而把对翻译这一行为的理解简单地引向了教养与知识[2].就教育而言，一场社会政治变革之后，往往是一大堆外来新鲜词汇的“注入”，这些“新词”得以投放的前提条件是“旧词”的“清空”。

我们要问在“清空”与“注入”，这一收一放之间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关系？这些话语事件又处于怎样的历史时刻？围绕翻译话语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力场？显然，这些问题都已经远远超越翻译的技术与规范。

20世纪50年代初期，伴随着政权更迭而进行的中国大学改革，是一场符号与语言的大腾移。在短短不到五年时间里，所有的与大学相关的词汇都实现了新与旧的置换，大学运行从欧美模式急剧地转向苏俄模式。对于这场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变革，已有研究并不充分，而从语言与政治关系视角所进行的解读更是鲜见。然而这一视角的缺席，终将使我们无法深入地理解中国大学在东方与西方、内部与外部的夹击下所进行的艰难的现代性跋涉，也将使语言、话语、文本等在构造历史真实时所具有的力量被遮蔽，最终使我们与真相渐行渐远。本文以半个世纪前的大学改革为案例，以教育比较、语言译介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为视角，述评五十多年来中国大学学术权力在国家与大学之间游移的历程。限于篇幅，文章基本上无法涉及中国大学改革的现代性问题（尽管现代性问题对于理解中国教育比较与翻译的政治性很重要），而着重揭示一种外来制度如何巧妙地借助于翻译、比较与语言“清空”旧制度而扩张，说明所以要把语言、话语、文本视为历史事件，是因为话语行为在构造历史真实过程中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力量[3].论者希望借助于此一讨论，揭示教育比较、语言译介之政治性冰山一角。

一、“新词”换“旧词”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以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为最高潮，于是“院系调整”

几乎成为50年代初期大学改革的代名词。但是相关研究表明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是一个连续的、内涵丰富的过程[4]；经历此一过程，最为彻底与突出的变化是国家对高等教育治权的确立。也就是说，自1949年到1954年的短短五年时间里，高深学问的国家治权从松散的、基层化的模式一变而成集中的、中央化的管理，高等学校院系专业科目的课程权力由教授、院校的手中渡让到国家。因此，知识权力分配的变化才是50年代初期大学改革的最为重要的成果。院校调整最初遭遇强烈反对，但最后大规模调整却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完成，国家对高等教育治权在不到五年时间里完全掌控，根源就在于国家对知识权力的征用。显而易见，对50年代初期大学改革的认识，需要超越诸如院系组织变动的表象，必须直接围绕知识权力分配的变化来厘定其性质。这时候，一项“新”制度，自然就进入人们的视野，那就是“专业设置”。“专业”与“专业设置”正是用来确立新的知识权力分配谱系的新词与新制度。

什么是“专业”？什么是“专业设置”？“专业”是对苏俄高校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5]的翻译。苏俄高校的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是在学系课程范围内设置的课程组合，但它与一般的课程组合不同，它是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来计划与统筹的刚性的课程组合。这种课程组合与教师编制、学生录取就业、课程教学资源捆绑在一起，一组课程组合对应一组资源，因此，它实际上已经不单纯是课程的组合，而是涉及教师编制、学生规模与教学资源的组织实体。名义上，专业隶属学系，但实质上学系仅对它起非常有限的、象征意义的业务指导作用，国家及其代理（教育行政部门）才是其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所有人。

旧中国大学的组织结构是欧美模式的，“系”级课程之下也还有进一步的分化，分化的组织称为“组”。“组”的分化是柔性的，可以选择的，非国家统制的，是通过学生在大学高年级结合就业需要对课程模块的选择来实现的。“组”并不具有独立的教师编制、学生规模与教学资源。但是，“组”的分化形式，使得学术与课程权力保留在基层——开设课程模块的决策权在大学学院或学系（即教授）手中，而选择课程模块以接受专门化训练的权力则在学生手中。

苏俄模式的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与欧美模式的“组”都是课程组合与课程模块，但前者是刚性的、行政化的、中央集权的；而后者是柔性的、市场化的、基层化的。在五十年代之前，欧美模式大学管理在中国已经运行了数十年，要让大学教授在短时间内来这么一个大转弯，是一件困难的事。

