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学家为何大器晚成？
沈 登 苗
自明代中叶到晚清，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时珍、宋应星、项名达、徐寿等，或自己摈弃仕途,或由于仕途不得志转而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也有些士大夫如徐光启、徐有壬等在当政为官时就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钻研自然科学。这些著名的科学家为传统科学技术的考察、总结及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成就与同时代的西方科学家如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迪生等相比却还是逊色。同时通过进一步比较，我们还会发现另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例如，正是由于明清科学家是从政治转入学术，由诗文转入数理的，所以他们开始考察传统科学技术，接触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逐步调整知识结构时，求学的黄金时期已悄然逝去；而后，当他们满怀爱国激情，发愤图强向科学堡垒攻坚、往学术高峰冲刺时，一生的最佳创造年龄也已过去，与同时代的西方科学家的创造年龄相比，显得严重老化，可谓大器晚成。
本文调查统计的40位明清科学家，取样于《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杜石然主编，科学出版社，1993﹚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杜石然主编，科学出版社，1985）介绍的人物。统计结果表明，明清一流科学家一生中做出最重要或第一次取得重大科学成果的平均年龄为51岁。这个年龄，就当时国人的平均寿命而言，可划入老年区间。
为便于比较分析，笔者又对同时期的40位西方近代科学家进行了统计。他们均取样于《影响历史进程的100项科技成就》（文汇出版社，1982）。具体人物和事件从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到居里夫人1898年发现了镭。统计结果显示，近代科技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一生中做出最重要或第一次重大科研成果的平均年龄为38岁。比较表明，明清科学家最佳创造年龄比同时期的西方科学家推迟了13年，比全世界的杰出科学家推迟了14年。
笔者认为，造成这一年龄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即封建制度的科举功名和仕宦经历推迟了明清科学家的创造期。
就整体而言，从春秋战国开始，知识分子都较严格地走着经世致用的道路。唐宋确立和完善的科举制度为读书人从政升官大开方便之门，直到清末，入仕已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明清科学家也大多没有摆脱科举教育和从政当官的命运。而这两点恰恰是他们大器晚成的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大唐以后，学校衰落，科举实际上成为教育的重心；时至明清，学校已形成单纯的科举教育，中国古代的科技教育也基本上结束了。读书人为了“千锺栗”、“黄金屋”、“美如玉”这些看得见的利益，对科举功名的渴望和追求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康有为曾统计过，戊戌变法前，尽管秀才、举人、进士考试的录取率分别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全国仍有100多万读书人应考，竟与我们当代的高考人数相接近。如此众多的读书人孜孜矻矻于仕途，研习自然科学的就所剩无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生活在那时的中国古典文人如同“文革”中知识分子被迫荒废学业一样，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科举时代的烙印，明清科学家也不例外。
统计表明，40位明清科学家在孩提时代想望过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并为日后参加科举考试捧读过“四书”、“五金”、程朱理学的占73%；进过考场的占50%；获得过各种功名的占43%，其中进士12人，占总数的30%。中进士的平均年龄为39岁。可见，这些科学家无论从接受科举教育的人数来讲，还是从参加考试及获取功名的比例而言，其概率都是较高的。[1] 然而，我们知道，明清科举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几乎没有自然科学，士子的满腹经纶对科学技术是派不上用场的。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明清科学家当他们摈弃科举，转而学习自然科学，从新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时，往往要重打基础，有的甚至须换脑筋，另起炉灶。如徐光启40岁前一心专注于诗赋书法，科举功名，后因受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影响，才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宋应星放弃科举，专攻“实学”，也是中年以后。再如，据华东师范大学易惠莉先生考证，19世纪中叶，一流的知识分子如王韬、张福僖、李善兰、管嗣复、沈毓桂等初涉“墨海书馆”，接触西学时已经成年，他们或已在传统文化中接受完整的训练，或已在某一传统领域中展示了自己的才华。[2]