首先是翻译问题。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很难在汉语中找到对等的词汇。1950年为筹备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而编译的《苏联高等教育》一书，把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翻译成“专科”，但这个译词很快就被抛弃了，等到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正式召开时，以全国高校校长与知名学者为主的会议代表被告知“专科”之译不准确，应该改译为“专业”。[6]

在汉语中，“专业”作为一个普通词汇，指的是有特定知识与技能要求的专门性职业。

一般来说，“专门职业”与大学的专业教育、与大学课程分化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关联并不至于可以把“专门职业”与大学课程分化直接等同起来。事实上这是两个分属不同范畴，不同层级的概念。用“专业”来指称大学课程分化，不仅不如“主修”、“专修（攻）”、“分组”来得恰切，甚至也不及“专科”准确。

但恰恰是“专业”被挑中来翻译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这又是为什么呢？论者以为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专业”一词满足了人们现代性想象的需要，它是现代化大生产分工日益精细化趋势在高等教育中的投射，当时恰恰需要一个新词来标识新制度，以突显新制度的优越性，对现代化大生产发展趋势的把握使新制度得到了一个制高点和取代旧制度的理由；第二，“专业”一词，把社会职业与大学课程分组直接对等起来，反映的是50年代初期对“计划社会”“普遍”的乐观与期待。在“计划社会”中，人的培养与社会所需要的职业工种都是可预测、可计划、按比例进行的，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化过程与大学培养过程的不确定性可以也必须被避免，操纵这一切的则是高明的国家统制之手。

“专业”作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计划与统筹的刚性的课程组合，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带有高度计划性，即由国家依据对人才需求的预测来确定是否应该设立，应该招收多少学生，而后通过“布点”分配相应的教学资源，高度计划性也意味着高度的国家统制；第二，课程与教学资源的高度控制，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统一配备仪器、实验室与教室，核定教师编制，控制学生人数，以集中人力、物力来提高效率；第三，高度的统一性，即使是在不同的学校，相同的“专业”相互效仿开设相同的课程；第四，课程高度窄化、实用化，培养“现成专家”。以上特点决定了“专业”必然是被“设置”的，设置主体就是国家及其代理（即教育行政部门）。

然而在当时，人们对“专业”的认识未必有那么清晰，力主推行的行政部门即使有这样的认识也未必便于明说。这就造成了“有许多人对‘专业’感到陌生，感到不好理解”。有人认为“专业”实际上等于“系”，因此大可不必搞一个新的术语，混淆概念；建议不如将“专业”改称为“系”，“系”改称为“院”，“这样大家熟悉一些，可以省去许多解释工作”。又有人认为“解放不过三年，中国工业生产水平比苏联差得很远，把苏联现行的专业划分与设置搬用过来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实际，因此不如采用折中的办法，即在一些学校里多设一些系，或者将各系多分组”[7].

针对种种质询与拖延，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8]特别撰文《高等教育“专业”设置问题》。他解释说，使用“专业”等名词，“决不是标新立异”，“也不是搬弄名词”，而是因为新的专业设置制度与旧的“系”完全不同，“一种新的东西，如果套上旧的名词，徒然使一般教育工作者在思想上容易回到旧日的老槽，实际上给教育改革增加一些困难”。[9]

的确，专业设置是一种异常巧妙的制度设计。作为一种新制度，它分别在两个层面上推进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一是在微观层面上，通过把大学课程组合刚性化、行政化，以及对大学课程基本要素的干预，加强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另一是宏观层面上，通过颁布《专业目录》，进行专业布控，实现了国家在高等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上的宏观控制。

“系”与“组”的运行完全是自由化的、去国家统制的，而专业设置制度的本质恰恰在于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计划化、合国家统制。“旧词”显然无法容纳新的内涵，创造与引进“新词”突显必要。“新词”的使用象征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即使是新制度实施之初，把“专业”称为“专业组”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种称呼“使人联想到旧日的‘组’”[10].可见，“旧词”的彻底清空是“新词”得以推行的前提。

二、五十年后的“新”与“旧”

1952年，中国高校的多事之秋，又是院系调整，又是专业设置。院系调整涉及校舍、设备、图书、师资的调配等繁重事务，而专业设置更加全面触动旧教学制度与教学管理体制，一时间改组系科、设置专业、采用苏俄的教学计划、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翻译与使用苏俄新教材，一片忙乱。但在高效率的行政运作下，苏俄模式仍然得以按部就班地快速推行。

1954年7月高等教育部开始制定专业目录的工作，同年11月完成《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并颁发试行。这是新中国第一份专业分类目录，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计划性学科专业管理模式的先声。它的出现，标志高等教育的苏俄模式最终在中国的落地，标志着大学与学术已经被精准地纳入国家轨道。

在建国初期，关于国家与高校之间“领导关系”有过两个文本。一个是1950年7月政务院第43次会议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另一个是1953年5月政务院公布的《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比较这两个文件，会发现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治理权限在三年时间内的变化。1950年规定，“凡是中央教育部所颁布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与制度、法规，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办，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专科校长的任免，师生的待遇，经费开支标准等决定，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

1953年则规定，“凡中央高教部颁布的有关全国高等教育建设计划，包括高等学校的设立、停办，院系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任务、财务计划、财务制度（包括预决算制度、经费开支标准、教师学生待遇）、人事制度（包括人员任免、师资调配等）、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它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可以这么认为，到1953年，大学的教学与课程事务成为政府对大学实行“业务领导”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学科设置、教学运行已经拥有明确的治权。而这一切，与“专业”话语的运作是分不开的。按照“专业”招生、按照“专业”分配工作，杜绝“人才培养的浪费”、避免高等教育的“无的放失”，是只有以专业设置来运行高等教育的制度才能够做到的，一句话，专业设置是苏俄高等教育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苏俄所独有的制度，具有欧美国家高等教育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于是，大学学术权力在“国家话语”、“专业话语”与制度优越性对比的渲染中无条件渡让。大规模院系调整得以实施，国家完全掌控高等教育治权的目标能够在不到五年时间里实现，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国家直接而且深入地插手大学课程管理，从而颠覆了旧大学的知识生产机制，构建了自上而下的知识权力谱系。

国家在教育治理中的权限变化，通过其他话语、词汇也得到充分体现。“教学”取代了“课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取代了“课程计划”与“课程纲要”。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高校，“课程”这一“旧词”被清空了。就高校而论，到了1952年高校普遍推行“专业设置”制度之后，“课程问题”仅仅存在于国家层面上，高校自己已经没有“课程问题”（因为学校并无设置课程的权限），而只有怎样执行如“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政府文件”的问题，因此也就只有“教学问题”。然而，“课程”这一概念在蒸发了一段时间之后，80年代开始在人们视野中复现了。它天然地隐含了知识权力的分权性质而非中央集权的独断性质，它包含对教学权力基层化的期许。或者，倒过来说，知识权力的层级化分配与教学权力的基层化发展，必然呼唤“课程”概念与话语的重现。“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等等，昔日的新词，今天在基础教育中俨然已经是不得不被置换的旧日黄花。五十年前被弃置的“旧”东西又回来了。

2002年的两篇文章《高等学校“专业”内涵研究》、《大学本科教育中四个重要名词的辨析》[11]，与五十年前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问题》相映成趣。五十年前的工作，是使课程组织实体化、统制化、国家化，从而生造了“专业”概念，五十年后的工作则是使“专业”去实体化、去统制化、去国家化，使课程权力回归高校。可见，半个世纪之后，人们试图变革计划时代的管理模式时，首先碰到的却是由“旧词”沉淀下来的观念障碍，因此不得不从最基本的“清障”工作做起。然而，与“课程”一词在基础教育的顺利（至少是表面上的顺利）复现相比，高等教育中计划学术的遗风以语词方式得以积淀的程度更深，留下的纠结似乎也更难以梳理。