当中华民族的精英被科举功名消磨才智，或为传统文化耗尽青春时，我们再看看同时代的西方科学家的学历。40位科学家接受过高等自然科学教育的占80%，他们一般在18岁前进入大学，25岁前毕业，其中有14位任教授。任教授时年龄最小的25岁，最大的40岁，平均32岁。即他们获教授职位时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当年的进士还小7岁。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似乎可以作这样一种对应的描述。当明清科学家在准备科举的入门考试时，西方科学家已进入近代大学；当明清科学家取得秀才、举人等初步头衔时，西方科学家已系统地学完了高等自然科学；当明清科学家金榜题名中进士时，西方科学家已开始了科学创造的实践。我认为，这种知识结构的不同和学业进程与年龄上的差异，是造成明清科学家早慧而晚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当然，这其中有些情况也不尽然，不少明清科学家参加科举是迫于家庭和世俗的压力，他们本人早已对自然科学发生浓厚的兴趣，有些人已在科学上显示了才华，取得了某些成果。但就大多数人而言，接受科举教育，参加科场考试并获得功名，要花费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前述资料可以推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成功的舞台，要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读书人支撑；要在百、千、万的考生中出人头地，如果没有经年累月地埋首故纸堆中的经历，和皓首穷经“亦无所恨”的精神是不能实现的。多少人才为八股取土而呕心沥血白了少年头。如明清之际科学家、翻译家王徽24岁中举，此后十次进京赴考，52岁方中进士，前后花了整整28年，且不包括中举人前的准备阶段。无独有偶，戴震亦七进考场，赐进士用了23年。宋应星29岁中举到45岁第五次会试名落孙山耗去十六个春秋，才决计彻底放弃科举，转向“实学”。
如果说科举功名消耗了明清科学家的才华，延缓了他们学习自然科学的年龄，那么，许多才子从政的经历又冲散了他们的主要精力，推迟了科学发明创造期的到来。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曾指出，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大多数为官办，技术的绝大多数精华也都掌握在官家手中，因而，科技人才包括著名的科学家多数同时也是封建官吏。据逸恒同志提供的资料，[3]中国古代科学家做官的比例为59%。本文研究的对象，也有26人涉足仕途，占65%。其中7人位极人臣，占总数的18%。如水利专家潘季训，数学家明安图，地理学家徐继畲都官至尚书、丞相，封疆大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在论资排辈的官场里要晋升到这样的爵位﹙姑且不说政治形势的险恶和反复﹚需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是可想而知的。这又是造成明清科学家大器晚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此顺便提及，西方科学家入仕的比例很少，有的如英国化学家戴维等虽封为爵士，但这是所在国家对他们科技贡献授予的荣誉，表达对科技巨匠的尊敬和重视，无碍他们对科技的全力拚搏。
诚然，知识分子从政在某种意义上讲，也能为他们从事学术研究创造便利条件。但我的看法是，知识分子的仕宦经历对于文学家来说可能利大于弊，而对科学家来说则弊大于利。因为，不由自主的宦海沉浮，繁复庞杂的行政事务对于文学家来说有利于积累生活，丰富他们的认识，使其对社会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对于作家创作是不可缺少的。而对于悉心研究自然的科学家则帮不了什么大忙，即使仕途极为顺遂，平步青云者，其在任期内至少要大量挤占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形象地说过的“戴盆何以望天”，意为在朝庭谋事，一心营职，无暇他顾。又如，近代植物学家吴其睿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对植物、花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奈他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作为状元出身的封疆大吏，吴其睿首先是嘉道年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是一个注重经世文学，关心国计民生的官员。他对朝庭忠心耿耿，“宦迹半天下”，政绩颇显，有清官、好官之誉。然而，正是这些政绩占用了他一生的主要时间，使他不可能以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直到52岁在湖南巡抚任上才开始撰写《植物名实图考》一书。这部奠定了他作为近代植物学家地位的名著，前后花了七年时间方仓促成稿。遗憾的是，他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花巨大心血写成的作品问世，即于是年不幸病逝。可以设想，这位才华出众的科学家，如果也能像西方科学家那样，把才智都用在科研上，很可能在植物学领域里早有更大的建树；如果他在年过半百开始撰写学术专著时，不再频调浙江、云南、山西巡抚，至少可以在生前看到自己的作品刊行。徐光启、徐有壬等科学家也都有类似的经历。
明清科学家大器晚成的经历早已成为历史。但对科学家创造年龄的探索近几年才刚刚起步。对这一特殊历史现象进行挖掘、整理
和反思，有利于对人才成长最佳年龄规律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我们在人才教育培养问题上，应该吸取历史教训，积极引导一代青年把握正确的求学择业方向，早日进入创造期，为中华民族的兴盛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也是本文的题旨所在。
2020-01-16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 限于资料，实际比例应比上述的还要大。
[2] 易惠莉：《江南地区早期近代人才优势概论》，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第97页。
[3] 逸恒：《谈仕学关系 》，《人才科学研究 》1987年第6期。
原载《人才管理》1995年第5期。