多年的使用，加上专业设置制度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上的精巧配合，使得这一制度具有超稳定的结构，“专业”的去计划化、去统制化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今天，在与欧美大学“国际化”对接的奔忙中，中国高校及其主管部门的眼光更多地停留在经费、项目、科研与政绩上，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知识生产机制的反思与重构。可以说，没有知识权力谱系的逆转，中国大学就没有可能重建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而今，已经没有多少人刻意去提“专业”

一词的苏俄背景，但它与英语对译的困难却时时使人有“曾经沧海难为水”之感慨。major（主修）、special （专修）、program（计划、项目），在欧美高校的都是带有专门分化意味的课程组合形式，但它们在本质上是知识与课程权力基层化的产物，如果“专业”能够去除其行政性与实体性，就可以实现与它们的对译与对接。但是直到上世纪末，“专业”的去实体化仍然遥遥无期。1999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设置规定》，仍然要求所有的课程资源“捆绑”于“专业”之上，这说明国家并无意退出在课程层面上的知识管制。

然而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专业设置”制度，今天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层面上实际上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其对高校的影响消极面大于积极面。首先，统制性的“专业”降低了高校的课程意识，削弱了高校服务学生、面向需求的能力[12]；其次，实体性的“专业”分割了院校的课程与教学资源，使得大量的资源仅仅服务于特定的几组课程，增加了院校的投入，却降低了院校的产出，阻碍了课程资源在一校内乃至几所学校内的共享；再次，计划性的“专业”，强化了计划学术，造成了学术的“户籍”问题[13].

五十年前，“院系调整”与“专业设置”在国家征用大学权力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既是国家确立高等教育治权的表征，也是国家巩固新获得的知识权力的途径。今天，通过“高校合并”或者院校扩张，一度被肢解的院校在学科规模上已经基本得到修复，组织规模的复原非常顺利；但依附于旧知识生产机制的计划性的国家学术治理模式仍然在延袭，高校变革裹步不前的根源在此。

经由福柯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的努力，人们开始注意到辞令（包括学术辞令）可以成为权力的工具，通过它们，政治的论争被套上了（学术的）面具，它们“使人们很难看见真理在何处被模塑，以及如何被修饰后为主流社会和政治霸权的利益服务”[14].就语言翻译（包括诸如“专业”这样的“学术”翻译）而言，五十多年前与现在的语言翻译都并非简单地与“西方”对译。当“东方”与“西方”日益变成一种符号的时候，所谓“西方”所体现的往往是东方自身的结构。语言翻译的关键在于各个时代的本土知识精英对自身结构的理解与把握。在此意义上，翻译的政治，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首先并非来自“外部”对“内部”的入侵，它来自本土知识精英乃至利益的分配关系，来自知识精英与政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15].而在他们的背后，则是由国家、种族、阶级、意识形态等等构成的现实政治的张力场。这一场域建构起翻译话语得以确立的网络，最终使翻译能够通过一件事物来解说另一件事物，而成为认识论意义上穿越不同界限的喻说（trope ）。教养与知识意义上的翻译必须要以政治意义上的翻译为根基。这一点早在五十多年前，从一批谙熟欧美大学理念知识分子所做出的艰难抉择中就已经得到明示。

语言译介与教育比较在中国教育的现代性想象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教育比较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此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通过语言翻译与跨文化比较支撑起来的学问，它的每一次话语事件，背后的力量是什么？让我们记取著名学者斯皮瓦克的告诫，她说，在个人生活里体验到的对文化政治的深刻认同有时是不够的，你必须了解语言的历史和用于翻译的语言的历史，还有文本所处的历史时刻[16].借助于对半个世纪前大学改革话语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出的观点是，中国教育现代史研究必须是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而教育比较的跨语际实践则必定是历史的。

五十年前所舍弃的，正是今日迫切需要重建的。五十年来中国大学走上了由现代性的两歧分化而铸就的另一条道路。她在课程建设上所走的曲折道路，正是中国教育现代性迷局的缩影。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五十年道路现代性的述评，希望有机会与能力另文再述。

Translation and Politics：the Discourse of University Reformation in China in the 1950s

BaoRong

（TIAN Jia-bing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Zhejiang NormalUniversity，Jinhua 321000）

Abstract：The university reformation half century before is the case of studyof this paper.Studying in the viewpoint of educational comparison，the interactionbetween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politics，the paper makes comments on the universityacademic power‘s vacillating between state and university，puts emphasis on revealingof the process of exotic system “eliminating ”previous system and achieving expansionby means of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and it tries hard to describe the power ofdiscourse behavior in producing legalized term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historicalreality.Through the discussion ，it is expected to have one corner of icebergof the educational comparison ，and the political color of language interpretationto be unco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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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鲍嵘（1970-），女，浙江省建德市人，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高教原理，知识社会学。

[2]《语言与翻译的政治》，许宝强、袁伟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11页。

[3]《语言与翻译的政治》，许宝强、袁伟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4]参见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日]大塚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黄福涛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该俄语词汇字面上的意思是指专门性、专门职业、职业，卜东新编：《俄汉大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80页。其发音与英文的special 、法文的speciale相近，意思上亦接近，从沙皇俄国对西欧高等教育的承继性来看，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应该是后者的音译生成词。

[6]参见《苏联高等教育》，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材料，厦门大学高教所资料室藏书，第72页，第73页。

[7]曾昭抡：《高等教育“专业”设置问题》，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9期，第8页。

[8]曾昭抡（1899—1967），湖南湘乡人。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跟随母亲和家庭教师学习古文，读《十三经》、《二十四史》，打下扎实的国学基础。后考入长沙雅礼中学，接触自然科学知识。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接受严格的科学和外语训练。1920年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工，转攻化学；于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后兼该系主任。1931年受聘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次年，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任理事长；自费创办中国最早的化学期刊《中国化学会会志》，任总编辑。从1934年起，要求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方能毕业；在中国，这是“毕业论文制”之先导。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北大南迁，任教于西南联大，主讲有机化学、无机工业化学等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50年10月，任教育部副部长，后兼任高等教育司司长。1952年11月，转任高教部副部长，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主持制订了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致力于汉译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工作，对化学名词的规范化作出了贡献。

[9]曾昭抡：《高等教育“专业”设置问题》，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9期，第8页。

[10]曾昭抡：《高等教育“专业”设置问题》，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9期，第9页。

[11]卢晓东等：《高等学校“专业”内涵研究》，载《教育研究》，2002年第7期，第47-52页；卢晓东：《大学本科教育中四个重要名词的辨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03年年会北京大学提交论文集》，第49-51页。

[12]自80年代开始，政府授权高校“调整专业服务方向，制定教学计划大纲，编写和选用教材”。其后，不少高校推行学分制改革，课程向全校开放，推动主辅修制、双专业、双学位制，以及不按专业、按学院招生与转系、转专业。然而，“不少教学计划是行政规定、经验总结和院校间相互模仿的产物”，“学生选择专业、选择课程、选择任课教师的权力很少”，“辅修、双专业、双学位的培养形式并没有让大多数学生受益”。刘慧佳。高校跨学科专业发展探讨[J].高等教育研究，2002，（11）：78.

[13]有学者批评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犹如学术的“户口本”，不少学科，特别的新兴交叉学科，由于在学科专业目录上没有“户口”，所以难以获得应有的资源和发展空间，导致从事相关研究者“要么放弃”，“要么甘受冷遇和白眼”。众多的基地、项目、工程与计划的评审中，以在专业目录“榜上有名”为准入条件，或以专业目录为分类、归属依据，强化了高校对计划性、给定性专业的依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术不良行为和学术机会主义倾向。

方文。学科制度建设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2002（3）：76.与我国规范性计划性目录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的统计性、描述性目录，具体情况可参见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Statistics.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2000Edition（CIP-2000）。Http://nces.ed.gov/pubs 2002/2002/65.2.pdf以及相关的评论研究。

[14][美]麦克洛斯基等著：《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2页。

[15]《语言与翻译的政治》，许宝强、袁伟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前言第8页。

[16]《语言与翻译的政治》，许宝强、袁伟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前言第22页。

来源：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12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